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

世上有两种作品：一种是艺术家用自己的一部分创作的，另一种则是艺术家用自己的全部创作的。前者是说：艺术来自于生活；后者是说：艺术就是生活。在文学史巍峨殿堂的入口处，每位作家都会呈上第一种作品，但是那少数交了两种作品的，一定让其他作家嫉恨不已。无它，文学只能阅读，但是作家可以谈论，有故事的作家，尤其是有精彩故事的作家，更受读者们的青睐。而从故事的角度衡量，圣徒总是不敌浪子，良家妇女可能要输给青楼荡妇，没法子，人类天性如此。聪明如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1854—1900），一定深知这一点，在去世前不久，他很想给自己取个能够留名青史的绰号，于是自封为“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运用他驾轻就熟的“矛盾修辞”，很吊诡，很像他的人生风格。

（一）传奇中的王尔德

细较起来，王尔德能够在文学史上占个二流位置，靠的是几部戏（《温德米尔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不可儿戏》《莎乐美》）、一部小说（《道林·格雷的画像》）、几篇童话（《快乐王子》《自私的巨人》《夜莺与玫瑰》），还有发自内心的书信（《自深深处》）。不过在他逝世一百余年后，他的俏皮话、他的服装、他的情史和轶事，显然流传的更加广远，“知道”王尔德的比“读过”王尔德的，多了太多。向好的方向理解，于“不朽”这桩事，“谈助”也能立大功。王尔德说过：“一个人生活中的真实事情不是他所做的那些事，而是围绕着他形成的传奇。你永远不该摧毁传奇。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可能对一个人的真实相貌略有了解。”

王尔德的传奇实在太多，他的朋友写过，他的二儿子也写过一本，就连他的庭审实录，都有中国作者挖出来辑成一本书。但是要说集大成者，还是美国人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mann，1918—1987）的《奥斯卡·王尔德传》。艾尔曼是王尔德的校友（都柏林圣三一学院、牛津大学），为乔伊斯和叶芝写过传记，这部王尔德传花了他二十年光阴，英文版有736页，征引之广泛、细节之翔实，可用“骇人听闻”来形容。想知道泰德街16号王尔德故居原来的壁板是什么颜色吗？想知道他是如何被“掰弯”的吗？想知道他去普鲁斯特家拜访时说过什么话吗？一切一切都可以在该书中找到答案。而此书“杀青”之际，艾尔曼在牛津去世，不到七十岁，病症是肌萎缩，不过我猜他是累的：王尔德哪是省油的灯！

（二）他的外表

虽然流传至今的王尔德照片也有几十张，但是有图未必就有真相，艾尔曼复原出的王尔德形象显然更靠谱。他高大，一米九三，一直有发胖的趋势，走起来大摇大摆、拖拖拉拉、懒洋洋的。他面色苍白，有月亮一样的脸庞，也像月亮一样，有浅色的大雀斑。嘴唇非常厚，是供给漫画家下笔捕捉的特征。眼睛是瓷蓝色的，热切的大眼睛熠熠生辉，弥补了长相上的不足，加分。而一口龅牙是绿而近黑的，估计是用水银治疗梅毒病所致，减分。他说话速度很快，嗓音很低，语调圆润柔和。至于他的表情——照片难以记录的是表情——“异乎寻常地温和但热烈”，也许正是他的魅力所在。

这样一个姿色平常的“死胖子”，凭什么成为唯美主义的旗手？王尔德在少年时代就十分操心自己的服装，等到他写《道林·格雷的肖像》时，他借其中人物调侃说：“只有浅薄的人，才不根据外表来做判断。”艾尔曼告诉我们，王尔德13岁就有花花公子的品位，喜欢深红色与丁香色的衬衫，配淡紫罗兰色领结。在牛津上大学时，他衣服上的格子总要比同学们来得大而显眼。

