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排座次似乎是全人类的共同爱好，最著名的就是《水浒传》重头戏梁山泊英雄排座次，那些英雄的本事已经让作者作了充分的铺垫，因此除了个别人物，大体都没什么争议。现在流行的体育赛事、大学排名等，因为有着许多硬性的规定，排起来也比较方便，争议较少。但有些座次排起来因为缺乏相关规则，往往引起争议，尤其是近百年来流行的点将录，无论是诗坛还是文坛，几乎每一录都会有人提出异议。如果把藏书界也算一界的话，这一界内的座次以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所说的“藏书家五等”最为流行。

洪亮吉把藏书家分成五类，分别是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可见其视考订家为藏书家中的头等。他在每一等中列出两位代表人物，考订家列出的是钱大昕和戴震。如果以学问论，这种排法绝无异议，但问题是，洪亮吉所说的这段表述前，还有这样一段盖帽语：“藏书家有数等。”既然说的是藏书家，似乎钱大昕和戴震在这方面不很擅长，如何将二人排在头等呢？洪亮吉举出的例子中，范氏天一阁和吴氏瓶花斋归入了第三等收藏家，天一阁在中国藏书史上的地位当然不容撼动，但当年范钦所藏主要是通行本，他没有善本珍籍的概念，当然他也许有之，但志不在此。

从洪亮吉举出的例子看，似乎第四等的赏鉴家才称得上是在藏书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因为他举出的人物是黄丕烈和鲍廷博。黄丕烈藏书以宋本名世，他的藏书理念在业界影响深远，鲍廷博也是位大藏书家，但后世学者和藏家更关注他在刻书上的成就。将这两位放在一起并提是否合适，可以另论，但是洪亮吉将此二人排在第四等，只比著名的书商高一等，未免让爱书人为之鸣不平。

洪亮吉为何这样分，他没有作详细解释，只是在每等中画龙点睛地说两句，比如他给赏鉴家的定语是：“次则第求精本，独嗜宋刻，作者之旨意纵未尽窥，而刻书之年月最所深悉。”这句评语需要吹毛求疵一下：黄丕烈的确喜欢宋刻本，其堂号“百宋一廛”名扬海内，他也自称“佞宋主人”，但如果翻阅黄氏所撰《荛圃藏书题识》的话，能够发现上面提到的善本珍籍一大半都不是宋刻，何以称他对宋刻有“独嗜”？鲍廷博的藏书目录没有流传下来，也许是他忙着刻书没有编目，如果是这样的话，洪亮吉如何知道他专藏宋刻本呢？更何况鲍廷博所刻的“知不足斋丛书”大多能考订出底本，这套丛书的底本也大多不是宋本，所以洪亮吉给出的这句评语显然不符事实。

洪亮吉认为鉴赏家的水平不高，因为他们只关心刻书的年代而不在乎该书的思想内容，这一点很值得商榷。黄丕烈、鲍廷博校书无数，校勘学毕竟不只是找错字，还需要有很多的综合判断。何以能给这些大家如此贬低之语，今天难窥洪亮吉的心思，更何况，他也不是藏书圈资深人士，以至于后世爱书人怀疑他究竟懂不懂藏书旨趣。但是，他的这段话被清末藏书家叶德辉转录进《书林清话》中，由此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至于凡是谈到古代藏书家时，必会拿出来唠叨一番，对于其所说的合理性，只是偶尔有人腹诽几句，少有人写文驳斥。

杨成凯先生二十多年前写过一篇《藏书家的眼光》，其中就谈到了洪亮吉的这段名言。杨先生说，洪亮吉的分等和命名有很明显的褒贬，今天大可不去理会，然而他的观点却很有代表性。杨先生逐一分析了洪亮吉对五等给出的评语，谈到黄丕烈时，他说通过黄跋可以看到：“他得到一个本子往往不等过夜，立即‘挑灯’急校。他校书有所发现，欣喜若狂。已经过去了二百年之久，他的藏书题跋中蕴含的爱书如命的激情，还是那么深切地感动着每一个读者。”

