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 宦游人之子，奠定温和坚定本色

论籍贯，司马光是陕州夏县涑水乡的人。涑水是司马光心中的故乡，他晚年写信写文章，总是自称“涑水司马光君实”，君实是他的字。司马光还有一本书叫作《涑水记闻》。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追究起来，从1019年出生到1038年进士及第，司马光真正在涑水老家生活的日子其实寥寥无几。他出生在光州光山县（今河南光山县），“司马光”的“光”字就来自光山。光州光山县、寿州安丰县（在今安徽寿县境内）、遂州小溪县（今四川遂宁船山区）都留下了司马光童年的足迹。从七岁到十二岁，司马光先到洛阳，后到开封，在宋朝两个最大最繁华的城市里长成了翩翩少年。十二岁之后，他又到过耀州（今陕西铜川耀州区）、利州（今四川广元）和凤翔（今陕西宝鸡凤翔区）。又过了几年，司马光重返开封，一直生活到二十岁进士及第。光州、寿州、遂州、洛阳、开封、耀州、利州、凤翔、开封，从呱呱坠地到金榜题名，在正式进入社会以前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司马光竟然住过八个地方，搬了八次家。

小孩子搬家当然是因为父母的关系——司马光的这八次搬家，都是因为他父亲司马池的工作调动。宋朝实行的是承自隋唐的高度集权的人事管理制度，所有正式官员都由中央任命，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调度。作为官员，司马池必须服从分配，不断搬家。这种生活状态，古人叫作“宦游”。

跟随父亲宦游四方，是司马光成年以前最基本的生活状态，宦游之中的司马池是司马光的第一个人生榜样。

二十年之中，司马池竟然被调动了如此多次，平均在每个地方工作两年多一点。作为官员家属，夫人聂氏也得拖儿带女跟着丈夫不断地旅行、搬家。当时旅行的速度很慢，夸张点儿想想，聂氏的时间简直就是在不断重复地收拾包裹与打开包裹之间度过的。对小孩子司马光来说，旅行、搬家肯定是很好玩的事情。但是，对官员司马池来说，宦游首先不是搬家，而是职位调动，每次调任，他都有许多新的关系要面对，有许多新的问题要处理。

司马池是一个又温和又硬气的人。他二十七岁中进士，得到了第一个职位——河南府永宁县（今河南洛宁）主簿。主簿官卑，司马家自然不富裕，司马池骑不起马，“出入乘驴”，遭到了顶头上司陈县令的鄙视。司马池因为公事去拜谒这位县令，结果陈县令“南向踞坐不起”。脸朝南，大大咧咧地坐着，看见司马池来了，连屁股都不挪一下。县令和主簿是同僚，分工不同，地位有高下，但同为天子之臣，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平等的。司马池给陈县令行礼，陈县令应当回礼，然后双方分宾主东西向对坐。陈县令是主人，地位较高，应当坐在东面——“东家”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司马池是客人，地位略低，应当坐在西面。虽然规矩如此，但是陈县令根本就没把司马主簿放在眼里，存心不守规矩，想要欺负欺负司马池，给他来个“下马威”，看司马池如何应对。“池挽令西向，偶坐论事，不为少屈”[1]——他走上前去，把县令从北面的椅子上拉起来，让他坐到东面上，然后自己在西面坐下来，开始讨论公务，一丝一毫也不肯屈服！

这是斤斤计较吗？是，也不是。因为司马池所计较的，不是个人地位，而是礼仪秩序。座次事小，等级秩序事大。司马池是一个尊重现有秩序、努力维护现有秩序的人。

相比之下，陈县令是个没有原则的人，他为人“傲狠”，只关心权势。司马池骑驴，说明家境一般；再打听打听，他的爹只做过小小县令，而且早已去世。这么个无钱无势的小主簿，不欺负他欺负谁？没想到这家伙不好欺负。司马池的这一番动作，肯定把陈县令给弄蒙了，等陈县令明白过来，想要报复，却怎么也抓不到司马池的把柄。在接下来的任期当中，司马池对这位陈县令“不阿意以随其曲，不求疵以彰其过”[2]，既不曲意奉承，也不吹毛求疵，不卑不亢，保持了下级对上级的基本礼数；对自己的本职工作兢兢业业，清廉、勤勉，百姓爱戴，同事敬佩。无欲则刚，这就是司马池“敢把县令拉下座”的秘密。

