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文化的冲突

◆被打破的平衡

越人爱上了船上楚国的封君子皙。

越人棕色的手臂上文着龙蛇的图案，葛布短衫贴住微微出汗的身体，他正在给子皙摇舟。小舟、船桨、水纹与他们的身体一起在月光下摇晃。

风在撩子皙的衣带，他腰上垂着的香囊散发出清幽绵长的香气。

越人看着月亮下的子皙，侧脸线条如同玉雕。他忍不住一边摇橹，一边唱起家乡的曲调，神情像一匹刚刚放进草场的小马，带着几分调皮和得意。

滥兮抃草滥，予昌枑泽，予昌州。州鍖州焉乎，秦胥胥，缦予乎，昭澶秦逾，渗惿随河湖……

音调嘹亮又婉转，仿佛有一些深切的东西在音调里弥漫。

子皙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越人的眼睛在月光下澄澈如水，水里又似乎燃烧着火焰。

随从告诉子皙歌词的意思：“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

那时候的越人热烈、大胆、直接，那时候的吴越有自己的语言和歌谣。

仅仅百年间，越人就已将他们的歌谣彻底遗忘，当人们再唱起《越人歌》时，已是经楚人翻译后的汉家腔调，没有人记得越人的语言、歌谣和神明。城头上的旗帜从大秦黑旗换成了大汉红旗，大量文化消弭得无声无息，残存的遗迹染上了浓烈的汉族色彩，融进了华夏的整体框架中。

语言消失以后，风俗也变得支离破碎。

等到李忠来了以后，南京的土地上，很少再看到断发文身、以渔猎为生的吴人。即便看到，他们也只是文字意义上的吴人，而不是拥有自己传承，属于独立民族的吴人。

李忠就是大汉的宣传队、播种机与执行官。

他面目坚毅，绝不为儿女私情所惑，他绝对忠诚，彻底且坚决地将中原的礼乐一寸寸扎进江南。

他丝毫不惧怕阻碍，环首刀上森冷的血槽与寒光凛冽的长戟会帮他解决所有麻烦。

短短三年，李忠凭着迁来的五万多流民，垦殖出大量荒地，为南京教化中原礼乐的突出政绩，在三公考核中名列第一，调任豫章太守。

语言与习俗，最终不过成为史书上一笔带过的细枝末节，城市在大汉帝国中国化的进程中被驯化。

但也有不能被驯化的地方，比如长城以北。

长城以北，到处是干涸的河床、枯黄的草甸和大片的黄沙。始终在迁徙的牧民和过于漫长的寒冬都让农桑与礼乐无处下脚。

所以，长城既是两种文明的自觉分隔线，也是汉民族保证帝国平衡的终极依靠。抽离长城，我们将面对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马背上骁勇的游牧骑兵却并不打算放弃南下的尝试。

有时候，帝国也会产生困惑，为什么他们既不能像吴越一样纳入中华，又不能像“荒服”那样老死不相往来。

他们总是在秋冬草木凋零之际，趁长城以南的农民丰收后，突然引马南下，烧杀掠夺。冬天让他们失去了草场，但饥肠辘辘的胃并没有因为天气而放过他们。

长城是我们为守住农耕文明划定的底线，但它几乎从未真正抵挡过游牧民族渴求通过掠夺获得生存权的强烈欲望。

理解了两种文明不可调和的矛盾后，秦朝用驰道、邮差、军队、统一的文字语言将全国牢牢收进一张巨大的帝国之网中，大汉则将这种形式上的统一加以了精神上的提炼与总结。这两个朝代达成了一个重要的基本共识，那就是我们所竭力追求的帝国平衡将控制在长城以内。

长城以内的吴越可以理解农耕文明，可以放弃自己的语言、风俗可以迅速被驯化，而长城以外的北方游牧民族不可能将所有的草原、荒漠都变成塞上江南。这是不同文明形态融合之前的必要冲突。

古代中国的全部国家历史，也无非是华夏这个天下核心的文明推进、受挫、融合、再推进的过程。它从形成那一刻起，就不断同化周边文明，一方面华夏文明强大的先进性确实带来巨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固化的一元化农业经济也确实无法吞吐所有不同形态的文明。

