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山地孩子” 梦想浮翩

林语堂，幼名和乐，又名玉堂，1895年10月10日，也就是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二日，诞生于闽南漳州平和县坂仔村。

林语堂父亲林至诚，祖籍原在漳州北乡五里沙，1880年前后来坂仔传教，才迁居这里。但在林语堂的文章里，被称为“家乡”和“故乡”的，不是五里沙，而是平和县坂仔村。

平和县自明朝正德十三年（1518）建县以来，曾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人物。明朝的詹师富、明末的赖继瑾、清朝的林爽文和民国初年的林祖密等都是反抗黑暗的英雄。

平和县地处博平岭山脉南段，境内崇山峻岭，层峦叠嶂，海拔1000米以上的山峰就有64座，而海拔500米以上的山岭也有221座。蜿蜒的双尖山把全县分为西北和东南两大块。

秀水总是和雄山相伴。在纵横交错的山脉下是星罗棋布的河网，全县有大小河溪130多条，呈现出放射状的水系特征。被林语堂称为家乡的坂仔，位于西溪河谷，是群山环抱中的一块肥沃的盆地。

坂仔又称“铜壶”，在坂仔村附近有座“铜壶宫”，是当地林氏的族庙。“铜壶宫”里供奉着封神榜里的赵公明的神像。在村边的大路旁，还有一座“坂庵”，庵门口挂着一位秀才所题的“铜壶滴漏”的木匾。坂仔别称“铜壶”，是因“铜壶宫”而来，还是先有“铜壶”的别名，再筑“铜壶宫”，这就不得而知了。

坂仔南面是十尖山，远山绵亘，无论晴雨，皆掩映于云雾之间，极目遥望，山峰在云霞中忽隐忽现，古代曾把这云山千叠的地方命名为云霄县，可谓名副其实。北面，石起山如同犬齿盘错，峭壁陡立，危崖高悬，塞天蔽日。传说，那山巅上的一道大裂痕，是神仙经过石起山时，一不小心把大脚趾误插在石壁上所留下的痕迹。这大自然的幻术，曾为童年的林语堂构筑了无数神奇的梦想。

美丽的西溪横穿坂仔，河床宽阔，两岸相距100多米，但常年有水的主航道仅20多米宽。枯水季节，妇女们都直接到河床中间去洗衣、洗菜。那由鹅卵石和沙土构成的河床，是水牛的栖息地，也是林语堂弟兄们幼年时嬉戏的天堂。干涸的河床，远山近水，牧童水牛，捶衣嬉逐，构成了坂仔独有的民情图和风景画。

西溪虽有急流激湍，但浅而不深。在那没有现代化公路的年代里，河流是坂仔的主动脉，这里离厦门120公里，坐船要花费三四天时间。漳州西溪的“五篷船”只能到小溪，由小溪到坂仔有十二三公里，还要换乘一种很小的轻舟。遇到浅滩，船夫船妇们将裤腿卷起，跳入水中，几个人把船扛在肩上逆水而进。

林语堂出生在坂仔教会生活区内的一间平房里，旁边是大小礼拜堂、钟楼、牧师楼等西洋式的建筑，周围有荷花池、龙眼树、兰花树、水井、菜地，以及那为小和乐的童年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的“后花园”。这些都是教会的财产，林家不过借住在这里而已。

在坂仔，小和乐常常走到溪边，遥望远处灰蓝色的群峦在阳光下炫耀着自己变化多端的服饰，观赏着山顶上一边变幻着柔软的身段，一边任意地漫游的白云。老鹰在高空盘旋……

有时，小和乐攀上高山，俯瞰山下的村庄，见人们像蚂蚁一样小，在山脚下那方寸之地上移动着。这壮观的山景，令他敬畏，使他感到自己的渺小，他常想，一个人怎样才能走出这深谷？越过山峰的世界是什么样的呢？成年后，每当他看到人们在奔忙、争夺时，儿时登上高山俯瞰“蚂蚁”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他回味着儿时所感受到的大自然的壮美和神秘，以及人的渺小，他认为自己的一切灵感和美德都是坂仔的山水所赋予的。这雄伟的高山雕塑着他的个性，激发了他的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是他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艺术源泉，在他的审美趣味和思想性格里，随时都可以发现坂仔山水的倩影。正像许多人都愿意称自己是“自然之子”那样，林语堂一再自许他是“山地的孩子”。

