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引子

我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是如何放弃画画的。一天晚上，我在画室里一连工作了八个小时：时而画上五分钟、十分钟，时而倒在长沙发上，躺平身体，眼望天花板，发上一两个小时的呆。突然间，我似乎在苦苦求索之后终于有了真正的灵感，我在满是烟蒂的烟灰缸里掐灭了最后一支香烟，从刚才垂头丧气瘫坐的长沙发上像猫一样一跃而起，抓过一把时常用来刮涂颜料的抹刀，连连划在我正在创作的画布上，直到画布被割得支离破碎才肯罢休。随后，我从画室一角取出一张同样尺幅的新画布，扔掉被割碎的那张，再把新的放在画架上。然而，我很快就意识到，我全部的能量，那个词是怎么说来的？对，创作激情，已完全丧失在这种始于盛怒而归于理性的破坏行为之中。近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画好这幅画，一刻不停，也为此而怒火中烧。用刀将它割碎其实是成全了它，也许呈现出的效果很糟糕——我对此毫不在意，但这对于我的灵感而言却是件好事。事实上，毁掉画布就意味着我终于结束了与自己漫长的对话，天晓得这对话已持续了多久。这也意味着我的脚终于踏在了坚实的土地上。要这么说的话，现在画架上的这张画布可并不简单，这不是随便一张未经绘制的画布，而是那张在我经历了漫长痛苦之后才放上画架的特殊画布。总之，如我所愿，我努力平复自己那种被厄运扼住咽喉的感觉，从这张看起来与其他画布都差不多却被我赋予各种意义与作用的画布开始，我可以无所羁绊地从头再来了。仿佛这十年的绘画生涯尚未开始，我依然二十五岁，正是我刚刚辞家别母，搬进马古塔大街的画室里生活，开始全身心投入绘画时的年纪。然而，话说回来，也许，甚至很有可能，现在置于画架上的这张空白画布正预示着某种至关重要却不容乐观的兆头，我将在不知不觉间完全丧失能力。也许这第二种假设才是真的，它似乎反映了这样一个事实——六个月以来，烦闷始终缓慢而坚决地伴随着我的工作，直到我划破画布的那天下午才告一段落，这有点像水源中的水垢堵塞了管道，致使水流不畅。

如此看来，我多说几句关于烦闷的话也许不足为过，因为我在字里行间会时常提到这种情绪。其实，自我有记忆以来，我就一直在遭受烦闷的困扰。但这个词需要得到充分的解释。对许多人而言，烦闷是开心的反面，而开心就是分心，就是遗忘。然而，对我而言，烦闷并不是开心的反面，甚至可以说，虽然烦闷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情绪，但在某些方面，它与开心相似，恰恰能够让我分心与遗忘。对我而言，烦闷正是现实的缺失、不适或匮乏。打个比方，在我感到烦闷的时候，生活对于我来说，就如同冬夜里给一个睡觉的人一条太短的毛毯：把毯子拉到脚上，胸口就会受凉，而把毯子拉到胸口，脚就会受凉，怎么也睡不安稳。换句话说，我的烦闷就好像房子里接二连三的停电：在这一刻，眼前的一切都清晰明了，这里是扶手椅，那里是沙发，再往前是衣柜、晾衣架、画、窗帘、地毯、窗户、门，而在下一刻，就只剩下了黑暗与空虚。又或者，我的烦闷可以看作是事物的一种病态，它意味着一种几乎猝不及防的衰变，就像一朵花在短短几秒内发生连续且迅疾的变化：从含苞待放，到花瓣凋谢，直至归入尘土。

出现在我身上的烦闷情绪来源于现实的荒谬，如我所言，所谓荒谬也就是缺失、无能的现实不能让我相信它的真实存在。比如，当我留意到一只杯子时，我只要告诉自己，这只杯子是个水晶或金属制成的器皿，其作用是储存液体，并且能把液体送到我的嘴边而不致溢出。也就是说，只要我对杯子的描述足以令我信服，我就可能与它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从而相信它的真实存在，顺便也相信了我自己的存在。但是，杯子却正以我所说的方式衰变，失去活力，也就是说，在我看来它成了某种陌生的东西，与我毫不相关。简而言之，它变成了一个荒谬的客体，就是这种荒谬引发了我的烦闷。最后，我不得不承认，所谓的烦闷，不过是无法沟通而又无力摆脱罢了。反过来说，我虽与这只杯子毫无干系，却不妨碍我拥有它。杯子存在于某个未知的天堂，在那里，万物都在一刻不停地做着自己。若不是知道这一点，这种烦闷还不至于让我如此痛苦。因此，烦闷是一种理论上的意识，除了故步自封，我也许可以凭借某种未知的奇迹，侥幸逃出它的禁锢。

