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另一种平衡
◆司马睿的上巳节
汉民族需要一堵坚固的长城，也需要一座有弹性的城市。
长城为这个民族提供了地理上实实在在的防线，而一座有弹性的城市则为这个民族留下了华夏不灭的可能与重新生长的希望。
这个希望在司马睿的上巳节开始生根。
那年上巳，春光很好。清溪河边，蜚襳垂髾的女子，总角短衫的小儿都在攀枝折柳，嬉水笑闹。与这一刻的春光相比，中原被屠戮的少女、烧尽的宫室离他们太遥远。
宗室的牛车缓缓行在垄上，碧青的油罗伞下，顾荣半支起身子，在春光里眯缝着眼，一股暖暖的慵懒劲漫上来。身为江东世家，顾荣对这个城市充满情感，那些桥头挽柳枝的女孩纤细的长衣带层叠翩飞，让顾荣也恍惚忘了此刻城市尴尬的处境。
顾荣正看着出神，纪瞻家的牛车也赶上来，纪家几代江东豪门，排场不输顾家。祓禊的水滨仪式马上就要开始了，突然，由远及近响起一阵恢弘清越的钟鼓声，人们纷纷停下，朝乐声响起处看去。
清溪九曲桥头，转过来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起首一队是戴乌金笼冠、穿玄青色大袖衫、抬着笙鼓器乐的男子，他们一路走，一路奏。紧跟的是两列头戴金色兜鍪、顶上饰着朱红长缨、身穿筒袖铠的护卫队，一色的执戟肃目，阳光下明晃晃的刺眼。
顾荣伸手将车帷卷高，坐直身子朝那支仪仗望去，猛然瞧见一抬被众人簇拥的肩舆两侧，竟然是琅琊王氏的王导、王敦两兄弟，他们正领着一帮有头有脸的士族骑着高头大马缓缓而来，包括他俩在内的所有人都微微低着头，姿态恭敬地跟在这顶十六人抬的肩舆旁。
肩舆上，赫然坐着从洛阳来南京的西晋宗室，已在南京称帝两年的原琅琊王司马睿。顾荣有些心惊，忙命车夫紧赶几步，并上纪瞻家的车，纪瞻也正在找他，两人隔着车栏会了一眼。
两日后，司马睿的府上，多了许多来拜会的江东士族。
这是《晋书·王导传》的一处片段，司马睿“及徙镇建康，吴人不附。居月余，士庶莫有至者”。
北地荼毒，南人岂忘，陆机等人所受的侮慢、戕害犹然在目，一心想复国的吴国郡望之族，又怎会主动拜会西晋宗室。已扎根江南的魏晋高门琅琊王氏，倒在吴地还有些威信。颇具远瞩的王导便与时任扬州刺史，也就是南京地区首席行政长官的从兄王敦一起，策划了这场上巳出行秀。
“会三月上巳，帝亲观禊，乘肩舆，具威仪。敦、导及诸名胜皆骑从。吴人纪瞻、顾荣，皆江南之望，窃觇之，见其如此，咸惊惧，乃相率拜于道左。”
王导、王敦用这场上巳秀传达了三个信息：第一，我们过同样的节日，习俗相同，文化同源，我们之间是南北之别，而不是夷夏之别；第二，我们作为北人南来的塔尖人物，在江南根系已深，论话语权与掌控力并不逊于你们本地士族，现在我们辅佐司马氏政权的心意已决，跟不跟我们一起，你们看着办；第三，司马睿坐没有任何遮挡的肩舆，没有像顾荣、纪瞻那样乘车坐轿，就是让士民看看他的威仪，司马睿不是西晋那些“何不食肉糜”的草包皇帝，他扶得起，当得住。
城市接受了司马睿，也就接受了中原。
抱着复国理想的江东士族，在司马睿身上看到了“吴当复”的希望。此时的华夏正处于“国将亡”的绝望中，在整个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的混乱局面正在上演。没有人愿意细看那段时间的中华，没完全开化的匈奴、鲜卑、羯、羌、氐等胡人部族趁着西晋内乱、国力空虚之际，起兵杀入，连年战乱，两千万中原汉人被杀得只剩下四五百万人，他们绝大多数死状惨绝，令人不忍卒闻。
