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2013年元旦，再过几天即是小寒，民谚有“小寒时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抖”之说。在气温家族的谱系中，江南冬季的阴冷并不比北方的严寒来得温柔，雪固然是罕见的，几年也难得遇到一次，但雨却总是不期而至，一次次打乱了人们出行的计划。这是来自北京常年辗转各地遍寻人文遗迹的著名藏书家韦力所能预料到的，幸运的是，他赶上了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韦力当天上午在本地两位书友的陪同下先后寻访了位于桐乡境内的张履祥、吕留良和丰子恺的遗迹。简单的午饭后打算用更多的时间前往乌镇寻找位于杨树浜的鲍廷博“知不足斋”。相对于张履祥、吕留良和丰子恺，韦力对这位在中国藏书史上声名显赫的藏书家、校勘学家、刻书家有着更深一层的亲近感。他曾为鲍廷博作过专文，评价甚高，现移录于此：

鲍廷博为清中期著名藏书家、校勘学家及刻书家，并与当时的著名藏书家、学者都有广泛交往，如阮元、袁廷梼、顾广圻、黄丕烈、卢文弨、钱大昕、吴骞、王鸣盛等。

他平生以书为性命，朱文藻在“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写道：“三十年来，近自嘉禾、吴兴，远而大江南北，客有以异书来售武林者，必先过君（指鲍廷博）之门，或远不可致，则邮书求之。浙东西藏书家若赵氏小山堂、卢氏抱经堂、汪氏振绮堂、吴氏瓶花斋、孙氏寿松堂、郁氏东啸轩、吴氏拜经楼、郑氏二老阁、金氏桐华馆，参合有无，互为借抄，至先哲后人家藏手泽，亦多假录。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征以证之，广询以求之，有得则狂喜，如获珍贝，不得虽积思累岁月不休。”乾嘉学派著名学者王鸣盛也说他“为人淹雅多通，而精于鉴别，所藏书皆珍抄旧刻，手自校对，实事求是，正定可传”。著名校勘家顾广圻云：“鲍以文收储特富，鉴裁甚精，壮岁多获两浙故藏书家旧物，偶闻他处有奇文秘册，或不能得，则勤勤假抄厥副，数十年无懈倦。”

鲍廷博不仅藏书丰富，亦能研之读之，在校勘方面受到当世学者称许，顾广圻在“知不足斋丛书”序中写道：“其称说一书，辄举见刻本若抄本、校本凡几，及某刻本如何，某抄本如何，某校本如何，不爽一二也……每定一书，或再勘三勘，或屡勘数四勘，祁寒毒暑，舟行旅舍，未尝造次铅椠去手也。”

乾隆间开《四库全书》馆，鲍氏为献书最多者之一。翁广平云：“乾隆间献书，先生聚家藏善本六百余种，命长子士恭隶仁和县籍，进呈乙览。先生之书大半宋元旧板、旧写本，又手自校雠，一无讹谬，故为天下献书之冠。”经过选择，《四库全书总目》著录其书三百七十八种、三千五百八十一卷，入存目一百二十五种，多为子、集两部书。

其藏书处有：知不足斋，自其父“筑室储书，取《戴记》‘学然后知不足’之义以颜其斋”。赐书堂，因献书受高宗颁赐《古今图书集成》，“辟堂三楹，分贮四大厨，颜其堂之额曰‘赐书’”。又有贞复堂、困学斋、灯味轩、宝绘堂、花韵轩等。

鲍氏亦是著名的刻书家，金天翮评曰：“廷博文学不足传于后，而有力好事，能精雕秘籍以饷当世，书为当世重，其名不朽，自是而士礼居、守山阁、粤雅堂等继踵而起，遗风且至于今未沫，以视稽古之荣，亦何多让哉！”（《皖志列传稿》卷三鲍廷博）

鲍氏所刻主要有“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三十函，二百四十册，刻入书籍二百零七种，七百八十一卷。其《凡例》云：“是编诸书，有向来藏弆家仅有传抄而无刻本者，有时贤先辈撰著脱稿而未流传行世者，有刻本行世久远旧板散亡者，有诸家丛书编刻而讹误脱略未经人勘正者，始为择取，校正入集。”又称：“是编每刻一书，必广借诸藏书家善本，参互校雠。遇有互异之处，择其善者从之；义皆可通者，两存之；显然可疑而未有依据者，仍之，而附注按语于下；未尝以己见妄改一字。盖恐古人使事措辞，后人不习见，误以致疑，反失作者本来也。详慎于写样之时，精审于刻竣之后，更番铅椠，不厌再三，以期无负古人。”因此，鲍氏所刻之书均为善本，受到学者称道，如法式善《陶庐杂录》卷四云：鲍氏刻书“最精，校雠亦缜密”，“惜后来大部书未尽付锓，人间遂不可得见矣”；吴翌凤亦称赞曰：鲍氏“得本之精，雠校之审，视毛氏有过之无不及者”。除“知不足斋丛书”外，鲍氏所刻尚有“鲍刻六种”两函十四册；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聊斋志异》，世称杭州青柯亭本，为最早之刻本。

