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夏商周遗迹

一、夏朝的史实在这里脉络分明

很多人接触中国历史，是从那首《朝代歌》开始的：“夏商周，春秋战，秦朝以后是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

人教版历史教材编有更详细的《朝代歌》：“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传，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春秋与战国……”

从这些不同版本的《朝代歌》里，我们可以看到，夏、商、周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三个朝代。

历史书上也明确说，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将近4000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距今一万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遍布中国各地。在距今六七千年的浙江余姚河姆渡和西安半坡遗址，发现了人工栽培的稻谷和粟粒及农耕工具。最古老的王朝夏朝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

可是，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权威著作《剑桥中国上古史》根本不记载夏朝，西方学者固执地说，中华文明是从商朝开始的，夏朝是不存在的。

凭什么？

西周初期文献《尚书》里，不知有多少处提到历史上的“有夏”或“夏”。周初大贤周公在《尚书》里说，夏朝统治了很长时间，但后来不顺应天命，被汤商革了他们的“命”，即所谓“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是也。

权威史书《史记》也记载了大禹治水、禹受舜禅、夏启夺位、太康失国、少康中兴、夏桀暴政等重大事件，并把夏王的名字一代一代罗列了出来。

西方学者凭什么说夏朝是不存在的？

他们认为，《尚书》中提到夏朝的那几篇文章属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伪造，而春秋距离传说中的夏朝灭亡时间已经快一千年了，写《史记》的司马迁生活年代距夏朝灭亡更久，有一千四五百年。按照历史研究的普遍规则，必须是当时人记当时事方可为信史，像《尚书》《史记》这种晚了上千年的记载，只能是传说，根本不可信。

所以，要让西方学者承认夏朝的存在，我们就一定要通过考古发掘，找到与史书记载相互印证的文物证据。

那么，这些年来，相关的文物证据找到了没有呢？

有。很多。

比如说，2002年中国保利集团从国外购回来一尊西周中期的青铜器“遂公”（又称“豳公”）。这尊“遂公”经过除锈，上面的铭文全部显露，记载的是大禹治水的伟业。

西方学者说《尚书》中提到夏朝的文章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人伪造的，但这尊“遂公”可是货真价实的西周产品。

还有，按照历史记载，夏朝的开始，肇始于大禹治水。

因此，大禹以及那场大洪水是否真实存在，也是证明夏朝是否存在的一个关键点。

西方学者一直认为，大禹治水只是一个神话，与《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印第安传说中“雷鸟与食人鲸”等世界各国的神话、史诗和宗教故事中关于远古洪水的传说相类似。

2016年，有考古工作队经过实地考察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证实了那场大洪水的存在。

他们从官亭盆地范围内一处属于早期齐家文化、被称为“东方庞贝”的喇家遗址开始研究。

早在2005年，人们就在这个遗址中发现了现存最古老的面条（小米制）。

在这次考察中，考古工作人员对喇家遗址内崩塌房屋中的若干孩童遗骨进行碳-14断代检测，非常精确地将灾难发生的时间窗口缩小到了公元前1922±28年。

所谓的灾难，指的是地震和洪水。

喇家遗址先是毁于一场地震，但废墟之上有积石峡溃堤带来的洪水沉积物，证明洪水曾经在地震之后淹没此处。

也就是说，首先是地震引发了滑坡，滑坡形成了大坝，水因大坝而蓄积，最终溃决，暴发洪水。

可以说，公元前1922±28年的这场洪灾，在规模和影响范围上完全达到了史书中描写的“九州阏塞，四渎壅闭”的地步，成为下游地区农耕文明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难以磨灭的共同记忆，并在千家万户口口相传，十个世纪之后由后人书写到正统信史中。

此外，众多史料都记载，夏朝都城的位置大致在伊洛平原地区。人们也在伊洛平原地区找到了这座都城的遗址。

这座都城遗址的具体位置在偃师市二里头村及其周围，南临古洛河，北依邙山，背靠黄河，范围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等三个自然村，由于“二里头遗址”范围最大，堆积最厚，故定名为“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遗址”总面积为三点七五平方千米，内有大型宫殿遗址。

经碳-14测定，“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就在约公元前1900年左右，距今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在时间与空间上与史书上记载的夏王朝完全一致。

