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下之中

◆南京之初

六千年前的阳光在古埃及人黢黑的肌腱上溅出一轮迷人的光晕，铜制的长锄掘进尼罗河岸肥沃的淤泥地里。几乎同一时期，披散着长发的苏美尔人在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拉起了第一道灌溉渠，而在黄河两岸，伏羲、神农与黄帝的故事也升腾起了华夏的序章。

与此同时，古老的秦淮水岸，北阴阳营的原始台地上，一群披发贯衣的土著正在捞捡湖水浅处的菱角与芡实。没吃完的菱角堆在身后的陶盆里，浅水中的鱼、田里的稻、圈起来的猪羊和狗让他们活得足够舒适。运气好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围着火堆，分食从覆舟山的原始森林里猎回的鹿和豪猪。

六千年是人类历史的一道分水岭，所有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古印度、古埃及、古巴比伦（今伊拉克境内）、古希腊的文明史，无论长短，无不是在距今六千年至四千年间勃发兴盛。

这并非巧合，而是大自然所给予的恩惠。间冰期的地球，海平面上升到与现在相差无几的高度，恶劣而狂躁的自然环境变得稳定而温和。对人类而言，这意味着家和乡土成为可能。

圈栏里发情的母猪等同于持续稳定的食物，春天抡起的锄头也让他们可以期待一个不被暴雪冻毙的冬天，对美的感受触发了陶罐上连绵的纹样。文明在驯养、种植、弓箭与冶炼中蓬勃的生长，有些地域甚至先一步有了文字和复杂的仪式。

南京北阴阳营的台地上，头发蓬乱的女人从糊着沼泽泥巴的草棚子中探出头，茂盛的杂草和沆瀣一气的树木纠缠在一起，空气很湿润。她在想，今天是跟男人们去打猎呢，还是留在台地上补昨天扯坏的渔网呢？

没有比食物更重要的事。这时候的南京，水域远比今天宽广，先民们的山岗周围是大片湖泊和沼泽，长江东岸比今天更东，宽阔的河面浩浩荡荡。无中生有的全新物种在水流之中的山岗间肆意生长，古蕨、松柏、苏铁、银杏几乎覆盖了所有的台地，无数参天大树彼此枝叶交错，树冠连成一片，在这潮湿的拱顶下面，经常有雾气弥漫。人们居住在台地，在水的围堵中与水发展出最为亲密的关系。

河流间山脉连成山岗。钟山一脉，经富贵山、覆舟山、鸡笼山、北极阁而至鼓楼岗，石头山一脉经五台山、小苍山、马鞍山、四望山而至幕府山。女人不知道这些山岗的名字，她自己也没有名字。

冰期时代的水流就在这些此刻还没有被命名的山岗间纵横奔突，直贯长江。后来，人们把这一时期的水流称为古秦淮河。

寻找到他们存在过的遗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证明了文明的血脉。

这群没有名字的北阴阳营人在台地上收割稻黍，驯养野猪，热火朝天地将六千年前的生活展示给目瞪口呆的后来者。六千年后，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学家们发现，这些六千年前的人类骨骼与今天南京人的骨骼相比，差别甚微。

地域的文化一下被拉进了纵深的历史之中，他们用沼泽淤泥混进草灰编成草屋，而打磨过的玉石、细心涂绘过的陶罐也让文明之初的模样生动起来。

完全可以确定，古老的信仰已经产生。这群生活在台地上，被称为北阴阳营人的先民们已经相信死亡有独特的意义：他们有自己单独的墓葬，骸骨旁的器具定格着生命的日常，含在嘴里的雨花石则成为神与他们之间最后的信物。

寻找始点是人类的一种执着，始点让我们不再胆怯，并且相信一切都有来处。然而，没有文字的历史注定只能折叠进漫长的数字中，一千年后，距离北阴阳营四十公里的营盘山墓葬里，留下了一张老南京人的面孔。这是一张小小面具，看起来沉静、宽厚、温敦，这面孔与中原、北方面目威严狰狞的面具，以及楚地极尽夸张的祭司面具截然不同。如果说遗迹是一种曾经有过的力量造型，那么南京的史前文明一定有着特别温和的一面。

