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近代中国士人面临西潮冲击，在中国已由文变野、实际处于“世界”的边缘甚至未能“进入”世界的背景之下，多数中国读书人都在思考一个共同的问题：中国向何处去？由于政教相连的中国传统对“学”的强调，这个问题无时无刻不与“学”相关（这是民初读书人常能从“物质”上看到“文明”的一个重要潜因）；反之，当许多人说“学”的时候，其实考虑的、关注的又决非仅仅是学术，而是远更广阔的国家民族存亡和发展一类大问题。因此，从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论开始，到新文化运动时的整理国故，再到北伐前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大讨论，这一系列论争都以学术为题，却远远超出了“学术”的范围，而形成了社会参与相对广泛的思想论争。[1]
这些论争有的已为学者所注意而语焉不详，有的则较少受到学者的关注。如果说清季的材料相对不易搜集，民初几次争论的材料其实并不稀见，而且参与这些论争的人物（特别是新派人物）大多数已经“青史留名”，他们的具体言论似乎仍未受到足够的重视。[2]朱维铮先生约十年前曾指出，新文化运动期间《新潮》与《国故》两派的论争，“在学术上并没有超出”刘师培“当年的主张”。[3]这一睿见并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而朱先生该文意不在此，也仅仅点到为止。实则几次论争的观念可见明显的传承（当然也有变化），尤其是各次论争的核心关注点基本一致，但既存研究中基本未见将其联系起来思考和讨论者。
庚子以后，清季朝野皆曾有保存国粹的愿望和具体的努力。民间的“国粹派”近年受到研究者更多关注，直接以“国粹派”或“国粹主义”为题的研究，较早的有杨天石的《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4]此后中国大陆学术进入非常时期，倒是美国学者施奈德和伯纳尔分别著有《国粹与知识分子》和《刘师培与国粹》；[5]到20世纪80年代则有胡逢祥的《论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主义史学》；[6]进入90年代，相关论著渐多，其中郑师渠的《晚清国粹派》是迄今为止我所见到的关于“国粹派”最为详尽的研究。[7]此外，广义的近代中国民族主义、近代学术史、思想史和具体的南社、同盟会、辛亥革命以及相关人物（特别是章太炎）的既存研究多少都与“国粹派”相关，均不容忽视，此不赘。
不过，由于国粹学派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如学派之内各人观念的异同、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以及国粹与欧化之争等一系列问题仍有许多可以探讨之处。尤其清政府方面保存国粹的相关努力很少有人关注，将朝野的类似关怀结合起来探讨者更几乎未见。实则清季朝野双方不仅有对立的一面，也有共同的一面；在保存国粹方面，有时像章太炎和张之洞这样在政治观念上对立的人，其文化共识的程度或者还超过章太炎与吴稚晖这样政治观念相近之革命党人。
从辛亥革命到张勋复辟，国人似更多关注直接的政治问题。胡适在20世纪20年代初注意到，因古学界青黄不接所造成的学术寂寞使许多人产生古学将要沦亡的悲观，结果“很自然的发出一种没气力的反动的运动来”。[8]然而造成那时与“古学”相关的学术寂寞恐怕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学术”，特别是国人真正熟悉的传统中国学术在此期间基本淡出思想言说的中心。在民初趋新的大势下，一些旧派人物试图挽狂澜于既倒的努力的确只能是“没气力的反动”。
真正使国学/国粹回到思想言说中心的是五四后新派人物推动的“整理国故”运动。这一当时影响巨大的努力虽然在各种思想史和学术史的论著中不时被提到，但不知为何迄今少见专门而系统的研究。陈以爱最近关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的新著虽然仅选取一个机构在一段时期（1922—1927）里的发展进行探讨，或可说是这方面第一部比较详细的专著。[9]此前较有分量的论文则多侧重于提倡整理国故最力的胡适，然数量也不多。[10]新近一些学术史研究对此有较前更具体的关注（即不仅是提及而已），尤其桑兵教授对“国学”的研究涉及广泛[11]，但关于“整理国故”的专门研究仍待来者。[12]而1919—1929年间几次关于国故或国学的思想论争，既存研究或偶尔提到，或几乎未见提及，显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13]
从清季起这一系列思想论争最显著的主线是（广义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在近三十年间大体经历了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演化进程。从称谓看，又大致经历了从“中学”到“国学”/“国粹”再到“国故（学）”/“国学”这一过程。在一定程度上或可以说，国粹、国学、国故等词语的大量引入思想言说之中，恐怕就因为“中学”已经失去吸引力和竞争力，尤其“国学”明显是“中学”的近义词。章太炎在1906年提倡“以国粹激动种姓”时，他（以及主张以历史激发爱国心的梁启超等）有意无意间不过是换一个标签而试图将在时人思想言说中已经边缘化的“中学”拉回到中心来；但正由于国粹与中学的接近，这一努力的成就有限，或可说基本是不成功的。
就清季而言，从“中学”而“国学”而“国粹”这一进程当然未必即呈线性发展，具体到个人则可能还先言“国粹”而后说“国学”。[14]但许守微1905年发表于《国粹学报》的《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提示着“学”这一称谓至少在中西对立方面已明显改变（详后），章太炎恰在次年鼓吹“以国粹激动种姓”显非无因而至。到1908年，太炎自己在其《规新世纪》一文中已将国粹、国学和国故三词并用，那时基本是作为互换的同义词而避免文字的重复；但一年多后他将其重要著作命名为《国故论衡》，则意味着在意识层面对“国粹”的正式弃用，且多少隐含着“反戈一击”之意：“国故”当然比“国粹”更中性，而“论衡”则义本王充，明显有商榷批评之意。不过，“国故”一词的真正流行还在十年之后了。
