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葡月
波拿巴的下一段生涯没有多少令人感兴趣的特征。他奉命监督意大利军团的枪炮和储备,并检查沿岸的工事及炮兵。在马赛,他的热情掩盖了谨慎。他命令重建革命期间被摧毁的堡垒,但当市民们听到消息时,他们强烈反对,以至于重建工作不得不停止,上级还下令逮捕波拿巴。幸亏拿破仑与国民公会特派员小罗伯斯庇尔和萨利切蒂有旧,才逃过了这一难局。不过,这件事说明,他在土伦的功绩并没有那么卓著,还没能将他提升到比一般功臣更高的位置上,像他这样的军官成功时人人嘉许,但任何严重的错误都可能将其送上断头台。
1794年2月,拿破仑在尼斯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的炮兵指挥官,这个军团将撒丁部队赶出了文蒂米利亚和奥内利亚之间的多个阵地,从那里穿越滨海阿尔卑斯山脉的关隘,由侧翼包抄滕达隘口的奥地利‒撒丁联军,这个隘口曾顶住了所有正面进攻。波拿巴在这次迂回作战中的贡献似乎仅限于有效地发挥炮兵的作用,整个战役主要归功于马塞纳。马塞纳在故国赢得了生平以来的第一顶桂冠,他出身寒门,但身材挺拔、目光如炬,说话一针见血,应答机敏。这一切都说明,他既积极主动而又不失谨慎机警,深谋远虑之中透着过人的自信。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于百战中赢来不朽声名,直到面对更伟大的天才威灵顿,他才显得黯然失色。
意大利军团此前战绩欠佳,将它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功劳应该属于小罗伯斯庇尔,他以国民公会特派员的身份,将自己的活力注入军队里的各个部门。在一段时间里,他和波拿巴关系亲密,但政见上是否完全相符值得怀疑。小罗伯斯庇尔对革命思想充满热情,不过他在从奥内利亚发出的一封信中曾表示,革命过程带来的恐怖印象对斗争的前景有害。信中说道,附近地区的居民都在法国军队到来前逃走了,他们都以为法军是摧毁宗教、专吃婴儿的恶魔。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使法军无法取得给养,也不能强制借款。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小罗伯斯庇尔是个行动派,而不是理想派,或许正是这种实干的特质使波拿巴和他成为了朋友。但是,波拿巴对肆虐巴黎、引发血腥事件的革命专政看法如何,就难以揣测了。表面上看,他似乎赞成这种做法,至少从当时与波拿巴的姐妹们过从甚密的玛丽·罗伯斯庇尔话中可以得到证明。玛丽曾说过:“波拿巴是共和派,我甚至可以说,他站在山岳派一边。至少,我在尼斯时,他的言论给我留下的是这种印象……他对我哥哥的钦佩,以及和我弟弟的友谊,也许还有对我遭逢不幸的关怀,使我在执政府时代得到了3600法郎的养老金。”[1]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拿破仑后来宣称罗伯斯庇尔是“革命的替罪羊”。[2]也许在当时,他也有着雅各宾派的信念,即恐怖时期是国家净化过程中痛苦的阶段,但却是必不可少的。他对来库古严刑峻法的欣赏、对过度浮华的厌恶,也都与这一主张相合。而且,拿破仑一贯敢于坚持信念,很难想象他会只为了将来得宠而依附于恐怖主义者。但那只是对他与小罗伯斯庇尔亲密关系的另一种解释。有些浅薄的拿破仑崇拜者试图撇清他与恐怖主义者的关系,反而使自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努力帮助拿破仑洗脱恐怖主义罪名,却用向恐怖主义献媚的罪名玷污了他。就这样,他们将拿破仑从圣茹斯特[3]那样的革命领袖下降到了巴雷尔[4]之流的水平。