大自然的博大神秘，大自然的神圣纯洁，陶冶着他幼小的心灵，大自然的灵气融入了他的血液，这个山地的孩子，在不知不觉中以故乡的山水作为他观察世界、体验生活的唯一参照。后来，他之所以会把纽约的摩天大楼看作细小得微不足道的玩具，就是来自童年时对高山的记忆。正如他在《回忆童年》中所写：

生长在高山，怎能看得起城市中之高楼大厦？如纽约的摩天楼，说他“摩天”，才是不知天高地厚，哪里配得上？我的人生观，就是基于这一幅山水。人性的束缚，人事之骚扰，都是因为没有见过，或者忘记，这海阔天空的世界。要明察人类的渺小，须先看宇宙的壮观。

无限深情地怀念家乡的山水，这是林语堂创作中久盛不衰的题材。他相信，自然是他的力量之源，家乡的山水是他的艺术生命和思想信仰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已经“进入”他“浑身的血液”，成为他身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个人出生以后，他的生存环境是陶冶性格的第一温床，林语堂在风景秀丽的坂仔山谷中度过了欢乐的童年，他在所有的自传、回忆文章中，总是反复强调他之所以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人，全部仰赖青山，他的思想、观念、性格，以至于人生观、美学观、世界观的形成，完全得之于闽南坂仔的秀美的山陵。在《四十自叙》中，林语堂又用新的语言把这种自然的陶冶力绝对化了，他说：

我本龙溪村家子，环山接天号东湖；

十尖石起时入梦，为学养性全在兹。

在林语堂的笔下，坂仔的山水具有神奇的魅力，为大自然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虽然这里不无夸张的成分，但是，坂仔确是林语堂艺术生命的一个源头。

林家有八个孩子：六子二女。林语堂在家里排行第五，大哥林孟温，二哥林玉霖，三哥林憾庐，四哥夭折，弟弟林幽；大姐瑞珠，二姐美宫。与林语堂关系最密切的是比他大4岁、属虎的二姐，林语堂在二姐“半母半姐”的疼爱下度过了愉快的童年。在家里，二姐对他的影响仅次于父亲。

小和乐和二姐相亲相爱，二姐是他童年时最友好的游戏伙伴，同时，她又像母亲一样关照着他的温饱寒暖。姐弟俩常是一对顽皮的小搭档。有一次，他俩读过林纾的翻译小说后，就把那些异国的奇闻逸事重新排列组合，姐弟俩共同编造出一个情节曲折而又恐怖冒险的故事，这是林语堂在文艺创作上的最初尝试，这部没有记录下来的“处女作”，在母亲那里获得了良好的效果。母亲饶有兴味地欣赏着姐弟俩所讲述的故事，真以为是一部世界名著中的片段。母亲的“受骗”，更激发了他们的创作热情，姐弟俩愈编愈有劲，随编随讲，每天为母亲编讲一段，像电视连续剧似的。久而久之，终于露出破绽，母亲如梦初醒，恍然大悟地喊起来：“根本没有这种事。你们是来逗我乐的。”说完哈哈大笑起来，又急忙用手捂住嘴——因为她牙齿残缺，所以每逢在大庭广众面前发笑时，总是用手捂着嘴，这是习惯。看着母亲捂嘴笑的样子，姐弟俩心情十分舒畅，因为他们“创作”的目的，就是为了使母亲快活。