我之前说过，我始终处于烦闷之中，而这里我想补充的是，直到最近，我才彻头彻尾地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烦闷。在我的童年、青春期以及刚刚步入青年期的时候，我饱受烦闷的折磨，却从未想过将这种情绪说清道明，就像是那些总是忍受着头痛的折磨却从未下决心去看医生的人一样。尤其当我还是个小孩时，对于我和其他人来说，烦闷都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对于我，我解释不清烦闷是什么；而对于其他人，比如我的母亲，他们只会将这归结为身体不适或其他类似的原因。这有点像是把婴儿的哭闹归因为长牙一样。那几年，我会突然停止游戏，一动不动地发好几个小时的呆，就像是猛然怔住了，实际上我是被不安的情绪慑住了，那种情绪便来源于事物的枯竭，也就是说，我隐约意识到，我和世间万物失去了联系。如果那时候我母亲走进房间，看到我因为遭受折磨而如此沉默、呆滞、面色苍白，她会问我怎么了，而我会一如既往地回答说：“我很烦闷。”我这么说，是想用这个意义清晰却有局限的字眼来解释这种宽泛而又晦涩的心理状态。母亲很在意我的话，她会弯下腰拥抱我，答应带我去看当天下午的电影。她想让我开心一下，我却非常清楚，这类娱乐活动并不是烦闷的反面，也不是医治烦闷的药方。我尽管假装欣然接受了这个提议，但还是无可救药地体验着那种烦闷。母亲试图驱散这种烦闷，她用嘴唇亲吻我的前额，双臂搂着我的肩膀，还用电影的光影盛宴娱悦我的耳目。事实上，即使有她的嘴唇、臂弯和电影，我仍然与世界没有任何联系。但我该如何向母亲解释呢？折磨着我的烦闷无法通过任何方式得到缓解。我已经注意到，烦闷主要来自沟通障碍。此时，正因无法沟通，我与母亲之间也存在隔膜，就像我与其他事物之间的隔膜一样，在某种程度上，我不得不接受这种隔膜，并欺骗母亲。

我的整个少年时代都在烦闷的噩梦里飞行。那时，我在学校的糟糕表现都被归结为所谓的“缺陷”，也就是先天缺乏对于这门或那门功课的理解能力。在没有找到更贴切的解释之前，我自己也接受了这种说法。然而，现在我十分确信，每学期期末围着我团团转的糟糕分数都只出于一个原因——烦闷。事实上，由于长期受困于这种情绪，我深觉我与雅典国王和罗马皇帝、南美河流和亚洲山脉、但丁十一音节诗和维吉尔六音步诗、代数运算和化学方程式等一切庞杂的事物都没有任何联系。这一切无穷无尽的概念都与我无关，或者说，它们与我唯一的联系，就是向我证明事物底层的荒谬。然而，如我所言，我既没有向其他人吹嘘过这种纯粹的负面情绪，也没有因此而自鸣得意。恰恰相反，我告诫自己，这是我不该有的情绪，因此我深受其苦。我记得，在那个时候，这种痛苦已经唤起我界定和解释的渴望。但我那时还是个孩子，有着所有孩子式的书呆子气和虚荣心。于是，我计划以烦闷为缘由写一部通史，只写了几页就放弃了。这部通史基于一个非常简单的想法：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人类进步，不是生物进化，不是经济手段，也不是各个学派的历史学家提出的那些常见结论，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是烦闷。我为这一伟大的发现欣喜若狂，我抓住了问题的核心。那么，万物的起源乃是烦闷，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混沌”。上帝因烦闷而创造了大地、天空、水、动物、植物、亚当和夏娃。后来，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待得烦闷，就偷食了禁果；他们让上帝感到烦闷，于是上帝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该隐对亚伯感到烦闷，于是把他杀了；挪亚实在有点太烦闷了，于是发明了酒；人类让上帝感到烦闷，于是上帝用大洪水毁灭了世界；但后来上帝又对洪水感到烦闷，于是他恢复了好天气，诸如此类。伟大的埃及、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都于烦闷中崛起，又于烦闷中土崩瓦解；异教的烦闷催生了基督教的兴起；天主教的烦闷引发了新教的诞生；欧洲的烦闷导致了美洲的发现；封建主义的烦闷挑起了法国革命；资本主义的烦闷招致了俄国革命。我把这些卓越的发现全部记录在一个表格里。我怀着极大的热忱，开始书写真正的历史。我记得不是很清楚，但我想我所有的论证中最详尽的当数亚当与夏娃的故事——关于他们在伊甸园中遭受的残酷的烦闷，以及他们如何受烦闷驱使，犯下致命的罪。后来，轮到我对这个计划感到烦闷了，于是我就将它抛在脑后。

