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后现代的史学文字狱
——谈罗威廉《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
2007年，《亚洲研究》杂志刊载了美国学者罗威廉（William T. Rowe）的一篇长文《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1)，对20世纪汉学家、蒙古学家欧文·拉铁摩尔的学术和思想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批判。罗威廉认为，拉氏代表了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流行的历史比较方法，以及研究“历史进程”（historical processes）的努力，该文便是对它们的一次全面解构。本来学术界对不同观点进行学术商榷和争论都是正常的，但罗威廉此文没有针对拉铁摩尔的任何一项具体学术观点，而是给他扣上了一系列违反“政治正确”的帽子——决定论、绝对论、种族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使拉铁摩尔成了西方后现代标准下各种反动学术思想的集大成者。最关键的是，此文的论据多为曲解拉铁摩尔原意，甚至是无中生有的构陷。首先来看罗威廉此文的摘要：
在今天，欧文·拉铁摩尔作为一位内亚研究的开创者和1950年代麦卡锡主义的受害者而广为人知。在1920—1950年代，比较史学大行其道，就像他的朋友汤因比，拉铁摩尔也是主要推手之一。他毕生的学术追求，就是开创一种“科学”模式，来描述人类社会形态产生、成长、衰退、变异，以及在彼此间“边疆”互动的历程。在开创这个模式的一系列作品中，拉铁摩尔从自己的主观目的出发，信手拉扯了一些在他那个年代非常流行的分析方式，包括生态决定论、生物学的种族主义、经济地理与区位理论，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方式学说，随后又往往弃之不顾。在他思考的每一个阶段，他试图混用各种自命不凡的“目的论”，其中包括关于西方“进步”主义的各类目的论和关于中国周边诸游牧族走向中国式“文明”的各类目的论。
罗威廉的正文部分为五节：“生态与社会”（Ecology and Society）；“种族”（Race）；“文明与文化”（Civilization and Culture）；“技术与生产”（Technology and Production）；“结构、进程、比较”（Structure, Process, Comparison）。各节分别指控拉铁摩尔犯了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种族主义、文化绝对主义、共产主义和结构主义的错误。本文将对这些进行逐条分析。
一、拉铁摩尔与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
在“生态与社会”一节，罗威廉首先追溯了地理环境决定论（亦作生态环境决定论）的学术史：它的倡导人是德国学者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 1844—1904），由威廉·戴维斯（William Morris Davis, 1850—1934）介绍到美国，受其影响，与拉铁摩尔同时代的学者有美国地理学家埃尔斯沃思·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不是写《文明的冲突》的那位亨廷顿）、沃尔特·韦伯、德国人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等。此节有四页篇幅，这段学术史就占去了一半。罗威廉认为，拉铁摩尔在刚刚走上学术之路、于1928年写出论文《中亚的商路》（“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2)时，受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的影响犯了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
但实际情况如何呢？我们来看《中亚的商路》这篇论文。1926—1927年，为了考察从内蒙古到新疆和中亚的古老沙漠商路，年轻的拉铁摩尔雇驮夫和骆驼进行了一次旅行，然后完成了这篇论文。按照现代学术标准，它还算不上规范的学术论文，而更像篇游记，只有结尾处进行了一些思考和总结。这篇论文是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的，专门探讨地理及环境问题本无可厚非。在结尾部分，拉铁摩尔讨论了干旱环境对蒙古游牧民的影响，并引用了埃尔斯沃思·亨廷顿的假说，即内亚草原可能存在几十年为周期的波动性干旱。罗威廉擅自把拉铁摩尔的观点归纳为“气候发生波动，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只能无助地受其拨弄”，进而断言拉铁摩尔蹈袭了亨廷顿的决定论错误。但读拉氏原文会发现，他是以干旱波动为前提，讨论游牧民可能的应对措施，即扩大游牧活动范围，由此使部落间的交往增加，并形成更大范围的政治联盟，来应对自然环境恶化的压力。这就是地理环境决定论吗？显然不是。如果说草原干旱气候造成了游牧族的衰落和灭亡，那才是决定论。拉铁摩尔的解释则恰恰相反，强调了人类社会主动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3)