中华的帝国竭力要维持的平衡是建立在对礼制的认同上的，礼是中国文化的根本，而这个根本是建立在节令流转的农耕定居生活中的。

如果不能定居，怎么会需要礼乐制度？怎么能理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怎会认同以华夏礼乐为核心的天下观呢？

整个古代史就是华夏天下观的推进史。

进展顺利时，华夏往往在统一的价值观下凝聚为一个强大的完整帝国；发生对冲时，有时会凭借更为强硬的军事力量将他们拒之漠北，有时也会就此分裂，比如魏晋南北朝。

还有一些阶段，华夏会整体让位，比如元、清。但政权的更替无法掩盖华夏文化巨大的同化力，每一个扎根于中国的民族如果希望顺利接管这个老大帝国，它必然会最终认同中国人的价值观，认为自己也是华夏。这样一来，朝代的更替确实只不过是换了坐在龙椅上的人而已，其他一切，经济、思想、文化、制度从未过分脱离过秦汉立下的框架。

然而，平衡还是被打破过。

中平六年（189），凉州军阀董卓进京。在他身后，是长达百年，汉朝政府与不肯被中原文化同化的羌人之间发生的伤筋动骨的战争。

迁入陇右凉州的羌人，居无常所，依随水草，不事五谷，放牧为生。他们并没有被中原文化所同化，他们本身就是一个有着自己信仰的部落，他们崇拜最强大的战士，希望以战死作为自己最荣耀的褒奖。山谷间高大的河曲战马，不仅让羌人进退自如，放牧生活的自由轻松还逐渐同化了周边的汉人。

这是帝国决不能容忍的，源源不断派过去的残暴酷吏以及缺乏变通的政策最终彻底逼急了羌人，他们居然仅仅靠着竹竿、铜镜为武器就将战火烧至整个陇右地区。持续多年的对战，日益庞大的军费开支将汉廷拖进深不见底的泥沼，平衡的帝国被彻底拉垮。代表陇右势力的董卓进京，意味着东汉皇权与地方权势之间的彻底失衡，又一个百年的分裂、对战即将拉开帷幕，这一次帝国的分崩，成为南京作为城市本身传记的正式开场。

接下来这一百年，南京隆重登场，从此再没走出过历史舞台聚光灯的照耀。

◆孙权来了

历史就像是一条望不到边际的链条，环环相扣，但往往漫长的时间里乏善可陈。

有时候，历经上千年都不过是事情叠着事情，人物叠着人物，漫不经心，按部就班，英雄时代如同流星，璀璨但稀有，但往往为了这个英雄出场，诚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中所言：“一个民族总是需要产生千百万人，才能涌现一个天才；需要流逝千百万闲散无聊的时光，才能出现一个真正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

城市就是如此。一百多万年前，这片土地上开始有古人类的活动痕迹；六千年前，以北阴阳营为代表的原始村落在农业文明的曙光中生长。四千年前，密集的原始聚落让这里的文化拥有了自己的名字“湖熟文化”。

在这些聚落的基础上，南京有了最早的城邑。三千多年前，中华门外有商周的建设遗址；两千五百多年前，楚国第一次为这片土地留下了拥有名字的城邑；接踵而来的吴越则在这里建下城池。

漫长的时光里，南京都只是中国化进程里的一处被正史忽略的平淡之地，它的流逝闲散时光折叠进历史里。然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南京，这个城市今后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命运就此逆转。

这个人是孙权。

当长城在北方连成一线时，秋风也刚刚把紫金山的水杉叶染黄。从京都洛阳回到江都的张纮，这时候还很年轻。京都的老师韩宗博士盘腿坐在银杏树下的草席上教会他读懂《易经》《尚书》，大学者濮阳闿在黄土夯实的院子里踱着步子教会他《礼记》《左氏春秋》。现在是他要好好消化这些知识的时候。