小罗伯斯庇尔信中的一句话表明,对于拿破仑这位年轻军官,他从没有过完全的信心。向哥哥列举了波拿巴的长处之后,他补充道:“他是科西嘉人,我只能肯定,他是一个挣脱保利怀抱,家业尽为那个叛徒所毁的科西嘉人。”很显然,罗伯斯庇尔对波拿巴有几分猜疑,认为他是一个善变的海岛人,不管在心理上还是金钱上,都无法保证能够控制住他,使他像狗一样忠诚。
尽管波拿巴沿着斜坡小心翼翼地爬上革命的火山,但依然躲不过火焰中心的灼烧。此时,他奉命前往处境艰难的热那亚共和国执行一项使命。这个共和国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压力:英国军舰在热那亚海域袭击了法国巡防舰谦逊号,法国从西、奥地利从北入侵该国。虽然这项任务困难重重,年轻的公使还是迫使心旌摇曳的总督和参议院服从了他的意志。因此,他也许期待着第二祖国的奖赏;可是回到尼斯不久,他就遭到逮捕,关押于昂蒂布附近的一个堡垒中。
拿破仑命运的这番突变,原因出奇地复杂。罗伯斯庇尔兄弟此时已在巴黎被送上断头台(7月28日,也就是热月10日);光是此次“热月政变”,就足以危及波拿巴的生命。而且,他不久前提出的一些战略建议降低了法国阿尔卑斯军团的地位,更令他的处境雪上加霜。这支部队在最近的作战行动中莫名其妙地连连失利,指挥官追查原因时发现,症结就在于波拿巴的建议。他们在写给公共安全委员会的密信中表明了对拿破仑的怀疑,信中还说,正是小罗伯斯庇尔和里科尔[5]的阴谋诡计,使阿尔卑斯军团作战不力。许多人都因为比这轻得多的指控而掉了脑袋,但波拿巴有一道可靠的护身符:他是不可或缺的人物。特派员萨利切蒂和阿尔比特认真地研究了他的文章之后,恢复了他的自由,但过了几周才恢复了军阶(1794年8月20日)。拿破仑重获自由的主要原因是他的知识和才能可为共和国所用,这里所说的知识,指的是他在热那亚执行任务期间对意大利海岸线的了解。
管理海岸炮兵的一段时间里,拿破仑相对没有什么作为,这也令他的勇敢精神有所挫伤。但很快人们就忘记了他的错误,因为更需要的是他非凡的作战才能。法国准备发动一场远征,将科西嘉岛从“英国人的暴政”下解救出来,波拿巴也作为炮兵统帅出航。同时出征的有拿破仑的两位朋友——朱诺和马尔蒙,他们在最近的麻烦中都全力支持拿破仑;两人此后都名利双收,朱诺靠的是波拿巴的友谊,马尔蒙则凭借自己非凡的天赋。[6]不错,这次远征中他们的才能没有起到作用。法军在与英国舰队的交锋中失利,溃逃到法国沿岸。波拿巴的科西嘉事业又一次被无所不在的海上霸王挫败,与此同时,他的岸炮部队督察之职被老乡卡萨比安卡取代,令他对英国人的恨意倍增。
波拿巴又一次发现,科西嘉流亡者的命运在多股错综复杂的激流中飘摇不定。当时盛行着一种抱怨,在南方军队中的科西嘉人太多了;从法国意大利军团时任司令谢雷将军对这位年轻军官的评语来看,波拿巴引起的猜疑不少于欣赏。评语中写道:“这位军官统领炮兵,对该兵种有着透彻的了解,但野心过大,惯于权谋,不宜提升。”经过综合考虑,上级认为将他调到镇压旺代暴动的部队比较明智。而那项任务正是他十分厌恶、决心逃避的。在忠实的朋友马尔蒙和朱诺以及弟弟路易的陪伴下,他动身前往巴黎(1795年5月)。
实际上,命运之神对拿破仑最大的帮助,就是让他摆脱普罗旺斯沿岸那些钩心斗角的科西嘉人,来到法国的影响力中心。在巴黎,一位能干的阴谋家便能决定党派和政府的命运。而在前线,军人只能听命于至高无上的首都。而且,如同火山喷发一般的大革命已经开始冷却,这对工于心计的政治家是重要的机遇。1795年的春季见证了新兴狂热思想与旧传统的奇特融合。一度被罗伯斯庇尔斯巴达式苛政控制的社会,此时回到了惯常的轨道。街上出现了招摇的车辆;在恐怖时期都繁荣如初的剧院更是人头攒动;赌博之风弥漫在社会的各个阶层,有赌钱的、玩股票的,也有赌指券[7]的。有些人靠囤积政府没收的土地致富,与银行家、股票投机商和粮食寡头一样露出庸俗的嘴脸,炫耀手中的财富。至于穷人们,却常常要遇见巴黎的纨绔子弟,这些花花大少以手杖打人取乐,将其看成富人的特权。如果“无套裤汉”试图恢复恐怖统治,巴黎的国民自卫军已经做好准备将他们赶回贫民窟。波拿巴兄弟于5月20日抵达巴黎后不久,他们的命运正是如此。