地理环境因素是拉铁摩尔学术研究中一直关注的对象，但他从未将其作为“决定”因素。罗威廉为了自圆其说，便认为拉铁摩尔在1928年之后经历了一个“自我改造”的历程：进入1930年代后开始摆脱地理环境决定论的影响，到1938年发表《蒙古历史中的地理因素》时完全站在了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的对立面。可罗威廉似乎忘了，就在自己文章的前一页，他在拉铁摩尔夫妇1947年合著的通俗读物《中国简明史》中找到了一句“（中国人）是其环境的产物”，并擅自替拉氏归纳为：“生态学显然是人类历史的最基本的单一决定因素。”这显然和之前总结的“拉氏1930年代脱离地理环境决定论”前后矛盾。另外，拉氏“（中国人）是其环境的产物”是介绍中国文明起源的开场白，从通俗历史的宏观角度看，任何一种人类文明都是其环境的产物，犹如中国习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和人类改造自然、与自然互动的历程并不矛盾。所以罗氏的“单一”一词显然是擅自发挥。(4)
与拉铁摩尔同时代且对拉氏著作相当挑剔的美国学者罗士培（P. M. Roxby）也承认，拉铁摩尔的学术特色是“避免单纯的决定论”。(5)拉氏毕生的学术特色是从亲历经验出发，拒绝构建任何试图解释一切的理论框架，所以他注定和各种“决定论”无缘。(6)再退一步说，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也并不是什么严重错误，它在很多问题上能自圆其说，如中国一直存在的人口分布“胡焕庸线”，其形成的本质正是地理差异。所以很多生态学及环境史研究者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这种决定论。那么，罗威廉为何一定要把拉铁摩尔和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扯上关系呢？因为在罗威廉的论述中，地理／生态环境决定论只是一个出发点，他要从中推导出“种族主义”——这才是“政治正确”的致命一击。
二、拉铁摩尔与种族主义
在介绍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起源时，罗威廉已经为种族主义埋下了伏笔：德国人弗里德里希·拉采尔不仅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者，也是生存空间理论的重要创立者，他认为人群的自然环境揭示了其“民族精神”，人类历史的关键就是改变定居地带来的人口迁移。所以在第二节“种族”里，罗威廉开始追索拉铁摩尔和种族主义的牵连。
和前节一样，罗威廉先追溯种族主义在学术界产生和发展的历程。除了拉采尔的地理环境决定论，还有赫胥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逐渐被人捏合成鼓吹“优等种族”和“优生学”的种族主义，并在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初期影响到美国人类学界。“种族”一节有五整页（第765—770页），前面四页都和拉铁摩尔没有直接关系，仅最后一页是关于拉铁摩尔的内容。
为了论证拉铁摩尔和种族主义的联系，罗威廉断言：既然拉铁摩尔生长在一个种族主义流行的年代，就注定难逃这种思想的控制。如罗威廉引用的一个事例：20世纪初，纽约动物学会的一名成员麦迪逊·格兰特（Madison Grant, 1865—1937），把一个非洲侏儒装在铁笼子里和猿猴一起展示，以宣扬其种族主义思想。这是1906年纽约的事情，彼时拉铁摩尔还是一个生活在中国保定府的六岁幼儿，除了试图抹黑和构陷，笔者看不到这两者之间有任何联系——或者说，这种联系还不如1950年代风靡美国的麦卡锡主义与少年罗威廉的关系密切。再看那些离拉铁摩尔稍微近一点的，如拉氏在1937年供职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罗威廉遂从拉氏的同僚、雇主中搜寻种族主义，如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生物学家雷蒙德·波尔（Raymond Pearl），罗威廉自己也清楚这两人并非种族主义学者，但还是从他们的著作或行为中搜寻了“种族主义”的蛛丝马迹，作为拉铁摩尔和种族主义结缘的论据。甚至1876年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成立时曾邀请赫胥黎讲话，也成了这所大学沾染种族主义的污点——那是拉铁摩尔入职前六十一年、出生前二十四年的事情。