小和乐是一个头角峥嵘而且喜欢恶作剧的孩子，调皮的和乐便常利用父母的宠爱故意撒娇捣乱。比如，有时，兄姐们都安分守己地准备功课，他却不守规矩，独自跑到院子里玩耍，母亲对这个顽皮的孩子束手无策，这时，二姐便当仁不让地出来管教他，说来也怪，小和乐居然会驯服于二姐的管教，真是一物降一物。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小和乐与二姐争吵过后，被关在门外，二姐不许他进家门，他便从窗外扔石头进去，叫道：“你们不让和乐进来，石头替和乐进来。”还有一次，他和二姐争吵，淘气的他想出一个报复二姐的“妙计”：他钻入后花园的一个泥洞，像猪一样在里面打滚，目的是要弄脏自己的衣服，爬起来后，他得意地对二姐喊道：“好啦，现在你要替我把脏衣服洗干净了！”——因为，按照家务分工，二姐承担着为全家人洗衣服的任务。

二姐和小和乐玩耍的那些别出心裁的游戏，是林语堂童年生活里灿烂的一页。而二姐激励他读书成名的遗愿，更是他难忘的一课。二姐聪明美丽，刻苦好强，父亲在油灯下所编织的那些“梦想”深深地打动了她的心。飞出坂仔，翱翔在辽阔的天空，是林家孩子们的共同愿望，也是二姐的心愿。她从鼓浪屿毓德女校毕业后，希望能到福州的教会学校读书。但父亲算了一笔账，即使免交学费，仅是川资杂费，一年至少要六七十元，实在力不从心。因为，林至诚有八个孩子，他立志要使男孩子都受高等教育，直到出国留洋，女孩子便只好让她们走“女大当嫁”的老路了。父母多次给二姐提亲。晚上，父母到二姐房里，只要一提起婚嫁之类的话题，二姐马上吹灭油灯，转身睡觉。一直拖到21岁，在当地人眼里已经是“老姑娘”了，才勉强答应出嫁，而在这之前，这位未婚夫已经苦苦追求二姐多年了。二姐上大学的“梦”夭折了，父亲感到内疚，林语堂则觉得自己所以能升学，因为是个男孩，占了便宜，挤掉了二姐升学的机会。对此，林语堂深感愧疚。

1912年的夏秋之交，林至诚一家同乘帆船沿西溪而下。两岸青山绿水，风景秀丽，美不可言。薄暮时分，航船停泊江中，船尾有一小龛，插几根香，供奉着妈祖娘娘和关羽（关圣帝）的神位。夜色苍茫中，远处渔船的篝灯明灭，隔水飘来悠扬婉转的箫笛声，船夫抽着旱烟，喝着苦茶，向林语堂讲述着古代的传说和故事。曾有多少次，林语堂陶醉在这良辰美景之中。然而此刻，依然是这样的帆船，依然是这样的景色，但他的心情却异常沉重。因为，这同一条船上，载着去上大学的林语堂，也载着出嫁的二姐。林语堂获得的深造机会，正是二姐失落的梦，同一个命运之神却做了如此不公正的安排。所以，一路上，林至诚全家都在情感的旋涡里起伏，无心享受大自然赐予的美景。

60多年后，林语堂对这次不寻常的航行仍记忆犹新，他在《八十自叙》中以深沉的笔调追忆了当年的情景：

那年，我就要到上海去读圣约翰大学。她也要嫁到西溪去，也是往漳州去的方向，所以我们路上停下去参加她的婚礼。在婚礼前一天的早晨，她从身上掏出四毛钱对我说：“和乐，你要去上大学了。不要糟蹋了这个好机会，要做个好人，做个有用的人，做个有名气的人。这是姐姐对你的愿望。”我上大学，一部分是我父亲的热望。我又因深知二姐的愿望，我深深感到她那几句话简单而充满了力量。整个这件事使我心神不安，觉得我好像犯了罪。她那几句话在我心里有极重的压力，好像重重地烙在我的心上，所以我有一种感觉，仿佛我是在替她上大学。第二年我回到故乡时，二姐却因患鼠疫亡故，已经有八个月的身孕。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太深，永远不能忘记。

姐弟俩那次感人肺腑的告别，使林语堂刻骨铭心、永世难忘，他暗暗下定决心，不辜负二姐的期望，要“读书成名”！以后，无论在何时何地，无论到了什么年龄，只要一提起那四毛钱，他都忍不住要流泪，他说：“我青年时所流的眼泪，是为她流的。”