经过满山黄叶的紫金山，张纮还没有想到这座山会和他产生怎样的联系，他急着赶回吴中为母亲奔丧。至于以后，张纮皱眉，吕布那边肯定不去，三姓家奴还想招揽他？其他人嘛，时势千变万化，再看吧。

忙完母亲的丧事，张纮像被寒潮打蔫的茄子，坐在草堂席上发呆。小书童一路小跑颠进来报：“主人，孙将军又来了。”

孙策这段时间拜访得很勤，孙策美姿颜，说话爽朗，性格阔达，很招人喜欢。张纮请他进来，竹影在纸窗上拉得老长，两人坐在草堂席上。孙策说着说着有些激动，眉宇间一点英雄气概就浮泛起来：“我先君与袁氏共破董卓，功业未遂，却被黄祖所害。我现东据吴会，报仇雪耻，为朝廷外藩。君以为何如？”

张纮开始还推辞：“我不过一个空劣之人，现在又在母丧，怕是没有什么好的谋略能帮到您。”

孙策不依，竟落了泪：“您不能推辞。”

英雄泪戳中了张纮，他也想图谋一番事业，也想遇见一个明主。孙策是，孙权也是。可是，此时的孙氏不论是复兴汉室，还是另起炉灶，都不那么名正言顺，既不是汉帝托孤的大臣，也不姓刘，算不上皇亲国戚。

等到孙策故去，孙权继位，想要建都时，这个先天缺憾就愈加明显。精通中国古代典籍密码的张纮决定为他们铺一条通衢大道。他想起了那个秋天在南京见过的漫山黄叶。

老师们当年教给他的知识精华，就是对历史和人性的认知。

张纮深知帝王来自天命，而天命的本质是相信，需要得到这种相信就必须有大量的铺垫，来自历史纵深的铺垫与现实印证的铺垫缺一不可。

他现在需要成为一个能讲好故事的人。

孙策战死后，年轻的孙权接任东吴，他比他的哥哥更信任张纮，把张纮当作自己的长辈。

东吴定都到底是选择武昌、苏州，还是南京，当然需要因形势而定。从东吴大本营苏州运送军需到武昌是逆流而上，耗费民力，人们“宁饮建业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至武昌居”。而定都苏州也不理想，这里离魏蜀太远，战事调动不便，南京其实是此刻军事意义上最好的选择，但南京不能诞生于军事选择，它必须诞生于天命选择。

张纮不动声色地走访了南京乡野的一些老人，用田野调查的方式搜集与王气相关的证据。在他的不断引导下，楚威王埋金镇王气、秦始皇开山泄王气的传说变得丰满清晰起来。

而他当年在洛阳学过的《易经》、拜过的名师，让他有能力沿着儒家阴阳五行的精微之路，将南京的山水地貌对应进星宿四象之中，仿佛这片土地天生就是为帝王而生。

古老的金陵王气说，在这一刻扶摇而上，同时代所有来过这里、有远见的政治家，都给予了这座城市极高的评价，比如刘备、诸葛亮，他们极力劝说孙权在这里建都。

三十岁的孙权在积蓄已久的舆论推动中，第一次顺着楚平王金陵邑残败的断阶，爬上清凉山残砖断壁荒草莽莽的石头顶。

滚滚长江东逝水在他脚下潮打空城，白浪一线线卷过来，没过红色的巨大岩岸，像万千战舰排空而来，和他哥哥一样，这个少年成名的英雄此刻心里也激荡起万千浪潮，他要在这里规划一座继往开来的城市。

这时候的南京与老成持重的中原文明相比是松散的，就像一个尚未开蒙却浑身是劲的愣头小子，卷着裤腿在齐膝深的山溪水中捞鱼虾玩，没料到先生直接把他后颈脖一拎提溜上岸，打上几个手板心，然后，他老老实实地从“天地玄黄”开始念，一路念到豁然开朗，独当一面。

东吴就是这个先生。一排排还散发着竹子清香的篱笆插进新街口松软的土层中，来自武昌的椽、桷、檩、梁、柱……一船一船，沿着长江顺流而下，成了南京太初宫新鲜的骨架。一段“浪花淘尽英雄”的历史舞台，也就此聚焦在了江东。