在这些东拉西扯的所谓学术史背景之后，罗威廉只找到了一处拉铁摩尔和种族主义有染的直接证据，可惜也是有意地歪曲。这就是拉铁摩尔1928年的论文《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7)。这篇论文结尾处说，汉人将把统治权力施加到境内所有民族之上。罗威廉阐释说，拉铁摩尔这里表现出的不是典型白人种族主义，而是将其移植到了汉人身上。但拉铁摩尔这个表述真是种族主义的吗？只要看看原文就会发现，拉铁摩尔并非概括汉人的种族特征或一贯作风，而是分析当时特定的局势：1928年，北伐战争刚刚结束，伴随着国民政府试图控制全国的行动和大革命思潮的激荡，汉人便有了在边疆地区重新加强控制力的冲动（清朝终结后这些地区一度出现了离心趋势）。这便是罗威廉花了五页来罗织的唯一一处“种族主义”证据。
另外，罗威廉并未提及的是，他认定的这个种族主义罪证，其实拉铁摩尔生前已经做过自我批评。那是在1975年拉氏为《高地鞑靼》重印本所作的序言中，(8)他坦承自己早年有些预言并未应验，其中包含这个论断。拉氏澄清，1928年时他判断中国的民族关系会走向紧张，但随着1930年代日本侵华行动逐步升级，中国各民族已开始团结起来对抗日本侵略。而且需要注意的是，被罗威廉指控犯下地理环境决定论、种族主义的两篇早期论文——《中亚的商路》《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1962年都被拉铁摩尔未加删改地收入了《边疆史研究论文集》中，书中都是拉氏自认为最有代表性的论文著作。在该书自序中，拉氏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谈到有些学术观点发生过变化，但和罗威廉罗织的罪名完全是两回事，如他回顾《作为主体民族的汉族》反映了“一个（二十八岁）年轻人幼稚的惊奇”。这种问心无愧、坦坦荡荡的胸怀，站在罗威廉的立场上是无法理解和解释的。
拉铁摩尔毕生研究民族问题，他有没有显示过对某一民族的推崇或偏爱？笔者所见唯一的一次，是他1935年发表的《游牧民的恶劣处境》（“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9)。此文关注的是工业化大背景下内蒙古牧民的处境。拉铁摩尔谈到，在铁路出现之前，蒙汉交界地带已逐渐发生缓慢的、互惠的民族融合：沿边蒙古人逐渐学会了农业，他们兼营农、牧业，能说汉语，生活富裕而体面；和他们相处的汉人也学会了放牧和蒙古语。但当铁路突然进入草原深处时，那些世世代代游牧的蒙古人毫无准备，便被军阀和铁路资本驱赶出家园，生活困顿，农业移民也导致了草原的荒漠化。拉铁摩尔毫不掩饰他对牧民处境的同情，行文表现出某种情绪化：
……事实上，蒙古人自幼就培养出了独立和做各种工作的能力，他们加工皮革和毛毡，驾驭大车，在多变的天气和辽远的旷野里独自闯荡，在各种极端环境下迅速拿出自己的对策。而那些农业殖民者，终身生活在一间土屋子里，按照皇历和地主的指示，埋头于没有任何主动性的、一成不变的种植与收获周期。当这两者相遇时，蒙古人应该得到更从容、更公平的竞争机会。(10)
拉铁摩尔的学术有道德立场，有社会关怀。他同情受到西方列强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中国；行走边疆时，他同情那些被工业化排挤的游牧族。他抓住一切可能的场合和机会，为那些被欺凌、被剥削者呼号，并在二战中放弃学术投身反法西斯事业。同情弱者是他终身不变的立场。可惜罗威廉的后现代之眼偏偏无视这种人生立场和学术取向的关联。
三、拉铁摩尔与文明、文化概念
和地理环境决定论一样，罗威廉能找到的“种族主义”罪状是孤证，且是不成立的伪证，相反的论述在拉铁摩尔作品里则比比皆是。为了自圆其说，罗威廉又求助于“改造说”，即拉铁摩尔信奉过地理环境决定论和种族主义，但后来学界风气渐变，这些主义的名声越来越臭，拉铁摩尔只得将它们抛弃，另寻他说，即“文化绝对主义”和共产主义。
在第三节“文明与文化”里，罗威廉检视了拉铁摩尔著作中的文明与文化概念。和前两节一样，这节也有大量与拉铁摩尔学术无关的所谓学术史背景，比如法国学者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对“文明”概念的梳理，德国学者赫尔德（Herder）、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对文化、文明概念的运用，美国学者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用文化概念反对种族主义，等等。这并非罗威廉的研究领域，都是从其他研究者的著作里摘抄来的。按照费弗尔的观念，20世纪初学者对“文明”有两种理解：一种是绝对主义的，且往往和种族主义有关；另一种则是相对主义的，即把各种人类社会的物质和文化成果都看作文明。罗威廉用这种区分方式审查亨廷顿的著作，发现两种用法都曾出现，至于拉铁摩尔的作品，他没有找到认为“文明”有优劣之分或者价值高下之别的任何表述。于是此节以一句遁词草草结尾：“但随着他逐渐逃离种族（及环境）决定论，他对世界历史里文化的倚重相应地增长了。”——仍念念不忘把拉铁摩尔与种族主义扯在一起。