小和乐自幼就是个出名的野孩子，他的哥哥、弟弟们也几乎没有一个不调皮的。林家的那一群男孩，在坂仔人眼里，都是些长着“头角”的小捣蛋，他们的出格行为曾在坂仔长期流传：那是在1907年前后，坂仔的基督教堂竣工以后，教堂前的钟楼上挂着一只美国人捐赠的大钟，正是这口大钟，使林语堂弟兄们在坂仔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那时，每逢做礼拜，洪亮的钟声传递着异域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冲击。这钟声惊醒了同时也激怒了沉睡中的坂仔传统社会的人们。有人公开骂，有人腹诽。终于，一些敌视教会的村民开始行动起来了。1908年前后，由一个落第的儒生牵头，用募捐集资的办法，在教堂的同一条街上，修建了一座佛庙。原来也打算挂置一口大钟，与教堂的钟对峙，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改用一只大鼓来代替。

一个礼拜天，教堂像往常那样鸣钟。忽然，从庙里传出一阵鼓声，打鼓的儒生说：“耶稣叮当佛隆隆。”他决心要用鼓声来压倒钟声。林语常弟兄几个自然站在教会一边，他们跑上钟楼，拼命地拉绳打钟。林家的孩子们年幼力薄，而那儒生虽然是个鸦片鬼，但毕竟是成年人，若一对一地单兵作战，孩子们显然不是他的对手，可是机灵的孩子们采用车轮战的办法：一个人累了，便下去休息，由另外一个来接替。几个孩子轮流不断，只要鼓声不停，他们便继续拉绳打钟，一个儒生怎么斗得过这一群沉醉在竞赛乐趣中的孩子呢。在儒生眼里，这场“钟鼓之争”包含着深不可测的意义；而在林家兄弟眼里，这不过是一场有趣的游戏，而只要是有趣的游戏，小和乐不是“主谋”就是积极的参与者。

可是，从某一个礼拜天起，那鼓声突然消失了。原来，那个失业的穷儒生为了吸鸦片，把大鼓卖掉了。放假时，林家的孩子们回到坂仔，本打算再在“钟鼓之争”中显一番身手，岂料大鼓已经“失踪”，他们就以“胜利者”自居，而坂仔居民也为再也无法观赏那热闹的对台戏而扫兴。

若干年后，坂仔的老年人都还不时地追忆当年钟鼓齐鸣的场面；又若干年过去了，当年“钟鼓之争”的目击者所剩无几，而教堂、钟楼，以及林语堂的故居均已荡然无存，唯有那口外国运来的大钟静悄悄地躺在院落的一角……

“钟鼓之争”使林至诚的孩子们以顽皮而闻名坂仔。几乎谁都知道，林家孩子中最顽皮的是那个名叫和乐的小男孩，他那智力型的恶作剧，曾使铭新小学的教师毫无办法。

有一次，学校考试，在阅卷过程中，教师惊讶地发现全班学生都轻而易举地得了高分。教师为学生们的突飞猛进而欣慰时，又觉得事情有点蹊跷，明知有“鬼”，却不知道“鬼”在哪里，而学生们都在暗暗好笑。原来，考试的前一天，林语堂潜入教师的住所，偷看了试题。教师也想到了泄题的可能，于是把可疑对象逐个排除，但就没有怀疑到林语堂身上。因为，林语堂一向是成绩优异的高才生，他不需要复习就可以考得高分，从不把考试当一回事。教师断定林语堂没有“作案动机”，所以，一开始就把他排除了。然而，正是这个稳拿高分的高才生，为了表示对考试的轻视，也为了寻开心，故意去偷看试卷，让全班同学都得了高分。

大作家并不是天生的。林语堂也是经过千锤百炼才达到散文家和小说家的写作水平，铭新小学的作文老师曾批评林语堂作文行文的拙笨，评语是一句文言文：“如巨蟒行小径。”