拿破仑也许梦想过雅各宾派重新掌权的情景,但这时这个梦想已经破灭,因为巴黎此刻已沉浸在旧政府时代的纸醉金迷中。在人们的记忆中,恐怖时期只是一个可怕的噩梦,让他们更纵情于及时行乐。在有些社交圈子中,人们只接纳在断头台上失去亲友的人。人们还以同时代令人毛骨悚然的娱乐精神,组织了“牺牲品舞会”,只有出示某个家人的死刑执行令才能入场,这样的舞会保证人们可以一些奇怪的方式取乐:穿着让人想起绞刑架的服装;时不时以模仿人头落地的方式向舞伴示意。和蔼可亲的路易十六、雍容华贵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王后、有女神般智慧的罗兰夫人、誓言追求自由的吉伦特派人士、推翻暴君的丹东以及清正廉明的罗伯斯庇尔走上断头台,迎向致命的利斧,难道就是为了这一切?人们靠模仿他们死前的痛苦刺激疲倦的胃口,重新编织旧时的喀耳刻魔咒[8]。对于少数能认真回想过去可怕牺牲,并与当时无药可救的堕落相比较的人来说,情况正是如此。
在被迫赋闲的那几个月中,波拿巴的心中似乎也曾出现上述想法。这是一个梦想幻灭的时期。从那时起,我们就很难在他的书信中看到关于人类更高理想的信念之光。年轻时的美好愿望已连同“红帽子”[9]和恐怖时期的黑话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一贯有着实用主义的倾向,此时对雅各宾派思想的信心更是消失殆尽,比以往更渴望将那些飘忽不定的理想系于实实在在的当下。显然,政府最近没收的教会和流亡贵族领地很多都成为了自耕农的财产,革命必然要依靠他们。如果说其他的一切都是枉然、转瞬即逝,那么大部分法国人当然会紧紧抓住物质利益的坚实基础,抵抗反动派的阴谋和欧洲君主们的部队。波拿巴决心捍卫这些利益,在后来的许多颇具远见的政策中,他从未在捍卫新自耕农利益上有所犹豫。他永远都是自耕农的将军、自耕农的执政,也是他们的皇帝。
法国取得了一系列空前的军事胜利,也促使革命中的它转型为一个普通的国家。除了科西嘉和普罗旺斯,波拿巴的名号还不为人知,法国实际上就已经得到了它的“自然疆界”——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在1793—1794年的几次战役中,皮舍格吕、克莱贝尔、奥什和莫罗的大军席卷低地国家,将日耳曼人赶过了莱茵河;皮埃蒙特人被迫退到阿尔卑斯山之后;西班牙人也龟缩于比利牛斯山以南。很快,各国纷纷向法国求和;托斯卡纳于1795年2月;普鲁士于4月;汉诺威、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于5月;西班牙和黑森‒卡塞尔于7月;瑞士和丹麦于8月。
当波拿巴来到谜一般的首都寻找机遇时,法国的状态就是如此。他的炮兵指挥官一职已被换成了同级的步兵职务,这令他深感愤怒。他将职务的变动归咎于恶毒的阴谋,但为官复原职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他既没有钱,也没有后台,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与破产了的雅各宾党有瓜葛,看来已经毫无希望。此时的拿破仑几乎孤立无援,马尔蒙已经去了莱茵军团,不过朱诺仍然和他在一起,或许是因为爱上了佩尔蒙夫人的女儿(两人后来结了婚)。佩尔蒙夫人是一位亲切的女主人,也是波拿巴家族的老朋友,在她家里,波拿巴偶尔能够摆脱生活的苦闷。根据未来的朱诺夫人描述,那时的拿破仑衣冠不整、蓬头垢面、体弱多病,人们一下子就能注意到他出奇瘦弱的身材和枯黄的脸色。可是,“透着敏锐与意志力的炯炯目光”照亮了他的容颜,就像是一只待机而动的科西嘉雄鹰,正在索然无味的小城生活中消磨着翱翔九霄的意气。波拿巴可以有所作为,只是那些事情都是他所厌恶的。他可以带兵去镇压旺代那些勇敢的保王派农民,但是,不只是出于对此趁火打劫之举的厌恶,还是本能地感觉到在巴黎有更高尚的事业,他拒绝到西路军去,以健康状况不佳为借口留在首都。