那么，拉铁摩尔对“文明”（civilization）的看法究竟是什么？笔者以他早期（就是罗威廉指控的拉氏犯下种族主义及开始“逃离”的时期）的作品来讨论。1926—1927年，拉铁摩尔进行了第一次内亚考察，随驼队从内蒙古进入新疆，随后写下了《Turkestan沙漠路》（1928年，记叙去新疆的旅程）和《高地鞑靼》（1930年，记叙在新疆的游历）两部游记。在《高地鞑靼》中，拉氏描写了当时乌鲁木齐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使用了“文明”一词。他描述的城市“文明”有两种：一种是当地汉人官员的，主要指传统教育和做官的排场，如出行时有差役打着灯笼开道，马车两边有红棍子卫队护驾；另一种是生活在乌鲁木齐的俄国人的，主要是欧式的服装、言谈举止，还有沙龙舞会（托尔斯泰等俄国小说里很常见的场景）。从这两点可见，拉铁摩尔主要从社会阶层和文化生活两方面来理解“文明”，而且这些“文明”概念是主观的，即汉人或者俄国人自己视为文明之物，并没有客观标准和优劣之别。同书中，拉氏也将游牧和农耕看作两种不同的文明。(11)所以，试图从拉氏身上找和种族主义结缘的“文化绝对主义”只能是缘木求鱼。
四、拉铁摩尔与马克思主义
《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的第四节“技术与生产”主要针对拉氏的社会发展观，罗威廉从中找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痕迹。
在此节开端，罗威廉总结了拉铁摩尔研究社会变迁的基本思路，即技术、环境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人类社会必须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才能开发利用其所处的社会，比如用农业开发黄河下游，用畜牧业开发草原；而技术（不管是自身发明或从外界移植）的应用也是有条件的，比如一个绿洲社会，只有在人口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才能进行系统的水利工程建设。一项技术只有与社会的组织结构和政治相适应时才会获得应用，比如蒙古人本来有在草原上挖井的技术，但开挖水井意味着固定的土地占有制，这和游牧社会的流动性相冲突，所以没有被采用；最后，某些技术的发展还会导致社会人口增长、向外扩张，直至扩张到新的、不适用这些技术的地理环境中，从而带来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新变化。此外，拉铁摩尔还非常关注交通技术和人类社会的互动关系，比如从畜力的陆路运输到蒸汽大航海，甚至在二战前后初露端倪的航空时代。上述思路来自拉铁摩尔对中国边疆社会的实地考察和文献研究，都极富创见，目前学术界还缺乏对它们的深入理解和认真研究。罗威廉则批评它们“过度死板与教条”（excessively rigid and dogmatic），这本来是拉铁摩尔批评三四十年代用苏联总结的社会发展五段论硬套中国历史的评语。可能在罗威廉看来，任何试图从总体上、宏观上描述和研究人类社会都是错误的，是死板和教条的，违背了后现代的解构主义，只有局部性的区域研究、个案研究才符合罗威廉的后现代学术标准。
拉铁摩尔明确说过，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在麦卡锡时期，美国右翼分子曾指控拉铁摩尔是苏共党员，后来证明都是诬告。但另一方面，拉铁摩尔观察社会的角度确实有很多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地方，他也从不掩饰这些。所以罗威廉在拉氏著作中找到了大量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论述，比如：拉氏一贯反对帝国主义势力对中国及广大亚非拉地区的侵略和剥削，在分析中国问题时，他指出了买办资本和西方经济的合作关系。但这些就能作为拉铁摩尔的罪状吗？本文认为，拉氏这些观点并非来自书面教条，而是来自他在英国贸易公司供职，和形形色色的中国人打交道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对中国人民的同情。罗威廉又称：关于日本侵华的根本原因，拉铁摩尔否认法西斯的“种族正当论”（“racial fitness”，即认为优等人种理当统治劣等人种），而认为是日本资本主义的牟利动机，他们把日本农民剥削得民穷财尽，继而转向海外扩张，寻求更大的利益。在罗威廉看来，这些与马克思主义相似的历史解释不需要学术讨论就可以直接否定。