对一般人而言，国粹、国学、国故这几个名词在清季民初二三十年间大致为许多人互换使用（清季时一度流行的“国魂”意思也相近）。如果姑以“国学”统称之，则什么是国学、国学是否妨碍中国“走向世界”以及国学（或其后来的变体“中国文化史”）自身怎样走向世界都是当年学人与学术社会非常关注并一直在思考和争辩的大问题。就表述方式言，或可以说许守微1905年凸显的“国粹与欧化之争”是从“中西学战”到“中西文化竞争”之间的过渡阶段，三者基本同义。清季朝野各方在努力保存国粹的同时已对“欧化”采取既抵拒又包容的态度，民初学人大致继承了这一取向。由此视角考察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蕴含复杂而发展曲折的演化进程，当更容易看出各派观念的异同所在。
总体地看，庚子后士人关怀的主要问题及许多具体论题、论点皆与甲午至戊戌维新时相类，有明显的继承性；但不同之处也清晰可见，主要因士人思想资源的扩充、日本的影响增强、戊戌后康梁的逃亡办报、杂志的大量涌现和留日学生开始较多发言等，而用以表述思想的术语尤可见明显的突破。当时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在共同的关怀之下却常常缺乏共识，比如当时一般人眼中的新旧双方（以及新旧阵营内不同的派别）大家都意在致用，而何为“有用”，所见却大不相同，这是时人言论分歧的一大关键。
本书即以讨论19—20世纪之交的思想关联为开端，主要探索甲午中日战争后开始的关于中学（旧学）是否有用、有什么用及什么才有用等系列问题对庚子义和团之役后士人的影响，并因此产生关于物质文明与文质文明的区分和对后者的特别注重，复因中学（主要在物质层面）的“无用”发展到中国“无学”的认知，而中西学战的存在又不允许中国“无学”，结果导致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君学”与“国学”的区分和对“古学”的全面梳理（部分也因欲模仿西欧实行中国的“古学复兴”），最后由于古学难以包容西学而使更具开放性的“国学”或“国粹”这样的新术语得以流行。这一进程未必呈线性发展，但大体维持着一种逻辑的联系。
庚子后，士人多以为政府不足以救亡，因而不可恃，故朝野双方在政治上相当对立。但在文化方面，毕竟国粹学派的组织是国学保存会，其标志与同样明确以“保存国粹”为口号的“存古”取向非常相近；且双方都不同程度地倾向于中西调和的取向，对稍后所谓“欧化”取容纳态度，而非完全排斥；故当时朝野之间的冲突和紧张程度不像以前认知的那样严重，可见明显的共性。在朝廷的一面，张之洞所谓欲强中国不得不讲西学、欲存“中士”之认同又不能不讲中学那种曲折心态相当有代表性；在民间则有提倡开放的国学、强调国粹不阻欧化的国粹学派。两者的共性是大致遵循温故知新或“新故相资”的取向，希望走出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
不过，官方与民间关于保存国粹的具体取向则颇不相同，且时常视对方为对立面，这一实际存在的冲突和对立无论如何不能轻视。本书也注意考察国粹学派与办理存古学堂的官方在保存国粹方面的实际努力及其观念异同。而且，当时仍有不少人更多看见国粹与欧化那冲突的一面。同样以欧洲为学习榜样的吴稚晖等提倡无政府主义者当时就认为中国“古学”缺乏可开发的思想资源，明确表示不赞同“古学复兴”，而主张直接走“欧化”之路。对特别强调“国家”存在意义的国粹学派来说，若弃国粹而欧化，结果可能是虽富强而文明却已非“中国”，故在清季最后几年本来对欧化持开放态度的国粹学派，特别是章太炎等人针对弃国粹而欧化的主张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其核心则在语言文字之上：始则贬斥“东瀛文体”，继而反对采用“万国新语”，这与清季语言文字地位的上升有直接关系。
随着近代尊西趋新大势的强化，起源于传教士的中国文字难这一观念在许多中国士人中日益普及，且被认为是造成中国人识字率不高故影响“开智”的主要原因，因而出现了简化中国文字甚至再造中国新文字的主张，后者多与拼音化相关，更甚者则提出废弃中国语文而采用万国新语，在巴黎的无政府主义者鼓吹尤力。与此同时，由于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清季最后几年的引入，前此不甚被看重的语言文字地位逐渐上升，被视为“国粹”的要素之一；故国粹学派所提倡的“古学复兴”，其一个重点即落实在语言文字之上。
语言文字是表述思想的工具还是构成民族或“国粹”的要素？它是否应为中国在近代中外国家竞争中的表现不佳承担责任？它能否影响晚清朝野试图改善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这一共同的目标？如果能够，怎样影响？中国应该抛弃传统、减轻包袱、走直接“欧化”之路，还是寻求一条国粹包容欧化的“古学复兴”之路？这些问题在清季最后几年受到朝野共同关注，并引起激烈的观念竞争。如果一个物质上像欧美或日本那样“富强”、文化上像它们那样“文明”，但其认同上已没有多少“中华”成分的“国家”出现在东亚大陆之上，这个“国家”还是“中国”吗？用今日的话说，当实现中国“国家”这一实体富强（甚至“文明”）的目标与落实在中华民族之上的中国这一“民族国家”的存在发生冲突时，应该做出何种选择？
对于这些问题，当时的国粹学派和欧化派（皆取其大意）有着相当不同甚至对立的答案。而革命党人内部的对立有时甚至超过其与清政府的冲突，后者那时也在充满内部阻力的情形下尝试推行拼音化的“简字”。章太炎等人虽也曾受到无政府主义影响，却不能容忍用“万国新语”取代中文，结果形成一场革命党人内部的争论。此前，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文体问题已成为朝野共同关注的一个焦点。在“东瀛文体”及构成此文体的重要特征“新名词”越来越流行于中国的同时，贬斥和抵制“东瀛文体”也日渐形成朝野一致的风气（这并不意味着这样的“一致”是朝野共谋的，也未必是有意识的）。关于文体和新名词的争议不仅反映了清季士人对一些基本思想和学术问题的见解，揭示出时人对日本这一敌国既试图效法又欲有所区别的心态，尤可见当时新旧的纠缠互渗已到较难区分的程度。
