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伟大文本的开放性与自我再生能力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的一块基石，也是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一块基石。作为起源性的存在，鲁迅无论就其文本还是就其道德形象而言，从来都不仅限于固定的历史时空或时代性议题，而是随着时间和历史经验一道生长、变化、解构和重构。鲁迅文学作为高度个性化、风格化的社会性象征，在鲁迅留下的文字之外，也包括这些文字所涵盖的种种解释的可能性和歧义性；而后者同样也随着时间、历史经验和批评意趣的历史性变化而不断生长。
在整个中国新文学史和当代中国生活中，鲁迅文本和鲁迅形象独具一种向当代读者回视或把我们的凝视还给我们的特性；这种“回视”效应在美学意义上为“鲁迅”打上了一层光环或“灵韵”，赋予它一种极为特殊的精神气息甚至人格魅力。(1)但在批评的意义上，这一切无非是再一次证明，鲁迅文本和鲁迅形象都是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阅读、解释、评价、论争乃至时代性意识形态总体氛围，透过重重“接受史”的过滤甚至扭曲，传递和呈现到新一代读者面前的。鲁迅文本既是源源不断的灵感激发，也是解释的挑战甚至障碍。鲁迅接受史，包括作为知识和观念生产领域的“鲁迅研究”和文学教育建制组成部分的“鲁迅阅读”，一方面固然是持续的、开放性的“打开文本”的话语场，另一方面也必然意味着种种磨损、消耗、征用、滥用，制造着大量冗余和赝品。这是一切伟大文本在历史中传播、流通和再生的宿命。
某个意义上，伟大文本的“伟大”，正取决于它们的“自我校正”和“自我复原”能力；这种能力来自文本内在的激进性和颠覆性，同时也来自它潜在的经典性和普遍性。前者由文本具体的生存情景及其特殊的历史视域所决定，后者则取决于它在长远的传统和更开阔的审美与思想空间中的位置和关系。百年来的鲁迅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文本能够朝向不同历史和政治现实开放自身、同时又针对这种现实和思想不断回到自身，恢复并重新激活其能量源头、价值指向和审美自由，从而在自身的象征性存在中引发持久的意义解释和意义生产，甚至通过持续不断地参与这种意义、形象和观念的解释和生产活动而不断建立、打破、再建立围绕其文本自身的话语体系。这是所有伟大文本融入永恒的当下、建立自身连绵不断的接受史和阐释史的形成过程。在这种流变过程中，伟大的文本通过一种变与不变的辩证法确立自身的形象和寓意。
面对鲁迅文本，当代读者可以感受到这样一种幸运：它几乎以一己之力，把中国文化思想讨论推向尼采所谓“历史之用及其滥用”的反思；推向“道德的谱系”之批判与重写；推向在深刻的怀疑中重估旧价值、创造新价值的抵抗和进击。(2)只有在这个批判性、颠覆性的哲学视野里，海德格尔在谈及柏拉图时所说的“一切伟大的事物都矗立在暴风雨中”方才获得一个当下的、具体的所指。(3)这个岿然的“矗立”绝非静止不动，而恰恰是“伟大的事物”在面对种种内部和外部的危机与挑战时的自我动员、自我确证和自我超越的能力及潜力。这种能力和潜力并非“天赋”特权，而是来自这些文本结构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多元和一体、杂糅和单纯。这种结构力量往往是通过这些文本在时间中的遭遇方才被充分激活并显现出来。经由一次又一次迎战和抵抗各种阅读和解释的挤压、围剿或“滥用”，鲁迅文本得以超越种种被囚禁在具体历史阶段及其语言与意识形态牢笼中的伪价值、伪真理和伪目的论，从而继续把自身确立为探索、追求、拥抱和实践真价值、真现实、真目的的形象、风格和寓意。
只有在这种反目的论的合目的性意义上，鲁迅文本在致力于“价值重估”和“谱系学”批判的同时，才能够不断“回归”那种由存在和生命在更大时空范围里（它不但包括文明，而且包括自然；不但包括人，而且包括所有其他生命和生物形式）、通过某种“自然选择”（“天择”）而确立的生命原则和价值。通过颠覆和瓦解种种固化的、神秘主义的或权威主义的形而上学误读，通过破除种种被当作真理、实质和“规律”而不假思索地接受下来的现实观念，鲁迅文本将自身确立为破虚妄的“希望的原理”和从生活的虚无主义本质中确认并阐发生命意义和价值的斗争。这是鲁迅文本能够经受并穿越时间的风暴，在自身的危机、怀疑和不确定性中将自己变成一种持续的能量与强度的根本原因。它通过把自己呈献给永恒的当下而获得其深远的历史性。