“敢把县令拉下座”，是司马光出生以前的故事。这种坚持原则、无欲则刚的勇敢，伴随了司马池一生。宦游之人，经常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处理与上级之间的关系。按照宋代制度，官员由中央的组织部门统一审核、提拔，地方政府基本上没有人事权。但是，中央考核、选拔官员靠什么？响当当的政绩之外，就是地方或者部门长官的评语、推荐了。下层官员（“幕职州县官”）想要升到中层（“京官”）去，必须获得一定数量的推荐信。这个东西攒不够，想要从“下层”上“中层”，是万万不能的。为了得到推荐信，那些没有背景的下层官员使尽浑身解数结交有推荐资格的大官，甚至有人笑话说他们“只要能得到推荐信，杀人放火浑不吝”。当官的人说不想升官，不是谎言，就是空谈。所以，当官的人都会非常顾忌长官、大官对自己的看法，会努力跟上级搞好关系。但是，上级意志和百姓利益、职业原则不一定总能保持一致，当上级意志和百姓利益、职业原则发生冲突的时候，就把宦游人摆到了一个相当为难的境地。

在司马光的出生地光州就发生了一件事，把司马池摆在了上级意志和百姓利益之间。

这一年，开封的皇宫大内着了一场大火。火灾过后，宫殿需要重建。火是在开封的大内烧的，重建的影响却是全国性的。为了重建大内，宋真宗下旨，命令各州收购竹材木材。上级最喜欢的下级类型，是一声令下，坚决执行，毫无保留，不打半点折扣。这一点，光州的知州盛度做到了，他在接获中央命令之后，雷厉风行地召来了属下四个县的县令，下达了限期三日的收购指示：三天之内，各县必须缴纳规定数量的建材。但是，光山县的县令司马池却告诉他，三天交差，办不到。为什么办不到？因为所需建材，非光州本地所产，必须到邻近地区采办，一来一往，三天根本不够。

这位盛知州当过翰林学士，只是因为在开封的高层政治斗争中站错了队，才被外放到光州来。虽然被贬了官，但是气势还在，影响力还在。一个小小的县令、下层官员，竟敢当面抗命？！盛度大怒。但是，司马池态度坚决，语气肯定：“三天不可能！”

最终的结果怎么样？光州下属四个县，没有一个县是三天之内就把建材交齐了的。而司马池所领导的光山县交得最早！为什么？因为司马池平时对老百姓讲信用，体恤老百姓的难处，所以，光山的老百姓也不愿意让他们的好县令为难，积极配合，主动工作，不等催督就完成了搜集建材的任务。

三天缴齐建材，是完不成的任务，这一点，其实早在盛度下令时，各位县令就心知肚明，唯一不了解情况的是刚刚到任的盛度本人。但是，除了司马池，没人敢吭声。为什么？盛度是谁？他是知州，县令的顶头上司，各位县令的年终考评、任期鉴定，都得他来定调。盛度还是谁？前任翰林学士，余威犹在，人脉广阔。这样一位顶头上司、前任翰林，各位县令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呢，又怎么敢得罪？特别是那些跟司马池一样，还处在下层的官员，心里都指望着跟盛度搞好关系，让他帮忙弄一封推荐信来，谁敢当面顶撞？

只有司马池！司马池做官，从“把陈县令拉下座”到“当面顶撞盛知州”，十几年如一日地坚持着自己做官的原则，从不为了取悦上级而做违反原则的事。当然，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就是，当同时参加工作的官员都升到中层的时候，他却因为升等所必需的推荐信一直没有攒够，还停留在下层。司马池在下层的级别上一共滞留了十七年，他的好朋友庞籍后来总结说，别的人遇到这样不公平的待遇，早就“愤慨叹息”、牢骚满腹了，而司马池却“处之怡然”。[3]他求仁得仁，甘之如饴。

有意思的是，正是这位遭到司马池当面顶撞的盛度知州，为司马池带来了好运气。在光山任上，司马池得到了升迁所需的推荐信，而且推荐信超过了规定份数。可见盛度不是糊涂人，他明白那些实事求是、敢于顶撞的下级，其实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坚决执行”的下级要有价值得多。

