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化进程

◆地图里的中国

地图是一种主张，人们把对城市的主张用线条和符号的形式宣读出来，看城市的地图，就仿佛听城市在发表某种宣言。

翻开中国方志，会发现古代城市的地图大同小异，绝大部分都更像山水简笔画，线条粗犷，人们依赖文字的记述标注城楼、官衙、塔寺……它们的比例按照重要程度而出现方位和距离的失衡，政权所代表的建筑往往不合比例地被放大。地图在告诉人们，认识一个城市，最重要的不是街道的名称、生活的市集，不是水井的数量或酒楼的位置，而是它属于整齐划一的中央政权的一部分，那些挤在地图里的树木、山丘更是在告诉人们城市生活的追求。

这一时期的中国城市在地图上的面貌基本大同小异，每一座城市都有城墙、官衙、文庙、城隍……在地图上，它们被提炼成王朝的主张，南京的面貌就在这主张里渐渐清晰。

六千年前，鼓楼岗原始台地上那一群收割稻黍、驯养野猪、佩戴着雨花石的南京原住民，不会想到他们脚下这片土地将被纳入一个怎样的框架，但六千年后的我们却在传说中的夏朝地图《禹迹图》中看到了华夏在地理上跨越时间，将古今结合为一体的伟大尝试。

这幅绘刻于宋代的石刻地图，将整个中国的山川河流、州郡地县以等比例尺的方式精确勾画出来，位置标注之准确令人无法置信它来自一千多年前。即便在地理标记上已经表现得如此绝顶优秀，但它似乎依然志不在此，它将现实的山川河流、古今曾有过的重要州郡城，以及四千年前大禹治水的传说结合在一张地图之上，它试图在宣告远超出地理范畴的政治主张，那就是今天的中国永远是古代的延续。

这不是一张地图，而是一种文明的叙述。在这里，中原的脚步所能到达之处的所有城池都被标记进了华夏的框架中。四千年来，尽管朝代更迭，时间变化，中国的延续性也未曾中断，这种来自上古的延续性解释了城市的来历与面貌。

所有以华夏为天下的君主都曾想过要成为这张地图的王，这张地图意味着一个从夏朝开始，从未断绝的天下，城市则是这种观念的延伸，古老中国的每一座城市里都共存着数千年的历史。它必然有用来供奉上千年先贤的文庙。大一些的有城隍庙，小一些的有土地庙，首都之城有宗庙，普通城池有祭坛。

趋同的过程就是族群之间意义认同的过程。人与动物、草木最大的区别莫过于，我们始终在为生命存在本身寻找意义。周朝的高级学者们用延自上古的经验解释了这个意义，一本《易经》涵盖了宇宙与人事的变化，一部《周礼》示范了国与家、人与物的秩序，这些经典成为中国人理解意义的重要源头。

所有的人类族群，无论是按季耕作，还是随机烤火渔猎，群居的人类都需要在一种强有力的秩序中结成稳固的意义同盟。而把意义解释为天道的华夏诸族，既有与生俱来的优越感，也有对其他文化更大的包容与吸纳能力。

华夏从不信仰唯一的神，华夏信仰的是宇宙运行的终极规则，遵守的是由人类天然的情感而衍生出的家族秩序、国家秩序，而牢牢掌握着规则与秩序解释权的中原政权也就成为文化的中央。它们不断地影响、同化、融合、吞没五百里甸服之外的族群，西周之际，与周王室关系的亲疏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文明开化程度。

这种文化的吸引力让很多与中原没有任何关系的族群当权者，纷纷要为自己的祖先编造出一段出身汉族的历史，比如此刻，正在南京这片土地上针锋相对的吴、楚、越三国。

在生活习俗上与中原迥异，且断发文身的吴越之地，吴国宣称自己的先祖是周古公亶父的王子泰伯、仲雍。距中原更远，族群更为复杂的越国则宣称自己的先祖是夏朝君主少康的庶子无余。