“国粹”一词被其主要的倡导者弃用，部分也因为他们本不认为中国传统一切皆“粹”，而提倡将传统区分对待，故曾重建出别于“君学”的“国学”。而且，国粹学派正是在试图区别于日本“国粹主义”之时隐约觉察到“国粹”这一新名词有些问题，并开始探索可否以其他更恰当的方式来表述“国粹”。章太炎便重新诠释了“国故”一词而使之流行，傅斯年后来指出，“国故一词，本为习用，即国朝之掌故也。乃太炎尽改其旧义”。然因“清末民初，人以国学二字为不妥，遂用国故”。[15]
五四后兴起的“整理国故”的努力，以其影响范围的广阔和参与者的众多，大致可以算作一场“运动”。而整理国故的主张甫提出便引起了争议，引发一场以北大学生为主的思想论争。与清季相同，论争双方的共同之处不少，尤其是继承了晚清学战的传统，特别注重“学”或后来开始流行的“文化”层面。就其既与学术相关然其关怀又超越于学术的特征而言，这次论争是从清季开始的系列论争的一部分，它上承清季保存国粹的朝野努力及由此而起的争议，下启与“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同时及北伐之后两次关于国故和国学的讨论。
与清季关于国粹的论争相近的是，1919年这次论争已不是纯粹中西之间的学战，“一切以古义为断”的“大国故主义”已基本退隐，参与思想竞争的已是大致继承了清季保存国粹论者的中西调和取向而主张“国故和科学并存”的另一种“大国故主义”了。此后即使这样的旧派也逐渐淡出，到1923年初胡适和梁启超为清华学生开具“国学书目”，又引发一轮关于整理国故的新争论；这次再争论已不在新旧两派中进行，参与者基本皆新派人物，毋宁是一场新派内部试图整合观念的努力。那时不论支持还是反对整理国故之人都经常援引“科学”以为助，像吴稚晖、康有为这样政治、文化立场都相当不同的老辈此时均特别强调中国急需的是“科学”的物质层面，而林玉堂（林语堂）等几位对“国学”认知不甚相同的年轻留学生却更注重“科学”的整体性（其实是更侧重其“精神与方法”），并进而提出了“科学的国学”的口号。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吴稚晖那时要反对的已是用西方观念武装的“洋八股”，可知咸同时一些士人主张的中学胜于西学这样一种“纯八股”观念已不能在民初的思想言说中立足而参与思想竞争，主张完全回向传统的取向即使存在，也如毛子水在1919年所说，因“错处容易明白”而没有多少反对或打击的必要。[16]由于“中学”先后以“国粹”或“国故”的表现形式重新进入中国思想言说的中心，一些新文化人发现此时“八股”又因“洋”的包装和支持隐而复显，两者的结合对中国的发展构成了新的甚至可能是更严重的“威胁”。吴稚晖便认为“洋八股自是一种当行出色的新国粹”，他最担心“若真真把线装书同外国文学配合成了洋八股，当此洋功名盛到顶点时代，那就葬送了中国，可以万劫不复”。[17]在西学掌握“话语权势”的时代，“国粹”若有西学为之正名，将难以破除打倒，这才是吴所惧怕的。
这也是导致一些新派学者转变态度的重要因素，他们在最初论证整理国故的正当性和必要性时，基本不存“打倒旧文化”之意，但到北伐前后几年间却转而将整理国故与破坏性的“打鬼”联系起来。最具象征意义的是与整理国故有一定距离的文学研究会在1923年和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分别刊发两组相关文章，前者力图为整理国故正名，后者却激烈反对国学。其实在整理国故运动内部本存在一种从病理学的意义来看待整理国故的思路，以为通过整理可防治中国固有的疾病。沿此理路走向“打鬼”，甚而主张基本放弃整理国故，也是比较自然的发展，但新派学者这一态度的逆转主要还是与当时的世风密切关联，许多人正是基于整体性的新旧不两立的认知，为划清与“旧派”的界限而走上反对自己前期主张之路。
从19世纪末的甲午战争到1945年抗战结束，对于久处外患压迫下的中国士人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能是中外“国家”实体竞争最为淡化的时段。此时与清季的最大区别是“学术”与“国家”的疏离：对强调“国无学则不立”的清季士人来说，国学既不能“无用”，也不能不是“国粹”；但对提倡“科学无国界”的新文化人来说，“学术”与“国家”可以无关，至少关系不密切。[18]正是在这样一种立场之上，“国学”本身成为可以比以前远更轻松地进行讨论的题目。随着一度风靡的整理国故开始走向衰歇，“国学”本身的学科定位或学术认同也产生了问题。有的学者试图用“国故学”来取代“国学”，有人根本主张“国学”不是“学”。
然而，胡适等人转变其对整理国故的态度本身又是认为“国学”妨碍了“中国”这一国家实体的发展，即郑振铎担心的会“有阻碍于中国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特别是阻碍“中国国力及文化的发展”[19]，无意中仍回到“国家”立场之上。结果，在较少受到外患直接压迫的情形之下，一度疏离的“国家”与“学术”再次凸显出其紧密的关联，体现了民初思想对清季思想的继承。或者说，在意识层面力图区分“学术”与“国家”的民初趋新学者在下意识层面仍相当注重“国家”与“学术”的关联。
其实，趋新学人在意识层面与下意识层面之间的此种心态紧张本肇端于清季，当时国粹学派一些核心人物一方面自己推动学术“物质化”的趋势，却又（多半无意识地）试图扭转这一趋势；他们的思想资源日益西化，却又不能完全认同西方思想；在其界定的“国学”或“国粹”向西学开放的同时，却又不能回避中西“学战”的实际存在；西来的民族主义学理唤醒了许多人内心中潜伏的夷夏之辨观念，并因此而导致反满革命意识，但当面临“中外”这一更基本的冲突时，区分满汉的观念又退居二线了。这其间“学术”与“国家”的关系既有互补的一面（如学亡则国亡、保国与保学），也有紧张的一面（如究竟以“国家”的象征黄帝纪年还是以“学术”的象征孔子纪年）。而士人基本价值观念和国家认同（即是否承认“大清”为“中国”）的暗中转换，恐怕有相当的代表性。
