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节组织与方法论说明
最后，我想就本书写作所属的总体计划和方法论考虑向读者做一交代。
《杂文的自觉——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1924—1927）》是计划中的鲁迅文学研究三卷本的第一卷。这个计划虽然是关于鲁迅文学的整体、系统的研究，但并不以对象的编年顺序安排各卷的内容。第一卷以中路突破的切入方式，通过对鲁迅1924—1927年“转折期”写作的整体研究，建立“人生的中途”“杂文的自觉”和“鲁迅文学的第二次诞生”等批评、分析和文学史研究框架和概念。这一卷的核心在于重建鲁迅文学研究的对象，通过对这一对象自身的历史发展、风格变化和文学本体论内在矛盾结构的分析与阐释，去回答“什么是鲁迅文学”这个基本问题。具体而言，是在鲁迅此期间写作的“文体混合”实践中，即在各种体裁样式和写作风格技法倾向并存且相互竞争、渗透、相互借鉴、相互“据为己有”的过程中，描述和分析使鲁迅杂文最终胜出，成为此后鲁迅写作的主要乃至唯一样式和风格的决定性因素。这一“事件”在新文学历史发展和审美构造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而对存在于具体社会空间和文化思想空间、面对具体机遇和挑战的鲁迅而言，它也是应对、抵抗和“解决”人生及写作生涯中的困境、限制和危机的一次不可逆的选择和决定。
计划中的第二卷（暂名《杂文的自由》）将研究鲁迅“上海十年”的写作，分析杂文在完成“自觉”后，如何进一步抵近中国现代性历史条件的种种矛盾及其复杂性和多样性，最终在一个更高的层面获得风格的确定性和现实表象的具体性与历史性。第三卷（尚未命名）拟处理鲁迅的小说、散文诗和“美文”创作，以及“杂文的自觉”之前的“时文”和“论文”写作。第一卷中以“文体混合”形式参与到“杂文的自觉”过程中的非杂文类作品，也将分别在小说、散文诗和散文/“美文”（the personal essay或belle lettres）的框架内予以重读。
在三卷结构之外，这个计划还包含一个相对独立的批评导论或“总论”。它试图在文学批评、文学理论、美学和政治哲学范畴内对鲁迅文学整体做一综合的总体性分析阐释。这个引言章“六点”内容即为这个批评导论的提要，但在三卷本完工之际，这个“总论”未必在六大命题上平均用力，而将更多地在各卷处理的具体文学经验和文学现象基础上展开论述。但就分工而言，批评导论·文学章已随第一卷呈现在读者眼前。余下的“杂文章”、“政治本体论章”和“翻译章”将随同第二卷一道出版；而“哲学章”和“现代主义章”计划随第三卷一同面世。
本书三卷虽然致力于鲁迅文学的系统性再解读，但本身并不自居或自我设限为“鲁迅研究”，而是旨在通过“重返”中国新文学的源头性经典文本，探索文学研究的内部规律和批评实践的可能性。它统摄性的方法和研究取向是“批判的文学史”；它的理论出发点和抱负是“文学研究的统一场理论”假设。
所谓“批判的文学史”，并非增加了“批判性”的文学史研究或文学史编纂，而是在打开文本的批评操作和理论阐释-建构活动中，在具体历史时空和场景中重建批评对象自身的内在矛盾结构，考察文学经验和文学语言形式的“发生学”，追踪和分析特定风格在给定的参照系和可能性选项空间里的自我演进。“批判的文学史”本身是一种批评实践和理论思维活动，但它在这种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过程中，却要尽可能地考虑和吸收文学现象、文学经验和文学形式本身的材料准备以及它们作为事件和文本的历史性。这种历史性既包括一般文学史研究意义上的材料（包括实证社会学材料和文学文本材料）的排列、分疏和再组织，也包括对批评阐释和理论建构活动本身的历史化或再理论化。事实上，在“（判断力）批判”的范畴内，“文学史”本身也成为一种批评实践和理论建构活动的内在组成部分，而不是外在于审美批判活动的单纯的材料汇编和经验研究；其理论性体现为在历史情境之中分析文学经验、文学现象和文学形式的整体性、统一性、多元性以及这种结构性张力、冲突、矛盾和开放性所带来的丰富的创造性可能。