以上文字虽仅是援引史料，但已使人感受到韦力对这位二百年前藏书界前辈文化成就的仰慕和推崇之情，所谓惺惺相惜也。换言之，韦力对鲍廷博乌镇遗迹的寻访，有着更多的期待。

只可惜，斗转星移，沧海桑田，二百年后等待韦力一行的只有一句“恨西风吹净了无痕”的感叹—已难以觅得知不足斋的任何踪迹。对此，韦力不免感慨道：

鲍廷博的知不足斋在藏书界名气已经大响了二百多年，而今，到了我要去拜访它的时候，却难以寻找到相关的遗迹。这种结果我虽有心理准备，但还是忍不住跟带我前来的范笑我兄大发一顿感慨。现在各地的经济都在打文化牌，而知不足斋曾受到乾隆和嘉庆两朝皇帝的关注，若把这座书楼恢复起来，凭这两位皇帝的关照，就已经是宣传噱头。我跟笑我兄说，想办法鼓励当地的大力者来搞这方面的投资，肯定能吸引太多的游客到此一游。这天寻访乘坐的是范笑我朋友顾兄的车。顾兄在嘉兴旅游局工作，对当地情况较为了解，他说，确实有一个人在当地搞过农庄开发，是想建成休闲旅游场所，他跟这位老板还属于半熟人，可惜当时没有想到“知不足斋”这个品牌。

二

一时的没有想到，并不代表彻底被遗忘。其实，桐乡的文化人向来没有忘记鲍廷博这位卓有成就的文化先贤，一直把他视为历代流寓桐乡寓贤之中的佼佼者。

所谓“流寓”，是指自愿或被迫离开籍贯地，侨居至他乡者。而“寓贤”—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寓者，寄也；贤者，多才也—就是那些侨居者中有才华有建树的贤能者。

在鲍廷博去世七十余年后的光绪十三年（1887），由咸丰进士严辰总纂的《（光绪）桐乡县志》刊行面世，第一次郑重其事地将鲍廷博的事迹在地方上最重要的历史文献中作了如实记录。

跟鲍廷博相关的资料首先出现在“卷首二”的“天章”中，这里收录了与桐乡有关的清代帝王的诗文，其中就有清高宗乾隆和清仁宗嘉庆两位皇帝所作的涉及鲍廷博及其知不足斋的两首“御制诗”。

一首为乾隆所作，题为《题唐阙史》：

知不足斋奚不足ⁱ，渴于书籍是贤乎？

长编大部都庋阁，小说卮言亦入厨。

《阙史》两篇传摭拾ⁱⁱ，晚唐遗迹见规模。

彦休自号参寥子，参得寥天一也无？

原注：i.鲍士恭家藏书处名“知不足斋”。ii.是书分上下两卷。

另一首为嘉庆所作，题为《内廷知不足斋诗》：

斋名沿鲍氏，阙史御题诗。

集书若不足，千文以序推。ⁱ

予别有所会，萦心维邦基。

寰区至广大，焉能物无遗？

不足志最众，抚字须真知。

既知亟拯救，饱暖渐可期。

民足君始足，民艰君道亏。

一夫不得所，吾之责奚辞？

譬诸舟寄水，浮沉系安危。

凛训爱庶姓，念兹复在兹。

原注：i.斋额沿杭城鲍氏藏书室名。乾隆辛卯、壬辰，诏采天下遗书。鲍士恭所献，最为精夥。内《唐阙史》一书，曾经奎藻题咏。嗣后其家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以《唐阙史》冠册。用周兴嗣千文以次排编，每集八册，今已十八九集，可为好事之家矣。

从内容和注释可知，知不足斋之名后来被内廷所借用，有人为此还向皇帝密告，企图诬陷鲍氏的僭越之罪。好在嘉庆皇帝也是帝王中难得的爱书人，不仅不以之为忤，还坦承皇家才是袭用，并作诗勖勉。嘉庆为此还传谕抚臣：“朕帝王家之知不足，鲍氏乃读书人知不足也。”在新一代皇帝的眼中，鲍氏俨然成了天下读书人的代表。

