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鲁迅的首要性

鲁迅文学是鲁迅研究的首要问题。鲁迅首先是、最终仍是一位文学家。文学鲁迅是历史鲁迅、思想鲁迅、政治鲁迅、革命鲁迅、教科书鲁迅（或任何其他版本的鲁迅）的前提和基础。脱离了鲁迅写作的实践、方法和文本，就脱离了具体的、活生生的、丰富而高度个性化的鲁迅本身，也就脱离了具有理论和思想意义的鲁迅讨论。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字并不都是文学，但在鲁迅文字、文本和著作内部做出文学性和非文学性的区分和判断，本身是文学批评和美学批判的基本工作。对鲁迅文学的一般特征和总体面貌不断做出新的、具有批评和理论创意的描述、分析和判断，不但是鲁迅研究的基本任务，也是中国文学研究的基本任务。所谓鲁迅思想（包括鲁迅在具体社会时空中的位置、立场和行动），本质上不过是鲁迅文学丰富性与复杂性的阐释延伸；它也只有在“诗”的层面和诗学构造中，才有可能“比历史更富于哲理”（亚里士多德）。

回到鲁迅文学的首要性和第一性，就必须将鲁迅文学的文学性作为批评分析和阐释的直接对象，以图不断打开鲁迅文学本身的文学空间和理论丰富性。只有在批评和理论意义上确立鲁迅文学的首要性和独立性，才有可能有效、深入地分析鲁迅文学的文学现象学构造、它借以表达和结构自身的“世界观”，以及它同语言和写作样式的种种构成性/颠覆性关系。也只有通过对鲁迅文学自身形式、风格、结构和审美-政治原则的耐心细致的分析和阐释，方才可能进入关于鲁迅文学作为“现实表象”的历史价值和认识价值的有意义的讨论。这些价值既不来自更不取决于鲁迅文学同历史的直接关系，而是在于经鲁迅文学风格自律性和审美强度的中介在写作中被生产出来，并由语言、句式、文体和寓意形象构成的特殊的“现实表象”。同时，“直面鲁迅文学”的必要性，要求我们同时在近代世界文学的脉络和语境中，在鲁迅文学诞生和再次诞生的具体历史复杂性、文化丰富性和思想强度的水准上再一次打开鲁迅文本。

强调鲁迅文学的文学首要性，也意在指出“鲁迅思想研究”这类命题的误读和误导性质。简单地把文学或“作家式”文字视为观念、思想和概念的记录与表达，从来都不是有效的做法。但这并不意味着鲁迅文学在其语言空间和审美范畴中的存在不具有特殊的本体论构造和“哲学深度”。只是，后者来自鲁迅文学特殊的、历史性的“存在与时间”，即它的“存在诗学”和“时间政治”的双重性与一体性。鲁迅文学的世界观基础是近代科学物种发生学和进化论（所谓“人之历史”），这个生物决定论是鲁迅文学“存在的政治”的底色；它的审美形态和风格总体是存在、生命和生活的诗。这种“存在的诗”和“存在的政治”在鲁迅文学“存在的本体论”空间里是完全重合、共形的；但其文字表述或创作，却表现为“内容”与“形式”的两分。