承认经典文本的历史地位，意味着每一次重读都是一次全新的遭遇和相逢，一次文学经验的复活与再生，一次意义解释的继承、清理、颠覆和重建。近代西方经典解释理论把语言的实际使用比作钱币的流通，认为它会在此过程中发生质与量的磨损、减耗和贬值，因此需要不断地铸造新币，以保持其价值、分量和信誉的饱满足额。在鲁迅阅读和鲁迅研究领域，每一代人都需要通过重铸语言、发明概念、创造新的阐释系统，来确认鲁迅文本同自己时代的关系，确认鲁迅和他时代间的紧张关系同我们自己当下“阐释斗争”的相关性。这不但是重新回到作为源头和起源的鲁迅的必经之路，也是通过与这个源头再一次建立直接的阅读、批评和阐释关系，重建或重写我们自身的阅读史和精神史的不二法门。这种重建源头与当下之直接关系的重读必然是批判性的，因为它事实上再一次“拉直”和“折叠”了鲁迅阅读史的范式传承，或者说为意义解释的“星座”式布局带来新的亮点，从而改变意义空间的形状，带来新的总体性。毋庸置疑，这种“拉直”的介入，本身也只能在既有阐释场域力场的空间曲面和空间折叠中完成。
鲁迅文学指向自身、指向虚无，同时又指向未来、指向新的更高的价值，但它自身的存在方式在根本上讲却是审美的。换句话说，作为观念和价值的鲁迅文学，依赖于鲁迅写作的语言艺术、风格特征和形式自律方才能够同读者进行有效的交流，才能够在这种文学阅读活动中实现自己。审美范畴所带有的本质上的感官性、个别性、直接性和歧义性似乎同体制化的鲁迅文学形象和定义相矛盾（以流俗眼光看好像是“拉低”了它们）；但事实上，这个审美范畴或文学性媒质与存在方式，正是一切关于鲁迅的社会性和思想性讨论的基础和出发点，也是其意义建构和话语建构的前提。如果鲁迅文学具有某种“内在价值”和“真理性”，那么它们事实上都只是阅读、分析和阐释的结果，也只能随着时间的流动而寄居在阅读分析和阐释的开放结构和自我运动之中。在这个过程的任何一点上所产生的“意义”和解释，都没有固定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实质”，却可以在文学和审美分析的范畴内持有本体论意义上的丰富性、多样性和形式创造能力，这其中就包括在鲁迅文学阅读中不断被打开的时间、经验和记忆/忘却结构，包括激进虚无主义的抵抗和斗争原则（“希望”的形而上学），也包括对生命、存在和人类作为生物种群之未来的“科学”意义上（如“进化”）的肯定。在所有这些“内容”方面，文学风格、审美形式和语言艺术形态都不仅只作为“感性外观”存在，同时也作为“理性内容”存在。甚至连作者个人情绪或生活态度这样“个人的”“偶然的”因素，也并不是低于理性认识或形象思维的“混乱”，而是在稳定的自主运动中，在文学形式（文体、体裁、风格等等）的自我颠覆/自我再造的韵律中，同时作为一种特殊的真理认识方式和社会表现方式而存在。它们都包含着关于现实和真理的严肃性，但这种真理意义的严肃性的获得和表达，却是通过以文字和写作为中介和武器的存在搏斗和风格实验而完成的。如果说鲁迅文学也是关于价值和意义的持续而严肃的本体论探讨，那么这不过是指出了鲁迅文学风格审美构造的一种效果和一个方面。
因此可以说，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化与思想空间中的位置与特殊性，恰恰来自鲁迅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意义。审美范畴内部的自由，使得鲁迅文学能够以其独一无二的语言效果和感性形象，为现代中国的历史真理和价值批判提供一个稳定的、可依赖的参照-映证系统和能量储藏所。这个文学空间是一个记忆载体，一个风格面貌的信心来源；它也是作者与读者之间交流互动的纽带与中介——鲁迅知道，那些“偏爱”和“憎恶”他的人，喜欢或厌恶的最终是他的文字。它的高度自觉、高度个性化的文学形式像一个高速自转的陀螺；这个陀螺的旋转来自外力的驱动或“鞭打”，然而它在自己单一的、指向“虚无”的、专心致志的向心运动中，却能够为外部世界提供一个不受其他因素干扰的稳定的情感指向、道德指向甚至历史认识的真理原则。这种精神的自主导航功能同鲁迅文学的艺术特质——特别是同鲁迅写作的形式自觉和内心自由——有着最密切、最深刻的关系。鲁迅文学早期的“听将令”、中期或“过渡期”的“自觉”，归根结底都是服从这种写作的自我指引的决断；这种决断或许使作者陷入人生的寂寞、痛苦、怀疑和彷徨，最终却可以让作者沿着他写作的宿命，在其风格和审美的自我实现与更高的自由中，通过这种自觉和自由带来的更强大的文学行动能力和创造性将自己拯救出来。这就是鲁迅通过鲁迅文学“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出一条路来”的具体步骤和方法。在这种时刻，我们无法也无须区分“舞蹈和跳舞的人”，因为后者已经消失并实现于前者，因为“人”或“意识”业已完全融入了语言、形式、风格和文体的游戏和搏斗。或借用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武器就是战斗者自身的本质”(4)这一说法，我们也可以说作为“匕首与投枪”和“攻防”之利器的杂文和杂文写作法，正代表着鲁迅和鲁迅文学的历史实质和精神实质。