林语堂觉得这句评语很有意思，他自言自语，重复地念着：“如巨蟒行小径，如巨蟒行小径……”突然，灵感来了。这是对对子的灵感，“似小蚓过荒原”的下联自然而然地脱口而出。成年以后，每每回想起这一副偶成的对联，林语堂总感到非常得意。

一个“头角峥嵘”的孩子！这似乎成了人们对小和乐众口一词的评价。那么，他到底有哪些“头角”呢？顽皮吗？好恶作剧吗？这些都是孩子的通病，也许有人认为这根本称不上“头角”，因为这是孩子的天性。实际上，对小和乐来说，他不断编织的一个又一个新奇的梦、孩子的梦，才是真正属于他自己的“头角”。

林语堂自许有一个梦想家的父亲和一个梦想主义的家庭，在这梦想家的摇篮里，他的头顶上曾升起过无数个彩色的梦。童年时代的小梦想家为把梦想变成现实曾做过许多有意义的尝试。

他梦想当医生，要发明包医百病的灵丹妙方。他认真地试验着配制了一种治外伤的药粉，取名为“好四散”，不顾两个姐姐的取笑，他自信“好四散”有药到病除的奇特功效。

他梦想当发明家，常到码头上去观看来往鼓浪屿的小轮船，船上的蒸汽引擎使他很感兴趣。他还想依照虹吸物理原理制造一架抽水机，让井里的水自动流进菜园里。苦苦钻研数月之久，最后因为一个关键问题无法解决，他只得暂时放弃发明抽水机的打算。

他梦想长大后开一个“辩论”商店，因为他是一个有辩论才能的孩子，哥哥们称他为“辩论大王”。他想发挥自己善于言辞的优势，像摆擂台似的，提出辩论命题，向人挑战，或接受别人的挑战。

他梦想成为一个全世界闻名的大作家。幼时，小和乐曾天真地对父亲说：“我要写一本书，在全世界都闻名……”1903年，8岁的小和乐为实现当作家的愿望，就偷偷地学习创作，他的第一部“作品”是一本有趣的“教科书”，这自编的“教科书”倒还真有点儿独特的风格，采用一页课文接着一页插图的体例，与看图识字的幼儿教材有相似之处，又不尽相同。因为小和乐采用文言文的《三字经》的形式来编写自己的“教材”，第一页上写着：

人自高 终必败 持战甲 靠弓矢

而不知 他人强 他人力 千百倍

另一页上编写了一只蜜蜂因采蜜而招致焚身之祸的故事。

一天，大姐发现了小和乐的这本“处女作”，所有的兄弟姐妹争相传阅，大家都觉得小和乐的作品十分有趣。因此，一见他就逗趣地背诵：“人自高，终必败……”使这位胸怀大志的小梦想家羞得抬不起头来。70年后，1975年4月，在国际笔会第40届大会上，林语堂被选为国际笔会总会的副会长，他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也在这次大会上被推举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作品，当年小梦想家不知天高地厚的梦想竟奇迹般地变成了现实。

飘在空中的和浮在水上的梦想，可能永远是个梦；但如果梦想的种子落在奋斗的土壤里，就会唱出希望之歌，这希望的春芽，虽然渺小，却青翠欲滴，孕育着一个偌大的绿色的世界。

1912年，林语堂中学毕业了。毕业后，怎么办？当然上大学！上什么大学？当然是圣约翰大学！这是父亲和哥哥早就为林语堂设计好的前程。那一年，二哥林玉霖即将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已经可以资助林语堂去上大学了。但是，家里的经济仍很拮据，因为自从几年前卖掉了祖母在漳州的房子之后，家里再没有可变卖的祖产了。事到临头，父亲算了又算，还缺少100块大洋。林至诚有一个富有的学生，只要林开口，找他借100块大洋是不成问题的。但他总觉得老师向学生借钱，难以启口。直到临行前，实在别无他法，林至诚才硬着头皮去借来了这笔钱。看到父亲为借钱而为难的样子，林语堂的心都快要碎了，他立志要以发奋成才来报答父兄们的养育之恩！

