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民主党派与现代政治体系的构建
近代中国饱受西方列强欺凌，内乱不止。清政府的政治权威逐步消解，传统的政治系统难以有效运转，新的政治权威迟迟难以形成。自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屡屡自海上入侵，清政府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难以有效维护主权完整；同时，内部秩序混乱，各种会党暴动和农民运动持续不断，政治秩序失衡。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近代中国面对的是政治权威衰败，政治秩序混乱，旧的政治系统已经难以发挥作用的局面；而中国各种政治社会力量所做的种种救亡图存的努力，就是对内重建新的政治系统，恢复政治秩序，对外恢复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从而重新成为国际社会之平等一员。这一过程中，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都难以担负起重建新的现代政治体系的重任。民主党派几经探索和比较，终于选择了与中国共产党一道携手奋进，为重建政治权威，重构政治系统，建立独立、富强和民主的新中国作出了巨大贡献。
第一节 民主党派的产生
民主党派是当代中国政坛上一只重要的政治力量，是中国政党制度的重要行为主体，是当代爱国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有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是与特定的政治环境和历史条件紧密相连的。因此，民主党派这一称谓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一、民主党派产生的时代背景
“政党政治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政治现象。”[1]当今世界，政党政治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民主政治形式。政党自近代产生以来，成为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民主党派的产生是西方政党政治文化的影响与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要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从此，延续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文化诸领域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政治上，国家主权完整受到严重破坏，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念受到西方现代主权国家观念的有力挑战，面临着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艰难转型；经济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遭到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冲击，民族资本主义经济艰难生长，经济中心逐渐转向东南沿海；社会结构方面，传统士、农、工、商构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逐步解体，新的生产方式产生了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进而在政治上提出了新的政治要求和政治主张；思想文化方面，西学东渐、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引发了对待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尖锐激烈的对立和斗争。
概而言之，这80年的中国近代史，错综复杂，变乱纷呈，但围绕救亡和启蒙的政治斗争和政治主张则是贯穿其中的两条主脉。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深，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救亡图存就成了那个时代亟待解决的问题。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后，中外反动势力结合在一起，要救亡图存，就必须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所以思想启蒙，民主革命，建立现代民主共和国就成了第二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各种社会阶层、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各种各样的不懈努力，包括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各种政治活动和政治思潮，构成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基本脉络。这是近现代中国政党产生的大的历史背景。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背景和基本矛盾，推动了近代中国政党的兴起。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曾经兴起许多政党，民国初年还进行过资产阶级多党制的政治尝试。但中国的传统政治文化和现实经济社会基础决定了西方移植的资产阶级多党制模式在中国无法有效运转。20世纪20年代，随着中国政治社会运动的不断发展和各种政治社会力量的分化组合，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发展演化出三种类型的政党：一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与欧美有深刻利益渊源的国民党；二是代表工农劳动大众等社会底层民众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三是在国共两党之外，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利益的在政治上主张走中间道路的民主党派。这三种类型的政党在中国现代政治舞台上经历了错综复杂的联合和斗争，彼此分化组合、纵横捭阖，构成了中国现代民族民主革命极其壮丽的政治篇章。
二、民主党派有哪些
在统一战线语境中，民主党派是指活跃在中国大陆政坛，除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外的八个政党的统称。它们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它们大部分是在抗日战争期间以及日本投降以后、国共内战爆发以前成立的。20世纪20年代以来，中国的主要中间党派有：
中国青年党（简称“青年党”或“中青”），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成立；
中国致公党（简称“致公党”），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成立；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由1928年在上海成立的中华革命党多次更名而来；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194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简称“民盟”），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成，1944年9月10日更名为中国民主同盟；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1945年10月28日在重庆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1946年4月14日在广州成立；
九三学社前身是民主与科学座谈会，1946年5月4日在重庆成立；
中国民主社会党（简称“民社”），1946年8月15日在上海成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成立。