时人内心之中新旧思想资源混杂、竞争和互动这样一种至为复杂的多层面紧张与外在的中西新旧之间那复杂曲折的相互关系有直接的关联，而个体士人内心的紧张状态大致也表现在群体心态之中（程度容有不同，甚至可能很不同），且延续到民国初年。1920年即有人提出，“新旧”之分有时间意义和空间意义两方面，前者以“现在”为基准，“过去”为旧而“未来”为新；后者则以本地前所未有之外来者为新。由此角度看，“吾国今日新旧之争，实犹是欧化派与国粹派之争”，基本属于空间意义的新旧。[20]这一“空间意义的新旧”不过是“中西”的代名词，且在多数时人认知中与时间意义的新旧仍颇有关联。
面临这一局势，新文化人创造出一种在古今与中西之间换位的方式来化解紧张。他们引入一个新的空间范畴“世界”而赋予传统与现代的时间区分以新的含义：世界常常代表“新”的未来，而中国则更多象征着“旧”的过去；空间上的“世界”虽约等于“欧美”而未必包括“中国”，但只要时间上“现在”的中国割断与“已死的”历史的联系而认同于“正在生长”的“世界”，便可以成为想象中的“未来世界”之一部分。在这新“世界”里，不再有空间的中西之分，大家都“正在生长”因而是可能平等或正走向平等的成员（其实中国人自己内心仍不认为中西平等，故中国还要全面向西方学习）。
这样一种充满想象意味的特殊时空互动在某种程度上给了新文化人一种相对超越的地位，或者说他们常常通过时空换位给自己营造一个超越古今、中外二元对立的超越地位：时间上的“现在”使它们轻易超越空间上的中西对立，而空间上的“世界”又使他们随时可跳出（中国）“古代”的笼罩。这样，近年说得热闹的人我之别（Other &/vs Self）理论对新文化人的诠释能力便相对有限，因为他们可以而且实际上也确实通过时空移位而不时转换身份认同。虽然这样的时空换位基本是在“精神”而非“物质”领域里进行（以欧美为中心的“世界”往往无意接纳甚至不那么平等对待以“世界民”自居的中国人），但仍给新文化人以超乎寻常的自我批判能力，使他们可以激烈反传统且公然认同于西方而没有多少内心不安，因为他们正在为中国再造文明，面向着一个光明的未来。
这就牵涉到晚清以来士人的一个主要关怀（虽然是有重大分歧的关怀）：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究竟是“温故知新”，走“古学复兴”之路还是“面向未来、推陈出新”，再造一个新的中国文明？两种路向虽异，其关怀却同。毛子水曾说《国故》派的张煊不过要为“‘国’和‘故’争一个地位”，实有所见。所谓“国”的地位，大致也就是中国在世界上究竟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及时人对此的希望（即中国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地位）；而“故”的地位则多半意味着传统（时人更多用“古代”一词）在“现代”里应否占一个地位及占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两者在当时又是紧密关联和相辅相成的。
由于中国在近代中外“物质”层面的竞争已明显败落，且新文化运动时新旧士人关注的重心本来也多在“文明”或“文化”层面，如果中国的“故”没有什么地位，则中国在“世界”上实际等于无足轻重。这正是为什么不少五四人说到“科学”便强调其“精神”和“方法”并具体化为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的一个重要潜因，而“科学”的两大分支实验主义和辩证唯物论在实践层面又落实在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和郭沫若为代表的“社会史研究”之上。这既有中国学人对考据方法相对熟悉而能有所为这一技术层面的因素，也因国人隐显不一的民族主义情绪在起作用。没有科学的支撑，国学便上不了台面；没有“国故”这一多数中国学者耳熟能详的具体治学对象，以方法为依归的“科学”便不能落在实处。[21]
胡适当时就指出，整理国故是“我们‘最易为力而又最有效果’的努力方向”。他特别强调，“东大与北大，虽同为国立的，而在世界学术上，尚无何等地位。要想能够有一种学术能与世界上学术上比较一下，惟有国学”。[22]实际上，那时比较有成就的也只有国学，顾颉刚就注意到“别的科学不发达而惟有国学发达”的现象。[23]不过，由于胡适自己带头转变态度，以及当时许多学人根本不承认国学是“学”，尤其思想上相当对立且学术取向也颇多歧异的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的学人在“国故学即是文化史”一点上达成了大致的共识，在这样的思想与学术互动中，“国学”一名终于不立，最后还是中国所固有而西方学术分类中也存在的史学被确立下来，“国学”遂在反对声中淡出思想和学术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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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产生带有一些偶然性，最初是一个名为“近代中国考据史学从怀疑到同情的转变”的国家社科基金研究项目，后经过适当调整，以“从国学到史学：清季民初中国学术的传承与更新”为题。其目的在梳理近代中国史学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下怎样确立自身的学科定位，特别注重其与西潮进入之前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而非全部）有特色的研究取向和方法。原分为外篇和内篇两大部分，外篇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内篇则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论证研究取向、方法、史料观等具体的重要问题。结果外篇的规模已大到足以单独成书，便离内篇而独立，是为现在的本书。