当然他最惊世骇俗的衣服是他1882年到美国巡回演讲时所穿的，特别设计要吓吓乡巴佬们。他入海关时的警句尽人皆知：“除了天才，我别无他物需要申报”，跟着他一起入关的，是拖到脚上的绿色长大衣，衣领和袖口饰有毛皮，波兰式圆帽子，天蓝色领带，异常夸张。在演讲台上，他穿得同样不伦不类：深紫色的短上衣，齐膝短裤，黑色长筒丝袜，镶有鲜亮带扣的低帮鞋。那长筒袜轰动大西洋两岸，艾尔曼解释说实乃共济会牛津阿波罗分会的服装，在拿破仑·萨朗尼为他拍摄的系列黑白照片里，长袜虽显眼，还看得下去。

在一般传记故事里，王尔德效仿戈蒂耶的红色马甲、插在纽扣里的绿色石竹，是某种“标配”，还是艾尔曼挖出的细节多，他告诉读者，为了展示自己的不同流俗，王尔德还特意模仿巴尔扎克的手杖，须知巴尔扎克当年的土豪品味十分不堪，别人用的手杖是“棍子”，巴尔扎克用的是“杠子”，不仅如此，杖头蓝色宝石，还嵌着贵妇的裸体小像。谢天谢地，王尔德只是略示敬意，他用象牙手杖，杖头上覆盖着绿松石，雅致多了。

（三）他的百合

王尔德当然是天才，他从小表现出阅读速度方面的才能，半小时内可以精读一本三卷册的小说，还能复述出七七八八。在19世纪最受推崇的古典文学方面，他有惊人的好成绩，不仅在都柏林圣三一学院时是头等生里的第一名，在牛津时代各种花天酒地之余，依然获得罕见的古典文学学位阶段考和学位终考的双一等成绩。可是，需要注意的是，从24岁毕业后定居于伦敦，到1891那个多部杰作面世的“奇迹之年”，期间有13年的时间里他并无重要作品，成名完全是靠奇装异服、古怪行为和辩才。

王尔德手执向日葵走过皮卡迪利大街的形象让人一见难忘，他对于百合的钟爱更是远近闻名。牛津时期，他就在宿舍里摆满百合花，用来自中国或塞夫勒的蓝色瓷瓶。22岁他单恋爱尔兰游艇主的妻子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1853—1929），更是展开百合攻势，据说当兰特里先生清晨回家时，常会被蜷缩在门阶上的王尔德绊倒，后者正在等待兰特里太太，寄望在她下马车时能看上她一眼。后来兰特里先生破产，莉莉成为名演员并组建了自己的演出公司，1882年他在美国巡回演讲，恰巧莉莉也去美国淘金，王尔德依然去接船并献上大捧百合花，誓将骑士风范进行到底。

他的另一位女神是法国名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dt，1844—1923），当萨拉初抵伦敦，王尔德前去迎接，将满怀百合撒在她的脚下，从此二人结为好友，他后来用法文写作《莎乐美》，也是为莎拉量身定做的“诗人的贡礼”。

在《潘趣》《世界》等流行报刊上，王尔德做过的“傻事”、穿过的“戏装”、说过的妙语时不时出现。艾尔曼总结说：“王尔德学会了一种行动和说话的方式，他完全明白有可能遭到嘲笑，也确实遭到嘲笑，照收这种嘲笑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坏名声是好名声的邪恶的孪生兄弟。”

（四）他的对头

王尔德以出口成章的“急智”而知名，但若说“毒舌”，他还拔不得头筹，那份殊荣要留给美国旅欧画家詹姆斯·惠斯勒（James McNeill Whistler，1834—1903）。惠斯勒比王尔德大二十岁，1880年他们比邻而居结为朋友，互呈口才，出语不凡，俏皮尖酸，两人有什么最新妙语，是伦敦社交圈的话题之一，可惜的是，惠斯勒总是占上风——他更自大，更不善良。