“批判的文学史”方法内含了一个“文学研究的统一场”理论假设。(11)借用现代物理学“统一场理论”（unified field theory）或“万物理论”（theory of everything）设想，文学研究的“统一场”旨在克服文学研究领域内不同理论、治学系统或学术脉络的相互不匹配、不统一状态，或者说试图将它们吸收在同一个分析批评阐释的流程中。这些相互间半独立、半隔绝的文学研究形态包括通常意义的文学史研究模式、文学批评鉴赏模式以及文学理论模式。粗略地讲，它们分属于不同的认知范畴或是不同认知范畴的不同组合。如文学批评鉴赏模式大体上属于康德意义上的“判断力批判”，同时兼有“实践理性”或道德哲学的性质；文学理论基本上属于“纯粹理论性”范畴内的文学科学，但兼有“判断力批判”意义上的美学性质；文学史研究模式在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意义上也属于“纯粹理性”范畴内的知识领域，但同时又在构建权威叙事和文学教学制度的过程中获得其实践意义，在特定条件下也会在思想意识形态斗争的意义上，成为一种道德实践和政治实践。换句话说，在具体学术生产场域的客观现状和历史局限性之外和之上，文学研究领域内部的范畴差异本身也是造成文学阅读、批评和理论阐释活动往往陷于不同程度的割裂和零碎状态的深层原因。
“统一场理论”假设并不寻求超越范畴差异和现实差异的“大一统”或“本质”，而是在承认并没有这种绝对的统一性和本质的前提下，通过具体的批评和研究实践，尽可能地沟通和“穿越”不同的范畴、模式、经验领域和方法-理论积累，力争同时在更多参照、更多系数、更多影响因子的立体、动态状态下去把握对象。具体到鲁迅文学或鲁迅杂文，在这种“统一场”理论假设激励下的“批判的文学史”进路就要求我们同时在文学史、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轨道”和“光谱”上来回切换，在适用文学史研究方法的时候调动实证性材料，在适用文学理论分析的地方考察鲁迅文学或鲁迅杂文的文学本体论结构和特征，在适用批评阐释的实践甚至实验的地方，就将鲁迅文学作为一个当代文本或“活文本”，像第一次面对它那样去感受它、经验它，分析和说明它，最终在分析和解释的基础上对它做出新的审美和价值判断。
这样多样化的、灵活的、“因地制宜”的方法并非理论上的折中主义，而是寻找和实验一种能与鲁迅文学经验和文学风格的复杂性、多样性、灵活性、历史具体性和价值多面性及歧义性这个“现实”相适应的“理论”。在文学研究手法、工具箱和方法论的转喻意义上，这同用法语读法国文学、用日语读日本文学、用理论语言去从事概念话语的建构的“世界文学”或“总体文学”理想并无不同。因此，在具体分析中，“批判的文学史”作为方法，不过意味着它以“不断历史化”（Always historicize！(12)）的意识将所有的理论分析手段都相对化甚至实用化；同时又以“不断理论化”的意识将一切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历史主义以为是“本来如此”或“天经地义”的事情统统都付诸批判的检验。以这样的态度和方式再次进入鲁迅文学文本、鲁迅文学风格和鲁迅文学生产的历史场域，就会自然而然地面对一系列新的挑战，也会收获新的启发和新的阐释“视域”。
因此，在本书中读者会不时看到文学史写作模式（如第一部“人生的中途”的评传色彩；第二部“杂文发生学”三章；第三部“在路上”的时间性展开）、文学批评写作模式（本书主体是对1924—1927年间鲁迅作品的跨文体、跨文学史经验时空的重读、对读和“再解读”），以及文学理论模式的反复切换。“批判的文学史”研究框架内的“理论”，不仅包含通常意义上的带有理论意味的分析和阐释，也包括关于文学本体论的概念性探讨，包括鲁迅文学的政治本体论的哲学分析，美学意义上的题材划分、风格的历史性和观念性。在理论和批评方法论取向上，它遵循一种强调形式分析和审美中介的政治阐释学，关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传统中的“审美与政治”课题。但这种方法论取向绝不是排他性的，而只是作为一个总纲和批评预设，在具体描述、分析、阐释过程中，随时随地根据具体材料、具体经验、具体形式和具体问题的需要，去“邀请”其他批评理论或美学概念系统和方法来一同“会诊”。这个邀请名单里有现象学艺术批评的还原方法，有阐释学文本理论，有更为“传统”的文本细读、形式分析与历史分析方法（如黑格尔艺术哲学），也有越出文艺和审美范畴，从语义学（文本考据学，如奥尔巴赫）、政治哲学（如卡尔·施米特）甚至自然科学领域（如“表面物理”和“统一场理论”）借来的概念和方法论参照。
这些理论性的文本解释和概念建构本身都需要在各自所属的理论和知识传统中获得其学理上的正当性，但它们的批评和文学史有效性，却又同时必须在鲁迅文学的分析阐释和文学史及社会史“重写”中接受检验。在这样多重聚焦的方法论“多元决定”分析结构中，鲁迅文学在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分析阐释对象时，也再次成为当代文学和世界文学，成为批评讨论的挑战与兴奋点，成为文学理论或诗学乃至存在的政治本体论的基本问题。