在前些年的讨论中，有学者认为近年思想史影响了学术史，其实恐怕“代替”大于影响，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认真探讨其演化的学术史研究尚不多见。至少就近代中国而言，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连基本的梳理都尚未见，遑论学界的共识。实际上，由于清人（以及清代以前绝大多数历代学人）本不主张或至少不强调“思想”与“学术”之分，要按后人的观念写出一本清代或更早时代的“学术史”，恐怕也难得当事人的认可。既存的关于清代“学术史”最权威的梁启超和钱穆的两本著作[24]，便显然是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且依今日的后见之明看，或许还更多是思想史著作。
即使按昔人的观念将“思想”包括在学术史之中，20世纪一个隐而不显但持续存在的问题是，对清代学术始终没有一个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部分因为晚清道咸以后的学风转变，既存清代学术史的代表作梁、钱两著，皆是道咸以来“新学”一线的产物；两书虽在内容的处理、侧重的面相以及风格、识见等方面有着相当大的差异，但基本不出“务为前人所不为”的道咸新学之大范围；以“读书必先识字”为表征的乾嘉汉学正宗一线虽有章太炎和刘师培等写过相当精彩的论文总结清代学术，却无人写出长篇著作；而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北大新学人虽对清代学术相当看重，尤其顾颉刚更有长期的准备，却因种种原因未产生篇幅较大的著作；结果这一领域的“基本参考书”便长期为道咸新学的观念所占据，而后学也多在无形中更受此派观念的影响。[25]
今日当然不必回到清人“汉宋”“今古”一类的分别中去，但在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没有被充分结合进学术史研究之前，我们对“清代学术”的认知多少都有些偏。解决此问题的一个方法是将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集在一起，也可考虑辑入邓实等“调和汉宋”一线的学人关于清学的论述，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参考书，则后人或可以写出更具包容性的清代学术史论著。当然，显带倾向性的梁、钱二著迄今仍为清代学术史和思想史的权威参考书，部分也因为清代以及近代中国学术与思想演变的互动关系尚乏基本的梳理，本书即尝试从此角度探讨其中一个具体的问题。
这就是说，从保存国粹到整理国故再到不承认国学是“学”这一发展进程，不仅需要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行梳理探索（这方面的研究仍较薄弱），而且应该从思想史（有时甚至包括社会史）及思想与学术互动的角度考察分析。本书大致是一种介乎于思想史和学术史之间的探索，虽然最后也涉及从社会史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怎样因应西方学术（包括学术分类）的冲击、怎样调整和确立自身的学科认同、“国学”怎样为社会所认知以及学人自身怎样看待其研究对象等面相。至于同一时段偏于“学术”内在一面的研究取向、方法、史料观等重要问题，则当另成一书。
本书采取回向原典的方式，认真阅读和思考这一系列论争的文字，既重视各方（注意参与论争者通常不止“双方”）观念本身的异同，也关注不同观念竞争的过程。在处理史料时尽量平心对待争论各方的言论和观念，给各方以尽可能均等的“发言权”，希望能重建出一个比较接近原状的观念竞争进程，以增进对昔人心态、观念及时代关怀的认识和了解。[26]在注重检讨争论各方观念本身的同时，本书也力图将这一系列论争置于当时思想言说之中进行考察，特别注重其延续性。相对而言，本书考察清季观念竞争的各个面相更为详细（既存研究论述较清晰而个人也大致同意之处则尽量简略），希望能使我们对清季思想言说的认识稍更深入，也借此为检讨民国思想论争作铺垫，以利于对后者的理解。
陈寅恪1928年对陈守实说：“整理史料，随人观玩，史之能事已毕。文章之或今或古，或马或班，皆不必计也。”[27]后者或是谦退之辞，或是针对初入道者的特别提醒，然前者确实是陈先生论著的写作风格。实际上，陈先生主张详尽地排比史料可能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即不同史家对史料的解读可能相当不同，若仅仅引用一二“关键”语句并据此立论，读来会更觉通畅（coherent）而明晰，但无意中便使作者对史料的解读具有“垄断”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了众多读者（特别是非专业读者及专业但非专治此题的读者）对某一具体题目的参与；若将相关史料较详尽地排比出来，虽仍有作者的剪裁、处理等倾向性在，到底可以让读者有据史料而判别作者立言是否偏颇的参与余地，此或即其“随人观玩”一语意之所在乎？
钱穆曾说，陈寅恪的学术文章往往“临深为高，故作摇曳”，太多“回环往复之情味”；而行文亦“冗沓而多枝节，每一篇若能删去十之三四始为可诵”。[28]胡适也认为，“寅恪治史学，当然是今日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实在写的不高明”[29]。其实近代中国长期屈辱，士人多见不如意事，陈先生便自谓近代中国形势“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30]。而他又暗存“史学救国”之心，故他对中国文化基本是以“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方法待之，注重的是“抽象理想之通性”；[31]这大概即是他对吴宓所说的“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的寓意。[32]陈先生治学的这一倾向，过去较少为人所注意。
