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前文对唐代民族文学的研究现状、理论背景、史料基础进行了简要概述，力图勾勒出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然而，研究轮廓越来越清晰，研究对象和方法固化、窄化、平化的问题也会随之而来。放眼未来，融通或许才是唐代民族文学研究的出路。
其一，少数民族文学与古代文学学科的融通。唐代民族文学研究辐射范围非常大，从目前的学科归属看，除了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等较远学科下的一些方向，至少涉及古代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比较文学、现当代文学、文艺学等文学二级学科，前二者的关系尤密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底蕴厚重、范式成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野尖新、理论前沿。如何调和这两种研究路径，充分发掘“民族”与“文学”之间的深层关联，是未来要着力突破的。
其二，历史情境与历史规律的融通。社会历史情境是人物、事件的表象，历史规律则是蕴藏其中的脉络和逻辑，王明珂称前者为“文本”，而以后者为“心性”。文学现象的产生、演变有自身特殊的规律，民族因素直接或间接产生影响。以往的学者曾试图从宏观的角度揭示文学思潮、文体特征、作品风貌与民族文化、民族融合的关系，虽然取得了不少成绩，但难免隔靴搔痒。尽管如此，追问也不能停止。揭示事物或现象的本质或特质，往往在于微观情境。在文学的“民族性”“民族特质”等问题上，不同民族（族群、家族）的特征迥异，在不同时代、地域的呈现形态也不同，可能难以勾勒出一个清晰的整体画像，但通过微观情境的不断解读，或许可以不断接近“真像”。
其三，外部研究与内部研究的融通。回顾唐代民族文学的研究历史会发现，围绕民族作家的人物研究和围绕作品的民族文化研究一直占据着主流，而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文体文风、审美特质是否有“民族性”因子并没有被挖掘出来。即便放眼整个文史学界来看，民族研究都极少突破到文学作品内部，而往往停留于作家问题和作品外围研究或“以诗证史”的层面。由民族文化进入民族作家的生平履迹、文化熏习、民族心理，进而深入到文学作品体裁、题材、风貌、思想，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融通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重要任务。
其四，各民族文学的融通。唐代民族文学的落脚点并不是“揭示”出一个完全孤立的、独树一帜的民族文学，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强调研究有主体性也并不是有意割裂和区别各种“民族文学”现象，而是为了勾勒相对清晰的研究框架。历史上多民族文学的互动和融合过程非常复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常态。“中华文学”“多民族文学”“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等文学史观都曾试图理顺汉文学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但或多或少带有理论先行的意味，文学史叙述和具体研究落实任重道远，各民族文学关系融通将是民族文学研究的长期目标。
(1)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68页。
(2) 参考（美）薛爱华著，吴玉贵译《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05—122页。
(3) （美）芮沃寿、（英）杜希德编：《唐朝面面观》（Perspectives on the T'ang），耶鲁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1—43页。
(4) 程千帆著，陶芸编：《闲堂书简》（增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786页。
(5) 参见沈文凡、李莹《余恕诚先生学术思想述评》，《社会科学战线》2014年第3期。
(6) 参见海滨《新世纪唐代文学与民族研究综述》，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2014），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21—336页。
(7) 杨镰：《〈坎曼尔诗笺〉辨伪》，《文学评论》1991年第3期。
(8) 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9) 周勋初：《诗仙李白之谜》，收入《周勋初文集》卷四，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2—143页。
(10) 如余先生与王树森等合作的《唐蕃关系视野下的杜甫诗歌》（《民族文学研究》2011年第5期）、《提升民族精神的诗史——唐代有关吐蕃诗歌的一个侧面》（《民族文学研究》2014年第6期）等文章。
(11) 徐希平：《李杜诗学与民族文化论稿》，民族出版社，2011年。
(12) 海滨：《西域文化与唐诗之路》，中华书局，2022年；高人雄《汉唐西域文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2017年。
(13) 参见宋晓云《边声四起唱大风——耶律楚材与元代丝绸之路文学》，《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4期；《元代丝绸之路文学的研究》2006年第4期。
(14) 张明廉：《对“丝绸之路文学”及“多民族文学”的思考》，《文艺报》2015年9月7日006版；石一宁：《丝路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新的发展机遇》，《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27日007版。
(15) 任竞泽梳理了“丝路文学”的一个学术谱系，囊括学科之多、涉及领域之广，可见一斑，参见《“丝路文学”研究述评》，《学习探索》2020年第11期。
(16) 参见程金城、乔雪《丝绸之路文学新探索——新视域、整体观、拓展性和审美性》，《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9年第3期。
(17) 王汝良：《“丝绸之路文学”正义》，《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1月11日009版。
(18) 海滨：《“唐诗与西域文化”研究范式的转型呼唤》，《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5期。
(19)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183页。本书所引陈寅恪诸书，不特别说明者，皆出自三联书店2001年、2002版《陈寅恪集》，个别加以新式标点，改正错讹字。
(20) （日）谷川道雄著，李凭译：《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的基本问题总论》，收入《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学的基本问题》，中华书局，2010年，第5页。