终于来到了圣约翰！圣约翰，林语堂梦寐以求的地方，从父亲和哥哥的嘴里，在他自己的梦境中，林语堂早就熟悉了圣约翰。

这座圣公会办的教会大学坐落在上海苏州河畔，全部校舍都是清一色的西洋建筑。每栋红砖楼房里面，似乎都隐藏着林语堂所渴望探求的西方文化的奥秘；每一间教室中间，仿佛都是一个旋涡，但那不是陷阱，也不是圈套，而是许许多多交织在一起的问号——知识的问号、人生的问号、未来的问号……

圣约翰，也像一艘航船，这是艘给林语堂带来希望的航船。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海里，这是一艘每个螺丝钉都来自西方世界的航船，然而，它的乘客都是中国人。林语堂企图借助这艘航船登上文明的彼岸。

1912年的圣约翰，以它高水准的英文教学而名冠全国，它培养了中国的一代外交人才，是颜惠庆、施肇基、顾维钧等外交家的母校。所以，它在国际上享有相当的声望。当林语堂刚入学的时候，圣约翰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个牧师的孩子将为圣约翰的校史增添自豪的一页。

可是，林语堂却从来也没有盲目地赞颂过圣约翰，他对母校的褒贬，倒是持论公正的。他说，圣约翰“的确是学习英文最好的大学，而在学生们的心中，这也就是圣约翰大学之所以存在的缘故。虽然它是圣公会的，它对大多数的学生的秘密使命却是培植为成功的买办来做上海大亨们的助手。事实上，学生英文的平均水准，并不超过一个买办的条件。”

一个向量，是正是负，要看你追求什么；一个砝码，是重是轻，要看你怎样追求。林语堂追求的是知识，在知识面前，他永远是一个饥饿的孩子。然而，从中学到大学，从厦门寻源书院到上海圣约翰，林语堂求知的天性不断受到种种人为的束缚。儿时，他是家庭的宠儿，他的求知欲在坂仔的小天地里得到了充分发挥；离开坂仔以后，厦门和上海的教会学校的各种不近人情的教学管理制度使“头角峥嵘”的林语堂感到难以忍受。虽然，从经济的角度上看，教会学校为他这个穷孩子提供了有力的资助，他始终心怀感激。但从文化教育的角度上看，教会学校欠了林语堂一笔“债”，那就是教会学校当局不准中国学生接触中国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规定，使林语堂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出现过一个长达十多年的文化“断层”。对于自幼酷爱中国文化的林语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精神损失，他曾愤慨地说：“我的中等教育是完全浪费时间。”

平心而论，“完全浪费”一语，有点儿偏激。因为，书院毕竟给予了他外语、地理、算术、地质等科学知识。然而，权衡得失，好像得不偿失。因为，学校教育一刀切地割断了中国学生和本国文化的联系，甚至不准学生看中国戏剧，把站在戏台下或盲人唱梁山伯祝英台恋爱故事视为是一种罪孽，以致林语堂在20岁之前知道古犹太国约书亚将军吹倒耶利哥城，知道耶和华命令太阳停住以使约书亚杀完迦南人等圣经故事，却不知道孟姜女哭塌长城的民间传说，不知道后羿射日、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等中国神话故事。这一切都是这个文化“断层”所造成的后果。

所谓“断层”，并不是一刀两断的意思，并不是“断”得对中国文化一无所知。因为，早年父亲的“庭训”使他对儒家文化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所以“断层”只是指相对地削弱了林语堂和民间文学、市民文学的联系。林语堂万分惋惜地谈论过这个“断层”所造成的损失。他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中说：

基督教教育也有其不利之处。这点我们可以很快看出的。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刚好我童年所受的基督教教育太完美了。那是因为我的教会是加尔文派。我不准去听那些漳州盲人游吟歌手用吉他伴奏所唱的古代美丽的故事。……我十分愤怒。我被骗去了民族遗产。这是清教徒教育对一个中国孩子所做的好事。我决心反抗而沉入我们民族意识的巨流。