半因这种“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的心态存在，又不能不坚守学术戒律，故总要“牵缠反复”，始觉能尽其所欲言；同时，不可忽视的是，陈先生在意识层面恐怕确有让代表不同见解的相关史料毕呈于读者之前以“随人观玩”的深切用心。两者结合在一起，便形成了陈氏独特的学术论述风格（陈先生的序文、审查报告一类便无此风格；这些文章仍多为论学之作，然基本取点到为止的手法，尤可证其长篇论著中“牵缠反复”乃有意为之）。
本书在写作方式上对此有所借鉴，虽不像陈先生那样以排比史料占主要篇幅，然因涉及的面相过去较少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故偏重于叙述，引用史料较今日一般论著稍详，尤其对不同见解尽量征引。也有些大致属于“技术”层面的原因：一因书中涉及的不少出版物时代久远，后未曾影印，已不甚常见。二来本书涉及的相当数量的人物及其言论在既存史学言说中未得到足够的重视，不少读者会感到生疏（有些人物固然常被提及，然多限于特定的面相，对其受到忽视的言说也较多引用）。三者当时读书人之表述有其时代风格，与今日的叙述方式已相当不同；且时人言说虽自有其共性，各人亦有其特定的习惯和风格。这样，有时文字稍易便指谓不同，故凡转述（paraphrase）不致失真时则较多转述，若觉转成第三者叙述可能走样、失真（因而可能造成无意识的“曲解”）时，皆尽可能直接引述，让当事人自己说话。
另外，我想稍详细地说明一个与本书写作关系密切的问题，即为论述方便不能不对时人有所区分，而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在清季民初又表现得最为充分；同时清季民初即使特别讲究“科学”和“系统”的学人，也多少具有随意立论的倾向。语境稍变，立言辄异；有时语境未变而立言者预设的读者听众不同，所云亦大不同。结果其言论中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并不稀见，而这些立言者似乎不甚顾及或计较这一点。下面试以清季最后几年的现象为例申论之。
清季国粹或国学概念的出现与西潮特别是西学的冲击直接相关，而时人对此在观念上颇有分歧。张之洞在戊戌年（约1898）曾指出：时人关于西法有自塞、自欺和自扰“三蔽”，自塞为“恶西法者，见六经古史之无明文，不察其是非损益，而概屏之”；自欺则是“略知西法者，又概取经典所言而傅会之，以为此皆中学所已有”；而自扰乃是“溺于西法者，甚或取中西之学而糅杂之，以为中西无别。如谓《春秋》即是《公法》，孔教合于耶稣”。自塞者“令人固蔽傲慢，自陷危亡”；自欺者“令人空言争胜，不求实事”；自扰者“令人眩惑狂易，丧其所守”。而三蔽“皆由不观其通”。[33]以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著称的张氏显然认为他与此三种人皆不相同。
到壬寅年（约1902），黄节发现当时“爱国者”也有三派：“其一为盲信己国派，此派以己国所有者，视为至上无极，不知己国之外更有世界；若吾国古来自称为中华，而其他皆鄙为夷狄之类是也。其二为无视己国派，此派以己国所有者，视为一无足取，一唯他国是崇拜，而不知国粹之为何义；若日本维新时，有唱言日本国语当易以英语、日本人种当杂以西种之类是也。二派者，一主保守，一主进取，其望己国之为人上，而有纯然之爱国心，一也。然其无常识，则均不能为二者讳。”所谓常识，即“爱国心之发见，必先实知己识之可爱者何在，而后爱乃用得其当”。于是有第三派即有常识之爱国者，其“深知己国之长短。己国之所长者，则崇守之；己国之所短者，则排斥之，崇守排斥之间，时寓权衡之意，不轻自誉，亦不轻自毁，斯之谓真爱国者也”[34]。
他以为，“由前一派，则易生自慢心，而有增长国恶之患；由后一派，则易生自弃心，而有蹂躏国粹之虑”。观黄节所说各派，第一派大致接近张之洞所说的自塞者，第二派约即稍后以提倡欧化著称者，第三派当然是黄氏所自诩，其实倒相对接近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派；不过两者还是有相当区别，对此黄节自己表述得很清晰，他认为前两派在“常识”方面是“一过之而一不及”，唯“国家当过渡时代，常识者既不可得，则与不及，无宁过之。国粹稍损，尚有恢复之望。国恶日长，将有危亡之虞。得百自誉者，不如得一自毁者，其犹有进步之望也”。
黄节和张之洞对西学和西法都持开放态度，也都主张在中西学之间有所“权衡”（具体怎样权衡当然颇不同）；但若在“自慢”和“自弃”之间不得不做出选择的话，黄节宁愿取对“国恶”进攻的破坏取向，虽有损国粹而不顾，而张之洞恐怕就会选择相反的取向。不过，在中西学战实际存在的情形下，有时面对西学挑战的“中学”不能不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此时“自誉”和“自毁”大致也成为整体性的，很难先将“国恶”从整个“国学”中区分出来进行自毁（后来这样的整体观日益增强，遂出现陈独秀所谓“一家眷属”之论，仍重在“自毁”）。黄节当然希望避免这样的选择，他这一态度也未必能代表国粹学派之全体（毕竟他们是以“保存国粹”为口号的），但在“权衡”中西时对中学更倾向于进攻还是更倾向于防守大致是国粹学派与稍后倡办存古学堂的张之洞等人的一大区别。
若综合张、黄二人之所见，当时对中西文化竞争持不同态度者约有四五派以上，这充分体现了近代中国的多歧性这一时代特征。那时不仅区域发展不同步，就是思想、社会和学术之间也都存在程度不一的发展不同步；各种通常被视为冲突的人物和社群，都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在许多方面彼此相互渗透、覆盖甚至重合。[35]所以，任何“派别”的划分都只能是模糊而非精确的。即使退一步为写作便利大致划分为民间的国粹学派和官方的存古学堂派，也须指出实际上每一派中各人的观念未必一致，而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常常见解前后不一，故具体论述时或当尽量不以“派”论而落实在立言者本人。