除了强大的物证之外，还有人证。

甲骨文《大戴礼·少间》里面记载说：商汤灭了夏朝后，封夏禹的姒姓后裔到杞地建杞国，以奉夏后氏祀。杞地就在今河南省杞县一带。

因为杞国是夏之延续，保存有夏礼，所以《史记》将其列为《世家》。而孔子为了了解夏礼，还曾经专门到杞国考察过。

众多证据表明，夏朝是中国历史上无可辩驳地存在过的朝代。

二、妇好墓的发掘

前面我们说了，中国有五千多年的发展史，但一些西方人士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中国顶多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所谓四千多年前关于黄帝的历史只是神话传说；中国专家公布的《夏商周年表》中把夏代始年定为公元前2070年也是不靠谱的。他们甚至认为：根本就不存在夏、商这两个朝代。

我们要证明这一点，就必须有那个时代存留下来的物证。

二十世纪初，我国考古工作人员在河南省安阳市小屯村陆续发掘出了殷墟，非常可惜的是，十一位曾定居安阳的商王大墓仅剩下十一座空陵。

不幸中的万幸是，人们在殷墟中陆续发现了一万七千多块龟骨。这些龟骨，几乎全部出自商高宗武丁一朝。

武丁是商代第二十三代王，属于比较有作为的君主。

在这些出土的龟骨中，有二百多块以甲骨文的方式记载了一个叫“妇好”的女子的事迹：妇好是武丁的王后。妇好原是商王国周边部落的母系部族首领，能征惯战，谋略过人。嫁给武丁后，又成为商王朝的统帅，领兵征战四方，依次击败了北土方、南夷国、南巴方，以及鬼方等二十多个小国，为商王朝开疆拓土立下了不朽战功。妇好并非姓“妇”，“妇”是一种尊称；又因她战功彪炳，获武丁册封封地，在自己的封地上，得到了“好”的氏名，从而被人们尊称为“妇好”，或者“后妇好”。商朝是个既崇尚武力，又迷信鬼神的国家，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妇好执掌国家兵权，又担任国家的祭司，经常受命主持祭天、祭先祖、祭神泉等各类祭典，主持占卜国家大事，称得上是商国的第一实力派。可惜的是，这样一个女强人，却在三十三岁时因难产去世。武丁赐妇好庙号为“辛”，商王朝的后人们则尊称妇好为“母辛”“后母辛”。

商朝的武功数武丁时代最盛，正是由妇好带兵通过一连串战争才将商朝的版图扩大了数倍。

甲骨文资料中有一片卜辞曰：“登妇好三千、□旅万，乎伐羌。”

那时作战，规模不会太大，参战人数一般也就上千人。根据这片卜辞可知，妇好领兵一万三千多人出征羌方，可以说是执掌了倾国兵力。

值得一提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妇好死后，武丁多次为妇好举行冥婚，让妻子改嫁，先将其许配给商王朝的第十四代帝王祖乙；后来觉得不过瘾，又让妇好与祖乙离婚，改嫁给商王朝的第五代帝王太甲；最后，干脆把妇好配给了商王朝的开国国君成汤。

武丁的解释是，自己太爱妇好了，生怕妇好在阴间被别人欺负，把她许配给先祖，是让她得到保护。

真是这样的吗？

武丁真的是担心那个征伐无数、战无不胜的王后会在阴间被别人欺负吗？

不管怎么样，他的这个理由是够奇葩的。

事实上，武丁有六十多个妻子，妇好只不过是其中之一。他们结婚后，并不经常住在一起，妇好的绝大部分时间是待在自己的封地上，经营自己的封地。

说来也巧。1976年，考古学家郑振香、陈志达在安阳小屯村西北地发掘出了一座保存得完好如初的商墓，这墓南北长五点六米，东西宽四米，深七点五米，墓上建有被甲骨卜辞称为“母辛宗”的享堂。“母辛”，就是商人对妇好的尊称。也就是说，这座墓就是妇好墓。

墓中有殉葬的人体骨骸和狗骨骸。

随葬品极为丰富，共出土青铜器、玉器、宝石器、象牙器等不同质地的文物近两千件。

其中，出土了数件武器。

一把龙纹大铜钺和一把虎纹铜钺上均刻有“妇好”字样，这进一步证实了墓主就是妇好。

龙纹大铜钺重八点五公斤，虎纹铜钺重九公斤，都是妇好生前曾使用过的武器。

兵器如此沉重，足见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

此外，墓中令人惊讶的物品还有来自新疆等地的玉器佩饰近千件，其中还包括来自台湾和海南甚至更远处的多枚海贝！

妇好墓的发掘弥补了人们对商代王室墓的全貌了解不足的缺憾，也完善了我国三千四百年前的历史文献记载。

三、一个或与纣王有关的犀尊

有一个年代久远、价值珍贵的犀牛造型酒尊流失到了海外，现藏于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该宝物出土于清咸丰年间，出土地点为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年代属于商代晚期，由于犀尊内底有二十七字铭文，铭文中有“王赐小臣艅夔贝”之句，所以，被称为“小臣艅犀尊”。