《（光绪）桐乡县志》中有关鲍廷博全面的事迹，则展示在卷十五“人物志下·寓贤”中。文不长，照录如下：

鲍公廷博，字以文，号渌饮（又作绿饮），安徽歙县人。父思诩，以服贾来浙，先家于杭，后迁于桐邑青镇东乡之杨树湾。

公为歙县诸生，力学好古，喜购秘籍，虽重价勿吝，蓄异书几及千种。阮文达公与公契合最深，视浙学时，每于按试嘉、湖之便，棹小舟，造其居，观所藏书。后抚两浙，时邀公至节署谈论校雠，于文达所刊各书为功甚多。

乾隆癸巳（1773），纯庙诏开四库馆，搜访海内遗书，公遣长子士恭，应诏进书六百余种。明年，奉旨嘉奖，与浙江范懋柱、汪启淑、两淮马裕，并各颁赐《古今图书集成》一部。又明年，给还原进书籍，而《唐阙史》《武经总要》二书皆蒙御题，有“知不足斋奚不足，渴于书籍是贤乎”之句。并于大内斋额，亦仿公藏书室名，题曰“知不足斋”，海内荣之。自后叠拜伊犁、金川战图之赐。庚子五次南巡，公迎銮献颂，获赏大缎二匹。

公因取所藏古今善本，刊刻“知不足斋丛书”，而以御题《唐阙史》冠诸首。每刊一集，即以进献。至嘉庆癸酉（1813），睿庙命疆吏垂询“丛书”续刻，公复进二十六集，得旨嘉奖，赏给举人，时年已八十有六矣。

明年疾革，遗命子孙续刻告成，以无负天语褒嘉之至意。故殁后，子士恭刊成二十七八两集，孙正言刊成二十九、三十两集，前后进献。而赐书之在杨树湾者，幸居乡僻，未遭兵燹。光绪庚辰（1880），谭中丞钟麟修复西湖文澜阁，由公曾孙寅缴呈贮阁，以资宝守。

公生平精力尽于校雠，稿多散佚，仅遗诗三卷。其《夕阳》诗三十首，尤脍炙人口，因呼为“鲍夕阳”云。著作见《艺文》。

“寓贤”中著录自宋代以来，曾经寓居原桐乡县一地的外籍名贤共四十三人。如果除去相关附录的资料不算，当以对鲍廷博的描述内容最多，且文字远胜于其他四十二人。这四十二人并非等闲之辈，比如担任过南宋参知政事的著名诗人陈与义，开创元代新画风和“赵体”书法的赵孟，元季文坛领袖杨维桢，明代“开国文臣之首”宋濂，等等。按说，无论是知名度还是影响的广泛性，鲍廷博均无法与这些人相提并论。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给予鲍廷博如此之多的笔墨呢？

首先，当然是因为鲍廷博受到了清代前后两位帝王的青睐，这也是翰林出身的地方志编纂者严辰所津津乐道的地方。我国封建社会的体制是君主集权制，而将君权推向顶峰的正是清王朝。皇帝不仅是手握生杀予夺之权的最高统治者，还是天下人必须无条件敬奉的“天子”；皇帝既主导着臣民的肉体存亡，还控制着他们的精神世界。两代帝王，前呼后应式的表彰，已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耀，地方上也引以为豪。所以当后人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很自觉地将之视为帝王对当地恩宠的象征，不仅悉数照收，而且置于卷首，从而凸显其重要性。

其次，鲍廷博家族寓居桐乡的时间比较长，且与本地文人群体有密切交往，有足够的时间和机会对当时和后世形成较大的影响。据鲍廷博好友赵学敏的记载，鲍氏“于甲辰岁移家槜李”，“甲辰”即乾隆四十九年（1784），“槜李”即桐乡的别称。鲍廷博本人于嘉庆十九年（1814）卒于乌镇，前后至少三十年之久。其后代从此“世居乌镇，遂占籍焉”，有迹可查的是到玄孙鲍宗海一辈。居桐期间，鲍廷博及其后人与本地的画家方薰、收藏家金德舆、诗人顾修、程同文及严辰等文人过从甚密，留下了不少书林佳话。

说到底还是鲍廷博自身文化成就的不可替代性，造就了他在地方士子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在以上近六百字的传记中，志书作者从藏书、献书、刻书和著述四个方面如实呈现了鲍廷博不凡的成就。这样的业绩，即便放到整个中国藏书史上也是十分耀眼的。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鲍廷博的藏书成就主要完成于前半生的杭州时期。但自从移居桐乡后，其家族与文化活动的重心随之转移，特别是校勘和刻书事业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作为一个曾经两次在科场上名落孙山的落魄士子，鲍廷博最终因“好古绩学，老而不倦”的精神和“广刊秘籍”的功绩，打动了最高统治者，被破例“赏给举人”，从而实现了身份由平民士子向士大夫的华丽转身。这在当时就是皇帝口中的“艺林之盛事”，地方官员眼里的“千载不易觏之荣”，文人士大夫心目中所谓的“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