拉铁摩尔政治上比较认同苏联，这也是他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重要原因。拉氏早已声明，他是从同情内亚少数民族的角度看问题的，在20世纪前半期，内亚少数民族在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侵蚀剥削之下毫无反抗和逃避之力，而苏联的民族关系比较平等，所以当时内亚各族有不少知识分子认同社会主义，觉得它是避免被西方剥削、走向独立和工业化的唯一道路。这有其历史合理性。但罗威廉由此攻击拉氏是条“政治变色龙”（political chameleon）。其实在遭受麦卡锡主义迫害之前和之后，拉铁摩尔的立场没有发生过丝毫变化，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借鉴和对苏联的好感既没有消失，也没有更强烈。
如何看待拉铁摩尔学术中与马克思主义的近似之处？本文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对社会的观察有其独到的价值，更有深刻的社会关怀，所以拉铁摩尔学术中经常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共鸣，这是很正常的。而罗威廉不做学术探讨，将马克思主义当作天然政治错误的符号，已经不是“后现代”的所谓无立场原则所能解释的了，其本质是美国最保守的冷战思维。
五、拉铁摩尔的历史研究方法
在第五节，罗威廉从“结构、进程、比较”三个角度批评拉铁摩尔的学术方法。此节开篇，罗威廉就声称拉铁摩尔的历史观具有极深的结构性（deeply structural）。但罗威廉同时承认，拉铁摩尔重视动态的进程而非静态的结构，一直试图避免“单因的解释”，按照他的理解，这是在拉铁摩尔逃离地理环境决定论之后，所以对“结构”的批评匆匆一语带过。
罗威廉转而对拉氏的历史进程论展开批评。罗威廉认为，拉铁摩尔试图寻找人类历史的发展动因，经常用物理学、生物学术语来描述人类社会的发展，拉铁摩尔对社会变迁的宏观论述里，经常毫不掩饰地使用一些物理学术语，如“动力”“稳定”“平衡”，在《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中更有大量“生物学的隐喻”，比如用“萌生”“成长”“衰老”等词描述社会的发展过程。但罗威廉没有提及的是，拉铁摩尔在1962年的《边疆史研究论文集》的序言中已经做过自我批评，即《满洲：冲突的摇篮》一书受斯宾格勒影响，用“文明的青年期—成熟期—衰老期这种‘形态学’”来描述中国社会。(12)这个序言是拉氏对自己前半生学术的总结回顾，篇幅不长，罗威廉曾多次引用，却没有提及拉氏的自我批评。前述第二节中，罗威廉引用拉铁摩尔的观点亦未提及拉氏后来的自我批评，同样的问题在一篇论文中两次出现，很不应该。
回到所谓关于物理学或生物学“隐喻”的问题上来，笔者认为，关于如何描述总体社会特征和变迁，目前并没有一套标准的学术语言，估计以后也不可能有，历史学只能使用日常语言。而且罗威廉自己也无法戒断那些似是而非的隐喻表述方式，如该文“结论”的开端，“所有的时刻都具有原创性意义，但有些时刻比其他时刻的原创性更加深远。在历史学领域，拉铁摩尔如日中天的那个时刻就是其中之一（All moments are seminal, but some are more seminal than others. In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 … the moment of Owen Lattimore’s prominence was one of these）”，所以完全不必以此苛责一位生于1900年的学者。
结论
第五节的“结论”部分，是对拉铁摩尔比较的历史学方法的批评，和前三节一样，这部分掺入了很多所谓学术史，和拉氏直接相关的并不多，但罗威廉还是再次罗列了所谓种族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纳粹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式微——时刻不忘借这些来抹黑拉铁摩尔，然后重申对从宏观上研究社会进程、跨文化比较的反对，以及反对探寻历史背后的意义。这就是罗威廉反对拉铁摩尔的出发点和归宿，显然是“后现代”的“解构主义”立场。
难道总体的、比较的历史研究方法，就和罗威廉等后现代学者热衷的个案、区域的研究方法必然冲突吗？先来看总体研究。拉铁摩尔的研究范围上自中国文明的起源，下至他生活的当代，地理范围兼跨中国内地与蒙古、西藏、新疆等边疆地区，确实称得上总体研究。但另一方面，拉铁摩尔也有大量的区域研究成果，比如对蒙古、新疆、东北的区域研究；他从未放弃对具体现象的关注与研究，比如探寻戈壁商道上的“假喇嘛”传说（the False Lama），(13)考察荒漠中一座废弃的古城，在中国东北的“鱼皮鞑子”（赫哲人）中进行民族志调查，这些都有专文论述。(14)他晚年还在关注蒙古草原上的“送信狗”这类具体问题。(15)拉铁摩尔从未反对其他学者进行国别史、区域史或个人史研究，对他来说，总体的研究是一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工作，这是一种宽容、得体的学术和人生态度。关于比较的研究方法，拉铁摩尔确实习惯将中国内地社会与周边草原社会、绿洲社会进行比较，将中国和欧洲的一些历史现象进行对比。这些比较研究多数都富有创见，提出了有价值的问题和思路，也有少数类比并不恰当。(16)这是具体的学术问题，研究者可以心平气和地商榷，而不应该搞政治批斗式的扣大帽子和一概否定。
