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有书乃城

每次出新书，总感觉一则以喜，一则以惧，高兴的是自己没有虚掷光阴，害怕的是又得起书名，起了好几个都不满意，不由得着急起来。某天忽然翻出四十年前的一本旧书，上面有我写的一段话，“梁厚甫称他发表在报刊上的文章皆候虫时鸟所为”。心想，我这几十年来的投稿码字不也是候虫时鸟所为吗？担心用错了苏东坡的意思，请教止庵先生，他说老谢你终于知道用典啦，随后建议我用候虫时鸟的下句“自鸣自己”作书名。

我想到的书名是“有书乃城”，取意刘禹锡《陋室铭》里的一点儿意思，转化为“斯是陋室，有书乃城”。这个意思我以前在《出书记》里说过：“鄙人之一生，毫无光彩可言，幸有这二十几册书作劲儿，稍稍使得生命发出一点儿惨澹的光。”友人问，应该是有书乃成吧？成是成功的意思占多，我哪里会因为出了几本书而成功了，只不过以书为城，抵挡人世间的诱惑罢了。

两三年来写得很少，发表得也少。许多挺有意思的随感和材料都浪费在微信上了，似乎毫不足惜，搁过去，都是非常实用的素材。浪费最狠的是书评，以前我一年要写上几十篇书评，不管新书旧书，我总有一肚子的话可写以形成文章，近年好像只为《陶庵回想录》等两三本书写过评论发表在报纸上。

周今觉、叶冈、顾冷观、谭正璧、陶亢德等民国文化人物，一直以来处于被冷落被边缘被遗忘的境地，实际上他们身上承载的文化史料的多样性和趣味性，确确实实地值得去书写。我们的文化史、文学史有个现象，有的作家被过度书写和研究，有的直接无视。作为个体书写，我愿意做一点微小的工作。“二十二大明星”之一秦怡，以百岁高龄辞世，杂志编辑约我写稿，我还是像几年前写王丹凤一样，找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而不是人云亦云地说些现成话和套话。简短节说，我的写作无甚高论，总是想着留下一些实实在在的史料线索。

三十年来我的写作渐渐形成了固定的模式——“书话+掌故+忆往+随感”。这几项缺一不可，书话文章式微，似不可逆转，一本纯书话的书早已不如前十几年那么受欢迎，老读者在退出，新读者不增加。掌故文章受众面比书话更窄，比书话难写得多，八百只眼睛等着给你挑错呢。忆往怀旧是人世间永恒的话题，不会写会说也行，“口述实录”似乎比写得还真实呢。我写这类文章有个优势，记了六十年的日记是坚实的后盾，至少在时间日期上我不会搞错。对于个人及家庭的照片、信札、证件之类，我都有收藏的癖好，不然写不出《我清空了岳父母的家》和《我在青海的586天》，有谁拿得出七十年前的出生证？胡适说过：“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写文章虽然是小事情，可是应该拿出办大事的态度。

以前书评啦，掌故文章啦，似乎颇受欢迎，编辑也愿意约稿，如今似乎不知哪方面变了风尚，还是我求战意愿低落，几乎不主动碰这几类文章了，约就写，不约就不写。近年来更喜欢写的是怀故忆往的文字，本书里有七八篇即是，意图追摹前贤之“梦华体”。写作时状态神勇，激情澎湃，如果不设字数限制，短篇可以写成中篇，中篇甚至可以写成长篇，最损也是自传，闹好了就是一部自传体小说。

梦醒时分，月华如洗，能够拿得出来的仍然是这点卑微的货色。

二〇二三年五月三十日黄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