他将时间都花在了对政治和战略的深入思考中,勾画了最近两年的历史脉络,并草拟了一份意大利军团的作战计划,他后来正因此而发迹。也许这份计划表现出他对地理条件的深入了解,使他得以在1795年8月20日到公共安全委员会测绘局任职。听到这一重要晋升的消息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这带来了前往土耳其、为苏丹组织炮兵的机会。几天之内,他就发出了正式的申请——这是他毕生对东方魂牵梦萦的第一个明证。不过,凝望东方的他遭遇了一次重挫。就在公共安全委员会打算批准申请之时,一次对他最近行为的调查证明,他没有前往旺代指挥部是违纪行为。委员会下属的一个部门授权他前往君士坦丁堡的同一天,中央委员会将他从将官名册上除名了(9月15日)。
这次的打击看起来是致命的。但命运之神让他坠下深渊,为的是指引他将来站在更辉煌的巅峰。三周之内,他就被称为新共和政体的救星。这一如同魔法般的命运转折,原因只能从法国的政治动荡中找寻,下面我们将做个简单的介绍。
1795年的整个夏季充斥着雅各宾派和保王派之间的冲突。在法国南部,保王派显然已经为过去数年遭受的痛苦出了一口气,法国人热情四射的性格,似乎要将倒霉的群众从“红色恐怖”赶向名副其实的“白色恐怖”,但就在这时,两场惨败逆转了复辟的潮流。在英国的金钱和舰艇支持下,一支流亡法国贵族组成的大军企图鼓动布列塔尼人反对国民公会,结果被年轻强干的奥什彻底粉碎;随后,将近700名战俘遭到无情的枪杀(7月)。这次打击后不久,由于狱卒的野蛮对待,小王子路易十七死于巴黎圣殿塔。保王党此时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不受欢迎的普罗旺斯伯爵身上。然而,1795年的政治局势并不能令共和派安心;得到国民公会授权、负责草拟新基本法的“十一人委员会”已经制定了《政府约法》,虽然从形式上确定了共和政体,但根深蒂固的寡头政治似乎得以维持下去。此类妥协或许是必要的,因为法兰西共和国面临三大威胁:其一,暴民的压力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其二,权力过分集中于两个委员会手中;其三,一些垂涎权位者和投机分子有可能发动政变。确实,研究法国历史的学者定能看出,这是法国人民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1797、1799、1814、1830、1848、1851和1871年,它都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过,每每都显得非常尖锐。谁敢说已经找到了万全之策?
在某些方面,国民公会于1795年8月投票通过的宪法巧妙地适应了时代的需要。虽然这部宪法体现了民主精神,但它只将投票权授予在某个寓所居住满一年并缴纳过税款的公民,因此将对任何稳定政府都有危险的下层民众排除在外。宪法还遏制了草率立法现象,这种现象在连续数届的国民议会上都曾出现过,引发了民众的嘲笑。过去,政府每月颁发的法令往往超出百部,为了缓解这种过热现象,现在将根据年龄组建第二议院,对法令进行修订。因为人们发现,议员越年轻,法令就越容易如同过江之鲫般涌现,收获的也只能是百姓的唾骂。此时有人提议,建立一个元老院式的机构,将不成熟的法令截留下来,不让它们颁发出去。法国有750名议员,其中最为年长的250人将组成元老院,这个机构有权修订或者驳回“五百人委员会”的提案。后者是由较年轻的议员组成的,是唯一的立法机构。这样,年轻议员制定法律,而年长的议员修订或驳回它们;对青年和老年特质的这种巧妙调整恰当地融合了热情与审慎,使国家机关既朝气蓬勃,又能保障其根本利益。最后,为了让两个委员会能够始终代表法国人的意志,每年都必须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这种机制可以避免议会构成的剧变,例如三年任期届满时所有议员同时辞职的情况。
