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璧德文集》总序
“新文化运动”后期，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欧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1865—1933）的人文主义学说通过吴宓、胡先骕、梅光迪、徐震堮、张荫麟、梁实秋等学人的译介与阐释进入中国，与其他西方观念和思潮一同参与推进了中国的现代转型，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与世界思想潮流相应，现代中国也出现了“保守”“自由”“激进”等不同思想支流，且其中某些成分可找到远在西方的源头，如胡适等“自由派”，即中国“新文化派”右翼，吸收了其美国导师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的实用主义；李大钊、陈独秀等“激进派”，即“新文化派”左翼，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此外还有以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等“保守主义者”，即“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继承了其美国导师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中国现代思想史上“自由”“激进”“保守”的三重变奏，实为思想界、知识界的先行者与爱国者汲引不同西方思想体系，就中国现实而提出的同一个问题——中国的现代转型问题，所给出的不同的乃至对立的解决方案，这在今天已成为学界共识。不过，“激进”“自由”“保守”三分法，仅是宏观审视现代世界思想格局的大致框架，未可视为壁垒分明的固定阵营。
比如，作为现代中国自由主义及保守主义思潮来源地之一的美国，本身并不存在欧洲意义上的保守主义传统。自由主义作为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自始至终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如果一定要讨论美国的“保守主义”，首先要明确，这并非一套固定不变的政治原则与意识形态，而更多地关系到人群的态度、情感与倾向，代表了人们维持现状的愿望与“保守”既定习惯、秩序与价值的心态。在美国这片土地上，人们要“保守”的正是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与价值，从而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实为自由主义。这两种“主义”就这样在美国发生了奇特的错位现象：“保守主义”的核心理念反倒是“自由”，意图“保守”的是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念，而“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则是“平等”，此即美国自由主义思想体系中较为“激进”的一个分支——“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的根本信仰。
20世纪早期的美国正处于“进步时代”（the progressive era，1904—1917），针对19世纪后期经济飞速发展引发的各种问题，全社会展开了一场规模宏大的改革运动，社会思潮由此在整体上呈现出“激进”的品格。实用主义者杜威所倡导的以“民主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为核心的“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便是上述进步改革中的重要内容。这一教育理念吸引了诸多知识分子，如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Charles W.Eliot，1834—1926）率先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即是“进步教育”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自此“民主教育”理念在美国逐渐占据上风，与此前占统治地位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理念恰好构成了一对“反题”。人文主义者白璧德作为“自由教育”的坚决捍卫者，针对杜威的教育理念提出了严厉批评：二者的对立当然不仅表现为教育理念上的冲突，而且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了“自由”原则与“平等”原则的对立，此即“新”“老”自由主义的对立。在社会整体大环境下，杜威被老派自由主义者斥为“激进主义”的代表，而白璧德则被新自由主义者归入了“保守主义”的阵营。
自1915年秋天始，白璧德第一代中国学生陆续来到哈佛，后于20年代初将“白师”学说带回中国，以之为理论武器，对胡适等人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大加批判，谱写了美国白（璧德）-杜（威）论争的中国翻版。只不过，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那个曾经无比尊崇传统的国度，已经以最大胆的姿态拥抱了自身的现代转型，杜威式的“激进主义”与来自法、俄的激进主义相比，最多只能归入“新文化运动”右翼阵营，而白璧德人文主义则顶风而上，与中国本土传统力量一起成了顽固不化的极端“保守主义”的典型。就这样，白璧德人文主义在美国与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屡屡发生奇特而有趣的“错位”现象，并“将错就错”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自白璧德人文主义首次译入中国（《白璧德中西人文教育谈》，载《学衡》1922年3月第3期）距今已百年。百年来光阴如流，时移世易，我国在现代转型期间未及充分吸收转化的思想资源，或将在当下焕发出新的可能与意义。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时至今日在我国仍然缺乏系统译介与研究，这与该学说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影响殊不相称，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职是之故，我们特推出《白璧德文集》（九卷本），这将是一座可资挖掘的富矿，宜在今后产生应有的影响。
迄今美国本土出版的白璧德著译作品共有九种（以出版时序排列）：
1.Literature and the American College: Essays in Defense of the Humanities（1908）
2.The New Laocoon: An Essay on the Confusion of the Arts（1910）
3.The Masters of Modern French Criticism（1912）
4.Rousseau and Romanticism（1919）
5.Democracy and Leadership（1924）
6.On Being Creative and Other Essays（1932）
7.The Dhammapada: Translated from the Pali with an Essay on Buddha and the Occident（1936）
8.Spanish Character and Other Essays（1940；1995年更名为Character and Culture: Essays on East and West再次发行）
9.Irving Babbit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1981；其所收录文章，除“English and the Discipline of Ideas”一篇外，均曾载于此前各书）
《白璧德文集》中文版在美国白氏现有出版书目基础上，重新编定了第九种，内容包括收于前八种之外的白氏全部已刊文稿四十二篇（以出版时序排列），主要分为以下四类：（1）曾以单行本刊出的“Breakdown of Internationalism”、入选诸家合集的“Genius and Taste”“Humanism: An Essay at Definition”，以及收入Irving Babbitt: Representative Writings的“English and the Discipline of Ideas”等重头文章；（2）曾于“新文化运动”时期译入我国（因而于我们格外有意义）的篇目，如演讲稿“Humanistic Education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及书评“Milton or Wordsworth?—Review of The Cycle of Modern Poetry”等；（3）其余书评十九篇（包括匿名书评十篇——一个有趣的问题：白璧德为何要匿名？）；（4）其他文章十七篇（包括介绍法国文学作品两篇，回应当代批评文章六篇，各类短文八则，以及生平自述一份）。编者依循前例，将这部著作命名为《人文主义的定义及其他》（Humanism: An Essay at Definition, and Others），此为真正意义上的白氏第九部著作。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宣称，商务印书馆推出的“大师文集系列”之《白璧德文集》（九卷本），在文献收录与编纂方面，比美国本土版本还要更加完备，更为合理。为方便读者比照原文，我们标出了原书页码，并制作了九卷本名词索引附于末卷。
感谢商务印书馆倾力支持，白先生系列文集由此得以打造成型。这套文集也是中美几代人文学者长久友情结出的果实，感谢美国天主教大学荣休教授瑞恩先生（Claes G.Ryn，1943— ）等美国当代“白派”（Babbittians）师友的无私襄助，尽管当他们最终看到《白璧德文集》中文版比美国版还要完备，心情亦颇复杂而嗟呀不已。
继起《学衡》诸公未竟之功，是编者耿耿不灭的夙愿。最要感谢的是我们十年合作、精勤不殆的译者群体，大家彼此扶助，相互砥砺，当年优秀的学生如今已成长为优秀的青年学者，投身文教事业，赓续人文香火——十年愿心，终成正果。我们谨以中文版《白璧德文集》（九卷本）纪念《学衡》杂志（1922年1月—1933年7月）创刊一百周年暨白璧德人文主义学说抵达中国一百周年，以此向百年前一腔孤勇、逆流而行的《学衡》诸公致敬，并向他们的老师——影响了中国几代学人的白璧德大师致以最深切的怀念之情。
张源
202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