其实，我在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经受的烦闷之苦，也许比我生命中任何时间段都更深重。我出生于1920年，因此我的青春是在法西斯的黑色标志下度过的。这个极权制度建立的基础是独裁者与大众之间的隔绝，也就是个体公民之间的隔绝，以及个体公民与独裁者之间的隔绝。在法西斯统治期间，由于事物之间缺乏联系而导致的烦闷情绪就弥漫在我们呼吸的空气中。除了这种社会性的烦闷，还有迟钝的性欲给我带来的烦闷——这是那个年龄段常会出现的状况，烦闷阻碍了我和那些我本以为可以与之倾诉愁绪的女人的沟通。但是烦闷也将我从不久后蹂躏了意大利整整两年的内战中拯救了出来。具体来说，我是这样得救的：我参军之后，加入了驻扎在罗马的一个师，后来一宣布停战，我就脱下军装回了家。之后，国家发布了一则公告，勒令所有士兵归队，否则将被处以极刑。我母亲对当权者怀有敬意——那时当政的是法西斯和德国人，她建议我穿上军装，到指挥部报到。她本想救我于水火，实际上是逼我去流放，也许那样我会死在纳粹集中营，正如我许多战友的亲身经历一样。我和那条命令、那身军装，以及法西斯分子之间，都无法建立任何联系，因此心生烦闷。这种烦闷折磨了我整整二十年，如今又让我的双眼完全无视那个以束棒和“卐”符号为标志的“伟大”帝国[1]，从而拯救了我。我不顾母亲的恳求，躲到乡下一个朋友的别墅里避祸，在那里度过了内战。我用画画来打发时间，这与其他打发时间的方式没什么两样。就在那个时候，我成了一个画家，也就是说，我希望通过艺术表达，一劳永逸地重新建立起我与现实的联系。事实上，在我刚开始因为对绘画萌发的热情而倍感欣慰时，我几乎快要相信，我烦闷至今不过是还没有发现自己是个艺术家。我欺骗了自己，而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自欺欺人地以为已经找到了从烦闷中解脱的办法。

战争结束后，我回到了母亲身边。彼时，她在阿皮亚大街买了一栋大别墅。如我所言，我曾寄希望于画画，期待着最终以此来战胜烦闷。但我几乎立刻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后来，我就算画画，也还是经受烦闷的折磨，甚至会由于烦闷自动中断画画，我比不画画时还更能准确地感知到这个陈疴有多么严重和顽固。就这样，烦闷的问题反复出现，从未改变。我开始问自己，烦闷的原因会是什么。通过排除法，我得出了结论：我烦闷也许是因为我有钱，如果我是个穷人，就不会烦闷了。这个猜想当时在我的脑海中并不像如今写在纸上这样清晰。与其说这是猜想，不如说是一种近乎偏执的怀疑：烦闷与金钱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虽然晦涩莫辨，却毋庸置疑。我不想过多纠缠在我生命中这段极不愉快的时光中。我很烦闷，当我烦闷时就没法画画，我开始发自肺腑地憎恨我母亲的别墅和我在那里享受到的优渥待遇。我把我的烦闷和因此而无法作画的后果都归咎于别墅，我渴望离开那里。但由于这只是一种怀疑，我无法对我母亲清楚地说出那句我唯一该对她说的话：我不想和你住在一起，因为你很有钱，而财富使我感到烦闷，烦闷使我没法画画。相反，我下意识地摆出一副惹人厌的模样，以此来暗示我要离开，并且以这种方式逼迫自己离开别墅。在我的记忆中，那些日子里永远充斥着不满、顽固的敌意、执拗的拒绝和近乎病态的憎恶。我从未像当时那样残忍地对待母亲。这样，折磨我的除了烦闷，又多了一层怜悯，对于无法理解我粗暴态度的母亲的怜悯。但最重要的是，我身体的所有官能都或多或少地麻痹了，我变得沉默、麻木、迟钝，被活生生地封闭在了自己的躯壳里，如同被囚禁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监牢中。