与中原确实关系不大，充满荆楚文化特色的楚国则为自己寻找了一位更古老的中原先祖，炎帝的后代、黄帝的夏官祝融。可能年代过于久远而说服力不足，当新兴的周人举旗讨商时，为了摆脱荆蛮的身份，楚人的首领鬻熊千里迢迢、将身来至帅营前，成为周文王出征的马前卒，用生命为自己的孙子熊绎争得一个“子爵”的封号。尽管这个爵位是周朝低等的爵位，尽管周王所封的土地不过五十里，但被承认是华夏的身份还是让楚人珍视，被正式册封的这一天也成为楚国历史上的建国纪念日。

这种习惯竟成为一种传统。元代以前，历代开国皇帝莫不想尽办法要与古老的中原政权拉上些关系。直到清末，那些远离中原又颇具声望的家族，也无不以家谱的方式，为自己的第一代祖先添上些中原的身份，哪怕这身份不过是谪居的官员、流寓的文人或征蛮的将士，都让整个家族似乎拥有了一种作为中国人名正言顺的底气。

“以斧劗毛、以刃抵木”的越人是这样，“水行而山处”的吴人是这样，“纫秋兰以为佩”的楚人也是这样。南京则成为这三国问鼎中原的交锋地，那时的南京是一片争战之地。今天的市中心原本只是一片莽莽苍苍的原始丛林，台地上的人们消失以后，城市的中心被无休无止的刺榛、蕨类、藤蔓重新覆盖，靠近长干里一带的高地上有土人在周边挖了两道长长的壕沟，他们将头发砍断，手臂刺满龙蛇的形状，称呼自己是龙之子。很快，他们将被文明的进程所吞没。

◆男人的复仇

春秋时期的地图变得异常重要。

上百个以洛阳为精神中心的诸侯国在征战、对垒、阴谋与会盟中为自己国家的地图做新的定义。

楚国的地图又一次蚕食了晋国的边界后，几列单辕两轮战车迅速从晋国都城出发，径直向吴国奔去。

路旁土台高榭的建筑渐渐稀少，路面也更加颠簸，驾车的御者松了松缰绳，战马浓烈的鬃毛在风里甩得更加肆意，车上坐着的男人伸手扶了扶自己被颠歪掉的冠。这车虽是战车，但车上坐的男人不是负责格斗或者射箭的士兵，他叫巫臣，楚国的大臣，刚刚逃到晋国，如今作为晋国的使臣，千里驱车，去为吴楚大战拉开大幕。

吴国的宫殿还很远，几乎没有像样的路，大部分时间，巫臣不得不让车手停下来，先用长戈砍去那些纠缠得像栅栏一样的荆棘丛。车子有时候走得很慢，陷在淤泥里时整个车身都发出低沉的咯吱声，四匹马一跳一滑，气喘吁吁，汗气腾腾，好像再也走不到目的地。

这个时候，就总会有几个断发文身的土著远远地朝他们好奇地张望。土著好奇的不是人，而是战车，他们从没见过中原的战车，四匹高头的大马身披明晃晃的甲片，两个全身铠甲的战士，有人背着箭，有人抱着戟，还有个戴着高冠的滑稽车夫，就算是陷在淤泥里的狼狈模样，也还是有几分威风凛凛。

与这些人所生活的晋楚之地相比，吴国就是一片蛮荒之地。

现在总算，路好走了一些，车上的巫臣在颠簸的战车上盘腿坐好，夏姬秋水一样的眼眸浮现在眼前，他忍不住嘴角上扬，竟感觉到一丝甜蜜。这时的夏姬已经四十七岁，巫臣也是花甲之年，但两人的身体依然潜藏着对彼此强烈的渴望，甚至当他们终于在一起时，一种无忧无虑的恍惚与温情还能包裹他们，让他们挣脱年龄的桎梏，在新鲜而丰富的探索中沉醉。