在惠斯勒眼中，王尔德不是一个有天赋的人，起码不像他惠斯勒那般有天赋，于是，王尔德喜欢拿自己开心，惠斯勒也一样喜欢拿王尔德开心，有十年的时间，王尔德饱受羞辱。一次宴会上，某个女士说了一句漂亮话，王尔德说：“我真希望那是我说的。”惠斯勒在旁插嘴：“奥斯卡，你会说出这句话的，你会的。”王尔德经常借鉴并润色他人说出的妙语，惠斯勒心知肚明一语挑破，不够厚道。又一次，报纸登出他们二人的对话并大加发挥，王尔德给惠斯勒写信说：“太荒谬了，我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除了自己之外什么也没谈。”而惠斯勒回信：“不，不对，奥斯卡，你忘了，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之外什么都没谈。”

自大的惠斯勒显然对王尔德在美国和欧洲的演讲不满，1885年2月20日晚上10点，他在王子大厅公开抨击王尔德，公众原指望看出好戏，不料王尔德轻描淡写地绕过去了。次年11月，惠斯勒公开发表写给某艺术委员会的信，阻挠王尔德被吸纳：“奥斯卡跟艺术有什么共同点？除了他跟我们共餐，拿走我们碟中的李子，做成了布丁，然后又拿到外省去四处兜售。奥斯卡——这位和蔼可亲的、不靠谱的、贪嘴的奥斯卡——对绘画的了解不超过对衣服是否合身的了解，居然有胆量发表意见——而且还是别人的。”巴掌直煽到脸上了，王尔德竟然没有当即断交——断交是1890年之后的事。若说“厚道”，王尔德堪称“圣人”。

（五）他的情史

王尔德最被俗世所议论的，当然是他的私生活。1997年的传记故事片《王尔德》参考了艾尔曼的这部传记，从王尔德1884年追求康斯坦斯·劳埃德（Constance Lloyd，1859—1898）与其结婚，到1898年王尔德出狱后与同性情人波西（‘Bosie’）约会于罗马，截取他人生中的十四年，意在详述王尔德的“情人们”。

王尔德夫人康斯坦斯贤良、沉默，符合王尔德的希腊式审美，有着“男孩子气的脸庞和黑色的大眼睛”。遇到王尔德时，她每年有250英镑的收入，她的祖父去世后将会涨到900英镑。结婚之际，王尔德不仅没有积蓄还有欠债，是康斯坦斯提前从祖父那里预支5000英镑，装修他们在泰特街16号的豪华房子。结婚次年，长子西里尔出生，再一年，次子维维安出生，康斯坦斯“百合花”般的身材走了样，很快失去了王尔德的欢心。在被遗弃的日子里，她考虑过离婚，但是在王尔德最需要亲情的时候，她没有拒绝。虽然听从朋友劝告她更名改姓、带着两个儿子移居热那亚，她还是每月给王尔德一点津贴。康斯坦斯在她39岁时因脊椎手术辞世，墓碑上简单刻着：“霍勒斯·劳埃德的女儿”，不知何时，有人加上了一行字：“奥斯卡·王尔德的妻子”。

1886年，17岁的牛津大学生罗伯特·罗斯（‘Robbie’，Robert Baldwin Ross，1869—1918）“引诱”了王尔德。罗斯是加拿大总督的孙子、加拿大司法部长的儿子，是王尔德的第一个同性情人。后来王尔德移情别恋，视罗斯为“男孩中的一个”，罗斯却不离不弃，特别是在王尔德最困顿的时刻——受审、入狱、去世——有情有义。多年以后，罗斯的骨灰葬在了王尔德的墓中，对于罗斯而言是一生痴恋的结果，得其所哉。罗斯之后的另外一位重要情人是约翰·格雷（John Gray，1866—1934），《道林·格雷的画像》里藏着他的名字。与罗斯不同，格雷来自底层，自学成才，是一名年轻诗人。王尔德对于情人的出身并不挑剔，无论是来自底层的男妓还是来自牛津的露水之欢，他几乎可以“无差别对待”。但是说到“真爱”，唯有“波西”——艾尔弗莱德·道格拉斯（Lord Alfred Bruce Douglas，1870—1945）。