后来在是否参加国民政府的制宪大会问题上，中国民主同盟发生了分裂。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社会党（当时属于中国民主同盟）参加了制宪国民大会。中国民主同盟遂开除了中国民主社会党，此后不久即被国府查封。其他各民主党派也均遭到国府查封，禁止活动。
三、民主党派称谓的界定
民主党派是对若干组织性质和政治目标大体相同或相近的党派的统称。在历史上，民主党派曾被称为“反蒋党派”“抗日党派”“在野党派”“各党各派”等。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就使用了“民主党派”这一称谓。他说：“在一切有愿意和我们合作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存在的地方，共产党员必须采取和他们一道商量问题和一道工作的态度。”[2]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上，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提出了“民主党派”这一称谓。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3]，并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一切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4]这里的民主党派指的是不依附于国民党，为争取民族独立解放和民主进步而斗争的党派。
1945年9月中旬，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领导人章伯钧在发表对时局的谈话中，也使用了“民主党派”这个称谓，他说：“国民党应该立即结束党治、实现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5]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也引用了民主党派这一称谓，称民盟是“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6]。此后，民主党派称谓作为具有特定含义的政治术语，被广泛接受。这时候的民主党派还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些党派，而主要是指当时中国政坛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的其他中间党派。
1948年4月30日，中共发出《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7]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于5月5日自香港联合发电给中共中央，表示拥护和支持“五一口号”。中国民主建国会、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九三学社及有关人民团体也先后发表声明或通电全国表示支持，赞同“五一口号”。[8]
“五一口号”成为民主党派对国共两党政治态度的试金石和分水岭，各民主党派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直接决定了它们的前途和命运。1949年9月，政协一届一次会议中，周恩来就有关政协的几个问题指出，参加政协的党派标准就是在1948年“五一”前就建立了组织或已经开始建立组织，并很快响应了“五一”号召的所有政党。这事实上是对民主党派的一种界定：
第一，党派组织必须在1948年五一之前业已成立；
第二，这些政党都赞同中共的政治主张，并愿意同中共一起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建立民主联合政府。
所以，从1948年的“五一口号”到1949年的新政协大会召开，民主党派的概念有了特定的内涵：从成立组织的时间（不晚于1948年4月30日）到真实的政治态度（赞同中共的“五一口号”提出的政治主张）决定了当时有11个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一起携手参加新的政协大会，共商国是，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各党派共同遵守的政治准则。
新政协大会召开后，1949年11月，第二次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决定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国民党的其他爱国分子进一步统一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宣告结束。同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以历史使命已完成，在北京宣告“光荣解散”[9]。所以，经过了新政协大会之后的一系列变动，民主党派特指曾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团结合作并与中国共产党一道参加新政协大会而且继续保留下来的八个政党。
第二节 探索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之路
心系民族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探索救亡图存的民族复兴之路，是民主党派始终不变的情怀。正是在这样的探索过程中，随着历史条件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变化，民主党派逐步成长起来，从坚持走“中间道路”到慢慢选择靠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与中共携手共进，开启了推动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国国民党是中国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性政党，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政坛最具影响力的政党。当然国民党在20年代的复兴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对它的支持和帮助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共产党二大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阵线”的主张，三大提出了与国民党试行“党内合作”的政治主张，推动了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孙中山先生去世后，1926年和1927年国民党右派连续发动了“清党”和“分共”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分裂对峙，开始实行武装斗争。处于国共两党之间的第三种政治势力——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了不同于国共的第三条救国道路。民主党派的产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抗日战争前、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
一、第三条道路的探索与失败