为了和这个女人长相厮守，巫臣筹谋了整整十年，等到她历任丈夫都死了，等到曾垂涎过她美貌的楚庄王也薨逝，等到她已经四十七岁，巫臣才敢用背叛祖国，投靠晋国的方式，与夏姬私奔。在对女性不够友好的历史叙事中，这件事并没有演绎为不朽的爱情，而成了荒淫与猎奇的代名词。

正史不歌颂爱情，司马迁也不能理解巫臣。

楚国的男人也许并不在意一个迟暮美人，但他们在意背叛！巫臣没来得及带走的家眷全部都被楚人杀掉。愤怒的巫臣指天发誓，要用国之战让昔日的祖国疲于奔命。

巫臣知道，扎着椎髻的吴王寿梦不会拒绝他的帮助，而晋国最希望看到的也不过是强大对手楚国的衰败，几乎是一拍即合，巫臣踏上了出使吴国之路。

春秋贵族的冲冠一怒往往就是天下版图的大变动。

前有巫臣，后有伍子胥。

春秋时的战争其实是克制的，相比较一千年前血流漂杵的蛮荒之战，沾亲带故的春秋霸主之间，车轮战更像是国与国之间的六艺考试。披着犀甲的战马拖着单辕两轮的战车在急促的鼓声中两两相对，战车擦肩而过之际，长戈锐戟，金属尖锐的咯噔声传来的瞬间，往往就已经点到为止，决定了胜负。

巫臣熊熊燃烧的复仇之火照亮了荒蛮中的吴国，他带来了中原的武装，教会了只擅长水战的吴军驾驶战车。勇蛮的吴军士兵几乎不理会中原战车相接时的君子之礼。巫臣带来的战车成了他们横冲直撞、大开杀戮的绝好武器。

激动的吴王寿梦在巫臣的帮助下连续发起了好几次对楚战争，什么贵族礼仪，什么晦日不打仗，什么不擒二毛，统统没有的事，吴国可以打胜仗！吴国可以说“不”！吴国甚至能称霸！

吴楚之战，五战五胜！巫臣用吴国的野心狠狠地报复了自己的祖国。而时运不济的楚国在不到百年间又迎来第二波更为惨烈的报复。

相比较巫臣，伍子胥更悲情。

巫臣的出走是自己的选择，而伍子胥的出走是楚王杀父杀兄之后的被迫逃亡。

现在，他躲在南京江边的芦苇丛中，花白的芦苇窸窸窣窣的声响让他疑心追兵是不是马上就要扑过来把他抓回楚国，像哥哥伍尚、父亲伍奢一样被砍掉头颅。

三天前，六合的棠邑（今南京市北部的六合区）官衙，伍尚穿着醺黄色的曲裾，微微欠身听使臣转述楚王的口谕。他大概听明白了，父亲因为亲近太子被捕，楚王让他们兄弟俩即刻动身回楚国都城，如果回去，楚王答应免他们父亲一死。伍尚抬起头看着眼神躲闪的使者，回了一个字：“诺。”

伍子胥愕然地瞪大眼睛，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竹窗外的风卷着秋叶狠狠地砸在窗棂上。他拖住哥哥的腰带：“回去就是死！”

“我知道，为人子，别人告诉你回去父亲可以免死，哪怕明知道是骗，也该回去。”伍尚脸上看不出表情，可伍子胥的脸上已经抽搐了很多次，他攥紧拳头恨恨地砸向竹木窗格：“我不回去！”伍子胥怒气冲冲地踢飞墙角的陶罐，神志昏乱地跑回自己的卧室，一下子倒在卧榻之上，又迅速弹起，眼睛里泪水泉涌，整个身体因为无奈、愤怒而气得发抖，他知道自己要立即逃跑。

哥哥从棠邑被押回楚国的那天，风刮得特别起劲。伍子胥躲在草垛里，看着哥哥的背影，所有的表情都被收起，那一刻，任侠好勇的伍子胥死了，活着的是一心复仇的伍子胥。

江风急卷过来的芦苇毛刺让他打了个激灵，回忆戛然而止。伍子胥下意识地摸了摸了脖子，饥肠辘辘的肚子开始挣扎，窸窸窣窣的声响又在芦苇丛中响起。

“谁？”