但直至这时,宪法制定者面对的真正难题是立法机构与行政机关的关系。政权的“大脑”是立法机关,而“双手”则是行政机关,两者如何联系?很显然,所有法国政治思想家都认为,两个职能截然不同,必须保持独立。这种分权理论的结果可以从大革命的进程中清晰地溯源。当政权的“双手”软弱无力(如1791—1792年)时,由于民主派对王家内阁的猜疑,造成了无政府状态。在1793年的痛苦岁月中,国家至高无上的需要使“双手”拥有了无限的权力,而作为“大脑”的国民公会在自己的工具(两个秘密委员会)面前无能为力。此前的经验表明,“大脑”必须全面控制“双手”,但又不能过度阻碍它们的行动。显而易见,法国的议员们必须将行政的细节托付给负责的部长,但似乎还需要某种指导机构,鞭策各部门全力以赴地工作,并遏制保王派的阴谋。简而言之,公共安全委员会较为危险的权力被剥夺,为一个新的五人委员会提供了模板,这个委员会称为督政府。1795—1799年,督政府的名称一直沿用,它并不是内阁,当时法国并不存在我们现在所称的内阁。政府部门设有部长,各司其职,但从不开会审议,也不与立法机构交流;他们只是各部门的长官,直接对督政官负责。5名督政官组成一个强力委员会,秘密审议整个国家的政策,以及部长们的所有工作。督政府确实没有立法或者任意逮捕人的权力,而在恐怖时期,两个秘密委员会都曾自由行使这些特权。督政官由负责立法的两个议院任命,这似乎也保证了他们与立法机构的隶属关系;同时,每年都将改选5名督政官中的一人。不过,在其他方面,督政府的权力几乎和过去的两个秘密委员会一样大,或者说,和波拿巴1799年从督政府继承下来的权力一样大。他们全面控制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政策,有条约谈判的权力(但需要立法机构的批准),可以发布经议院投票表决的法案并监督其执行,还可以任命或罢免政府部长。
这就是1795年9月22日(共和四年葡月1日)颁布的宪法内容。对宪法原文的一条重要附言激起了强烈的反对,遭受命运重挫的拿破仑因此得以东山再起。国民公会对普选心怀恐惧,担忧此举可能使反对派或保王派夺得议会多数席位,决定至少在两年内继续独揽法国大权。它颁布了一条法令,宪法中每年改选三分之一议员的要求适用于国民公会本身,因此公会的其余议员将自动成为即将成立的两个委员会成员。这成为法国议会史上空前的无耻丑闻。许多人对国民公会及其所作所为素怀不满,对此立即报以一片憎恶和愤怒之声。巴黎的大街小巷里,回荡着“打倒那三分之二!”的怒吼声。这场运动的发起者难以确定,究竟是保王党所为,还是不满者推波助澜,都不得而知。人们的愤怒源于眼下的饥荒,以及革命连廉价面包都无法确保的失败结局。毫无疑问,保王党竭力将不满情绪导向他们渴望的目标,在很多方面都给这场运动抹上了波旁王朝的色彩。可以肯定地说,仅凭他们无法在巴黎煽动起如此普遍的不满情绪,同样也可以肯定,他们将从国民公会的失败中得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很多人最初只反对雅各宾派的过分之举,但他们都逐渐滑向保王党一边。国民公会此时发现,它竟然在这座曾选择支持自由、平等的城市里遭受攻击。有三万之众的巴黎国民自卫军下定决心,迅速解决这个寡廉鲜耻地把持大权的机构;由于军队远在外地,巴黎的不满分子似乎控制了局势。毋庸置疑,如若不是他们的轻率和波拿巴的能量,也许局面就如他们所愿了。
但是,拿破仑又是如何得到兵权,从而有力地影响事件进程的?我们知道,他在果月遭到贬谪,可到了葡月中旬,他已经成了国民公会部分军队的统帅了。这种令人目眩的变化是出于共和国的急迫需要,是因为他卓越的才能,以及巴拉斯识人的慧眼。下面,我们将简略介绍巴拉斯的生平。