这张面具的主人或许是一名可以解释死亡意义的祭司，也或者是一位曾带领赤裸上身的男女围猎豪猪的首领。不管他是谁，他都不曾狞厉、凶恶、虚张声势地展示权力与威严。

它成了城市的“金陵先祖”。

这名号意味着血缘的想象与文明的根脉，这就是历史的意义，历史让人们在寻找与确认中获得力量。

尽管我们不知道这张面孔属于谁，它曾长久消失在华夏叙事的舞台中，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张曾经属于这个城市的面孔。它在五千年至六千年的沧海桑田里保留下来，宣告文明倔强的生命力。

当太阳即将从射乌山完全坠落的时候，炙烤野味的浓郁香气也在台地上弥散开来。围坐在火堆旁的土著们挥舞着翎毛扭胯起舞，大祭司脸上敦厚的面具让他们更加放松，谁也没有想到一千多公里外的中原，血流漂杵的争斗正在狭长的黄土地上角逐出一代代新的首领。这些陌生的首领，他们的故事将被埋葬在土层深处。

◆中原旅人

总是有人经过这里。

开始，他们带着裹着泥巴的黍和麦子。后来，他们揣上了刻着纹饰的玉璜、小的青铜器皿，渐渐地，行囊里的器物越来越丰富。

有时候语言不通，他们会从行囊中掏出来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比如透明的云母片、腌干的鹿肉、一截小腿骨做成的笛子，再配上加强情绪的手势、嗓子眼里憋出来的奇怪的喊声，让土著们渐渐明白，台地之外的世界超乎想象。

人类的青铜时代里，南京成了南北文明交汇中的一个中转站。

土著们摩挲着来自远方的文明，啧啧称奇。与来自二里头、仰韶、龙山、崧泽、良渚的器皿、首饰、玉器相比，用来装菱角、莲藕的陶器显得有点局促，小小的青铜工具，刀、斧、箭头、鱼钩也有点寒碜。

尽管文明的曙光几乎在同一时期照进了中华大地，但此时的南京不仅远远落后于中原，甚至也落后于周边的吴、会稽文明。两千多年缓慢平宁的岁月里，北阴阳营的台地上已经换了几茬新的居民，鼓楼、浦口……新的聚居地不断产生。这里既没有恢弘史诗，也不曾杀伐征战，山与水的走向还没有被赋予意义。

与这一时期中原地区形制复杂、厚重而狞厉的青铜器皿展示的文明相比，南京本地文明几乎不值一提。唯一有着最典型本土文化特色的就是墓葬里随身佩戴、未经打磨就已灿若云霞的雨花石。

土著们听不见夏商周朝代更迭中血腥杀伐的鼓点，看不到中原地区青铜刀戈寒光刺眼，还不能明白纹饰复杂、用饕餮装饰起来象征王权的青铜器意味着什么，也并不知道，一个关于秩序的宏大框架正在形成。而这些雨花石，将在漫长的历史时空里，成为这个框架里极其重要的支撑之一。

直到有一天，一队和以往不一样的远人从南京经过。

这群人仿佛走了很久很久，一个紧跟一个，拉成漫长无尽的一列鱼贯前行。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还紧紧抓着青铜短戈，仿佛有什么人正在追赶并随时打算袭击他们。这队人背负着沉重的包裹，拖着脚步，麻木地前行。他们的衣服已经看不出原来的样式和颜色，被荆棘撕扯过的碎片裹在腰间，受伤磨破的双脚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这群忍受着饥饿与干渴的远行者。他们甚至根本不知道目的地究竟在哪里。

队伍里的一个年轻人停住疲惫的脚步。他似乎再也经不起跋涉。汗水在他还不算沧桑的脸上冲出几条灰垢：“别走了吧。”

一个和他面貌有几分相似的中年男子抹了一把额上的汗，抬眼望了望周围。泥泞的沼泽旁，几座相连的山丘一路走高，水岸被浓密的杨柳和茂盛的茅草吞没。男子把青铜短戈插进松软的泥土中，转过身面对这一队筋疲力尽的族人，声音嘶哑地低吼：“不走了，我们安全了。”

人群涌起一阵小小的骚动，老人丢下行囊开始哭泣，长时间绷紧后猛然放松的哭泣。

他们来自遥远的周国。

南京的台地上，祭司还在担心火种怎样不被暴雨浇灭的时候，中原的大殿里，商王已经在筹谋如何断绝诸侯国的野心。这是完全不对等的文明形态。为了争夺资源而不得不杀伐征战，中原早已成为权谋、结盟、利益与背叛的政治舞台，而这里还根本没有拉开过大幕。