要是我母亲没有意识到她和我父亲破裂的感情里也存在类似的烦闷情绪，我住在别墅里的时间和我随之而来的状态或许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到了讲我父亲的时候了，不过只是顺便一提，只因为他在烦闷的道路上走在了我的前面。

好吧，就我所知，我父亲是一个天生的浪子，他在家里会越发沉默寡言、食欲不振，总之是个抗拒家庭生活的人，有点像某些无法忍受被关在笼子里的鸟。可一旦到了轮船甲板上或火车车厢里，他就会恢复所有的活力。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金发碧眼。我继承了这些特质，但我并不英俊，过早地秃了顶，大多数时候脸色都阴沉灰暗。而他呢，至少我母亲曾经吹嘘过，她曾强行让父亲娶她，而父亲一直告诉她说他并不爱她，迟早会抛弃她。

我只见过父亲几次，因为他总是在旅行。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的金发几乎成了灰发，原来那张年轻的脸庞已经刻上了几道又细又深的皱纹。但他仍然逍遥自在，系着年轻时戴的领结，身穿年轻时穿的格纹西服。他来无影去无踪，一会儿因厌倦母亲而逃离，一会儿又回到她身边，可能是为了拿钱再逃一次。虽然按道理说他应该在做“进出口贸易”，但他口袋里经常一个子儿都没有。最后，他再也不回来了。日本海的一阵狂风吹翻了一艘载有一百多名乘客的船，父亲和一船人一起葬身大海。他在日本做了些什么，他去那里是为了“进出口贸易”，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永远不可能知道了。按照我母亲的说法——她喜欢科学定义，或者听起来很科学的名词——我父亲有“游走症”，也就是四处漫游的癖好。这种癖好，她思考再三后说，也许是由他对邮票的热爱而引起的，这些小巧缤纷的邮票彰显着世界的丰富与广袤。他收藏了很多精美的邮票，母亲至今还保留着。当然还因为他地理学得好，这是他在学校唯一真正学习过的科目。我应该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母亲认为我父亲的“游走症”纯粹是个性使然，说到底不算什么大事。我不禁为那个可悲而又模糊的形象感到一种惺惺相惜的怜悯之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形象渐渐淡去，但至少就他与我母亲的关系而言，我似乎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与我共通的特征。不过，反复思量之后，我意识到，这些都是外在的表现：我父亲其实也曾经受过烦闷的折磨，只是他身上，这种折磨已经在各国之间的纵情游走中化解了。换句话说，他的烦闷是常人所理解的那种世俗的烦闷，只要依靠新鲜、稀奇的感受就能从中解脱。事实上，我父亲相信这个世界，至少他相信地理学，但我甚至连一个杯子都无法相信。

不过我母亲没有那么爱钻牛角尖，她坚信自己一定能从我的烦闷中识别出那种肤浅的厌倦，正是这种厌倦曾使她与丈夫的关系变得举步维艰。“不幸的是，你从你父亲那里得到的东西比从我这里得到的还多。”某一天，她突然对我说，“我知道，当那东西缠上你的时候，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送你走。所以，你走吧，去你想去的地方，等你挨过了这关，再回来。”

我立刻如释重负，回答说我并不打算远走，我对旅行一点也不感兴趣。我只是想离开家，过上自力更生的日子。我母亲反对说，我本可以住在我们的大别墅里，而且在这里我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但我现在却非要去独自生活，这太荒谬了。可我已经下定决心抓住这个机会。我没好气地告诉她，我第二天就离开，一个小时都不耽误。这样，我母亲便明白了我是认真的。她只能摆出过来人的姿态，苦口婆心地一遍遍絮叨，说她甚至在我的回答中听出了我父亲的语气。无论如何，我都会去做我最喜欢做的事，去我想去的地方生活。