解释一下，“小臣”不是复姓，而是官名。按照《中国历代官称词典》的注解，小臣为商始置的官职，主要负责掌管各种具体事物，并沿用至春秋时期。

“艅”，是担任“小臣”职责之人的名字。

这尊宝物，是怎么“定居”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的呢？

跟一个名叫埃弗里·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美国人有关。

此人曾是一名出色的全能运动员，分别获1914年、1915年和1918年全美业余全能冠军，并自1952年至1972年，担任国际奥林匹克运动委员会主席，对我国重返奥运会大家庭做出过粗暴的干涉行为。

在清末民初那段时间，我国国内的盗掘、走私文物行为极为猖獗，布伦戴奇瞅准时机，购走了海量文物，其中就包括“小臣艅犀尊”。

1959年，布伦戴奇将自己的所有藏品捐献给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

“小臣艅犀尊”不同于一般的鸟兽形尊，一方面，其所表现的对象为犀牛，这一点，可以充分证明犀牛曾经是在中国大地上生活过的大型物种，只不过在人类的猎杀下才灭绝消失。另一方面，其短短的二十七字铭文给后人展现了一段壮丽、且相当重要的史实。

首先，这件宝贝既非出土于殷墟，也非出土于湖南省，而是出土于山东省半岛。要知道，在商王朝时期，这一带是东夷人的聚居地。

其次，我们来看铭文：“丁子（巳），王省夔且，王易（赐）小臣艅夔贝，隹（唯）王来正（征）人方，隹（唯）王十祀又五肜日。”

这段铭文中出现的人物有：王、小臣艅和敌人人方。

所记载的事件是：小臣艅跟随王征讨人方，得到王赏赐的夔贝。

最重要的是时间：十祀又五，即小臣艅随王征讨人方的战役发生在王的十五祀之时。

该铭文与国内甲骨卜辞对照，可以证实“十祀”和“十五祀”时商王两次出征东部夷方的记载。甲骨文中的夷方与铭文中的人方基本相同，即商晚期的主要敌人——东夷。

由此可以推断出，铭文中的王即商代最后两位帝王——帝乙和帝辛之一。

现在已经确定，“十祀”征讨夷方的当事者是帝乙。

“十五祀”征讨的当事者是帝乙还是帝辛，尚无定论。

说到帝辛，也许很多人并不熟悉他，但只要说他是商代最后的帝王，即亡国君主，大家一定会恍然大悟——哦，原来是他！

是的，就是他，就是那个在“酒池肉林”中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以至丢了江山的商纣王。

为了彰显武王伐纣的正义性，纣王的形象遭到了丑化，再经后世文学作品《封神演义》的夸张放大，纣王已经成为人人唾弃的反面教材。

但是，从这段铭文来看，如果小臣艅所跟随的是纣王的话，即从纣王远离殷商都城进攻东夷的行为看，他还是尽到了商王军事首领的责任，是有值得尊敬之处的。

小臣艅跟随商王艰难地打赢了征讨东夷的战争后，获得了丰厚的夔贝赏赐，因此铸器并刻文纪念。

四、利簋：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重大考证证据

话说2012年，《国家人文历史》别出心裁，独家邀请九位考古、文博方面的专家，在所有国宝中做一次全盘的综合考量，精心选出中国文物中的九大“镇国之宝”。

经过一番激烈的角逐，九大“镇国之宝”终于出炉，它们分别是太阳神鸟金饰、西周利簋、秦石鼓文、《孙子兵法》竹简、《平复帖》、《五牛图》、真珠舍利宝幢、定窑孩儿枕、渎山大玉海。