为了应对商王杀气腾腾的问责，不愿坐以待毙的周国首领古公亶父用联姻的方式，为小儿子季历铺垫了一条通往权力顶点的攻坚道，得到妻子部落支持的季历也撑起了周与商对垒的希望。

踌躇满志的弟弟与老谋深算的父亲为周部落筹谋了一个长远的未来，只是这个未来里没有老大泰伯与老二仲雍的位置。

意识到这一点的泰伯和仲雍，在权力露出獠牙之前，用一个体面的借口放逐了自己。他们决定带着自己的族人长途跋涉，寻找新的栖息地。

这绝不是史书上温情脉脉的兄长让贤。能逼迫一个小国的两位王位潜在继承人带领自己的族人扶老携幼，去国离乡，仓皇迁徙，一去不回，肯定不是“不告而别”这四个字这么简单。

他们也许是被驱逐，也许是政变之后的死里逃生。无论如何，头也不回的泰伯、仲雍已经沿着先人短途接续的旅途走向不可知的荆蛮之地。他们越秦岭，过汉江，沿长江东下，一直来到今天的安徽省和县。这里有耕耘过的土地和祭祀用的火把，最重要的是，这里收留了他们。周人停下了脚步，就此分散，散居于当涂、江宁、六合、丹徒及太湖沿岸，来自中原的文明在这些蛮荒之地激荡起新的文化意义。慢慢地，他们成了这里的原住民，繁衍生息，一如家园。

历史是带着偏见和力量的叙述，无论真相到底如何，他们都成了今天吴地最早得名的溯源。泰伯、仲雍带来的中原生活与这里平宁的村落融汇之后，南京成为这个星球上又一块开始拥有属于自己文化传承的土地。

◆纳入框架

城市的历史，也就是人类的历史。城市的起点，也就是人类文明与秩序的起点。六千年前，地球的各个角落里，第一批在阳光下耕作的先民，绝大部分都已永远失去它的继承者。只有中国，直至今天，文化的脉络依然可以追溯至六千年前某一枚青铜箭镞，正因为中国从未局限于某一处地理上的中心，而是将自己永远地放置在“天下”之中。

当人们还没有能力去勘定地平面的终点时，想象就生出了翅膀。随着生存空间的不断拓展，靠武力获得中原资源调配权的最高统治者越来越意识到，远方之外还有远方。他们将空间上无法穷究的世界用哲学的方式给予了理解。

这个理解就是“天下”。

天下是一种秩序，在空间意义上，天下是五个均匀的同心圆。王所居住的部落是所有同心圆的最中心，这里叫王城，“五百里甸服”是第一层；第二层“五百里侯服”是与他相亲近，有附属关系的诸侯统治区；第三层“五百里绥服”是需要征伐安抚的地区；第四层“五百里要服”是边远地区；第五层“五百里荒服”是蛮荒之地。

商王居住的洛阳，是王城，臣服于商王的周人们就属于第二层“侯服”。泰伯、仲雍千里跋涉，必然经过刀戈相向的“绥服”之地。在这里，他们必须紧握刀戈，提心吊胆，异常警觉，随时准备应对土著人的突然袭击。他们也必然经过藤蔓纠结、毒气弥漫的丛林或波涛汹涌、漩涡暗流的水路，这是属于边远地区的“要服”。那些他们还未到过的、更远的远方就是真正的蛮荒之地。

这就是全部的天下。

虽然边界可以无限模糊，但天下只能有一个核心，这个核心是王道所在；礼乐所归，是文明先声，也是华夏中心。

只要这个核心在，华夏就在；只要这个认知不变，华夏就不会变。

两千年前，非汉人政权登上华夏历史的舞台。他们也许是北方夜晚带着猎狗在火边围坐、白天与牧犬一起在草原上照顾牛羊的“狄”人，也许是南方挟带长弓渔猎、夜晚族群而居的“夷”人。

他们与中原人的不同仅仅在于，因为自然的选择，他们过着一种不同于农耕定居民族的渔猎生活。他们信仰不同的神，没有中原礼器所象征的庄严祭祀。然而，他们一旦也过上了中原人的农耕定居生活，遵循天道与礼法，那么他们也就一起组成了华夏。中原与夷狄蛮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可以说，古老的中国从根子上就没有种族主义的偏狭，北朝、大元与清廷都是“二十五史”中的正统王朝，所有的夷夏之辨本质上都是文化之辨。