伍子胥猛地抽出佩剑，弓着身子闪进芦苇丛更深处。

“苇中人，你不就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士人吗？”提着一篮子饭羹的渔夫苍老平淡的声音在芦苇丛外响起。

伍子胥可能是在这个时候才对复仇这件事真正燃起了希望，因为他发现这个素不相识的老渔夫宁愿自杀也不愿泄露他的行踪。

这样的人还不止一个，比如在他逃亡途中给他送食不求回报还自刎而死的浣纱女。在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的帮助下，伍子胥成功逃到吴国。如果说巫臣复仇成功的故事给予了他绝望中的指引，那么这些底层人的朴素情感则让他夯实了楚王必败的信心。

伍子胥的复仇是痛苦的，父兄因为忠诚而被楚王杀害，有国不能回。他的复仇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痛快淋漓的，为了报仇，他投奔吴国，扶持公子光篡位，十五年步步为营，终于率领吴军攻进楚都，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三百，痛快非常。

虽然最终他也难逃父兄一样的命运，因为功高震主而被吴王夫差砍去头颅，但在这一系列的杀戮征伐中，男人的复仇、权力的征战、文明的推进，却让南京从一个荒蛮之地慢慢成为一座真正具有军事意义的前线堡垒。

◆成功的刺客

寿梦看着季札在阳光下给自己行礼，季札侧脸上微微的汗毛被阳光烘染出一层浅浅的金黄色，寿梦恍惚间仿佛又看到那个当年蹒跚学步、乳臭未干的小男孩，嚷嚷着要听乐师奏乐玩的样子。

现在，这个小男孩已经束发带冠、右衽系带，他还是经常听乐师奏乐，但对乐的理解水平已远超乐师，甚至与遥远的中原周王室里精通雅乐的大臣相比也毫不逊色。看到儿子这样争气，寿梦心里抑制不住涌起一个父亲强烈的骄傲感。

这个儿子满足了一个父亲在孩子身上所有的虚荣心。

全世界都认为吴国不过是断发文身的化外之地，寿梦自己也只知道重要场合要扎个椎髻，他明白这是吴国想要称霸的最大短板，战车只能让他打赢对手，不能让他打服对手，礼乐不能让他直接打赢，却能让他被真正接纳。

他将对礼乐文明的叹服转化为对臣民们学习中原文化的要求。学得最好的就数小儿子季札，季札不仅学得很好，还能游历各国，点评乐章，让那些眼高于顶的诸侯心悦诚服。

寿梦想将整个国家托付给季札，可季札不愿意僭越三个哥哥之上。这个儒家的隐者向父亲深深行了个揖礼，退出殿外。殿堂里，只剩下无数灰尘在阳光打进的光束中上下沉浮。

这些看似未曾直接发生在南京的历史，却成了南京城建史与英雄录的前传。

吴楚之战的烽火中，楚国抢先在南京建起第一座军事堡垒，并将这里命名为“棠邑”。棠邑第一任行政长官伍尚还没来得及在与吴国的战斗中表露自己的忠心，就因为父亲被谤而连坐赴死。紧邻的吴国和越国趁机先后在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各自的军事据点。

它的城建史就这么在诸侯们对地图扩张的野心中生长，它的居民们在变幻的王旗下，却出奇的平静而深刻，比如专诸。

专诸大约是中国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刺客之一。

在棠邑的时候，他像一头蛰居的猛虎，跟人打架拳拳上风，但只要母亲一声招呼，就立即从猛虎变回温驯的小猫。巨大的行为反差必然隐藏着清醒且深刻的自我认知与控制力。

伍子胥能识人，他并不知道自己不久后将因为父亲的事而被追杀，但他知道他要立即与专诸成为朋友。

伍子胥敬重专诸的母亲，专诸就和伍子胥成了八拜之交；伍子胥狼狈投吴，专诸还提醒他：“吴王好勇而骄，不如公子光亲贤下士，将来必有所成。”