这是华夏第一次失去了它的核心，“人皆相食”“白骨遍野”“千里无烟爨之气，华夏无冠带之人”，城邑荒毁，流民遍地，生的最大希望就是逃到江南。
从黄帝时期就笼摄四野的中原华夏，在不同文化、种族之间的剧烈冲突中第一次走到了行将崩塌的边缘。
所幸，中国还有南京。
这片被李忠等汉家官吏深刻教化过的土地，与中原本质上已不再有分别。南京的春天，衣带翩飞的吴人与汉人穿一样的衣服，在同样的节日里迎接共同的神。
那时候的长江，江面比现在宽阔，风急浪湍，缺乏成体系水军的胡人很难饮马江东。
侥幸在南京站稳脚跟的晋朝王室边缘人物司马睿，亲眼看着西晋永嘉之乱后，仓皇逃难的中原臣民数百万，活着逃至江南的，不过十之二三。局面的混乱惨烈让已经称帝登基的司马睿内心难免不安。身为晋人，虽有王导、王敦的支持，面对有着文化差异与极强地域观念的吴人，耳听着巷口小儿拍手齐唱“中国当灭吴当复”，不能不让觉得如芒在背。
看到顾荣对他恭敬，司马睿有些心虚，他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
顾荣听了这句立即撩起衣裾实打实向司马睿行了个拜礼：“臣闻王者以天下为家，是以耿、亳无定处，九鼎迁洛邑。愿陛下勿以迁都为念。”
顾荣心里清楚，所谓天下，就是一种观念，华夏的中心在人，不在哪一个具体的城市，而东吴也不可能与华夏彻底分离，还不如借司马睿之手，复兴一个全新的江东！
很快，童谣被重新解释，在《晋书》中，“局缩肉”被解释为中原要缩减人民的语言，“数横目”也被剖析成吴亡东晋起这四十年间的事。
谶语就是人心，解释了预言，也就安定了人心。
吴人到底和羌人不同，羌人以战死为最高荣誉，一生都离不开马背牧草，学不会礼乐进退，吴人可以。
在太守李忠开的学校，光着上身的“文身”青年学会了穿上短褐，约上媒人，抬上聘礼给心爱的姑娘提亲。扎着锥头的乡野老头们也享受起春秋两季、吴王旧日殿前乡饮酒礼上小辈们对他们的礼拜尊重。
从“天地玄黄”到“大学之道”，从阴阳四象到三纲五常，从桑间濮上到三书六礼，东吴早已与中原面貌相通。
如果是这样，吴国是否独立重要吗？
重要的难道不是活着的人要选择怎样的生活吗？
当他们捧起竹简时，来自洛阳的落魄士人听得懂吟诵中的讽喻。当他们穿戴高冠博衫时，来自中原的失土之臣，看懂了这衣冠的礼乐风流。他们可以一起挽起裤腿，在春水溪边，追想孔夫子“吾与点也”的生命自由，可以共同在朝堂上，引经据典，理解农耕经济所追求的大国平衡，追随华夏精神所代表的正统与意义。对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的陈寅恪，在他的《金明馆丛稿初编》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原士族与东吴士族：“实为同一气类。”钱穆也认为“国家是精神的产物”。既然如此，只要精神一致，何愁国家不复？
王导、王敦、顾荣、纪瞻，甚至司马睿，他们接受的文化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地域风俗带来差异，在精神认同与现世追求里，不值一提。
如果这一切并不妨碍他们各自家族的荣耀与权势，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重新建立一个孙姓的吴国？中原又有什么必要一定要保证一个没有吴人的国？看懂了这一层的顾荣、纪瞻等人把司马睿建国当作吴国的复兴，明白自己要什么的王导和王敦则把司马睿建国当作晋朝的中兴。