在圣约翰大学，林语堂和在寻源书院时一样，是一个常年考第二名的高才生。只要稍微再花一点儿功夫他就有把握去争取第一名的，但他不愿意。原因很简单，林语堂向来对课堂学习不大认真，觉得太容易了，无须花费力气，这是其一；其二是林语堂有一条座右铭：凡做什么事都不愿居第一。所以，无论在哪一所学校，每逢考试来临，别的学生正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苦读时，他总是逍遥自在地游荡。

当年，上海的苏州河还没有受到严重的环境污染，虽然说不上清澈见底，却也是个鱼虾藏身之地。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常来此垂钓，可以捕捉到鳗鱼、鲦鱼和其他小鱼。但到考试前夕，平时热闹的河湾却冷冷清清，因为学生们要为高分而拼搏，哪里顾得上钓鱼。然而，就在河湾最冷清的那几天里，常常有一个衣着朴素的学生，逍遥自在地垂钓。由于竞争者减少，钓上鱼的机会相对增大，所以他每天都能满载而归，这个学生就是林语堂。

有一次，临考前一天，一位同学被林语堂在苏州河边的丰收所诱惑，决定跟林语堂一起去钓鱼。晚上，那同学高兴地检点着自己的战利品。而这个胜利的钓鱼者在次日的考试中却一败涂地。可是，同去钓鱼的林语堂仍然考出了高分。看来，林语堂的学习方法只适合于他自己，你可以羡慕，却难以模仿，简单的模仿，只会得到“东施效颦”的结果。

林语堂不愿让考试来束缚自己无拘无束的天性。想钓鱼就去钓鱼，绝不为分数而放弃钓鱼，他自信如果再努力一点儿，可以在班上成为第一名，但他不干，宁可轻轻松松地得一个第二名。正好在同学中间有一个和他一样聪颖，并且把课堂上教师所教的各种功课当作学习的目标，肯为分数而死记硬背的“傻小子”，于是，第一名就让这个“傻小子”夺走了。对此，林语堂毫不可惜，因为他深知死读书得来的分数，就像留在松软的沙滩上的脚印，随时会被潮水抹掉。

大学二年级结束时，林语堂大出风头。

结业典礼上，他荣获三种奖章，同时又代表讲演队登台领取优胜的银杯。在同一典礼上一人四次登台领奖，创造了圣约翰大学的领奖纪录，轰动全校。

当时，圣约翰大学和圣玛丽女子大学为邻，林语堂创造领奖纪录的佳话，很快传到了女校。于是，圣约翰的宠儿又变成女校姑娘们心目中的白马王子，他像一片云彩，飘逸在苏州河边的教会文化小区的上空。

浪花总是沿着扬帆者的路开放的。林语堂轻易荣获高分的奇迹被传为美谈的同时，他在体育竞赛中获得的奖章也引人注目。这位校园明星与传统高才生的老气横秋、弱不禁风的面貌截然相反，他朝气蓬勃、文武双全。

林语堂是多项体育运动的出色选手。他既是圣约翰大学划船队的队长，又是一英里（约1.6093公里）赛跑纪录的创造者，而且还代表中国参加过远东运动会，甚至差一点儿就获得了奖牌。

他打网球、踢足球，还从夏威夷留学生根耐斯那里学会了打棒球的技术，是一名精于投上弯球和下坠球的垒手。

圣约翰的校园有美丽的草坪，芳草如茵；有高大的乔木，绿荫如盖。生性向往自然山水的林语堂，常在这草木葱茏的景色中流连忘返。然而，最吸引他的，还是那激发他竞争意识的运动场。网球场、足球场、棒球场上时常可以看到林语堂矫健的身影。圣约翰时代的业余运动员生涯造就了他壮健的体魄，使他终身受益。林语堂在回忆校园生活时说：“我在圣约翰大学的收获之一，是发展饱满的胸脯；如果我进入公立的学校，就不可能了。”