这是专诸的眼光。

果然只有公子光才愿意接受伍子胥，成了伍子胥复仇大计的政治依靠。

公子光想要刺杀吴王僚，通过伍子胥找到专诸，不提刺杀的事，只是经常送肉送布，向他母亲请安问好。专诸知道，这是恩，他得报。匹夫报恩，唯有一命。

这是专诸的义。

尽管决定以命报恩，可当听说公子光想要他刺杀吴王僚时，专诸还是提出了疑问：“为什么要杀他？”他要一个原因。

这是专诸的清醒。

公子光向他详细地解释了当年爷爷寿梦为了传位给最贤能的小儿子季札留下遗命“兄终弟及”，于是公子光的父亲诸樊传给了二弟余祭，余祭又传位给了三弟夷昧，夷昧要将王位传给季札的时候，季札坚决不接受。这样的话，应该返回轮到诸樊的儿子，也就是公子光继承王位，但夷昧的儿子也就是现在的吴王僚贪权不让竟自立为王，所以杀吴王僚是为正名位。

专诸又提出第二个问题：“既然老国君有这样的遗命，为什么不让以前的臣子提出来？”如果吴王僚自己退位这样就不用手足相残伤先王之德了。

这是专诸的理性。

公子光向他解释了吴王僚的为人，吴王僚是一个权力欲极强且手段狠辣之人，此事不成，公子光必死。这样说来，也只有刺杀一途。但怎么刺杀，专诸给出了非常专业的意见：“凡事轻举无功，必图万全。”

这是专诸的智慧。

他们探听吴王僚最大的嗜好是吃鱼炙，专诸便专程去太湖边学习烹鱼之技，一学三年，鱼炙之味登峰造极。

这是专诸的隐忍，也是专诸的专注与悟性。

凭借这些清醒且深刻的认知与控制力，刺客专诸终于在一次给吴王僚呈鱼炙的机会中，凭借一柄鱼腹中削铁如泥的短剑，一击成功。

南京人专诸，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刺客。

这段惊心动魄的刺杀成为公子光、伍子胥大业的起点。公子光成了吴王阖闾，伍子胥成了最痛快的复仇者。

南京这个小小的边邑则在这些人物的故事里登场。如果说泰伯、仲雍第一次为这里带来关于中原的模糊认知，那么伍尚、伍子胥、渔父、专诸则为这片土地赋予了真切的情感与清晰的面貌。

在争夺中原话语权的厮杀与混战中，南京别无选择，几度易主。楚国城邑喜欢用“陵”为名，比如鄢陵、广陵、平陵、兰陵……楚威王为南京起名金陵，筑造城池，寄寓了与其他陵邑一样巩固疆土的厚望。吴国则在这里苦心经营濑渚邑、固城，这两个城邑残留的土城墙直到今天在农人的田地里仍留有余迹。越王勾践占领南京后，命大夫范蠡筑城长干里，这是南京市区有确切年代可考的最早古城。如果说楚国的棠邑在江北，吴国的固城在郊外，那么这座越城则真正位居城市的中央。

长干的意思是两座山之间的高岭，长干里就是高岭里，地势高拔，虽然范蠡可能并没有真正参与这座小城的建设，城池的遗迹却一直留到了今天。作为一座为进攻楚国而设立的根据地，越城城周不过“二里八十步”，甚至都比不上一个大学的标准操场，却因这选址眼光的独到成为南京数千年繁华的渊薮。

棠邑、固城、长干里的营建让南京的样子在模棱不清的历史深处烙印下军事、商贸的模样。征服与被征服的拉锯战中，曾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为南京留下了楚人的激烈情感、吴人的耕织故事、越人的风流想象，它的城市基因里从一开始就流淌着多元文化混同的血脉，这为它丰富的城市意象提供了无数可供追溯的文化源流。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吴、楚、越三国两百年世仇争斗的最终结局以越国灭吴、楚国灭越，终而归秦告终。南京在新的秩序里，因远离中央核心而再一次沉寂下来，过去的堡垒被丢弃、风化、坍塌，城市在沉默中积蓄力量。