这里重点说说西周利簋。

“簋”，读作guǐ，是古代青铜或陶制盛食物的容器；“利”，是一个人的名字。

西周利簋，就是西周人利的青铜容器。

这件簋，是1976年在陕西临潼出土的，土头土脑，并不很起眼，凭什么被列为九大“镇国之宝”之一？

奥秘在于簋腹内底所铸的四行三十三字铭文。

粗读这段文字，大致的意思是：周武王征伐商纣王，在甲子日，一日之间就攻克了商都。辛未日，武王在阑师（论功行赏），赐给有司（官名）利金铜等物，（利）用其来制作祭器，以纪念先祖檀公。

不用说，这件簋的年代久远，而且与周武王征伐商纣王有关，有重大历史意义，文物价值非凡，因此也被称为“武王征商簋”“周代天灭簋”“檀公簋”。

不过，铭文中的“岁鼎”这两个字，很绕，让专家很费解。

以当时考古、文史最负盛名的数位专家的见解为例。

唐兰先生认为这两个字并非“岁鼎”，而是“越鼎”，是说周武王夺取了鼎，意指周武王夺了殷商的江山。

钟凤年也认为这两个字不是“岁鼎”，不过也不是“越鼎”，而是“戍晃”，是个地名，指的是周武王的征商之师驻扎于“戍晃”这个地方。

于省吾、赵诚、黄盛璋、王宇信等则认为这两个字既不是“岁鼎”，也不是“越鼎”，更不是“戍晃”，而是“岁贞”，即岁祭时进行占卜和贞问。

赵诚还进一步解释，“岁”也可以指“一岁之大事”。

但戚桂宴认为这两个字就是“岁鼎”，“岁”即岁星（木星），“鼎”训为当，意思是“岁星当空”，意指吉兆。

张政琅同意戚桂宴的看法，即“岁”为岁星，但“鼎”本为“丁”，转训作“当”，意思也是“岁星当空”。

徐中舒也认为这两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就是“岁星当空”，但根据郭忠恕在《佩觽》说的“古文以贞为鼎，籒文以鼎为则”，“鼎”的读音应该读为“则”。

……

到底哪一种解释比较靠谱呢？

由于许多学者对中国史书上的记载总是有所怀疑，以《史记》记牧野之战为例，里面说，当时，商纣王组织起七十万人的作战队伍。

三千多年前就集结起七十万人投入战争，这让人感到不可思议。

关于牧野之战发生的时间，也一直没能搞清楚，以至于周王朝是什么时候建立的，也无从得知。

这件簋的出土，为“夏商周断代工程”提供了一个考证证据。

专家们采用碳-14测年法，将西周初年遗存中出土的炭样进行检测，框定出武王伐纣战役发生在公元前1050年至前1020年之间。

天文学家尝试按照张政琅、戚桂宴等人的解释，依据铭中所记“甲子”日“岁”（木）星在中天的天象，再参照《国语·周语下》记载的天象记录，计算出武王伐纣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1月20日。

这一推算，正与《尚书·牧誓》《逸周书·世俘》等文献的记载相合。

最妙的是，武王伐纣在甲子日晨，并逢岁（木）星当空，更充分地印证了《尚书·牧誓》中“时甲子昧爽，王至于商郊牧野”的记录。

张政琅、戚桂宴等人的解释是完全正确的。

换言之，古代史上这一著名的战役有了一个绝对年代，它为商周两代的划分，提供了重要的年代依据。

想想看，远古文明距今太久，许多文字都已散佚、消亡，要精确估计上古文明的历史时间是何其之难！

现在号称最古老文明的古印度文明、古巴比伦文明、古希腊文明，其所说的文明产生于公元前多少多少年，其实并没有确切的文字证明，不属“信史时间”，只能在时间前加个“约”字。

而我们由于利簋的发现，中国的信史时间已经推进到公元前1046年，并且精确到日，这是何等伟大，何等不可思议！

凭借着碳-14测年法和利簋金文的解读，中国的“信史时间”乃是毫无争议的世界第一。

利簋也因此成为了中国“信史时间”世界第一的铁证，其名列“镇国之宝”行列，当之无愧。

五、逨盘出土，印证了《史记》所记西周朝的准确性

众所周知，《史记》是研究先秦史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献。

然而，也许是因为太史公的文人情怀，也许是因为太史公在著史时容易意气用事……总之，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史记》中的诸多记载总是持怀疑态度，或者说是半信半疑，抱一种“姑妄言之姑听之”的心理。

之前，有人怀疑《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殷先公先王世系不准确。王国维通过甲骨卜辞证实了《史记·殷本纪》的可靠性后，这些人又把怀疑的目光转移到《史记·周本纪》中关于周先王的世系记载。