保罗·巴拉斯出身于普罗旺斯的一个家族,曾在陆地和大海的远征中度过一段冒险的时光。他有着与生俱来的强健体魄、充满自信且伶牙俐齿,在情场和政坛都无往而不利,革命的爆发给他的思想带来了更大的转变。虽然支持极端民主派,但他在派系斗争中毫发无损,而多少不那么长袖善舞的人都因此粉身碎骨。他曾参与过土伦围攻战,并在回忆录中极力贬损波拿巴的表现,抬高自己。热月政变中,国民公会委派他指挥“内防军”,当时他表现得活力十足,因此在葡月中同样紧要的关头,他再次担任同样的官职。尽管巴拉斯后来对波拿巴的行为吹毛求疵,但事实证明,他完全信任这位年轻军官的能力:就任之后,他立刻将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拿破仑。巴拉斯由此迎来了一个名垂青史的机会:他曾是一名恐怖主义者,在土伦屠杀保王党人;他曾是热月党军事首领,正是这个党派因为担心项上人头而结束了罗伯斯庇尔的统治;他甚至以玩世不恭的态度,重演了旧政府最恶劣的罪行,从而败坏了新政府的名誉。可这一切都不值得大书特书,真正让历史铭记的是他有幸为拿破仑这位伟大的军事领袖牵马执镫,送其走上青云路。
眼前的危机确实只有才能卓著、杀伐果断的人才能应付。梅努将军奉命前往弹压骚乱,但他怯懦的行为令不满者更加肆无忌惮。这位将军避免流血的愿望本来值得赞许,但将时间浪费在与巴黎最桀骜不驯的“派别”谈判上了。国民公会命令巴拉斯担任司令官,帐下有波拿巴、布吕内、卡尔托、杜邦、卢瓦宗、瓦绍和韦祖等人。[10]当时国民公会的命令就是如此,这就否定了拿破仑后来自称指挥官的说法,以及崇拜者称他为副司令的说法。
不过,巴拉斯一开始就对拿破仑委以重任,后者也就无可争议地成为了这次保卫战的灵魂,蒂埃博说:“从一开始,他的举措就令人吃惊:他似乎无所不在,简洁、清晰和迅速的命令往往出人意表。每个人都被他充满活力的指挥打动了,从钦佩到信任,又从信任变成了热爱。”这时,一切都取决于能力和热情。国民公会的卫队由大约4000—5000名步兵、1000—2000名爱国者、宪兵和残废军人组成,面对的是有将近三万之众的国民自卫军。因此,他们和被推翻前的路易十六一样,面临着严峻的局势。不过,与甘于屈服的国王不同,他们内心坚定,深知形势的需要。大革命初期,波拿巴就深思过炮兵在巷战中的效力——这个问题正适合发挥他的几何天才。他知道,只要几门大炮,就能扫清进入王宫的所有道路;得到巴拉斯的命令后,他派遣冲劲十足的骑兵军官缪拉前往附近的萨布隆军营运送火炮(后来,缪拉从马德里到莫斯科一路成就了威名)。缪拉抢在巴黎的不满分子之前拿到了这批火炮,由于巴黎各派叛乱分子在5月骚乱中放弃了自己的火炮,他们也就失去了巷战中最大的利器。由于意见分歧,叛乱分子的行动陷入瘫痪:指挥官是一位名叫达尼康的老将,他在调动人马时犹豫不决,将宝贵的时间浪费在谈判上,使巴拉斯短小精悍的部队有机会将其各个击破。波拿巴娴熟地调配火炮,猛烈打击保王派的队伍,威胁杜伊勒里宫以北的街道。双方对峙了一段时间,都试图哄骗对方出击,或者将其吓跑。初秋的傍晚将至之时,靠近圣洛克教堂的一些房子里响起枪声,那正是不满分子的总部所在地。[11]各个街道上立刻发生了激战,战斗虽然激烈,但并不是旗鼓相当的,因为波拿巴的大炮撕裂了不满分子的先头部队。保王党分子徒劳地从街垒或附近的房子里射出子弹,最终都不得不退回后面的教堂,或者沿圣奥诺雷大道溃逃。与此同时,5000人的叛军沿多处桥梁渡河,从另一面威胁杜伊勒里宫,但也在正面和侧翼雨点般的葡萄弹和火枪子弹打击下溃散了。晚上6时,这场战斗结束了,没有留下多少真实可考的细节。埃尔曼的著名雕刻作品描绘了波拿巴指挥攻击圣洛克教堂的情景,可惜与事实并不相符。他没有在那里作战,而是在东面的街上;教堂也没有遭到攻击,那里的不满分子坚守了整个晚上,次日早晨悄悄地投降了。
这是葡月中的一个重要日子,双方都有约二百人阵亡;至少,这是通常的估计,但与近距离枪炮齐射的情景似乎有些不相符。但当我们想起,回忆录作者和报纸的编辑惯于掩饰战斗细节,对内战则尽可能减少伤亡人数时,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国民公会胜利后确实宽宏大量,只有两名叛乱领袖被处以死刑;当梅努被控以叛国罪时,波拿巴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帮助他重获自由,这也成了一段愉快的回忆。