我们也看到，当鲁迅文学进入炉火纯青、天马行空、“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天命之年（“上海时期”），“杂文的自由”反倒更为“外向”，更自如而老练地进入历史认识、历史批判和历史再现的“叙事”斗争中去。这也提示我们，鲁迅文学的文体自觉和文体自由，从来不仅仅是指向自我的个体自由、指向形式自律性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努力。它们更是一种能力、权力或“力”本身，追求的是在具体社会空间和道德谱系中的认识与批判、模仿与再现。具体的、社会性政治性的文学实践和文学行动，是“杂文的自由”即鲁迅文学内在自由最高形式的运行方式或方法。换句话说，这种形式自由只有在其内容中，即在其现实表现和历史表象中才能充分获得其“感性显现”和方法及结构上的确定性。
本书所要分析和处理的是鲁迅留给我们的文字作品，研究对象和问题意识的基点都在于鲁迅的文本，以对它们做出有理论性和思想意义的阐释为目的。从这个前提出发，我提出若干基本工作假设和主要的框架性论点，在全书“总论”部分加以介绍，作为本书内容、思路和方法的概述。在这篇“引言”中，我将对鲁迅文学整体精神面貌和哲学构造做一提纲性质的分析评述，以此为全书提供一个理论性铺垫。
本书的基本论点由以下环环相扣的六个原则性出发点或原理性命题组成，即：
一、文学鲁迅的首要性：鲁迅首先是、最终仍是文学家。鲁迅文学在有关鲁迅的所有讨论中占据首要位置，是普遍媒介，具有“最后发言权”；同时，文学和风格内在的复杂性、多样性、灵活性和歧义性，也规定了阅读和解释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
二、鲁迅的哲学：鲁迅的文学价值和风格外貌都有其赖以存在的哲学基础，这个基础是一个存在诗学和存在本体论的时间政治构造，它需要在文学本体论的概念层面和哲学概念的空间里予以专门分析。
三、杂文的首要性：鲁迅文学是在小说中诞生、在杂文中“再生”的。杂文的自觉作为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为鲁迅文学带来了新的质、新的价值、新的审美品格与风格面貌。杂文不但在创作数量上占据鲁迅文学的主体，更在理论意义上代表鲁迅文学的总体和实体，提示着它在历史和文学范畴里的更高的必然性。因此，鲁迅杂文在鲁迅文学中具有首要性；它是鲁迅文学的主语码，也是打开鲁迅文学本体论和风格构造的一把钥匙。
四、鲁迅的现代主义：鲁迅文学在总体上和本质上具有深刻的现代主义风格特征。传统的写实主义、历史主义阅读习惯和分析范式，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建立鲁迅文学同它的历史条件、社会背景和政治环境之间的互释关系，但在终极意义上并不能充分打开鲁迅文学文本，也缺乏在文学本体论和文学批评实践层面推动鲁迅文学研究持续创新和深入的理论资源及方法论动力。在世界历史范围里看，鲁迅文学和中国新文学不但是近代文学，而且是现代文学；不仅是时代意义上的现代文学，也是文学本体论、诗学和美学意义上的现代主义文学。
五、鲁迅文学的政治性与政治本体论：鲁迅的写作在其文学自律性、作者意识和形式自觉内部带有强烈的、无法回避或弱化的时代性、当下性和政治性。这种时代性、当下性和政治性同鲁迅文学本体论真理同在同构，因此需要在鲁迅文学批评和审美判断过程内部（而不是外部）感受、分析、解释和评价。鲁迅文学是“介入”的文学而非超脱的文学，是行动的文学而非“静谧”的文学，因此政治性是在鲁迅文学“内面”与“外部”的接触点和碰撞瞬间中，作为风格确定性的结构和实质而生成于鲁迅文学的文学肌体之中的。
六、作为写作的翻译：鲁迅是“作为译者的作者”和“作为作者的译者”。鲁迅文学始终运行在翻译与写作的共生结构之中。这个共生结构在词汇、名目、句法、话语和风格等层面都与中国新文学的起源和发展同在、同步，它也是“翻译的现代性”的伟大实践。
下面依次对这六个原则或命题做一简要的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