(21) （美）魏特夫著，唐统天等译：《中国社会史——辽（907—1125）：总论》，王承礼主编《辽金契丹女真史译文集》第一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第42—44页。
(22) 李鸿宾：《墓志所见唐朝的胡汉关系与文化认同问题》“序言”，中华书局，2019年，第9—10页。
(23) 参考钟焓《“唐朝系拓跋国家论”命题辨析——以中古民族史上“阴山贵种”问题的检讨为切入点》，《史学月刊》2021年第7期。
(24) 参见郝时远《中文“民族”一词的源流考辨》，《民族研究》2004年第6期；又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51—55页。
(25) （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基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316—317页。
(26) 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第56—60页。
(27) 如费孝通先生在其经典论文《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就频繁使用“少数民族”“非汉人”“胡人”等概念。
(28) 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平朴社出版部，1932年，第233页。按：1957年作家出版社再版，“野蛮民族”改为“少数民族”。
(29) 陈易园：《民族文学之研究方法》，《协大艺文》1937年第7期。
(30) 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31) 关于“多民族文学史观”的发展过程、理论内涵、理论意义，详李晓峰、刘大先《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相关章节。
(32) 张炯：《走向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华文学通史〉导言》，《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33)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与中国文学的民族学、地理学问题》，《文学评论》2005年第3期。
(34) 杨义：《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导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1—2页、第18—19页。
(35)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华书局，2014年，第40页。
(3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40页。
(37)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元和姓纂》卷七，中华书局，1994年，第1148页。
(38) 段成式撰，曹中孚点校：《酉阳杂俎续集》卷一，《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714页。
(39) 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卷一一，《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五卷，新文丰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852页。
(40) 荣新江、朱丽双：《于阗与敦煌》，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66页。
(41) 毕波、（英）辛威廉：《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藏和田出土粟特语文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8—27页。
(42) 参见（日）吉田丰：《佛教相关粟特文献简明参考目录》（A handlist of Buddhist Sogdian texts），《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2015年第54期，第167—180页。
(43) 参考胡晓丹《从敦煌粟特语文书P3看中古祈雨术中的多元文化因素》，《唐研究》第二十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457—491页。
(44) 耿世民：《古代维吾尔语佛教原始剧本〈弥勒会见记〉（哈密本）研究》，《文史》第12辑，1981年；收入《回鹘文哈密本〈弥勒会见记〉研究》附录，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94页。按：哈密本《弥勒会见记》成书时间有争议，上限到8世纪，下限到11世纪，比较公认的说法是8至9世纪之间。
(45) 参见胡晓丹《摩尼教离合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
(46) 伏俊琏：《敦煌文学总论》，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39页。
(47)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叁），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582—583页。
(48) 李肖、朱玉麒：《新出吐鲁番文献中的古诗习字残片》，《文物》2007年第2期。
(49) 何积全将两书作者的时间都上推至魏晋南北朝到唐这一段时间，参见《一部别具特色的彝族文艺理论著作——谈〈彝族诗文论〉》（《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6期）、《浅谈彝族古代诗学专著〈彝语诗律论〉》（《民族文学研究》1989年第1期）。另外，巴莫曲布嫫认为绝大多数彝族文献文本、版本年代具有模糊性，作者身份多为佚名，这导致了彝文古籍文献年代都具有不可考性，其上下年限应以彝文字的成形并运用于文献记载为上限的起点（因其具体年代的复杂性，迄今学界尚无定论），下限以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为止，参见《鹰与诗魂——彝族古代经籍诗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84—85页。
(50)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增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25页。
(51) 尚永亮：《数据库、计量分析与古代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文学评论》2007年第6期。按：唐代诗歌作品和诗人数量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加之重出互见问题严重，准确统计数字存在难点。另外，新出土墓志中亦偶见新出唐诗及其作者，也在不断修正唐诗及诗人数量。
(52) 统计数据参见叶树仁《谈谈〈全唐文〉及其索引》，《四川图书馆学报》1985年第6期。
(53) 参见戴伟华、赵小华《现代学术与传统考据学——陈尚君教授〈全唐文补编〉及其相关成果的意义和方法》，《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