由于一直没有有力的物证出现，在相当长时间里，关于《史记·周本纪》“周先王世系记载不可靠”的说法见诸各种研究资料。

然而，这一论断，随着陕西省眉县杨家村附近一批文物的发掘，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眉县杨家村可是一块宝地，谁也搞不清楚那儿到底埋藏有多少宝贝。

1954年，两件青铜彝方尊、两件青铜彝驹尊从那儿出土。前者的铭文记述了西周军队的部署情况，后者的铭文反映了西周畜牧业发展情况。

1972年5月，又有一件重七十八点五公斤的大铜鼎在那儿出土，上面镌刻的二十七字铭文记述了周成王妃姜馈赠土地给贵族臣子的事。时任中科院院长的郭沫若将铭文拓片调去研究，经过仔细考释，写出了重要文章。

1985年，一套完整的青铜打击乐器在那儿出土，里面每三件一组的编钟全部属国家一级文物，编钟上有铭文。

印证《史记·周本纪》周先王世系记载的文物——逨盘，也在那儿出土。

逨盘的主人是一个叫“逨”的人，上面所刻铭文共计四千余字，主要记载的是“单”氏家族（“逨”是“单氏家族”中的第八代人）的历史，同时也列数了西周文、武、成、康、昭、穆、恭、懿、孝、夷、厉和当朝天子宣王十一代十二王的世系（十三位周王中仅余最后一个王——周幽王未在其中）。

一句话，“逨盘”铭文记载单氏家族八代辅佐西周十二代周王的功绩，第一次印证了《史记·周本纪》所记周先王世系是可靠的。

《史记》不愧是史家经典之作、权威之作、伟大之作。

六、足以证实周成王迁都成周的镇国之宝

宝鸡炎帝和周秦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宝鸡社科讲堂主讲人杨曙明先生曾这样赞美我国古代青铜器，说它们“有原始图腾的天真、厉鬼般的狰狞、谶语般的谲秘、苍松般的威仪、黑云般的凝重”，浑身散发着“狞厉之美”。

关于青铜器身上的所有亮点，杨曙明先生认为，全都可以通过一尊名叫“何尊”的青铜器折射出来。

杨曙明先生惊叹说：“这件宝物（指何尊）被称作宝鸡青铜器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被称作‘镇国之宝’。与毛公鼎、大盂鼎、虢季子盘这些大件宝器相比，它重只有十四点六公斤，是他们之中的‘小兄弟’，但由于造型奇特，有骇俗之美、惊世之姿，将思想家的深邃、哲学家的缜密、美学家的夸张统统融于一身，在青铜世界中熠熠闪光，璀璨夺目！”

“何尊”的确是“镇国之宝”，为国家一级文物，是国家文物局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之一。

它的外表，也恰如杨曙明先生所说的，璀璨夺目。其主体花纹为高浮雕兽面纹，巨目利爪，狞厉凶猛，口沿和圈足部位有兽形蕉叶纹和浅浮雕兽面纹，整器的装饰以雷纹为地，部分采用三层花的装饰手法，造型凝重雄奇，纹饰严谨而富有变化，堪称华美瑰丽。

何尊底部有一篇十二行共一百二十二字的铭文，记载了成王继承武王遗志，营建东都成周[1]之事。

“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体现在：

一、证实了周武王灭商后，就产生了在成周这个天下中心建立都城、一统天下的战略意图；

二、此器作于周成王五年，作为实物证据，为解决周公摄政的七年是否包括周成王在位年数之内的历史课题，提供了直接资料；

三、证实了周成王要迁居成周并付诸行动这样一个史料不详的重大事件；

四、铭文中“中国”两字作为一个词组第一次出现，尽管它与现在的“中国”一词不是同一个地理概念，但其意义十分重大；

五、铭文述及周初重要史事，与成周兴建有关，对研究古代历史文化与河南地方史、城市建设史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980年，国家文物局又请马承源组织筹备“伟大的中国青铜器”展，以赴美国进行友好交流，美方提出展品中必须有“何尊”，国宝出展，身价倍增，最后投保达3000万美金。

因为极其珍贵，镇国之宝“何尊”因被列入国家文物局六十四件永久不准出国展出的国宝级文物目录中。

注释

[1]古地名。即西周的东都洛邑。故址据传在今河南省洛阳市东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