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到全面抗日战争爆发，这是民主党派产生的第一个阶段。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合作破裂。11月1日，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等国民党左派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即《莫斯科宣言》）。宣言声讨蒋介石汪精卫集团的罪行，宣布为彻底实现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特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宣言的影响下，以谭平山、章伯钧、张曙时、季方、郑太朴、朱蕴山、张申府、邓初民等为代表的一部分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一些脱离共产党的人士于1928年初在上海组建中华革命党。1930年8月9日，邓演达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十个省区代表参加的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了邓演达起草的政治纲领《我们的政治主张》。会议选举出中央领导机构，邓演达、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民、季方、丘哲等25人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被推举为总干事。《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肃清封建势力，推翻南京反动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策动成立伪满洲国并逐步南下。1935年7月6日，南京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何梅协定》。之后，日本又步步紧逼，策动“华北五省自治”。面对日本的鲸吞蚕食，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提出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建立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动员全国同胞，进行全民抗战。宣言照亮了中华民族解放的前途，激起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的斗志，得到了全国各界的热烈响应。
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1935年11月10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香港九龙大埔道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会议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是当前全中国人民的共同要求，也是革命政党的中心任务。因此，会议决定将党的名称改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以担负起争取民族解放的历史任务。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率先响应了中共的《八一宣言》，提出形成巩固的联合阵线，确立“抗日、联共、反蒋”为总方针，决定“同共产党合作，以马列主义作为党的思想武器”，以推动抗日为党的中心工作。以第二次全国干部会议为历史转折点，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走上了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新里程。
中国致公党也是20世纪20年代在中国影响较大的政治组织。致公党的前身是海外洪门组织。海外洪门是海外华侨的互助团体，具有正义性和进步性。洪门致公堂是洪门中最大的组织。洪门致公堂有三大信条：“忠诚救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10]这表明致公洪门堂尽管是海外华侨的团结互助组织，但其宗旨仍然首先强调以祖国的利益为根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孙中山先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把洪门引向革命道路，谈到洪门等华侨组织对中国革命的影响，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华侨是革命之母”。从海外致公洪门堂到中国致公党的转变，就是海外华侨心系祖国前途和命运的最好证明。
1923年10月10日，由旧金山美洲洪门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大会决定组织建立中国致公党，讨论了党纲草案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这次恳亲大会的《缘起》申明：“我洪门为复国二期，为保国而存，为富强国而力图进取。肩斯重任，宏济巨难，舍我洪门其谁与归？我洪门人士奋兴乎？务使此恳亲大会计划成功，进行顺利，则令中华民国真正共和之实现。”[11]1925年10月10日，在旧金山召开“五洲洪门第四次恳亲大会”。大会决定改堂为党，定名为“中国致公党”，并选举陈炯明为总理，唐继尧为副总理，这次恳亲大会就成为中国致公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31年10月10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离，以党领导堂”。这是致公党向现代政党发展的一大进步。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中国致公党号召“海内外党员，一致参加抗日，出钱出力，以尽职责”[12]。
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积极争取与中国致公党取得联系并团结合作，毛泽东还亲自出面做海外侨领统战工作。抗日战争后期，在中共南方局的积极帮助下，1947年4月29日至5月1日，致公党在香港举行了具有重大历史转折意义的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发表的《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治主张。这表明中国致公党由旧民主主义政党向新民主主义政党的巨大转变，也开创了中国致公党参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纪元。
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在民族危亡之际，1936年5月31日，在上海成立了由18个省60多个救亡团体组成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亡阵线——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救国会的领袖们赞成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力促各党派各团体团结御辱，共赴国难。救国会的政治主张和政治宣传活动为南京当局所不能容忍，为此国民政府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救国会七领袖，造成了轰动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中国共产党高度赞扬了救国会及其领袖的爱国行动，严厉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形成了逼蒋抗日的强大政治攻势，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同时也密切了中国共产党与救国会之间的联系，救国会成为当时各党派中与中共关系最密切，思想上政治上接受中共领导的政治团体，这也为未来的两党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与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合作