◆秦始皇与秣陵

秦朝的建立就像是一座巨大桥梁的搭建。

描述秦朝的郡县就像描述这座桥的每一块木料或砖石。

李斯有时候向嬴政汇报他的帝国时，要花费很长时间来描述这些木料或砖石。嬴政会饶有兴趣地问他：“到底是哪一块石头哪一根木头支撑起了我的帝国？”

李斯也会慢条斯里地回答：“陛下，每一个。”

嬴政对这个回答很满意。

与松散的先秦不同，嬴政的大秦第一次让中国成为一个整体、一个系统、一个拥有通畅血管的巨人。

嬴政用书同文、车同轨，用纵贯全境的“高速马路”建立了一个平衡的中华。

在他之前，华夏的平衡是靠“天下五服”的政治地理格局想象，靠先进文化的天然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就像是月光，能量有限。大秦不是，大秦将每一个城市都当作大桥里的一块石头、榫卯里的一根木头、身体中的一个器官，以至于最终它像太阳一样，将它光芒的余温永久地留在了中国。

恢弘、整肃、各具面目而又精细如生的兵马俑至今还在散播着帝国磅礴、紧密的气象，完全可以从这些兵马俑的细节里窥见整个国家随时调动的高效、协作的状态。凭借这种帝国调动能力，嬴政用长城为中国划出真实的界限，用驰道将中国南北数千公里之地紧密连接，用灵渠开通南北货运。

长城以外，是动荡的、游牧的、失衡的外族。长城以内，是长久的、农业的、均衡的帝国。驰道则犹如粗壮有力的血管从帝国的中央都城咸阳开始辐射四方，一封南京的文书送到咸阳，秦朝的邮差在驰道上打马赶路，不过数日，就可以摆在嬴政的案头。

高效运转的帝国让这泱泱天下，竟可为一人所掌控。

这个人在司马迁的笔下相貌奇异，“蜂准，长目，挚鸟膺，豺声，少恩而虎狼心”，这几乎是一个面目怪陋的病弱阴鸷之人，考虑到司马迁是汉臣，这样描述前朝的帝王倒也并不奇怪。

真实的嬴政经历过安全感极度匮乏的童年，以及一段因为母亲肆无忌惮的风流韵事而压抑的少年时期，这些经历构成了一个复杂的秦始皇。

他虚荣心重，所到之处，封禅竖碑，自我表彰；他暴戾古怪，一次他以为是湘君女神引来的风让他受阻不能渡湘水，于是立遣三千囚徒，伐尽山林报复湘君女神。极度的暴戾与高度膨胀的自信让他甚至不介意与超自然的力量作对；他残酷无情，没有任何人知道他是否有过爱情，他未曾立过皇后，尽管他有二十多个子女，但没有让任何一个属于他的女人留下过姓名或痕迹。焚书坑儒自然也是他被后人诟病的一大黑点。

但他格局阔大，胸有天下。他从不屠城，反而秦女子嫁给异国人所生之子，都可称为“夏子”，自动拥有秦人的身份，受到秦国的保护。在这种宽松的政策下，首都咸阳秦人不过三成，余者皆是六国之人。

他让整个中华从夏商周三代所设计的理想乌托邦中走了出来，真真切切拥有了一个南北交通的天下，且这个天下只有一个属于首都的核心。

他让帝国境内每一个家庭都从井田制中解放出来，有了可以凭借耕种获得丰衣足食的希望，也让有志于建立功勋者得以施展身手。

要知道他接手的是一个分裂、对抗、屠戮、互相残杀了上百年的诸侯纷争之地，而他铁腕治国十二年，中国境内，从未发生重大事变。毕其一生，他所追求的无非是一个长久和平的中华。