钱仍然是个问题。如我所言，我们很有钱，直到那时，我拥有的信用额度可以说是用不完的，只要我需要钱，我就从母亲的银行账户里提取。但是，母亲心里盘算着不让我重蹈她丈夫的覆辙：她总是给丈夫一笔充裕的钱让他逃跑，但这笔钱又从来不足以让他远走高飞。她厉声警告我，从现在起，她会每月给我一笔钱。我回答说，我不会有太多奢求。当她以一种几乎是亦怒亦悔的情绪宣布打算给我的金额时，我立即告诉她，我只要一半就够了。母亲原本已经准备好展开一场她曾与我父亲进行过的争论（父亲对手头的钱从来没有满足过），但看到我对钱出乎意料的冷漠，她非常惊讶。“就凭这么点钱，你根本没法活下来，迪诺。”她几乎是情不自禁地感叹道。我回答说这是我自己的事。为了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苦行僧，我还说我希望能够尽早地靠画画谋生。我觉察到母亲在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光看着我。我早就知道，她并不相信我的艺术才能。几天后，我在马古塔大街找到一家画室，带着我的家什搬到了那里。

住所的改变自然没有给我的精神状态带来任何变化。我的意思是，当一切变化起初给人带来的那种慰藉烟消云散之后，我又开始像过去一样，每隔一段时间就会觉得烦闷。我说“自然”，是因为我早就应该预见到，烦闷的感觉不会因为简单的住所变动而消失，这就像我富有不是因为我住在阿皮亚大街，而是因为我拥有一定数量的钱财一样。我不想用这些钱与我有没有钱根本没多大关系。即便一些吝啬的富人只花费他们收入的很小一部分，抠抠搜搜地过日子，也没有人会因为这个而认定他们是穷人。因此，我的第一个想法，或者说第一个执念——我的烦闷与随之而来的艺术创作的枯竭都是因为我和母亲生活在一起——逐渐被第二个更深的执念所取代：一个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财富，富有就像人天生拥有蓝眼睛或鹰钩鼻一样。冥冥之中，一种微妙的命运注定将富人与金钱捆绑在一起，甚至富人所拥有的不花钱的权力也会赋予金钱以生命力。简而言之，我不是一个曾经富有的穷人，而只是一个在自己和他人面前装穷的富人。

此后，我用如下方式证实了这一点：“一个真正的穷人，如果没钱，他会怎么办？他会被活活饿死。而在类似的情况下，我会怎么办？我会去向母亲求助。而且，即使我不去求助，我也不会因此被当作穷人，只会被当作疯子。”我很快想到，这种情况并不少见，而且常常发生在我身上。事实上，我的确接受了母亲对我的资助，哪怕我把资助费用严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围内。因此，与真正的穷人相比，我发现自己是享有特权的富人玩家，将穷人玩家置于不公平的处境：前者能无限地输，而后者不能。最重要的是，前者可以真正地“玩”下去，也就是自娱自乐，而后者，除了拼命去赢，没有别的办法。

很难说清当我回想这些事时内心的感受。这感觉就像是面对拙劣的巫术，我却拿它毫无办法，因为我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以何种方式，在什么地方，就会中了魔法。有时我会想起《福音书》中的话：“富人要进入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我问自己，什么是富有。富有是拥有很多钱吗？或是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又或是过去和未来都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里？还是富人相信财富，渴望成为富人或是后悔曾经是个富人？还是像我这样，不想成为富人？我想得越多，似乎就越难向自己说清为什么财富会激发我的决心和宿命感。要知道，如果我能将自己从原先的执念——财富导致了烦闷，而烦闷又导致了艺术创作的枯竭——中解脱出来，那么我也不会产生这种感觉。这一切反思，即使是其中最理性的部分，都源于模糊不清的感受。感受不像思想那样容易摆脱，思想来去匆匆，而感受一直存留。