布列纳说,拿破仑虽是当时的胜利者,但晚年却对这一天的行为深深抱憾。这一断言似乎并不可靠。他射出的“几发葡萄弹”粉碎了一项运动,这项运动只给当时的社会带来混乱,而且可能将法国带回到令人厌恶的君主制。此举严厉地教训了当时浮躁多变的法国民众,按照斯塔埃尔夫人的说法,这些人对瓜分权力的渴望一点都不亚于对任何政治目标的追求。离开科西嘉后所经历的所有事件中,波拿巴最不需要觉得内疚的就是葡月里的作为。[12]
经过生涯中的四次逆境之后,拿破仑走上了一条荣耀之路。他为共和国立下汗马功劳,得到的第一件奖赏便是被任命为内防军副司令,当巴拉斯辞任司令时,他取而代之。但更辉煌的荣誉随之而来,先是社会地位,然后是纯粹的军事胜利。
过去,波拿巴曾参加巴拉斯举办的沙龙,在声色犬马之前,他显得羞怯和笨拙。在那次聚会上,貌美轻浮的塔利安夫人(人称“热月圣母”)以其倾国容颜和优雅着装征服了巴黎社交界。现在,他又出现了,这一次穿的不再是引来众人嘲笑的破旧军装。力挽狂澜的才华,使他成了社交界的王者。以前,他多次想要与女士们牵手,但都没能如愿。最先拒绝他的是克拉里小姐(哥哥约瑟夫的小姨子),不久之前,佩尔蒙夫人又让他碰了钉子。的确,这位衣衫不整的年轻军官一直不是光彩照人的对象。可是,这一次他在沙龙上看到了迷人的孀妇约瑟芬·德·博阿尔内,她的丈夫死于恐怖时期。长久以来,拿破仑身上那南方人特有的热情一直被穷困所压抑,但由于约瑟芬的出现,这股热情很快又被点燃了。他生硬、笨拙的举止,都融化在她的一颦一笑之中。当约瑟芬称赞他的军事才能,他变得不再沉默寡言。拿破仑钦慕于她的机智、同情心和美貌,决心要与她结婚。约瑟芬似乎对这位神秘的求爱者有几分恐惧;她怀疑拿破仑“近于疯狂的强烈感情”,不安于他“神秘、锐利的眼神,连我们的督政官们都不敢直视”。这种强烈的天性、主宰一切的力量,该如何与她自己“克里奥尔人[13]的悠闲”相合?约瑟芬聪明地自问,这位将军如同火山一般的热情会不会很快地自然熄灭,并因她容颜老去而转向与之同龄的女子?此外,当她诚实地面对内心,发现自己并不爱他,只有一种崇拜。最能让她感到安慰的是,如果两人成婚,她的朋友巴拉斯将出手相助,让波拿巴当上意大利军团的司令。巴拉斯的建议无疑平息了约瑟芬的疑虑,1796年3月9日,两人以世俗的方式成婚。新娘在结婚登记时将年龄写少了四岁(她已经过了34岁),当然这种扮俏的举动也是可以原谅的;而她的丈夫也配合地将出生时间写成了1768年。
结婚前的两周,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在巴黎度了两天蜜月,他就离开新娘,接受新的军事任务。很显然,他之所以红运当头,与和约瑟芬的婚事有着某种联系。但断言这一职务是巴拉斯送给有些不情愿的新娘的“嫁妆”,只是一种并不准确的讽刺说法。我们也许应该承认,波拿巴的远大前程最终打消了约瑟芬的疑虑。可是,巴拉斯并不能任命一位法国军团司令,他只是此时决定主要政府事务的五位督政官之一,与勒图尔纳、勒贝尔、拉勒维里–勒波和伟大的卡诺共事。实际上,决定这项任命的是卡诺。他曾阅读并仔细考虑了波拿巴为意大利军团制订的战役计划。从这份计划中可以看出,拿破仑的构想充满活力,对地形细节的理解细致入微,风格犀利且气势宏大,这些都令卡诺确信他是一位战略上的天才。波拿巴得到指挥权,并不像当时军中认为的那样是出于阴谋,而完全得益于他的指挥能力。1794年在意大利军团服役时,他认真地研究了海岸线以及进入内陆的关口;据著名学者沃尔内说,这位年轻军官获释后不久,就向他和国民公会特派员概述了意大利战役计划的细节,该计划能够帮助他顺利地从热那亚里维埃拉挺进奥地利心脏地带。[14]沃尔内说,波拿巴描述这一战略杰作时神采飞扬。我们能够想象到,当他在地图上指出皮埃蒙特和伦巴第的地理特征,说明这些将有利于勇敢的进攻者、带着他敲开维也纳大门时,权力在手的感觉令他膨胀,瘦削的脸颊上洋溢着热情,想到奥地利帝国将成为无助的待宰猎物,他如雄鹰般锐利的眼中闪烁着光芒。与拿破仑身上灿烂的智慧之光相比,壮丽的杜伊勒里宫都显得俗气和平淡,这种光芒曾照亮了尼斯的陋室,也预示着意大利解放的黎明即将到来。