在鲁迅写作实践和方法论内部区分出一个更为严格的鲁迅文学概念，并不是要将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孤立的范畴而使之同其他范畴——比如政治、近代“科学”意义上的思想认识、道德——相对立。一个在审美和价值论上都是独立自足的鲁迅文学概念并不将人们带向一个约定俗成的“纯文学”的意识形态；恰恰相反，鲁迅文学正是在同种种“纯文学”观念、偏见、神话、体制和特权的共存与对抗中，建立起自身的文学本体论辩护和风格规范。通过这个共存和对抗的关系，鲁迅文学获得它独特的自我意识，包括它的作者自觉、语言自觉、文体自觉和风格形象。所有这一切不仅赋予鲁迅文学独一无二的风骨和神韵，使之成为新文学传统中最具可辨识性和“作者范”（writerly）的文字、句式、语调和情绪色调，而且也在客观上为整个中国新文学提供了更高的道德基准和审美参照。唯其如此，今天的鲁迅阅读、鲁迅批评和鲁迅研究就有必要真正对焦于鲁迅文学的文学性，即那种使鲁迅成为鲁迅、为那架叫作“鲁迅”的（德勒兹哲学意义上的）“写作机器”（writing machine）(5)提供能量、动力、装置、关系和结构的东西。这种从内部驱动鲁迅文学的个人欲望和社会欲望，以及它们自身想象的社会化、对象化和符号化过程，决定了鲁迅文学的领域。这是一个不断“非地域化”和“再地域化”的领域：它在自身内部的结构与结构的颠覆、形式与形式的瓦解、自我建构与自我空洞化的往复运动中，不断开辟自身的文学空间和审美空间；但这种空间始终是那种更为本质性的时间运动和思想运动的结果和效果，因此保持着变化、可塑的相对或不确定状态。这种状态同那种欲望和能量一道，决定了鲁迅文学同它自身所属的现实环境的关系，决定了鲁迅文学的历史具体性和形而上层面的寓意结构。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本源性、奠基性作者。从《狂人日记》的发表开始，他18年的创作生涯伴随着中国新文学到他去世为止的全部发展史，并事实上处于这种发展的中心。鲁迅在他所涉猎的文学体裁和样式中都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在许多方面至今仍是新文学精神实质和艺术理想的象征和标志。正因为如此，对当代中国人来说，进入鲁迅文学就是进入文学本身。换句话说，文学鲁迅的第一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就是把鲁迅文学作为最高意义上的文学批评、文学比较和文学理论的对象去认识、分析和研究；这种认识、分析和研究召唤一种开放、进取的眼界和心态，需要一种作为科学的文学研究的客观态度。同时，这种阅读和分析也要求我们尽可能地接近鲁迅文学自身所凭据的视野和深度，进而抵达文本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提出问题并展开讨论。

鲁迅文学在内容上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经验的反映、再现、表象和象征-寓言，但它的风格、审美和精神面貌却通过某种文艺生产的半自律性而超越了简单意义上的时代条件及其限制。这就需要我们在近现代世界文学的环境和脉络、中国文学自身的源流，以及批评和理论意义上的审美判断三个方面对它的整体面貌做出一个初步的描述、分析和价值评估。

鲁迅文学得益于中国古典文学和俗文学的滋养，早年的阅读经验以及此后伴随其一生的、通过古籍钩沉与辑校、文学史研究、文学评论与风格的自觉而系统建构起来的文学谱系，在一个隐秘而重要的意义上，特别是在语言内部和作者意识的“安身立命之处”，决定了鲁迅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继承者和发扬者的基本气质、品位、想象力和创造力。屈原、司马迁、魏晋文章（特别是嵇康和陶潜）对鲁迅文学的审美外观和内在道德品质都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也是鲁迅文学内在持续不断的灵感源泉和道德凭据。此外，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学说、理念和精神气质中的许多方面，也与鲁迅的精神世界存在不可忽视的关联。

鲁迅文学的准备期和淬炼阶段是在近代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直接的、系统的、笼罩性的影响下完成的。鲁迅所理解的文学，在本质上即广义的19世纪中后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高峰时代的文学；鲁迅本人18年的新文学生涯，重合于欧洲和日本文学、文化与思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繁荣期，即所谓inter-war period。此期间各种现代文学流派、运动、思潮、风格实验、形式创新和文学思想观念，都不可避免地对鲁迅和鲁迅文学产生了深刻、持久的影响。鲁迅在早期文学翻译中曾经历过关心“弱小民族”文学的阶段，此后也一直关心这方面的内容和议题，但鲁迅文学的总体却只有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和日本文学发展主流和中心场域中才能得到恰当的分析、评价和理解。鲁迅文学固然可视为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作品实绩的一部分，但其本人的创作实践在形式、手法、风格和结构等诸方面，事实上都远远超出了狭义的写实主义范畴，因此必须在包括了现代主义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更为广阔的文学空间中予以把握。

最后，如何确立鲁迅文学在文学史、比较文学-世界文学、文学批评范畴内的参照系，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问题，但探究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形成一个更为清晰、具体的解释框架，也有利于进一步展开对鲁迅文学基本性质、特点、价值和历史意义的探讨。我在此提出一个批评的工作假设，即在总体和宏观层面，鲁迅文学可与之“对标”的较为恰当的参照系，不是他一生所偏爱的俄国文学，也不是他最为熟悉的日本文学，而恰恰是离鲁迅最远的美国文学；不过这不是与鲁迅文学生涯同期的“当代美国文学”，而是19世纪中后期，那个相对于欧洲而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成为世界文学不可或缺的伟大传统之一的奠基时代的美国文学，特别是由爱默生、惠特曼、狄金森这条线索所代表的散文-诗歌传统。