抗日战争时期是民主党派产生的第二个阶段。这一阶段民主党派的产生以民盟的诞生为标志。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推动下，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先后成立和召开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特别是在国民参政会的政治舞台上，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认识到，没有党派之间的团结合作，中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所以，1939年11月23日，国民参政会的一些党派领导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沈钧儒和张澜等人在重庆酝酿成立国共以外的政党联合组织——统一建国同志会。大会主张实行宪政、反对内战等，选举黄炎培、张澜、章伯钧、左舜生、梁漱溟为常务干事，黄炎培为主席。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民主人士对于国共关系十分担忧，各党派深感为民主和反内战而团结之必要，需加快联合和筹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特园秘密召开会议。参加大会的有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协会、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领导人以及无党派人士张澜。1942年，沈钧儒领导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加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集合“三党三派”，成为民主党派联合体的同盟。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最初的政治主张是“贯彻抗日主张，实践民主精神，加强国内团结”，并积极推动各党派成员参加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宪政运动。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在中共的帮助下，梁漱溟、萨空了、俞颂华等在香港公开出版机关报《光明报》刊发《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宣言》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对时局主张纲领》，成为国共两党不可忽视的中间力量。在以后的国民参政会、国共的重庆谈判、国民政府的政治协商会议（旧政协）以及国民大会中，民盟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1944年9月初，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会议上，中共参政员林伯渠代表中共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组织抗日联合政府的主张。民盟立即响应，并随后发表了《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坚决赞成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重庆谈判期间，中共代表多次向民盟领导人通报谈判情况，交换意见。毛泽东更是三访特园，与民盟领导人张澜共商国是。为呼应国共和谈，民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政治报告》，提出了“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要求和平”的政治主张。
1946年1月10日，由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会议期间，民盟与中共代表遇事协商，默契配合，互相支持，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和专制独裁，为和平民主作出了重大贡献。
国共内战爆发后，民盟坚决维护和平，积极参与调停军事冲突，反对内战，抗议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拒绝参加由国民党主导的“国民大会”，并公开抵制。民盟的活动引起了国民党的仇视，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并采取暴力手段强行取缔民盟。这种情况下，民盟总部宣告解散，但民盟的组织委员会依然进行工作，各地民盟成员在总部组织委员会的指导下先后转入地下斗争。
三、逐步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道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着不同前途和命运的选择，各种政治力量积极组建政党，探索建国之路，这是民主党派产生的第三个阶段。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大会制定了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13]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只有建立联合政府才是目前中国时局的出路。毛泽东在政治报告中提出：“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14]毛泽东认为，“为着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而要这样做，不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15]
国民党同时也在酝酿战后的安排。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的《宣言》坚持独裁统治，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大会通过的对党内发布的《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污蔑中共武装割据，破坏抗战，颠覆政府，危害国家。此外，国民党着手准备布置军事力量，武力镇压反对力量。
面对两种命运两种道路的冲突和斗争，中国的民主力量也在酝酿筹划关于中国的前途和主张。1945年10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在重庆召开。会议选举谭平山、陈铭枢、郭春涛、杨杰、柳亚子等17人组成民联中央临时干事会。1946年4月，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广州成立，会议推举李济深为中央主席，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十人为常务理事。民联、民促的成立是中国国民党内部爱国民主力量的一次大联合，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做好了组织和思想上的准备。1948年1月1日，国民党民主派包括民联、民促以及远在海外的冯玉祥等，根据宋庆龄的建议，进行反复协商讨论，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大会选举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民革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民主派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在坚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基础上，以反蒋爱国为共同目标，实现了大联合。
民建的成立也是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华民族面临前途和命运抉择的关键时期。早在1917年，黄炎培先生就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探索教育救国的道路，并明确宣告：“职教社的唯一信仰就是爱国、报国。”后经过长期的酝酿筹备，由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等134人发起成立了民主建国会。民建成立时政治纲领就提出和平、民主等政治主张。
1945年12月30日，以马叙伦联系的一部分在上海从事文化、出版、教育等工作的爱国民主人士和以王绍鳌所联系的上海工商界爱国民主人士为基础，在上海成立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此外，由许德珩发起的民主科学座谈会在1946年5月4日正式更名为九三学社。1947年11月12日，参加台湾“二二八”运动的台湾精英谢雪红、杨克煌、苏新、李伟光等人在中共的帮助下，在香港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抗战胜利后成立的这些政党，都在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关键时刻高举爱国、团结和民主的旗帜，与中共一起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奋斗，携手共进。