波西一直被王尔德粉们视为“红颜祸水”，这位侯爵之子连读了14遍《道林·格雷的画像》，然后经人引介拜见王尔德，时在1892年，王尔德与他迅即热恋。波西脾气暴躁、骄横自私、挥金如土，很快消耗了王尔德5000英镑的巨款。两人热恋的两年间，王尔德不仅抛家弃子，也没写出任何作品。正是因为波西的幼稚和冲动，使王尔德走上状告昆斯伯里侯爵“诽谤”的法庭，进而情势急转直下，终至身败名裂。饶是如此，王尔德狱中为他写下长篇“情书”《自深深处》。出狱后，在夫人与情人之间，王尔德百般辗转还是选择了波西，两人的再度复合也只有三个月。

旁观者清的为何当事者迷？电影有一个好，直观，请了大帅哥裘德·洛饰演波西，举手投足，一颦一笑，倾国倾城，任是无情也动人。本来么，最刻骨的爱是理智无法解释的，波西所激发出的王尔德的疯癫与不顾一切，是一种对庸常生活的倾覆，也是一种对唯美主义的成全。所谓“声名狼藉的牛津大学圣奥斯卡，诗人暨殉道者”，他的人生是诗，他殉的道是美之道。

（六）他的潦倒

在生命的最后两年，王尔德贫病交加、众叛亲离，他在巴黎街头经常拉住以往的熟人讨钱，那情形真是潦倒。1899年，一位作家朋友记述说，在圣日耳曼大道上偶遇坐在一家咖啡馆旁的王尔德，当时正下着瓢泼大雨，雨水倾泻在他身上，因为侍者急着要赶走这最后一位顾客，不仅将椅子堆放起来，还把遮雨篷也收了起来。而王尔德没法走人，他点了三四杯饮料，却又付不出钱来。事实上，他经常口袋里没有一个苏。不是罗斯等人不接济，他住的四等旅馆的老板待他不薄，他也尽可能不放弃相对豪奢的生活，潦倒的是他的心态，破罐破摔，沉溺肉欲，一有钱也是浪掷。到了这个地步，也真是唯欠一死。

艾尔曼的秉笔直书有时是令王尔德粉们不快的。他认定王尔德最后的死因是第三期梅毒，虽然王尔德掩饰说是贝类中毒。在他临终的病榻边，只有罗斯和另一个友人。王尔德著名的改宗事件，发生在他失去知觉之际，也是罗斯做主、火速拉来了一位神父。这部权威《王尔德传》最残酷的段落是描写王尔德的死亡：“他刚刚咽下最后一口气，身体就溢出了液体，这些液体从耳朵、鼻子、嘴巴和其他窟窿中流出来。他的遗骸是非常可怕的。”让人想起《道林·格雷的画像》？对于一个唯美主义者，真是太不美的结局。

与王尔德的悲剧人生一样流传久远的，是他的连珠妙语，虽然有些是出自书中人或剧中人之口，难以猜测作家本人的倾向。艾尔曼评价说：“他的悖论翩翩起舞，他的才智闪闪发光。他的语言中充满了自嘲、趣味和放纵。”王尔德金句永远是文学系青年男女的锦囊，其中有一句：“我对文人从不感到失望。我觉得他们极有魅力，让人失望的是他们的作品。”好在，王尔德本人除了魅力，作品也还在流传中，起码那些警句隽语还在网上以各个语种形式泛滥。1998年，英国人总算“原谅”了王尔德，在伦敦的王尔德纪念碑上（我能说太丑么），他们选了这一句：“我们都在阴沟里，但仍有人仰望星空。”嗯？这么一本正经？又这么凄惨煽情？不好玩。我觉得艾尔曼这部权威传记里最亮闪闪也最切题的是来自《道林·格雷的画像》里的这一句：“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人们对待艺术的方式让人觉得它本该就是一种自传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