杨先生接着讲到了鲍廷博：“说鲍廷博是赏鉴家就更不合适，他用毕生的精力校书和刻书，用今天的眼光看，工作性质应该属于整理古籍，水平高低另当别论。他抄书和校书出名，却没有听说他收藏多少宋本，‘独嗜宋刻’的帽子也扣不上。”

杨先生点出了鲍廷博的长处—他更多的是以刻书名世。刻书的前提需要有大量的底本，为了作出版前的校勘，还需要广备异本，从这个角度来说，古代的大刻书家往往也是大藏书家。为此，要研究鲍廷博，就需要从他的藏书入手，再来探究他的刻书思想。

在此之前，我读到过的相关专著有刘尚恒先生的《鲍廷博年谱》和周生杰、杨瑞合著的《鲍廷博评传》，这些书让我对鲍廷博有了更多的了解，使我更加认为洪亮吉对他的评语不准确。而今又读到了夏春锦、沈思佳合著的《鲍廷博传》，使我对鲍廷博这位书界传奇人物又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

鲍廷博祖籍安徽歙县，其父、祖皆经商，寓居杭州，又于乾隆四十九年（1784）定居桐乡乌镇的杨树湾。多年前，我在范笑我先生的带领下，到那里寻找过知不足斋遗迹，可惜眼前只是一片茂密的芦苇荡。哪里还能找到与鲍氏有关的遗迹，这是我念兹在兹的事情之一，而这部书稿让我得知，鲍廷博的故乡长塘村至今还在，不禁又勾起了我前往一探的欲望。

鲍家藏书始于鲍廷博之父鲍思诩，“知不足斋”这个堂号也是鲍廷博从父亲那里继承而来。对于鲍思诩的藏书状况，吴长元在《斜川集》跋语中称：“友人鲍以文氏，嗜奇好古，先世所藏两宋遗集，多至三百余家。”在清代中期，宋人集子能够藏到这样的数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足以说明鲍思诩藏书质量之高，况且能够找到这么多数量，也需要与之相当的财力。我曾好奇于鲍思诩哪里来的这么多钱，后来在艾尔曼的《从理学到朴学：中华帝国晚期思想与社会变化面面观》中读到一句话，他认为19世纪之前，江南大多数藏书家都是凭借经营盐业赚取利润起家的，他举出了“扬州二马”，同时谈到了鲍廷博：“他家因在浙江经营盐业，已在杭州落户。”经营盐业在那个时代当然是一等一的大买卖，这也就不用奇怪鲍家有那么多钱买书了。

关于鲍廷博在杭州的情况，我以往未曾留意，从本书中得知，他住在杭州的睦亲坊，即今日弼教坊一带，这里曾经是南宋著名编辑家陈起开书铺的地方。陈起在这里刊刻的《江湖集》有很大影响，于是有了“江湖诗派”一说，我曾到那里探访过陈起遗迹，却不知道鲍廷博也曾居住于此。以他那渊博的知识，他应该知道这里曾经是陈宅书籍铺所在地，说不定他的刻书之好正是由此而引发的呢。

青柯亭本《聊斋志异》是这部名著的第一刻，这些年来在市场上见过几部，但刊刻得颇为粗糙，以至于我怀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然本书中在谈到鲍廷博“助友刊刻”时，举出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聊斋志异》的成书过程。当年赵起杲从福建郑方坤后人那里得到了《聊斋志异》手稿后，正是在鲍廷博的怂恿下才得以付梓。鲍廷博为此书的出版付出了不少心血，赵起杲在《弁言》中特意提到：“出赀勷事者，鲍子以文。”夏春锦、沈思佳在专著中特意提到了赵起杲虽然是一方知府，却囊中羞涩，“鲍廷博因世代经商，经济富裕，便慷慨资助赵氏刊刻了这部文学名著”。由此让我得知，鲍廷博不但是《聊斋志异》出版的“始作俑者”，同时还是刊刻该书的出资人。