第三节 共创建国伟业
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起团结奋斗，经历了风风雨雨，最终同中国共产党一道重新构建了新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权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这一过程奠定了多党合作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也奠定了民主党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新的政治系统中的政治地位。
一、中国近代政治发展的困境
1840年鸦片战争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近代以来中国百余年的历史发展基本围绕着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现代化中国而展开。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传统专制王朝的统治方式难以为继，大清帝国经历了内部底层民众的暴力反抗和西方列强的全方位侵略，政治权威衰败，政治秩序崩溃。其间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洋务运动、英俄入侵西藏新疆、日本入侵琉球台湾、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日俄战争和辛亥革命。1912年清政府退位后，传统的政治权威不复存在，新兴的各种政治力量为重建政治权威和政治秩序进行了各种探索和尝试。其间经历了宋教仁被刺、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护国战争、张勋复辟、段祺瑞再造共和、府院之争、护法战争、直皖战争、直奉战争、江浙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等，夹杂着日本不停地在中国的侵略扩张，近代中国就在这样一个混乱无序的多重矛盾、多种中外政治力量的博弈斗争妥协中艰难地开启了现代化进程。
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实现独立与富强？如何实现现代化？当年，在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相持阶段，出于对中华民族前途和命运的深切忧虑，著名学者蒋廷黻在资料匮乏的艰苦条件下，写成了《中国近代史》。蒋廷黻总结道：“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的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16]
所以，近现代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但最根本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的形式实现民族独立、解放和发展、富强。这其中最主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问题。对外抵御侵略，建构民族国家，必须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培育民族意识，建构民族共同体，对内则应该凝聚各族民众。清末在康有为、梁启超、杨度等人包括革命党人的宣传下，在列强入侵的逐步深入下，中国近代民族意识逐渐形成，特别是在日本全面侵华过程中，全国各界从上到下，中华民族意识空前崛起，中华民族完成了由自在到自觉的过程，民族整合，共同体意识基本完成。
第二，建立现代国家问题。对内重塑政治权威，重建政治秩序需要解决政治权威的主导权问题，即在什么样的政治力量的主导下，构建什么性质的国家政权，走什么样的政治发展道路问题。
从政治发展的视角看，近代中国面临着传统政治权威的衰败和政治系统的崩溃，面临着现代政治权威的重新塑造和现代政治系统的重构。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必须依靠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党。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围绕着重塑政治权威，建构国家秩序的领导权问题，围绕着中国政治发展的道路选择问题，进行了针锋相对毫不妥协的尖锐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中国现代史的主要内容。国共两党为了取得斗争的胜利，都尽可能多地利用各种场合各种舞台进行宣传和引导国内各方政治力量，特别是争取走中间道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尽可能多地扩大己方阵营的政治资源和舆论道义资源，争取政治上的主导权。而民主党派也在这一过程中，从开始的不偏不倚走中间道路，到经过反复比较权衡，最终放弃了中间道路，选择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走新民主主义道路。
二、协商建国
1946年重庆谈判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悍然发动内战，大举进攻解放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从1947年秋季开始，解放军开始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这是一个伟大的转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历经千辛万苦，不懈奋斗，第一次处于战略的优势地位。这一时期，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的口号》，在口号的第四项提出：“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奋斗！”[17]在第五项建议中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18]5月1日，毛泽东致电在香港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主席李济深和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委沈钧儒协商筹备召开新的政协大会，成立新中国。
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毛泽东的致电得到了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社会各界人士的热烈响应。民革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民盟领导人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鳌，中国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派领导人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领导人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领导人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领导人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等于5月5日联合致电毛泽东，表示赞同和响应中共中央的“五一”号召，电文称：“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近复与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道途；国土重光，大计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等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19]同日，李济深等民主党派领导人还通电国内外报馆及有关团体和全国同胞，希望共同策进。在香港的民主党派纷纷发表声明、宣言、告全国同胞书等，宣告响应中共的“五一”号召，积极推进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