1796年1月,拿破仑凭借新近得到的更全面知识,精心推敲他的作战计划,并立即赢得了卡诺的欣赏。督政官们将其转给时任意大利军团司令谢雷将军,但立刻接到了“粗鲁”的回答:谁草拟了这份计划,就请他来亲自实施好了。谢雷此前无所作为且牢骚满腹,督政府对此早已感到不满,趁机以这番话为由,用波拿巴取而代之。这就是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团司令的真相。
年轻的将军于3月21日出发前往尼斯,与之同行(或者迅速跟随而来)的是他忠实的朋友马尔蒙和朱诺,以及贝尔蒂埃、缪拉和迪罗克等军官,拿破仑对这些人的干劲深信不疑。从1795年初夏以来,发生了多少大事!想当初,他几乎拿不出前往巴黎的路费!准确无误的直觉将他带到了那个阴谋的温床,这是一场孤注一掷的赌博,他宁愿冒失去军职的危险,也要保持与中央当局的密切接触。对自身能力的超凡信心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回报,尽管此时除了书本知识之外,他对骑兵和步兵的运用一无所知,但仍决心带领意大利军团,进行一系列堪比恺撒的征服之战。拿破仑有着坚强的意志和狂热的精神,无怪乎他的一位朋友预言:他的终点不是王座,便是绞刑架!
[1] 荣格,《波拿巴和他的时代》,第 2 卷,第 430 页。
[2] 《回忆录》,第 2 卷,1815 年 11 月。另见,蒂博多《执政府的记忆》第 1 卷,第 59 页。
[3] 路易·安托万·莱昂·德·圣茹斯特(1767—1794),法国大革命中雅各宾派领袖之一,曾带头处决路易十六,有“恐怖大天使”之称。——译注
[4] 贝特朗·巴雷尔(1755—1841),热月党主要人物之一,原先支持罗伯斯庇尔等人的恐怖专政,后又改变阵营,成为热月政变领导人之一。——译注
[5] 让·弗朗索瓦·里科尔(1759—1818),法国革命者。——译注
[6] 马尔蒙(1774—1852)于 1789 年成为少尉,与波拿巴一同在意大利、埃及等地服役;1808 年受封为拉古萨公爵,1809 年获元帅军衔;1812 年,他在萨拉曼卡为威灵顿所败,1814 年倒戈投奔反法同盟。朱诺(1771—1813)于 1791 年进入法国陆军,1796—1807 年的历次战役中都是骑兵名将;1808 年征服葡萄牙,并受封阿布朗泰斯公爵,死于精神失常。
[7] 1789 至 1796 年法国革命政府发行的纸币。——译注
[8] 喀耳刻,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可用魔咒将人变成怪物。——译注
[9] 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分子戴的红色自由帽。——译注
[10]齐维(Zivy)的著作[《葡月 13 日》(Le treize Vendémiaire),第 60—62 页]中引用了任命不同指挥官的敕令。现存于法国战争部档案馆的一份波拿巴手稿也证明,是巴拉斯下令从萨布隆军营调来大炮。
[11] 波拿巴后来声称,是他下令开火,拖延当然对他的对手有利。
[12] 我要提请读者注意,不要听信卡莱尔的如下说法(《法国革命》,第 3 卷):“我们口中的法国革命,被几发葡萄弹炸飞了。”相反,革命延续了下去,只不过是以一种更有机、更有序的政府形式存在。
[13] 克里奥尔人指西印度群岛或拉丁美洲的欧洲人后裔。约瑟芬生于加勒比海的马提尼克。——译注
[14] 沙普塔尔,《我记忆中的拿破仑》,第 198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