实际上，晚清士人一个共同的倾向即论事往往趋于极端，脱口而出，不知所止，而较少顾及自己表述中的相互矛盾。这固然意味着他们自己的思路恐怕也不甚明晰，更揭示出时人焦虑而急迫的心态。即以清季士人非常重视的学术与国家的关系为例，那时不少人认为两者是互补的，即邓实所谓“国以有学而存，学以有国而昌”[36]。故学亡则国亡，国亡而学亦难保，保国与保教几乎是一枚钱币的两面，缺一不可。但另一些人则秉持传统的“道高于治”的观念，以为国亡而学尚可传于一线，以待将来，而学亡则国必随之而亡。有意思的是正是主张国亡而学尚存于民间的后一种人常常又说中国早已学与国俱亡而处于一种“国不国、学不学”的状况，其思路的混乱不清和言说中自相矛盾处均甚明显。
时人特别关注学术与国家的关系或受中西学战观念的影响，与近代西方“国家”概念的引入极有关联。[37]但也应注意即使是那些从西学角度认识“国家”者，其观念中也有一些含混甚至矛盾的因素；西学在中国的传播本不系统，这些接收者又常常将各类引入的西方概念捏合在一起，而不顾其本来是否同出一系，有时甚至也不管其聚合起来是否融洽。
如邓实本主张“自有部族之竞争，而后合群以立团体，故对于外敌而有国家”[38]。“群”是一个相当为时人看重并广泛运用的新概念，邓实这里似乎主张“国”即诸“群”竞争中的彼此称谓。但他在几年后则又提出“群”比“国”大的观点，以为“天下之学术有三焉，一曰君学，一曰国学，一曰群学。为君之学，其功在一人；为国之学，其功在一国；为群之学，其功在天下（群学，一曰社会学，即风俗学也）”，主张区分“国”与“天下”的顾亭林之学即是“群学”。[39]
此“群”与彼“群”显然已非同一，实际上，这里的“天下”是否还是顾氏所说的“天下”，也要存疑。或者清季另一个使用甚多的新概念“种”与顾氏所说的“天下”还较接近，如邓实所谓“国学不明，大义终塞，将有国破种亡之惨，学其乌可一日已乎！”[40]。这里的“种”就与顾氏所说的“天下”相通。过去一般说“国破家亡”，今而言“国破种亡”，显然已融入了西来的新知，大致体现了时人重“群”的倾向。
如是则“种”也混杂于“群”和“国”之间，三者似乎都有钱锺书所谓“通而不同，向背倚伏，乍即乍离”的特点。[41]故一方面应充分注意这些新概念对时人言说的影响，同时也不宜过分强调那些概念的“新”成分（即其在西方的原义），最好仍如陈寅恪所说，“解释古书，其谨严方法，在不改原有之字，仍用习见之义”[42]。惟当时“习见之义”确不一致而实甚纷纭，恐怕只有多注意立言者使用这些概念的具体上下文，以期能接近作者之立意。
清季如此，民初亦然。从近代中国多歧互渗的时代特性看，任何一个所谓思想或学术“派别”都不仅不是“铁板一块”，而且在其内部充满了程度不同的歧异。本书为写作便利而使用“国粹学派”（然除引用他人见解外尽量避用“国粹派”，盖这些人的共性多立足于“学”，离此实多分歧）、“新文化人”等群体称谓，但充分认识到“派”内各人的观念未必一致，而同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也常常见解前后不一，故具体论述时尽可能不以“派”论而落实在立言者本人，亦不讳言其自相矛盾之处。这是希望先向读者说明的。
鸣谢
今日治学特别是治史学，图书资料的丰富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我所在的成都市在近代中国的资料方面并不见长[43]，这些年尚能勉强维持，多赖海内外各地众多朋友代为搜集、购置、复印及赠送各种资料。多年来我索要资料的范围近则两岸，远及欧美，老中青朋友都受此累，有些还是未曾谋面者。为本书指点、赐赠或代为复制资料的朋友，年辈相近的便有二十余位，谨向所有指点者敬致谢忱，就不一一列举他们的姓名了。[44]那几年我所有著作，最后皆承徐亮工兄代为审订，这也是要特别致谢的。
另外，如我在每一本拙作中都说到的，个人倘侥幸有所得，都建立在继承、借鉴和发展既存研究的基础之上。由于现行图书发行方式使穷尽已刊研究成果成为一件非常困难之事，对相关题目的既存论著，个人虽已尽力搜求，难保不无阙漏。复因论著多而参阅时间不一，有时看了别人的文章著作，实受影响而自以为是己出者，恐亦难免。故在向既存研究的作者致谢的同时，我愿意申明：凡属观点相近相同，而别处有论著先提及者，其“专利”自属发表在前者，均请视为个人学术规范不严，利用他人成果而未及注明，请读者和同人见谅。
尽管本书只是粗浅的尝试，恐怕会有辱师教，我仍愿意在此衷心感谢成都地质学院子弟小学、成都五中、四川大学、新墨西哥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各位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以及这些年来我所私淑的各位老师。他们在我修业问学的各个阶段中都曾给我以热诚的关怀和一流的教诲，在我毕业之后继续为我师表，诲我不倦，本书若幸有所获，悉来自各师的教导。当然，所有谬误之处，皆由我个人负责。
[1]“相对广泛”这一定语应予充分注意，这一系列论争以至我们史学研究中备受重视的清季民初新旧之争，其实都是充满士人关怀、主要在精英之间展开的争论，其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全社会的关注，还有待考证。
[2]据说中山大学历史系正有人以黄节为博士论文的题目；关于民初的争论，一个少见的例外是沈松侨的《学衡派与五四时期的反新文化运动》（台湾大学，1984年），该书以4页约两千字的篇幅论述了1919年以北大学生为主的关于整理国故的思想论争。
[3]朱维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收入其《音调未定的传统》，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132页。
[4]文载《新建设》1965年2期。
[5]Laurence A. Schneider, "National Essence and the new Intelligentsia", Martin Bernal, "Liu Shih-p'ei and National Essence", both in Charlotte Furth, ed., The Limits of Change: Essays on Conservative Alternatives in Republican China, Cambridge, 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57-89, 90-112.