不可否认，这是一个集权体制，但诚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秦国是一个以警察权为主的国家。它与现代集权国家的重要区别是后者将一个业已多元化的社会扭转回去以遂行其狭义之目的。嬴秦则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集权体制。”

中国历史基因由此深植，两千年来，帝国未曾超越过秦朝对国家的格局想象。这格局既让中国在农业一元化经济占上风时，以压倒性的优势成为天下核心；也让中国在农业一元化经济严重落后之际，成为帝国沉重的枷锁。

南京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最后一个身份是楚地。在嬴政大秦帝国的平衡网上，农业生产远远落后于中原的南京不值一提，但“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谶语，却余音不散。

嬴政第五次出巡他的帝国时，曾路过这座当时主城区还未开发的荒蛮之地。很多传说认为他经过这里时，有方士告诉过他“金陵有王气”，于是嬴政凿山破天子气，把金陵改名为牲口吃草料的“秣陵”，原来的吴邑“朱方”被他改名为穿着红衣的囚犯“丹徒”，藉以羞辱这块土地。

嬴政可以为一阵风挡了他过湘水，就怒发三千人尽伐湘山木，自然也能干得出一时兴起，凿山泄水之事。但历史不是演义，我们不能确定他是否真的因为“王气”而凿过金陵山，泄过金陵水，也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他在巡游过程改过小地方的地名，但秣陵这个地名确实在秦朝第一次出现，流经城市的河流也因为他的缘故从此被称为秦淮。

这时的南京确实被刻意贬抑了。

这里面最值得玩味的，倒不是秦始皇是怎样刻意贬抑南京，而是秦始皇对待象征着“王气”的天道，以及先秦时被视作神本身的自然的态度。

天道是宇宙运行的大规则，天命不可违，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信奉的真理。显然，嬴政并不完全这么认为，他既可以终结象征天道的周朝自称始皇帝，也可以迁怒湘水之神，责罚神灵。他将天下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为泰山封禅，为松树赐爵，为自己寻觅长生不老药以期成为永远的帝王，如果必须死，那他也要在陵墓里造出全部的天下，日月星辰、江湖山川、秦军大阵。

某种程度上，他是把自己当作了创世神。

他开创了全新的天下，也为今后的天下做出万世的榜样。

从他以后，每一朝开国君主都将天道当作中华维持平衡最好用的工具，但每一朝开国君主也都不曾真正信仰、敬畏过天道。

◆从内里成为中国

年纪轻轻、渴求荣誉的刘彻接替了易于冲动的刘启，成为汉人的新皇帝。这一消息传来，匈奴单于感觉有些不妙。因为通过探子们得到消息，这个野心勃勃的年轻皇帝，发誓要将他的帝国推向巅峰。

事实证明，骁勇的将军与“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强大威慑力确实让这些草原上的匈奴人头疼了很久。

刘彻对荣誉的渴望不仅仅是武力，他在追求一个旷古烁今的功业。如果说嬴政建立了一个地表上的统一帝国，那么刘彻正在建立的正是一个精神上的统一帝国。

他需要统一的不是度量衡、文字或车轨，而是对世界的理解方式。

这个压力自然交给了读书人，先秦时候争鸣不已的百家，或者简单的焚书坑儒，都已不适合继续作为一个大一统帝国的鲜亮旗帜。

他们必须将复杂的天象、地理，已有的信仰、经典、习俗，甚至已经发生过的全部历史大事融会贯通，完全消化，最后给出可以自圆其说、经得起反复推算、足以掌握天道的操纵方式。

刘彻甚至希望凭借这套操纵工具，与神祇直接对话。

从巫祝时代延续下的神话思维需要通过阴阳、五行、四象这些看似包含着某种内在逻辑的方式成为真理。比如，这个逻辑真理就包括孟春之月帝王要穿青色衣服，站在房间的东边，挂起青色的旗子，因为只有这样，人的运势、国的运势才能与季节、时气、宇宙因贯通而变得和谐。

