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鲁迅文学的危机

Nel mezzo del cammin di nostra vita/mi ritrovai per una selva oscura, /ché la diritta via era smarrita.

Ahi quanto a dir qual era è cosa dura/esta selva selvaggia e aspra e forte/che nel pensier rinova la paura！

在我们人生旅途的中点

我发现自己身处幽暗的林间，

正确的路径已无从寻觅。

哎呀说清这一切是多么困难

森林的蛮荒、粗粝和强悍

在我心中再次将恐惧唤起！(1)

当《〈华盖集〉题记》于1925年尽头的深夜写就之际，四十四岁的鲁迅已经走完生命的五分之四。但若以作者1918年4月（首次用“鲁迅”的笔名）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为始、以1936年10月去世前仍在写作中的《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为终，那么1925—1926年转换之际这个暧昧不明的时刻，或可视为鲁迅文学或“文学鲁迅”的“中途”（nel mezzo）或“中点”（Mittelpunkt）。从这个切入点扩大开来，探究它的前因后果，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着完整轮廓和轨迹、在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上有着特殊意义的“阶段”或“时期”，这就是从1924年到1927年作者所遭遇和经历的多舛、重压、百忧交集、辗转漂泊的转折期和过渡期。连同此前“沉寂的1923年”，这构成鲁迅人生和文学道路遭遇重大危机和挑战的五年；也是他为自己的生活与写作寻觅并最终找到自身形式、风格与道德确定性的五年。

如果我们把鲁迅文学视为其个人史和思想史经验的结晶，那么可以说在这一阶段，鲁迅文学经历了其诞生之后最为严峻而重大的危机和困境；经过极为坚韧而灵活的努力，通过风格探索实验的多头路径，鲁迅最终取得了作者意识和风格自觉上的决定性突破。这个鲁迅文学的“人生的中途”具有危机、事件和时刻的三重性；它包含了巨大的外部压力和内心的痛苦焦虑，但也孕育着巨大的能量和可能性。这种紧张矛盾状态的“解决”和“出路”就是鲁迅文学在鲁迅杂文中的“第二次诞生”。因此可以说，这个“过渡期”是以“杂文的自觉”为轴心，朝向“第二次诞生”的曲折蜿蜒的探索和行进。这期间鲁迅所有的外部困境、内心决定和创作实践构成了这一剧烈运动和变化的直接语境和轨迹。从白话革命的“呐喊”到一切复归于“无物之阵”的寂寞；从“运交华盖”的纠缠和烦恼到厦门海边的荒凉、大革命后方的血腥，鲁迅文学在这五年的“中年危机”所经历的，是一系列使人不得不从常规状态中沉寂下去或爆发出来的“例外”和“决定”。在文学文体风格上，这个例外和决定的直接结果就是“杂文的自觉”和杂文的宿命。同风格实验的冒险和决绝相伴而生的，则是鲁迅在此期间生活总态度上的变化，其基本特征是渴望行动和改变，包括对现状的不耐烦和对冲突对抗的来者不拒。离开北京南下的决定，本身固然是具体现实中的考量和选择，但其剧烈的时空转换，同时也带有多重的——政治性的、爱欲的和再造生活形式与写作形式的——象征意义。这种又一次从“庸常之恶”中惊醒，想再度跃入存在和时间的激流中去的热望，不妨借用乔伊斯《一位青年艺术家的画像》（A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1914—1915）中主人公脍炙人口的一段内心独白来形容：

去生活、去犯错、去跌倒、去胜利，去从生命中再造生命。一个野性的天使在他面前出现，易逝的青春与美之天使，生命之秀丽王国的使节，在他眼前一下子敞开了通向一切错误和荣耀的大门，这是多么狂喜的一刻。向前，向前，向前，向前！(2)

作为新文学本质的现代性，它的永恒的青春和野性，此时被“内化”于作家人生中途的迷茫与困境；与此同时，鲁迅中年人生“要向着新的生路跨进第一步去”(3)的驱动乃至躁动，也“外化”于鲁迅文学内部激烈的形式运动和风格演进（evolution），即各种文体、样式、修辞、叙事和再现手法与机制之间的混居、竞争、选择、吞噬和超克。“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是鲁迅新文学创作历程和风格总体上最关键、最重要的分水岭和“断裂带”（虽然这个断裂本身又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体）。此前的一切都是它的准备和爆发前的能量积蓄，而此后的一切都是它的结果与发展，是这个自觉与再生所蕴含的文学本体论能量的释放和具体化，也是其风格可能性的自我肯定、自我实现和持续扩张。

相对于这个“第二次诞生”，鲁迅文学的“第一次诞生”几乎可以说是自发地、“偶然”地发生在传统断裂与语言-思想革命的真空中，并因为这种偶然的因缘际遇（从另一面讲则是所谓“时代的必然性”），获得远远超越个人写作技能和新文学语言形式及审美可能性的历史意义、文学价值乃至社会伦理的实在性与客观性，这直观地表现为《热风》所传达的启蒙人文主义思想和《呐喊》所建构的“国族寓言”的伟大象征。然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发生在鲁迅文学道路和写作风格之决定性的抉择的基础上，发生在作者意识和文章方法的内部，因此带有更高程度的思想自觉、情感自觉、语言自觉和形式自觉。它同时也是在新文化狂飙突进时代告终后，在选择空间日渐有限、文学标准和参照系却不断扩大的外部语境中所做的取舍和决定。因此，这个“再生”不得不带有更多个人的（甚至私人的）、内省的（包括自我怀疑的）、伦理的（家庭、内心自由、爱的渴望）和艺术或审美的（创造的冲动与企图心、技巧与风格的探索与联系）等多方面的斟酌与冒险、思虑与行动、限制与自由。这同1918年由寂寞而呐喊、由绝望而义无反顾地投入一场“听将令”的集体性战斗形成了鲜明对照。唯其如此，这个“第二次诞生”也就带有更多的理性内容和情感真实，带有更多的心灵与形式的复杂性；也唯其如此，它包含着更丰富的文学信息和精神内容，因为它是更为丰富的理性内容及社会历史内容的感性表现和形式编码。经由这个“第二次诞生”，鲁迅文学方才成为自己，方才达到一种风格与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