鲁迅文学的“新与旧”，看似是一个可以成立的思想命题，但新与旧、进步与反动的二元对立框架显然无法解释鲁迅文字的丰富蕴含和持久魅力，甚至可以说，它对于打开想象中的“鲁迅思想”空间也是无能为力的。阅读和分析鲁迅的“入口”和“出口”都不应该是鲁迅的观念立场；鲁迅赞同还是反对进化论、对辛亥革命的寄托与失望、是否信奉马克思主义或服从共产党文艺路线的组织领导……这些问题本身并不能导向对鲁迅文学更深入细致的理解；同样，它们基本上也不能够增进当代读者对进化论、民族主义和共和主义、唯物史观以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本身的学理性认识。

但反过来，从鲁迅文学和写作实践着手，却可以帮助读者把握鲁迅同这些时代观念与立场标记的既复杂又简单的关系。之所以是“既复杂又简单”，是因为“新与旧”这样的范畴在鲁迅身上并不是一种抽象的、孤立的、概念化的存在，而是同他作为创作者的人生阅历和体验、情感结构乃至文学风格空间内部的源流与创新指向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为这种结合，“新”在鲁迅就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和立场，而是整个生命和存在世界的经验与情感投入，同时也是整个象征和符号领域的组织原则。换句话说，在鲁迅身上和笔下，“新”完全且“仅仅”体现为性格、个性、风格，体现为高度个人化、情绪化乃至具有“本能”和“非理性”色彩的“基本态度”。最简单地说，鲁迅是以一个以新为本的人和作者的身份、以人和作者的方式，在自己的写作所开辟的社会空间和象征空间里，为自己所信奉的价值而战斗；在此过程中一切情绪、情感、意念、意象和表达及表现方式方面的创意，都首先并最终属于文学、属于作为作者的个人。同样，“旧”在鲁迅也不仅仅是一个概念和立场，即便它在观念、制度、价值、道德、伦理和趣味等方面都已完全破产、有待被彻底清算，但鲁迅作为个人和作者同这个“旧”依然在情感、记忆、象征、历史认识和审美判断等方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就是说，这个“旧”同样与作者整个的生命存在结合在一起，作者在理性和意识层面对“旧”的拒斥和批判，就其“思想内容”而言，远远不如他文学作品中“旧”的种种形象、阴影、象征和寓言那样细腻、深刻而丰富。

换言之，新文学起源中的“新与旧”，在鲁迅文学这里存在一种独特的矛盾构造：与其说这是一对“新与旧”的矛盾，不如说它是“旧与旧”或“新与新”的矛盾，因为这里的“新”或“旧”都无法将其对立面从自身范畴和实体性中排斥出去，然后再作为历史主义的一面去反对或超越同样历史主义的另一面。在鲁迅文学中，新与旧、自我与他人、主观与客观、特殊和普遍都被吸收、涵盖和保持在同一个存在和写作风格的矛盾统一体中，因此都是自我的内在构成性因素。在这个意义上，甚至不妨说鲁迅文学里的“新”在其观念与形式的当代性和激进性中，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比“旧”还旧的因素（比如性格和道德情感结构中的传统因素与桀骜不驯的个性，比如形式和审美范畴内的“古风”），同时抵抗“新”与“旧”，由此却更有效、更激烈、更深刻地把握住了“新”的真实性与可信性。这个矛盾统一体作为鲁迅文学的存在本身和存在方式，在终极意义上是一种自我肯定的意志、能量和韵律；但这种意志、能量和韵律，又是通过鲁迅文学和风格中介内部的矛盾、冲突、断裂和差异性而表现出来的。不经由文学和文学性中介，我们就无法领会竹内好所表达的深刻直觉：“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6)值得注意的是，竹内好是在日本近代性批判的意义上，从反面把鲁迅界定为正面的东西，因此他说虽然鲁迅在中国文学中是孤立的，但他“没有被埋没在环境里。反过来在日本，往往是一开始清晰的形象逐渐就埋没在环境里了。不断产生新的东西，又一个一个陈旧下去。在日本绝对不会有旧东西变成新东西的情况”(7)。竹内对鲁迅文学的正面表达则是：“他拒绝成为自己，同时拒绝成为自己以外的任何东西”(8)；这就把问题准确地指向了鲁迅文学存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自我认同和自我肯定，尽管它们在写作形式和风格外貌上是孤立的、对抗性的、不怯于自我批判和自我颠覆的。这种“否定性的自我肯定”在文学风格上的终极形态，就是鲁迅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