民革“号召本党同志，全国人民为新政协之实现，人民代表大会之召开，民主联合政府之成立而共同努力”[20]。并要求国民党控制下的一切军政人员，要认清形势，站到民主革命阵营方面来。
民盟在致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馆暨全国同胞书中表明：“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为本盟一贯的政治主张”，“发动新政协运动，其意义不只在于准备新政协会议本省，而尤其在于通过这一运动来加速独裁政权的覆灭，以为新民主中国之诞生造成前提”。[21]
此外，民进、农工党、致公党也发表宣言支持“五一口号”，台盟在告台湾同胞书中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准备参加‘政协会议’、‘人民代表大会’和‘民主联合政府’”。[22]
处于国统区的民建秘密召开中央常务理事、监事联席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并委托在香港的章乃器、孙起孟为民建代表，向中共表明拥护“五一”号召的立场和态度，并到解放区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在北平的九三学社因条件所限不能发表公开意见，直到北平和平解放前夕，才得以在报纸上公开发表了《拥护中共“五一”号召暨毛泽东八项主张的宣言》，宣称“中共中央建议召开无反动派参加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解决国是，同人等认为唯有循此途径，始可导中国于民主、自由、富强、康乐之境，愿共同努力，以求实现”[23]。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人民救国联合会及无党派人士也发表声明，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
从以上党派的声明、宣言等可以看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当时各民主党派的共同愿望。中共的“五一”号召成为民主党派政治态度的试金石，赞成并支持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在民主党派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民主党派成立之初，有着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但经过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经历了“国民参政会”和“国民大会”等政治斗争，充分认识到，自己所主张的中间道路走不通，他们的政治态度逐渐调整，政治方向逐步改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帮助下，逐渐向中国共产党靠拢，与中国共产党一道走上了一条新民主主义的革命道路。
三、共创伟业
政治体系的建构有赖于政治权威的确立，即新的政治权威得到各方政治社会力量的认同和支持。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发布后，各民主党派纷纷响应中共号召，接受中共的政治主张和邀请，从各地奔赴解放区，共商国是。新政协大会的召开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共同的愿望和要求，这其实也是中国国民党建立的以南京国民政府为标志的旧的政治系统的解体和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新的政治系统的重新构建。
新的政协大会的召开，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中央政治权威衰败式微的现状持续了100多年，在各种政治势力和政治团体多次力图重建政治权威、重构政治系统的尝试和努力均告失败后，在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努力下又一次实现了这样的政治目标。
关于新政协的领导权问题，各民主党派一致公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革命领导权问题不是取决于谁的主观愿望，而是由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在近代中国，曾经出现过无数个政治团体和政治力量力图领导中国实现国家的统一和民族解放，但共产党诞生之前，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完成这一历史重任。新政协大会召开，共产党众望所归，也是历史的必然，得到了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一致赞同。
民革提出：“必须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共领导下”，革命“才有不再中途夭折的保证”。[24]民盟致函毛泽东，“愿以至诚接受规定领导，在新民主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并愿与贵党密切配合，尽其应尽之责”。[25]致公党表示“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26]，“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27]。民进领导马叙伦认为，共产党是新政协“当然的领导者”[28]。
关于新政协的性质问题，各民主党派均认为，新政协与旧政协有三大不同：一是新政协的构成不同。旧政协由旧的政治势力构成，是大地主、大官僚、大买办及其代理人的国民党独裁集团；新政协是由新兴的先进政治力量的代表构成，以工农为主体，把传统旧的政治势力排除在外。二是指导思想不同。旧政协以三民主义为最高指导原则；新政协则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三是任务不同。旧政协是革命阶级与统治阶级谋求妥协，希望以和平方式取得和平与民主；新政协则是工农阶级与一切爱国的各民主阶级的政治协商，排除了旧有的顽固反动势力，是和衷共济共建新中国。
关于由新政协产生的未来政权的性质和政治目标，民进提出了一份《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建议新中国是由“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之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提出这个政权“必须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之领导”[29]。农工党建议人民的新政权“是以最广大的农工劳动群众为中心，实行进步的新民主主义”，新政权将“充分保障人民自由权利和集体权利”[30]。民盟建议，新政协制定共同纲领，必须遵循“三个前提”（即代表各革命阶级利益的前提，彻底消灭共同的敌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帝国主义的前提，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的前提）和“五项原则”[31]（即确认新民主主义为各革命阶级统一战线的临时联合政府的最高施政原则，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政策为经济纲领的最高原则，人民解放军是民主联合政府军队的原则，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为文化教育的原则，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与平等地位的原则）。此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还对召开新政协及推动人民解放战争提出了许多积极建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布和平解放，新政协筹备会议决定在北平举行。新政协筹备会议由新政治协商会议提议人中国共产党与赞成中共1948年“五一口号”第五项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等23个单位，共计134名代表组成。[32]从6月15日到9月20日，新政协筹备会议共举行了八次全体会议。会议经过反复协商，就以下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第一，商定了新政治协商会议代表名单。