远离华夏中心的南京，此时当然属于天下观里的“夷”，它处于几大先进文化——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二里头文化交汇之处，它落后于蓬勃的青铜时代，它接纳一切更先进而友好的文化，也被周边更先进的文化所影响。直到有一天，在这个天下中，介于第二圈层、第三圈层之间的吴、越、楚开始争夺华夏中心的话语权，三个诸侯国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土，也不断收纳本来不属于他们的族群，融合为新的族群国家。处于冲突交汇处的南京，逐渐成了后来诸侯争霸过程中屡屡易主的棠邑堡垒、淮水之上的越国边塞、拉锯战里的吴头楚尾。

几千年来，“居天下之中”的观念也决定着城市的命运，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是这种观念的再现，它们既是首都，也是华夏本身。只要华夏能定都于天下的中，那么中国就一直存在。

凭着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四千年前的黄河流域文明开始不断向外推进它们的影响圈。在这种核心力量的影响下，圈体越来越大，渐渐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进来，天下的观念不断被强化。尽管五服制从未真正成为大地上的地理区划，但它为后世的君主框定了一种以华夏为中心的世界观。

很难确定这个充满浪漫文化想象与政治理性的秩序框架究竟定型于何时。不过，我们相信，当大禹拖着疲惫的身躯沿着泛滥的黄河蹚过泥泞的平原时，权力的辐射就已经开始长远布局。

让南京在这个叙事体系里第一次登场的便是泰伯、仲雍这两兄弟。这对来自中原、熟知礼乐的兄弟俩虽然并没有留在南京，而是最终选择了水草更为丰盛、陶罐更加细腻、玉器更为精美的太湖沿岸，但南京也因为他们而被纳入了华夏草创时期的大框架。

他们的名字成了江南历史的起点。

因为这个故事可以纳入天下观的宏大框架，也因为渴望在精神上拉近与华夏的关系，这个故事显然成了江南解释自己来历的最好选择。吴人自称是西周王子泰伯之后，越人自称是夏禹之后，从而在血统上纳入五服圈层中“五百里侯服”的诸侯统治区。实际上，据历史学家考证，他们很可能是由大汶口文化南下和良渚文化合流，再融合南方当地文化族群而形成的族群。

然而，他们在精神的层面上，让这片土地属于了华夏。

泰伯、仲雍的故事也许并不真实存在，但江南纳入华夏框架的过程一定源自对这种天下观的归顺。

城市的面目永远是被塑造的，在古代中国，主要是政治而非商业决定着城市的命运。当居住在边缘的竞争者不断扩张、吞并、聚合，试图更靠近华夏的中心圈层时，南京也在一次次被争夺中开始了它的城市建设史。

◆文明的归顺

土著们好奇地打量着这群眼睛布满血丝、蓬头垢面的远人，忍不住问：“你们从哪里来？”发现语言不通后，土著们靠比画、猜测及一些感叹词，让这群跋涉已久的疲惫不堪的异乡人明白了土著们的疑问。

“周国。”

土著们听不懂。不过，异乡人肩上不肯卸下的箭囊与被荊棘扯成碎片的衣服让土著们明白一些残酷的东西可能正在发生。

队伍中的一些人不愿意再走，另一些人则继续跋涉。

留下来的人有的不只是箭囊里的矢簇与锋利的短戈，还有远方首领号召征战时读过的篇幅庞大的诰词、祭司们沟通神明的方式、市场上的玉璜……他们和土著们不太一样，父亲是父亲，儿子是儿子，一个家庭是一个家庭。

日复一日，留下的人与土著们的交流再也不用靠比画，发音中渐渐有了相同的名词与层次相对复杂的陈述，最终语言上的沟通让土著们感觉到了一个更耀眼的文明。

戴着温敦面具的祭司一开始是抗拒的，他们不喜欢有人比他更聪明。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感觉这些知道得更多的聪明人似乎并没有取代他们的意思，慢慢地，抗拒变成犹疑，最终他们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更新的祭祀方式，比如学着走大禹那样的步子，在祭祀时用更高的玉琮，陈列刚刚放掉血水的动物。

披头散发、手臂上文着水蛇的土著也教会这些外乡人如何在潮湿的灌木丛中、稀烂的沼泽里寻找食物。文明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融合。

史前的故事当然还可以有另外的版本。比如躲在丛林树冠中的土著们好奇地打量这群眼睛布满血丝、蓬头垢面的远人，忍不住发问：“你们从哪里来？”