青春似火。在圣约翰的那几年，林语堂风华正茂，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这位全能型的校园文化积极分子，还是一名口才出众的演说者，经常在演讲比赛中获胜。林语堂自幼爱好辩论，儿时，有人问他长大后的志向，他回答说：（一）做一个英文教员；（二）做一个物理教员；（三）开一个“辩论”商店。“辩论”商店这一条，在大人眼里，自然是孩子的戏言，但在林语堂这里，却是认真的回答。他以有“辩才”，爱好“辩论”而闻名于同龄人之中，在家里，他还有一个绰号：“论争顾客”。此刻，大学校园为这位爱辩论的“论争顾客”提供了竞赛的场地。

可是，父亲对林语堂在文体方面的成绩并不感兴趣。有一次，父亲来上海，去运动场观看比赛，参赛的选手林语堂借机大显身手，但父亲看后不以为然。因为父亲只关心智育，不关心体育，老人家认为体育竞赛中的胜负与智力上的角逐不相干，他只关心儿子在智力竞争中的成果。

也许，这是近代中国特定社会环境下的一种历史的巧合，中国新文化和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们，大多数是从理工科转到文科的。因此，“弃×从文”，成了鲁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共同经历。林语堂的道路，虽然不能硬套“弃×从文”的模式，但他和鲁迅等人也有一个相似之处：他并不是因为对数理化不感兴趣才去当文学家的。

儿时，林语堂曾经有过当物理教员的志向。那时，他对创造发明机器机械有浓厚的兴趣。在学校刚学到虹吸原理，他立即理论联系实际，想发明一个汲水装置，让井水自动地流进家园。他一见机器就会着迷。在去厦门的小轮船上，他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船上的机器装置，构思着自己的“小发明”；后来在学校见到活塞引擎图，才终于充分了解了蒸汽机的原理。

林语堂在中学时，最喜欢数学和几何；进入圣约翰大学，他注册入文科是出于偶然的因素。直到大学毕业20多年后，林语堂已成为遐迩闻名的文学家，但只要一提到当年在圣约翰大学注册读文科的往事，他仍为那次历史的误会而感到惋惜不已，甚至在《林语堂自传》中说：

至今我仍然相信我将来最大的贡献还是在机械的发明一方面。……我仍然相信我将来发明最精最善的汉文打字机，其他满腹的计划和意见以及发明其他的东西可不用说了。如果等我到了50岁那一年，那时我从事文学工作的六七年计划完成之后，我忽然投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里当学生，也不足为奇。

林语堂的大学生活是一帆风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航船所行驶的是一条笔直的航线。刚入学时，林语堂根据父亲的意思在圣约翰的神学院注册。可是，不久，他成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崇拜者。他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中说：

一切神学的不真，对我的智力都是侮辱。我无法忠实地去履行。我兴趣全失，得的分数极低，这在我的求学过程中是很少见的事。监督认为我不适于做牧师，他是对的。我离开了神学院。

播种是要选择土壤的，即使是一颗有顽强的生命力的种子，撒在树顶上或光瘠的岩石上，也无法生根发芽。林语堂怀着一颗充满青春活力的心，跃跃欲试，像一只活泼的小松鼠，寻找着一切可吃的东西，而神学院的条条框框，使他感到极不舒服。在生活的每一领域里，他几乎都在向一切羁绊挑战，神学领域，自然也不例外。有一次，林语堂代替父亲讲道，他心血来潮地大肆发挥，而父亲作为一名虔诚的牧师，对儿子那番标新立异的演说，无所措手足。这一次别开生面的讲道发生在林语堂大学二年级的时候。那年夏天，林语堂回家过暑假，父亲让他讲道，林语堂当仁不让，他选择了一个讲题：“把《圣经》当文学来读。”他对坂仔的乡民们畅谈耶和华是一位部落之神，帮助约书亚消灭亚玛力人和基奈人，宣传耶和华的“进化”观念；他还即席发挥，说《约伯记》是犹太戏剧，《列王记》是犹太历史，《雅歌》是情歌，《创世纪》和《出埃及记》是有趣的犹太神话和传说；等等。这次离经叛道的演讲，使父亲清醒了：儿子的才智出众，但不适宜当神职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