孙权为南京带来的是一场影响深远的城市文化启蒙，是承上启下的吴地文明的接续与可能，也是绵延数千年、划江而治的地域希望，更是整个江南崛起的先声。

从他以后，中国始终多了一种可能，而南京则在这可能里崛起。这种崛起，不仅仅有政治意义上的核心分化、转移，更有中国多元文化、多元政治格局力量的崛起。

◆左思的怀想

最好的城市总是会被人们反复怀念。

陆机告别南京赶往洛阳时，总是在秋风里想起南京，他想为南京写赋，却无法起笔，因为那城市太绚丽、太辉煌，也太悲伤。

陆机的爷爷陆逊当年火烧连营七百里，夷陵之战几乎团灭蜀汉军队，使得爱哭的刘备只能躺在白帝城里唉声叹气，再也动不起与东吴对战的心思。

陆家三代人，眼看着南京成为建业；看着太初宫从骨架到血肉丰满，皇城从断壁残垣到建制恢弘；看着长干里商贾云集、跃马叠迹；看着最后一任吴主孙皓光着上身出城投降。

颓势是从孙权晚年开始的。

这个少年英雄头发花白之后，思路也变得龙钟起来。

陆逊惊讶地发现，这个曾经和他把酒言欢的豪迈英雄，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思考帝国的未来。即便有好几个已经成年的儿子，老来得子的孙权还是打算立只有八岁的幼子孙亮为储君。

乱世之中，国赖长君，这个决定无疑是东吴坠入深渊的开始。

为了捍卫这个决定，孙权把所有支持过其他皇子的大臣赶尽杀绝，连胡子花白的陆逊也被他在大殿之上驳开颜面，大肆斥骂。

东吴开疆拓土的英雄气让位于内斗昏庸的权力角逐。三国人物，故垒西边，英雄时代落幕。

陆机每一次想起爷爷，就会想起那座城市。

英雄虽然落幕，但英雄的伟岸、英雄的意志、英雄的快意恩仇和成王败寇都已留在时空中。哪怕是冷街偏户、陋夫小民也都在英雄的时代里被震撼、被影响，被痛快淋漓的情绪所感染过，更何况南京这样聚焦过豪杰、播撒过历史的诗情、筹谋过壮丽鏖战的城市。

陆机很想把这一切写下来，却不知道从何写起。有朋友跑来告诉他有个叫左思的青年要写“三都赋”，陆机想也不想就嗤笑起来，左思？凭什么？一个从没有见过建业繁华、出身寒门的黄毛小子，也敢为这样伟大的城市立传？他配吗？他行吗？

陆机带着几分醋意将桌上铺好的纸墨潦草地推到一边，自己视若珍宝的城市与回忆，一个随随便便的粗鄙之辈也敢四处张扬要成为它的书写者？他从牙根里挤出几分嗤笑：“这家伙要是写成了，我保准拿他的文章来盖我的酒瓮。”

左思听说了陆机的嘲讽，脸上却一丝没动。从小到大，他不知道听过多少比这更难听的嗤笑鄙薄。他出身寒门，面貌丑陋，怀才不遇，但他知道自己是一棵涧里的孤生松。

他没去过蜀国都城，也没去过建业，但他听过太多关于这几个城市的故事。

他积郁了一生的才华从没有被人看见，却因为这几座城市的光芒而名垂文史。

当他开始落笔时，绿水长流的河岸边立着的朱红的城阙、青石的砥道、浓密的槐荫，飞甍舛互、朱轮累辙的街市在墨迹里着上颜色，溢出活泼的喧腾声。

横塘查下，邑屋隆夸，高门鼎贵，魁岸豪杰！

一个从未去过南京的人，为南京写下第一篇传记。

陆机读到这里，握着卷角的手开始微微颤抖，他几乎要流出泪来，那些被撕碎的美好又一次飞来眼底。

他仿佛也跟着左思又一次顺着朱雀门往外望，那个他少年时见过多次的秦淮河，河以北是孙皓穷奢极欲建起来的巍峨宫殿与苑囿，河岸两旁商铺林立，房屋毗邻，居民如聚，河中船行如织，川流不息。秦淮河以南的长干里一带，是贵族和平民聚居的场所，官宦商贾之家大多居住在这里，人声鼎沸，商旅辐辏。河岸边一些低矮的房屋，因为炊烟不断而将墙壁弄得有些污秽不堪，喧嚣吵闹的街道上络绎不绝的马车甚至会把行人挤到墙根。