随时准备应对土著人突然袭击的异乡人立刻警觉起来，就像一路上经常要做的那样，他们迅速抽出箭囊里的箭，围成一圈跪地搭弓，喉咙里发出像野兽一般低沉的嘶吼声。

土著们像受惊的鸟四散奔去，几个勇敢的年轻人停下脚步，拽过长矛，弯腰，小心翼翼地爬进更高的树冠，打算趁他们不备把尖利的矛狠狠扎下去。

最终，这几个年轻人因为鲁莽和缺乏战斗经验而被异乡人的青铜箭射中，重重地跌进沼泽的泥地里，新鲜的水草挂在他们僵直的身体上，不远处的台地爆发出一阵哀嚎。短促的战斗打响，原地踏步了千年的原始台地文明无论如何也抵挡不过从死亡与火焰中淬炼出来的战士，他们以覆亡或彻底驯服为代价完成了这一地域上的文明突进。

一千年间，争夺狩猎领地或水源的低级冲突让位给了文明的融合、排异、对垒、冲突、征战与同化。

接过殷商文字衣钵的西周通过文化的碾压与权力的分封将华夏的边界越推越远，中原朝代更替的号角也传递到江南。

确立与周王朝的关系成为这片土地的当务之急。

泰伯和仲雍的传说让这场文明的归顺在天下观所生成的五个圈层中，从需要征伐的、边远的，荒远的边缘圈层一跃而进入到以中原为核心的五个圈层中的第二圈层。

几千年来，中国的疆域版图变化巨大，但人们对天下的地理政治认知几乎没有改变，天下之中的文化核心的吸引力也从未真正丧失。

因为这种文化的向心力，古老的中国总显示出一股非凡的恢复力。尽管它曾被狠狠击溃，曾流离失所，曾四分五裂，但只要有一个城市担当起可以成为天下之中的凝聚力，它就可以重建。

这个理想又是如此神圣而又充满秩序感，在不可确考的夏商周时代，在有信史可稽的王朝更替里，它就像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信念体系，根植在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情感与眷念里。即便它从未真正实现过，它也塑造了中华，并在塑造的过程中赋予了城市意义与未来。

可以说，精神上的向心力塑造了中国，而想成为一个瞩目的城市就必须具备或靠近这种向心力。为了让南京成为天下之中，六朝的帝王用礼乐深刻塑造过它的面目，大明的皇帝用实实在在的权力辐射过王朝的每一寸土地。

然而，当天下之中的理想不再是精神上的向心力，而是真切笨拙的政治举措时，它也会打碎它一手塑造的中华。18世纪初，西方完成地理大发现之后，修《明史》的清朝史官在评述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时，对世界居然有如此多的文明中心难以置信，痛斥其“荒渺难稽”。

乾隆五十八年（1793），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派遣来要求通商的使者，乾隆皇帝摆出天朝上国的威仪，傲慢地在敕谕中告诉使者：我们是天朝，你们倾心向化，仰慕天朝，我可以理解，但我们的文明你们是学不会的。对于你们希望通商的愿望，我们天朝觉得自己抚有四海，万国来朝，无所不有，根本不需要你们制办物件，自然也没必要通商。

这封荒唐到几分悲凉的敕谕与十几年前就已经签署的《独立宣言》，几乎可以被视作同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那曾让华夏一次次化险为夷的天下观，从强大到神圣的凝聚力，一跌而成为落后的时代掣肘，即便古老华夏在真实的政治地理格局前如梦初醒，一切也都将不留余地，不复回返。

六千年前的青铜器皿从承载起意义的那一刻开始，这文化的脉流就未曾中断。然而，遗憾的是，天下之中是一个理想的感召，一种文化情感的认同，是精神力量上的开放与格局，一旦落实为具象上的平衡，比如明代帝王，对平衡的理解就局限于如何致力于让全国各地经济均等，这时的天下之中就逐渐成了荒谬的自我催眠。

南京从一个默而无声的化外之地，因天下格局的向心力，被吸纳进华夏的圈层中，成为中国的一部分。它因“金陵王气”可为天下核心的帝王预言，而不断被打压，成为王朝刻意平衡的棋子；它因朱元璋居天下之中的实力成为华夏圈层的核心，辐射全国。最终，失去想象力的天下观又让这个城市首当其冲地成为王朝归葬的殉难品。

因为南京，我们将理解天下之中的伟大，也因为南京，我们看见天下之中的凋零。它的过去是中国的过去，也是天下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