2022年2月13日于纽约
(1) 本雅明说“灵韵”“光环”或“气息”（aura）的特点之一是它有一种“回视”或“把我们的凝视还给我们”的特性；而这种回视能力事实上又是由以往世代的欣赏者赠与作品的“景仰和爱慕”的帷幕构成的。参看本雅明，《论波德莱尔的几个主题》第十一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59—165页。
(2) 尼采，“On the Uses and Disadvanges for Life”（历史之用及其滥用），参看Untimely Meditations（不合时宜的沉思）, edited by Daniel Breazeale, translated by R. J. Hollindal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59-123。On the Genealogy of Morality, edited by Keith Ansell-Pearson, translated by Carol Dieth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3) 海德格尔在1933年所作《德国大学的自我主张——1933年海德堡大学校长就职演说》一文末尾引用柏拉图《理想国》中的这句话（τά ... µєγλα πάυτα έπιφαλη…/All that is great stands in the storm），转引自Gunther Neske & Emil Kettering (eds), Martin Heidegger and National Socialism,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0, pp. 5-13。
(4) 贺麟、王玖兴译文为：“因为武器不是别的，只是斗争者自身的本质；而这种本质，仅只对斗争者双方相互呈现。”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254页。
(5)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translated by Brian Massumi，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25-26.德勒兹认为，写作并不受其对象限制，而是一种关系、能量、强度的聚合。因此“写作机器”同战争机器、爱欲机器、官僚机器、革命机器一样，都同事物的整体关系连接、联动；它的本质并非“表意”，而是对其他事物的探测和测绘、尺度和范围。
(6) 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第209—210页。
(7) Takeuchi Yoshimi（竹内好），Nihon to ajia（日本とアジア），Tokyo: Chikuma shobō, 1993, p. 41.
(8) 竹内好，《何谓近代》，《近代的超克》，第206页。
(9) 这些关键词在鲁迅文字中比比皆是，从早年一直延续到晚年。这里几个词引自发表于1932年12月15日《文学月报》的《祝中俄文字之交》，收入《南腔北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472—476页。
(10) 鲁迅译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第二章第二节包含波德莱尔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中“窗户”一文的全文翻译。见《鲁迅著译编年全集》第5卷，止庵、王世家编，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6—327页。
(11) 参看张旭东，《序：文学认识“统一场”理论及其实践刍议》，《批判的文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7页。
(12) Fredric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