《欧文·拉铁摩尔，亚洲与比较史学》一文发表已经数年，西方学界一直没有质疑的声音，表明“后现代”史学正大行其道，无人敢撄其锋芒。本文则认为，很多学派或学者都有不同程度的“为现实服务的趋时性”，这和学术研究本身没有直接联系，也不是后现代史学独有的特点。后现代史学的真正危机，是“现代”的封闭学术体制使学者终身生活在象牙塔内，缺乏社会常识，脱离现实关怀，使人文学术研究呈现普遍的无意义解构、碎片化。在清史之外的中国文史研究领域，后现代思潮的影响正在扩散，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1) William T. Rowe, “Owen Lattimore, Asia, and Comparative History”,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66, No. 3 (Aug., 2007), 759–786.
(2) Owen Lattimore, “Caravan Routes of Inner Asia”,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37–72.
(3) 关于《中亚的商路》汉译本及其内容介绍，参见黄达远：《在古道上发现历史：拉铁摩尔的新疆史观述评》，《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4期；黄达远：《区域史视角与边疆研究——以“天山史”为例》，《学术月刊》2013年第6期。
(4) [美]拉铁摩尔夫妇：《中国简明史》，陈芳芝、林幼琪译，罗荣渠校，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年，第11页。
(5) P. M. Roxby, “A Review: Inner Asian Frontiers of China by Owen Lattimore”, International Affairs Review Supplement, Vol. 19, No. 3/4 (Dec., 1940–Mar., 1941), 180–182.
(6)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by David Lattimore”, XXIII.
(7) Owen Lattimore, “The Chinese as a Dominant Rac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200–217．英语中并没有和汉语严格对应的“民族”一词，拉铁摩尔作品中常用“race”这个词表示“民族”，指以共同的文化和历史而结合起来的人群，没有任何血统或人种上的意义，更没有优劣之分。
(8) Owen Lattimore, High Tartary, “Introduction to the 1975 Edition”, XXIII.
(9) Owen Lattimore, “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415–426．该论文的中译名借鉴了杨晔：《试评拉铁摩尔的中国边疆史研究》，复旦大学2008年硕士学位论文。
(10) Owen Lattimore, “On the Wickedness of Being Nomads”,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422.
(11) Owen Lattimore, High Tartary, 37.
(12) Owen Lattimore,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Preface, 28.
(13)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230–244.
(14) Owen Lattimore, “A Ruined Nestorian City in Inner Mongolia”; “The Gold Tribe, ‘Fishskin Tatars’ of the Lower Sungari”, Studies in Frontier History: Collected Papers, 1928–1958, 221–240, 339–402.
(15) Owen Lattimore, The Desert Road to Turkestan, “Introduction to the 1975 Edition”, XXXII.
(16) 比如拉氏用欧洲中世纪教会抗衡封建势力来类比中国中古时期佛教寺庙的作用，参见[美]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第2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