在南京，华夏找到了新的平衡。
◆新的南京
城市在新的格局里施展开来，一千五百多年来，南京从未忘记那一次上巳节的水滨吹过的春风，它再也不是从前的南京。
它不再位居权力或主流文化的边缘，它开始装下整个天下。它小心地收藏了来自权力中心的衣冠，从口音开始，接受了一个更开阔的自己。今天的南京话与先秦时期的吴语截然不同，在中原语音猛烈突兀的冲涤与缓慢而坚定的渗入中，南京人形成了与吴侬软语截然不同、抑扬顿挫、充满“生动语式”的语言风格。
长江与长城相隔千里却异曲同工，它将北方的骑兵拒之江北，让中原颠沛流离的人们重新拥有安全感。江南沃土又让扎根于此的侨民、吴人富足。更重要的是，中原主流文化与吴文化在城市空间里聚集、碰撞、整合，最终支撑了所有士族大家的信仰。在这个过程里，南京逐渐拥有了一种独特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令它担得起人们对华夏的一切想象。
“金陵王气”赋予了城市天然的神圣性，长江天堑给予了城市真实的安全感，士族豪门与嗅着机会蜂拥而来的侨民们为城市带来了蓬勃的活力。
当一个城市具备神圣、安全和活跃的经济这三大要素时，这座城市必将兴盛。此刻，南京作为华夏精神的核心点，已然成为北方朝代更替混乱频繁的乱世中，一种参照与念想。
最初的屠戮渐渐缓和后，鲜卑、羯、氐、羌人先后在北方建立了属于他们的政权。然而，在中原的土地上，面对远远高于他们的文明，他们又怎会不效仿。拓跋氏汉化与鲜卑族历代君王对汉文化的仰慕和追随使得南京成为一种微妙的制衡点。他们向往南京，又希望取代南京。他们渐渐不愿承认自己的胡人传统，认为“大禹出于西戎，文王生于东夷，顾惟德所授耳”。汉族人的圣贤大禹、文王都是夷人、戎人，我们凭什么不能成为他们？
越往后，他们的心态越复杂：有人认为胡人不能做帝王，告诫自己的子女以后要归晋；也有人认为自己才是中华正统，是王师，东南不过是南蛮文身之地；还有人承认东晋政权与自己政权都有着华夏合法性。无论哪种态度，其核心点都是对华夏正统的臣服与认同。
南京这一次站上舞台，让华夏的核心从此脱离了具象的土地，而成为一种意义的象征。它让中国人第一次明白，文化的多样性并不可怕，文化的排异性才是悲剧的开始。
这一次，司马睿凭借着上巳节的政治秀，让吴人接受了中国。从那以后，再没有纯粹意义上的吴人，而只有属于华夏的吴地。几乎披发左衽、文化丧绝的中原，随着南渡的衣冠，在南京得以喘息，城市庇佑了曾塑造过它面貌的文明。两千年来，无论这个民族到了何种危险的境地，只要这文明精神还在，华夏就不曾真正灭亡。
这一次，南京城被选中，也开启了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另一种平衡。三百年间，中国朝侧翼迅速发展，整个华夏的框架再也不是只以中原为核心，华夏已然成为一种精神的合力，精神所在，就是核心所在。
这一次，天下格局从一元中心过渡到多元中心，东南一带的开发让江南为今后的中国储蓄了巨大的能量。
范文澜说：“在东晋南朝时期，长江流域开发出来了，使隋唐封建经济得到比两汉增加一倍的来源；文化事业发展起来了，使隋唐文化得到比两汉提高一层的凭藉。”
这就是魏晋南北朝时，南京之于历史的意义，这层意义让后世中国多了许多底气与光辉。这一时期的平衡也是精神意义上的平衡，所有的政权都以华夏为目的后，华夏也就一直存在。
◆不同的平衡方式
五百年后，渔阳鼙鼓动地来，胡人出身的安禄山抛掉了他满肚皮的忠诚，逼得盛唐四处流窜，有一支流落江南，再一次留下了衣冠、礼仪与诗篇，史称南唐。
