上编
19世纪俄国文学中的城乡对立与现代性思辨

俄罗斯的“民族国家”可以从伊凡四世自立沙皇开始算起，但“民族国家意识”在俄罗斯却长久未能出现。从彼得一世改革发展西式教育，培育了贵族知识分子阶层起，上流社会形成了“走西方道路”和“以俄国传统为走向”的对民族国家向何处去的矛盾体认。而中下层民众依然处于懵懂阶段，只看到自己当下的生活，没有精神和物质的储备，也没有权利去参与民族国家发展的讨论。1812年俄法战争之后，乘胜追击到巴黎的俄国精英贵族看到了启蒙的状态和效果，社会中逐渐形成了秘密社团，开始对国家发展变革做有计划有理论的思考。以别林斯基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也于19世纪30年代登上公共舆论的阵地，影响日隆。

19世纪40年代起，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和两个大都市（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发展，亦作为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文学中“城市主义”的模仿，俄国文学中的城市书写也日益蓬勃。各阶层知识分子们一边热衷于对现代化排头兵的彼得堡进行各种倾向的精神体认，一边频繁地将彼得堡与莫斯科做西方-斯拉夫、现代-传统等二元对立式的比较。这一过程中穿插着密集的、共时性的乡村书写。

以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1861年农奴制改革和19世纪70年代的民粹派运动为时间节点，19世纪俄国文学中呈现出的城乡面貌不断发生着变化，也保留着某些恒定的特征。城市所代表的进步主义和现代化在与专制统治和官僚体制的畸形混搭中，其蓬勃向上的精神和自由的气质被掩盖了；乡村所代表的宗法制田园诗意又被农奴制和大改革之后农民依然贫困落后的现实撕得粉碎。资本主义与宗法制、机器生产与田园诗、贵族与贫民、商人与地主、平民知识分子与农民等种种对立，被反复而渐变地呈现在城乡书写中，既表达着不同时代的作者们对祖国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态度，也体现着俄国知识分子们对走向自由的共同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