在这一点上也许有人会这样反驳：说到底，这家伙只不过是个失败的画家，也许与众不同的是，这家伙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败，仅此而已。这话说得没错，但得有个限度。我当然是个失败者，但这绝不是因为我不能画出广受赞誉的画，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的画无法满足自我表达的欲求，也就是说，它们不能让我自欺欺人地以为我与事物有什么联系，说白了就一句话，画画无法让我不烦闷。说到底，我现在开始画画正是为了逃避烦闷，但如果我仍然感到烦闷，那为什么还要画画呢？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是在1947年3月离开母亲的别墅的。过了十年零几个月，如前所述，我割碎了我的最后一幅作品，决定从此不再画画。之后，过去由于画画而在某种程度上得以抑制的烦闷情绪，立刻以前所未有的攻势再一次向我袭来。我已经注意到，烦闷本质上是缺乏与事物的联系，在那些日子里，除了缺乏与事物的联系，在我看来，烦闷也是缺乏与自我的联系。我知道这些东西很难解释清楚，我只能用一个比喻加以说明：在我下定决心放弃画画后的日子里，我对我自己而言，仿佛变成了一个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令人厌恶的旅伴——旅行者自长途旅行之初就不得不与之共处同一车厢，且这种老式车厢是不与其他车厢相连的，而火车在抵达终点站之前都不会停车，因此旅行者被迫与他那个可憎的旅伴待在一起，直到旅程结束。抛开比喻，重回现实，那些年里，在我外在的画家身份之下，烦闷已经彻底腐蚀了我的生活，没有留下任何立得住的东西。因此，我一旦放弃了画画就立刻意识到，不知不觉中，我已经变成了一堆骸骨或是不成形的残肢。如今，如前所述，烦闷的主要原因是我无法直面自己，直面这个世界里唯一的人，然而，我又不能以任何方式来摆脱自己。

因此，在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被一种异常的烦闷所左右。我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我喜欢做的，或者说是我觉得值得去做的。况且，我也想不出有什么事能让我喜欢，或是能持久地做下去。我只是以各种各样无聊的借口从画室进进出出，这些借口都是我故意为自己找的，仅仅是为了不待在画室里而已：买一包我本来不抽的香烟，喝一杯我本来不想喝的咖啡，买一份我并不感兴趣的报纸，参观一个丝毫不能引起我好奇心的画展，诸如此类。然而，我觉得这些琐事只不过是一些变相的烦闷，同样令人烦躁。正是因为这样，我有时无法将眼下所做的事都进行到底，比如出去买报纸、喝咖啡或看展览的时候，刚走出几步远，就又回到了几分钟前才刚匆匆离开的画室。但在画室里，等待我的自然还是烦闷，一切又周而复始。

我也会看书。我有一个小图书馆，过去我一直是一个爱读书的人。我拿起一本书，但很快就又把它丢在一边，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还是戏剧，世上所有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页能让我集中精力去阅读。再说，为什么非要读书呢？文字是事物的符号，而在烦闷的时候，我与万事万物都没有任何联系。于是我放下书，或者一怒之下把书扔到犄角旮旯，然后寻求音乐的慰藉。我有一台品质极佳的唱片机，这是母亲送我的礼物，还有一百来张唱片。是不是有谁曾经说过，音乐无孔不入？也就是说，它能强迫别人倾听，哪怕是最心不在焉的人。说这话的人一定是搞错了。事实上，我的耳朵不仅能拒绝欣赏音乐，还能做到充耳不闻。接下来，到了该选择唱片的时候，这样的想法让我瘫软无力：什么音乐适合在烦闷的时候听呢？于是，我关掉唱片机，倒在沙发上，开始思考我还能做些什么。

让我备受打击的是，我根本什么都不想做，尽管我热切期望着能做成一些事。我想做的每件事看起来都与我是那样地匹配，就像连体婴儿中一个与另一个的关系，但事实恰恰相反，我还是什么都不想做。因此，我感觉到自己不想见人，但也不想独处；不想待在家里，但也不想出门；不想旅行，但也不想继续住在罗马；不想画画，但也不想不画画；不想保持清醒，但也不想睡去；不想做爱，但也不想不做……诸如此类。我说的这些都是我的感觉，其实更应该这么说：我感觉到恶心、厌恶和恐惧。

处于这些烦闷的狂躁之中，我时常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不想死。这是一个合情合理的问题，因为我非常讨厌活着。但随后，我惊讶地发现，虽然我不喜欢生活，但我也并不想死。因此，一组针锋相对的选择时时浮现在我脑海中，就像在跳着致命的芭蕾，即使在生与死的极端抉择面前，也从未停止。事实上，正如我时常想的那样，我非常不想死，以至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生活。

注释

[1]“束棒”（fascio）是“法西斯”的本义，即一把被捆绑在一起的多根木棍缠绕的斧头，“法西斯”为音译。“卐”为法西斯的标志符号。

译者注（本书注解如无特殊说明，均为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