国家崇尚的颜色、百姓服役的缘由、城市建设的布局、社会生活的安排，深刻地嵌合进五行四象时令的宇宙观中。这种宇宙观与政治学深度连接，与儒家经典紧密结合，再一次解释了世界。

不得不承认，西汉的政治儒学对当时中国向心力的凝聚，社会阶层各安其分的稳定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国家在文化的解释下，合理、合道、合自然之规律。

深入钻研了这些学问之后，你会产生掌握天地之道的充盈感，仿佛看清了局势的走向，增长了智慧，明白了生之意义。

如果你不曾深刻钻研过这些学问，也没关系，政府会通过知识的综合、简化给你一个可以理解的道理，让你心安。他们会告诉你做农民最好，因为农桑为天下之本；会告诉你要忠于君主，因为众星拱北斗，这就是天道。你是人就得遵守天道。不然，天理不容。中国社会就在这种意义的指导下，得到了长久的秩序与稳定。

南京这座城市恰好从山水地形到城池设计都完全对应了这套解释体系，以至于在华夏的舞台上，它注定引人瞩目，既吸引野心，也吸引正义。

不过，此刻的南京，在大汉治下依然叫秣陵，不过是隶属于丹阳郡的一个小县，存在感不强，即便先后有四个侯王分封于此，也没有留下多少可歌贤愚的野史稗谈。政治的舞台在中原，城市还没有被注意，唯有土层之下，大量的汉墓让我们看见斯时人生。

与六千年前北阴阳营、营盘山墓葬相比，很明显，这一时期的南京人已经基本接受了中原文化，成为实打实的汉族人。先民时期的信仰无迹可寻，那些古老的面具所定格的神秘力量在一次次中原文化的圈层推进中，彻底消弭。几千年后，通过考古发掘，我们才知道原来这片土地上还曾有过那么古老、新鲜的生活。

汉建武六年（30），来自洛阳的李忠被任命为丹阳太守。他眯起眼睛看向远处的田野，那些小小的不规则的田野在大片浓密的灌木丛和荒草地中几乎看不清种的是什么。

人们身上的衣服很混乱，尘土飞扬的田垄上，穿着短褐、头扎椎髻的中年男人抱着锄头正在和一个腰上扎一圈蓑衣、胸前文满龙蛇的半裸青年渔民说话，他们大概在商量婚事。青年渔夫搔了搔脑袋，乱糟糟的头发贴在头皮上。

李忠摇摇头，决定为这片土地带来一些深刻的改变。

是时海内新定，南方海滨江淮，多拥兵据土。忠到郡，招怀降附，其不服者悉诛之，旬月皆平。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垦田增多，三岁间流民占著者五万余口。

《后汉书·李忠传》中，寥寥数行，新旧文化的更替跃然其上。在李忠这样的汉代行政长官的努力下，南京地区古老的吴风越俗为中原礼仪所覆盖。李忠执政三年间，来到丹阳郡开垦田地的流民就有五万之多。

成为汉人的南京人，从内里，成为中国的一部分。

他们习礼乐，遵天道，学“五经”，事农耕。他们的墓葬里，有能敲出音阶的编钟，一次可以吃五种口味的鸳鸯火锅，以及未喝完的莲藕汤。他们与此时长城以内的人们一起渴望长乐未央，有了精神上共同的归属感。

六千年前，还处于新石器时代的地方文化，在分合、融汇的过程中，最终为黄河流域的夏商周文明所吸引、收纳。

两千年前，春秋、战国的不断碰撞，将华夏的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而秦汉，则在此基础上，成为一个庞大的共同体，完成了对天下的布局。

天道、伦理、农桑成了帝国的三大终极真理，指向了关于天下的最高理想，并将这稳定的中华一直延续至清朝晚期，如果世界经济从未经历过工业革命那般突飞猛进的发展，那这个天下也许还将持续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