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写作的翻译

鲁迅文学内生于、脱胎于翻译；文学翻译（包括文艺理论翻译）不仅决定了鲁迅文学在近代世界文学和精神中的位置，同时也在其具体实践和理论指导中，驱动着中国新文学内部持续的语言革命、风格自觉和形式创新。鲁迅文学内部的那个虚拟的主体性空间和自我形象，是由翻译的经线和创作的纬线共同编织、构造起来的。文学翻译作为语言的艺术作品，是鲁迅文学最直接、最亲密的诞生地和生长环境；甚至可以在批评的意义上假定，翻译是鲁迅文学在自身的学徒期，日常的“打谱”和语言-风格演习。也就是说，翻译同时在“前史”和参照系意义上，贯穿鲁迅文学生产的全过程，内在于鲁迅写作机制，并渗透于鲁迅文学风格和审美肌体。翻译对鲁迅文学的影响，不仅是名词、语汇、信息、观念的增加，亦非仅限于一般跨文化交流意义上的“视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而是在语法、经验和思维深层的结构性再生和复杂化。

鲁迅终其一生，事实上都是在一个双重甚至多重的语境和思维中感知、思考和写作；这种语言内部每时每刻的张力与斡旋，对于鲁迅文学风格具有直接的、系统性的影响，因而是鲁迅文学本体论属性而非某种外在特征。日语和德语作为鲁迅第一和第二外语，深刻塑造了作为读者和译者的鲁迅的世界观和文学观，也在深层重新缔造了鲁迅文学的语言，使之在词汇、句型、文气和象征结构的内在理路上既同日常汉语白话保持一种张力，又同作为“现代性高级文化普遍媒介”的英语和法语（特别是英语）在语法、思维和审美结构上保持着一种距离甚至疏离感。鲁迅对俄国文学的特别关注，不惜从德、日译本转译俄国文学作品，则从“内容”方面进一步印证了他对英美法“主流文明”及其趣味的冷淡和戒备。翻译对于鲁迅来说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作者文学生产过程、方式、机制和材料的一部分。但与此同时，鲁迅也对翻译实践进行了不断的、日益深入的理论思考，最终形成自己的“直译”和“硬译”概念。鲁迅的翻译概念看似独特，事实上却同当代最有理论意义的翻译观具有深层的相通性。

正如杂文不仅在体量上占据鲁迅创作的多数，也在质的意义上规定了鲁迅文学的基本面貌、性质、技巧和审美特性；译作在鲁迅文字中所占的比例，事实上同样不但在量也在质的意义上界定了鲁迅文学的意义和价值。翻译实践和翻译理论在鲁迅文学的生成和发展中都承担了不可或缺的功能。对于鲁迅和其他中国新文学创始代作家而言，翻译既在学习、吸收、语言习得、形式借鉴等重要方面构成创作的准备，同时也提供了必要的风格、思维和趣味的训练与培养，即近代世界普遍状况条件下人的“审美教育”。与此同时，翻译现代性在中国新文学中的具体体现，就是以母语为媒介的文学革命和思想革命，以及以母语为对象的、发生于母语内部的语言和形式革命。新文学作为一场持续的文学革命，必须包含这两个方面的激进性、彻底性和系统性。无论就文学公众阅读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而言，还是就新文学在自身文学语言内部的单纯“成长”而言，“创作”和“译作”几乎是等价的；或者说，它们各自具有独立的意义和作用，同时能够相互补充、相互支持，是中国新文学在地面上行走的两条腿。而在译作的艰苦劳作和漫长革命中，鲁迅的“直译”或“硬译”原则是最彻底、最激进、最严肃的理论和实践。鲁迅文学离开鲁迅的译作，离开他毕其一生未曾间断的文学翻译活动，离开鲁迅译文和创作文之间的“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及彼此间的象征寓意，都是无从想象的。

鲁迅留学日本而非欧美，通过日语而非欧洲语言打开通向近世精神空间和文学艺术的直接通道，获得观照和表现自身所处的经验现实的内在手段和媒介，这本身具有特殊意义。日语同中文在文化传统和语言学构造上的深度交叠与结构性差异像一个保护层，为鲁迅这样的晚清中国留学生提供了经验和观念传递、磨合、吸收和再创造的最佳象征-符号环境。日本同中国地理、种族和文化上的接近，客观上也更有利于鲁迅这样的留日生养成并巩固其人格，培养文化和精神上的自主自信和独立意识，虽然这种主体意识本身同样是“翻译的现代性”（translated modernity）的产物。因为日本教育体系的规定，鲁迅也认真学习并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德文；在20世纪初，德语所呈现的精神生活和文艺创造形态，也为鲁迅思想和鲁迅文学带来潜在的影响。最简单且表面化地看，日语和德语，特别是日语，使得鲁迅在充分接触以英语和法语为媒介的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价值和文学创作成绩“核心领域”时，又对这个核心或“最先进、最成功经验”保持一种天然的（即由语言决定的）距离。这个距离不仅仅是观念性、政治性的，同样也是文学性的、审美（趣味、判断力）和风格偏好意义上的。这个语言特殊性或翻译特殊性虽然不足以成为鲁迅文学种种内在立场和外在风貌的终极解释，但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鲁迅同英美自由主义、经验主义和形式主义传统拉开了距离，客观上强化了鲁迅边缘战斗的姿态，强化了他对“艺术之宫”及其种种“学者”“诗人”“教授”“正人君子”的反感和不屑。一个崇尚或服膺英美文化及其趣味的鲁迅，在写作风格上同样是无从想象的。鲁迅偶尔表达过对英国文化和民族性的推崇，但都是针对其作为殖民者的政治上的强悍老辣、深谋远虑而言。甚至对于在近代世界散文传统中占据崇高地位的英美散文，鲁迅也几乎不置一词（尽管它在译作《出了象牙之塔》里是主要研究对象和最高标准）。如果英国散文在新文学传统内部的对应物是周作人的小品文，那么它在现代中国散文传统内部的对立面和竞争对手便是鲁迅杂文。这一切都可以在鲁迅文学通过翻译而为自己建立的审美谱系和道德谱系中获得一定程度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