本书中一个重要章节是鲍廷博与书友间的交往，从文中所讲让我了解到，鲍廷博的部分藏书是朋友所赠，比如郁礼赠给他叶石君旧抄本《两汉刊误补遗》等三部，倪建中赠给他《麓堂诗话》，陆贯夫赠给他《困学斋杂录》，等等。鲍廷博得到这些书，主要用于出版校勘，朱文藻在评价鲍廷博的校勘时说：“一编在手，废寝忘食，丹铅无已时，一字之疑，一行之缺，必博征以证之，广询以求之。有得，则狂喜如获珍贝；不得，虽积思累岁月不休。”如此认真，如此痴情，岂能以只知版本来评价之。藏书、校书，对于鲍廷博来说，是他人生最快乐的事，他曾明确地说：“闲窗展卷，心目朗然，盖无以喻其乐也。”

鲍廷博在校勘上付出了很多心血，赵衡阳在《石墨镌华》中称其：“坐拥数万卷，据案校书，丹铅不释手，镌工列坐廊庑。所镌‘丛书’皆先哲未传之业，由是知鲍君心爱古人，阐扬幽隐，延续废坠，而先世遗书藉以再垂不朽，存者没者均以怀感激，岂区区数言所能罄哉！”何以能给出如此高的评价，这是由中国古书特性所决定的。叶德辉在《藏书十约》中称：“书不校勘，不如不读。”为此他列出了校勘有八大功劳，其中之一是：“有功古人，津逮后学，奇文独赏，疑窦忽开。”这正是鲍廷博有功于学界的重要原因，也是赵衡阳给出那么高评价的原因所在。

通过阅读本书，让我得到的最大收获，是两位作者经过爬梳剔抉，还原出一个立体的、有血有肉的藏书与刻书大家鲍廷博，使读者意识到，一个人的专注是何等之有力。按照张之洞的说法，这样的刻书家足可以五百年不朽。以往的赏鉴家被人讥为只是书皮学问，但是这部《鲍廷博传》却为赏鉴家一洗此讥，这正是该书令人读之爱不释手的原因。

我还从书中得到了更多的资讯，比如鲍廷博所用刻工之事，有哪些名家帮助其校勘，他的藏书归宿，等等，本书可谓惠我以实。因为喜爱鲍廷博之故，我边读边将自己的疑问记录下来，有些问题从本书中得到了答案，还有一些疑惑则有待挖掘。

比如后世对于鲍廷博的刻书，主要是谈论“知不足斋丛书”，叶德辉在《郋园读书志》中提到鲍廷博刻过大开本的《唐阙史》《曲洧旧闻》等六种，叶德辉经过比勘发现该刻本与汪汝瑮所刻的《书苑菁华》版本完全相同。后来傅增湘在《藏园群书题记》中谈到鲍刻的这几种大开本书时，猜测当年鲍廷博正在督刻巾箱本的“聚珍版丛书”时，遇到了汪汝瑮，汪拿出一些稀见之本请鲍帮着代刻，此乃这几种大开本的缘起。后来谢国桢也谈到了鲍刻“知不足斋丛书”中有大开本和巾箱本两个版式，其中大开本有七个品种，谢国桢夸赞这七种书：“刊刻工整，纸墨精良。”遗憾的是，近几十年我在市面上仅见过两种。关于它们的相关情况，却查不到更多资料，如果能就此话题深入研究下去，必将成为佞书之人津津乐道的话题。

期待着夏春锦和沈思佳能够将与鲍廷博有关的问题继续挖掘下去，以便让爱书人读到更多有趣的话题。

韦力

壬寅年端午节于芷兰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