第二，决定将新政治协商会议定名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并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图案。
第三，拟订政治协商会议文件草案。这些文件包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
第四，会议决定于1949年9月21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召开期间，曾有不少其他政党团体要求参加会议。筹备会议共收到28件来函要求参加会议，其中有孙文主义革命同盟、民社党革命派、中国少年劳动党、光复会、中国农民党、中国民治党、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人民民主自由同盟、民主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等。[33]筹备会经过调查，坚持原则和标准，做出了正确处理。对于不符合参加新政协标准的组织，不考虑它们参加政协会议，并要求它们宣告解散组织；邀请他们之中有民主运动历史，又有一定代表性的民主分子以个人身份参加政协或在工作上给予适当安排。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正式代表142名，代表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各民族、各区域、海外华侨及军队等共14个单位。这充分表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从它产生起就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是一个多党合作与协商的政治机构。大会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三个历史性文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奠定了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了人民政协的性质、任务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家政权的性质，明确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决定了国家在当时各方面的重大方针政策，它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具有临时宪法的作用。同时，它又是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规定了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和代表的产生办法；规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结构分为三个层次；规定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的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对外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内领导国家政权；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辖政务院，为国家政务的最高执行机关，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国家军事的最高统辖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署为最高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并对政务院、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署的职权以及政务的机构设置都作了明确的规定。
新政协暂时代行了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职能，选举产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这样，经过鸦片战争之后100多年的持续动荡与混乱无序，经历了一代又一代人的不懈努力奋斗，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各民主党派的积极参与下，终于完成了政治权威的重构和政治系统的重建，实现了现代民族国家的第一步——政治统一和政治秩序化。
注释
[1]王长江主编：《政党政治原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6页。
[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5页。
[4]同②，第1063页。
[5]严奇、王幼樵编：《中国农工民主党历史研究》（民主革命时期），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83页。
[6]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1941—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76页。
[7]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1—22页。
[8]同①，第22—23页。
[9]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66页。
[10]《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简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版，第2页。
[11]《中国致公党简史》编辑委员会编：《中国致公党简史》，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版，第236页。
[12]同①，第10页。
[1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6年版，第254页。
[1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9—1030页。
[15]《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6页。
[16]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第2—3页。
[17]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1页。
[18]同①，第21—22页。
[19]同①，第23页。
[20]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21]同①，第23页。
[22]同①，第24页。
[23]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24]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5]同①，第27页。
[26]同①，第27页。
[27]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7页。
[28]同①，第27页。
[29]同①，第27页。
[30]同①，第27页。
[31]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32]同①，第34页。
[33]刘延东主编：《当代中国的民主党派》，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第38—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