城市已不再是《周礼》里规定的前朝后市，它的规划布局已然突破了古老华夏对城市的刻板想象，遵循了河流的走向，遵循了人们对城市的欲望与期待。

可是，转瞬间，西晋大兵压境，石头城潮水依旧，万千战舰已不见吴儿身姿。

孙皓赤裸半身，绑缚舆梓出降，一片降幡出石头，浪花淘尽英雄！

南京城内，再无东吴。

嬴政当年修建的驰道两旁，巨大的青槐树浓木成荫。那些在东吴治下，休养生息、扎稳江东的东吴大族，一部分被迫随孙皓一起从青槐树下，扶老携幼迁往洛阳；另一部分则跌落尘埃，“同于编户”，和老百姓并没有地位差别。

来自中原文化的嘲笑，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停止。

西晋政府认为“吴人轻锐，难安易动”，觉得他们“屡做妖寇”。东南人物翘楚华谭到了中原参加察举考试，被北方大族王济当众嘲笑：“君吴楚之人，亡国之余，有何秀异而应斯对？”

在北方大族的眼中，吴人显然不能与中国相提并论。而忍辱负重的吴人却执拗地希望为家族延续地位。然而，即便是久负盛名，被晋朝称为“南金”，赞誉为“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的陆机、陆云也不免被北人肆意羞辱。

即便受到晋廷的重用，他们依然被中原权贵骂做“貉子”，有意辱没他们的人甚至会当众称呼他们祖父的名讳。可即便这样隐忍也换不来苟且余生，复杂的晋朝政局里，在北人怨恨猜忌中挣扎的双陆终被处死。

临刑前，陆机想起家乡华亭高岗上的鹤唳、白云下的苍狗，以及那承载了他家族几代荣耀的城市，何可复闻，何可复见？

大臣之死让吴地不再相信中原，作为一个经济、文化、风俗都与北方隔阂很深的区域性社会，复国的念头越燃越烈。

街巷里，扎着总角两髻的黄口小儿牵着衣角奔来跑去，暮色中，小儿唱着“宫门柱，且当朽，吴当复，在三十年后”的儿歌，嘻嘻哈哈地从街栏边穿街过户，打闹嬉戏。

南京城内，几乎所有的小孩都会唱这类歌谣，有小儿唱“局缩肉，数横目，中国当败吴当复”，有小儿唱“鸡鸣不附翼，吴复不用力”，天真无邪的曲调与大人听了故作惊怖的样子让孩子们唱得更欢。

很明显，这时候的南京人并不认为“中国和吴”是一个概念，文化的冲突在地域之间划出深深的鸿沟。孙权的野心、陆机的叹息，成为江南大族们划江而治的情感底色。

和仅仅靠木棍和铜镜就可以暴动的羌族不同，江东是为自己争取政治权，而羌族是为自己争取生存权。吴和中国文化大同小异，最大的区别也就是地域的天堑之隔，而羌族与汉族的差异却是文化形态的根本不同，他们之间是你死我活之争，吴和中国不过是话语权大小之争。

可以想象，如果没有秦汉从肌理到肺腑的文明同化进程，中国将和欧洲一样，分裂为诸多不同的国家，有着各自不同的秉性。而现在，南京的权贵们读着和中原权贵们一样的竹简，在雨雪霏霏之际，也会吟哦几句“今我来思”。祭祀之时，迈着同样的禹步，如果说有区别，也不过是口音不同，认作神圣之地的山陵不同，比如洛阳在北邙山，南京在紫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