[6]文载《历史研究》1985年5期。
[7]如吴雁南等主编：《清末社会思潮》的第七章《国粹主义的“复兴古学”》（张恒平执笔），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360—423页；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按：郑师渠另著有《国粹、国学、国魂：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书未见）；朱维铮：《失落了的“文艺复兴”》，收入其《音调未定的传统》，132—140页；丁伟志：《晚清国粹主义述论》，《近代史研究》1995年2期；王汎森：《刘师培与清末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大陆杂志》90卷6期（1995年6月）。王东杰近年有三篇相关论文，即《国学保存会和清季国粹运动》，《四川大学学报》1999年1期；《欧风美雨中的国学保存会》，《档案与史学》1999年5期；及《〈国粹学报〉与“古学复兴”》，《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5期。木山英雄的《“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学人》第10辑，1996年9月）从文学角度讨论问题，亦可参考。与此论题密切相关而值得参考的还有俞旦初的《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和沈松侨最近的论文《振大汉之天声——民族英雄系谱与晚清的国族想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3期（2000年6月）。
[8]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卷一，亚东图书馆，1924年，1—2页。
[9]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1922—1927）》，台北政治大学，1999年。
[10]李孝悌：《胡适与整理国故——兼论胡适对中国传统的态度》，《食货月刊（复刊）》（台北），15卷5—6期（1985年11月）；耿云志：《胡适整理国故平议》，《历史研究》1992年2期；雷颐：《胡适与“整理国故”运动》，收入其《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85—202页。
[11]如王汎森的《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和刘龙心的《学科体制与近代中国史学的建立》，两者均收入罗志田主编的《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31—130、449—580页。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1996年5期；《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钟少华的《试论近代中国之“国学”研究》（《学术研究》1999年8期）值得注意，此文非常规史学论文，作者自己也介入讨论，认为昔人“硬把国家同学术绑到一起，以希望作为抵抗外来传入的新人类知识的武器，这种徒劳的努力，历史已经将之废弃了”；同样，国学分类的混乱也是因为“将‘国’与‘学’搅拌到一起”的问题没解决好（引文在31—32页）；不论其“评价”的倾向性如何，该文注意到学术与国家关系的重要性，实有所见。
[12]据我所知，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徐雁平和台北政治大学的陈以爱就此为题的博士论文都已在最近通过答辩。
[13]这一系列论争所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的既存研究，将在相关的章节中涉及，此处不作专门的评述。
[14]参见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112—113页。
[15]傅斯年致朱家骅［抄件］，1940年7月8日，台北“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档案”，承杜所长惠允使用。
[16]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新潮》1卷5号（1919年5月），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本，732—733页。
[17]《吴稚晖先生来信》，《晨报副刊》，人民出版社1981年影印本，1923年10月15日，2版。
[18]学术超越的观念在新文化运动前期甚得提倡，但显然受到五四学生运动的有力冲击；或正因此，在20年代初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学术超越的观念反得到较前更有力的提倡，这一趋势要到“九一八”之后才有较大的改变，详另文。
[19]郑振铎：《且慢谈所谓“国学”》，《小说月报》20卷1号（1929年1月），12页。
[20]管豹：《新旧之冲突与调和》，《东方杂志》17卷1号（1920年1月10日），89—90页。
[21]参见罗志田：《走向国学与史学的“赛先生”——五四前后中国人心目中的“科学”一例》，《近代史研究》2000年3期。
[22]《教务长胡适之先生的演说》，《北大日刊》，1922年12月23日，第8册，2页；胡适：《再谈谈整理国故》，1924年1月，均引在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96—97页。
[23]顾颉刚：《一九二六年始刊词》，《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2：13（1926年1月6日），10页。本文承刘龙心女士赐赠复印件，谨此致谢。
[24]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目前较好的版本是朱维铮校注的《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此书也有各种印本，我手边的是台北商务印书馆1964年的重印本。
[25]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清代学术较新文化人更为关注，侯外庐的《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上下册，生活书店，1947年）可视为代表作，然侯先生自己到1949年后关于这一时段的新著虽多在此书基础上改写，明显越来越偏重于接近“哲学”一线的“思想”，而原较注重的“学说”反倒淡化了（这大概受到苏联风格的影响，详另文）。
[26]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可以大致区分新旧，由于新派不管在当时还是后来都更多控制着所谓“话语权势”，现存的资料中显然是新派一边的存留更多也更容易获得，因此本书实际使用的材料更多是出自趋新一线的。
[27]此言记录在陈守实：《学术日录》，1928年旧历一月五日，收入《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422页。
[28]参见《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收在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230—231页。
[29]胡适：《胡适的日记》，1937年2月22日，中华书局，1985年，下册，539页。
[30]陈寅恪：《读吴其昌撰〈梁启超传〉书后》，《寒柳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150页。
[31]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收《陈寅恪诗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10页。
[32]转引自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15页。
[33]张之洞：《劝学篇·会通》，《张文襄公全集》（4），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589页。
[34]本段与下段，黄节：《爱国心与常识之关系》，《壬寅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五》，184页。本书所用《政艺通报》，皆按类重装出版的《政艺丛书》（从癸卯年起称《政艺通报××年全书》，以下皆作《丛书》），其中壬寅（约1902）、癸卯（约1903）、丁未（约1907）三年用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本。这一旧杂志的丛书版壬寅年按文分页，癸卯年按栏目分页，自甲辰年（约1904）起每一号的号数和张数也出现在文章之旁，故以下壬寅和癸卯两年注明其在《丛书》中的卷数和影印本的页数以便核检，余则注出原刊的号、张数以见刊发的先后，干支纪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
[35]参见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1—13页。
[36]邓实：《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2年（约1906）7期。按该报按栏目的类别分页，我所用者有的是原初分册本，有的又是全年分类重装本，难以统一，故不标页；时间则依原刊惯例写明第几年，每一年首次出现时注明大致相应的公元年份。
[37]关于近代西方“国家”概念的引入，参见张佛泉：《梁启超国家观念之形成》，《政治学报》（台北）1卷1期（1971年9月）；Yu Ying-Shih，“Changing 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in Erik Lönnroth，Karl Molin，& Ragnar Björk eds.，Conceptions of National History（Walter de Gruyter，1994），pp. 155-174；巴斯蒂：《中国近代国家观念溯源——关于伯伦知理〈国家论〉的翻译》，《近代史研究》1997年4期；王汎森：《晚清的政治概念与“新史学”》，收入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3—10页。
[38]邓实：《论政治思想（〈政艺通报〉发行之趣意）》，《癸卯政艺丛书·政学文编卷一》，93页。
[39]邓实：《明末四先生学说》，《国粹学报》第2年13期。
[40]邓实：《国粹学》，《政艺通报》甲辰13号，3张。
[41]钱锺书：《管锥编》（四），中华书局，1979年，1389—1390页。
[42]陈寅恪：《“蓟丘之植，植于汶湟”之最简易解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262页。
[43]20世纪前几十年主持图书馆的老先生们其实相当趋新，传统史学极重视的“当代史”基本被排除在“新史学”范围之外，在此影响下的图书馆主持者相当忽视时代甚近的材料；同时他们又恐怕有些以“资格”论学的倾向，或根本不视中国近代史为合格的学问。所以成都的古史材料尚大致足用，而近代史料则极为缺乏。
[44]此处原列有二十余位帮忙人的姓名，因其中有的已归道山，遂均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