又五百年后，无限繁华的开封故都，几乎是在国家经济力量最强盛的状态下国破山河改。靖康耻激起臣子恨，南京再一次成为华夏的庇佑所。金人的军队杀过了长江，宋军在南京的血战让躲在吴地深处的南宋朝廷得以西湖苟安。
最终，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终结了南京，也踏平了世界上四分之一的国土。他不需要华夏，但他的孙子忽必烈依然选择用华夏的方式治理中国。
令人遗憾的是，元代所割裂的不仅仅是一个延续的中国，而是中国人对华夏精神的真正理解。元代所启发的明代、清代并没有继续唐宋的开放、进取，而是将华夏的平衡之道理解为保持最低水准的一致，以至于明清两代的中国成为历史上庞大、稳定、单一的平衡国家。
宋、元时的江南，已成为“国之命脉”“财赋渊薮”，宋、元的南京也从一个政治、军事型城市，兼而有了经济城市的气质。这些丰富的积累最终成就了南京，让这个城市可以实至名归地成为大明开国的首都，这是城市的巅峰，也是中华命运盛极而衰的转折点。
明代的中国讲究一种极致的平衡。
朱元璋能想到的最好的国家形态就是一个完全平衡的中国。国土是平衡的，首都南京位于中国的中央；人口是平衡的，通过强制迁徙就可以实现基本平均；行业是平衡的，人民分为不同性质的户，世世代代各户做各事。崇尚平均主义的朱元璋，为了防止局部地区经济领先发展，总是强迫领先地区向落后地区看齐。
夏、商、周三代的平衡是一种对地理格局想象的平衡，秦、汉的平衡是一种对整个中国行政地域的统一控制和对万事万物理解上的平衡，魏晋南北朝的平衡是一种华夏精神统领下的平衡，唐、宋则是开放中的平衡。元代也曾短暂的追求过农耕社会的平衡，但很快就因其混乱的内政而放弃。
明朝追求的平衡却是一种集权专制下，将整个帝国推回至一个大农村的低级平衡。明朝开国对商业的极端打压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少见的，保守的经济政策让中国退回僵化的农业一元经济中。
如果说宋、元都是世界性帝国，那么明代则是一个封闭型帝国。明代所追求的平衡从掌控的平衡、意义的平衡、精神的平衡转而成为控制的、具象的、实际的平衡，这种成为桎梏的平衡方式让中国慢慢停下脚步。明代因为后期几任皇帝的不作为而让制度镣铐渐渐松散，清代却因几代励精图治帝王的出现让镣铐越铐越紧，趋于顶峰。
那个曾经对世界开放、包容，追求和而不同的中国在明代就已经成为一个暮气沉沉的中年人，他拒绝再把目光投向世界，他维护华夏的纸面意义而不是精神内核，他相信自己就是天下之中。晚清，这个过于老成的“中年人”慢慢衰老，他再也不能接受任何一点新鲜的东西。枯萎的中国再也维持不了一丁点的平衡。
作为大清“裱糊匠”的李鸿章，在南京留下帝国垂死挣扎的最后努力——金陵制造局，试图用工业化的机器弥补与世界的差距。可怜的大臣们依然想跟上世界，但那时的他们已不能理解世界。
他们并不知道捍卫三代以来的礼乐教化、经济格局、等级秩序有什么错，几百年的精神阉割让他们想象不出还可以有跳出这个框架的华夏。每当他们念出一句“奉天承运”时，真的可能饱含着泪水，没有人会怀疑他们对这土地抱有的深厚情感，他们信奉的终极天道却再也不能给予帝国命运的垂青与新的指引。
这是古老中国的兴衰史，也是一个城市的兴衰史。城市忠实地记录下了一切，你可以在它的街巷、郊野里，从它的地名、口音中打捞起那些巨大框架里的细小事件，它们没有被湮没，它们指示着城市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