不过话又说回来，司马池对上级错误的纠正从来都不是“愤怒抗议型”的，相反，他对上级的抗议走的都是温和路线，坚定、理性，不羼杂任何意气用事的成分。而且事后不管对方反应如何，他自己总能做到谦和有礼，不巴结、不对抗。所以，尽管他遇到的上级不都像盛度这样赏识他，但是，他们也挑不出他的毛病，最多不给他推荐信罢了。

司马池在下层的级别上滞留了十七年。级别上不去，工资待遇有限，家人生活肯定要受影响。在司马光之前，司马池和妻子聂氏先后生过三个孩子，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第一个男孩司马旦，比司马光大十三岁；第二个男孩司马望，很聪明，但是不幸短命，很小就没了。到光山之后，又添了司马光。一家五口，负担不轻，日子过得不易，但是，司马池却能够安之若素。

司马池能够守道安贫，除了他个人能坚持理想，夫人聂氏够贤惠之外，还应当特别感谢涑水的司马家族。在司马池准备考试的过程中，家族给了他极大的支持。用如今流行的庸俗市场理论来分析，这是投资，投资就应该有回报。司马池考中做官之后，司马家族就该一拥而上瓜分红利才是。实际上恰恰相反，十几年过去，司马池做官的收入，大概仍然只够他的小家庭开支，搞不好还要涑水老家支援。留在涑水的那一大家子几十口人，还像从前一样，靠着祖传的田产和辛勤的劳动过着殷实的日子，并没有想要从司马池的权力地位中“捞一票”。

做官的人不应该为经营家业操心，不能“以利灭命”[4]、因为贪图利益而背弃理想、出卖灵魂——在宋朝，这样高尚的官员，司马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培养子弟读书当官不是投资，更不是把贼送进金库去当内应——在宋朝，这样高尚的家族，司马家也不是独一无二的。南宋就有一位官员曾经深情地回忆说，他父亲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地主，却坚持认为，既然当官，就不该再为挣钱养家的事操心了。为了让他不慕名利，做一个有操守的好官，父亲不仅从不要求他在经济上对自己有所回报，而且还主动“倒贴”，替他照顾九个孩子，甚至用自己的钱为他置办田产。[5]

高尚的家族才能培育出高尚的官员，这话是千真万确的，在司马池身上适用，在司马光身上也适用。当然，这是后话。

对于违反常理、良心和原则的上级意志，理性抗议，温和坚持，不卑不亢，有礼有节，这就是司马池的宦游态度。这种态度让他在下层的级别上滞留了十七年，但最终为他赢得了广泛的认同。

1025年，司马光七岁的时候，司马池得到新任西京留守刘烨的推荐，被调到洛阳担任刘烨的下属，并且很快就被提拔成刘烨的副手。北宋的首都在开封，被称为东京，开封西边的古都洛阳，被称为西京。东京开封，西京洛阳，一个政治中心，一个文化中心，就像是双子星座。司马池这样一个毫无背景的官员能够进入两京工作，起作用的显然是他良好的声誉。

一年多以后，群牧司的判官职位出缺，司马池的良好声誉再度起效。群牧司负责管理马政，关系国家安全，它的长官在当时是由宋朝的最高军事机关——枢密院的长官兼任的。群牧判官是群牧司的实际负责人，属于中层官员中的紧要职位。撇开这个职位本身的重要性不说，群牧判官在整个官僚升迁制度中的位置也相当要紧。群牧判官任满之后，在京可以出任开封府的推官或者三司副使，出京就是方面大员，可以督管好几个州的经济、运输、司法。谁都想在这个职位上“经历一下”。两个群牧判官同时出缺，诱人的好菜上桌，筷子刀叉一齐上阵，拿着“条子”跑官的来了好几十。这“条子”的来头可不一般——“中旨”，“宫中旨意”。“宫中”，不是皇帝，是太后。当时，宋仁宗即位刚四年，才十六七岁，实际掌权的是刘太后。这位刘太后，大节基本上说得过去，就是耳朵根儿有些软，对亲属要求不严格。

群牧判官的任命权掌握在枢密使兼群牧制置使曹利用的手里。两个空缺，几十个走后门的，个个都来头不小，怎么办？这位曹枢密使，年轻的时候曾经在两军阵前出使契丹（1066年复称“辽”），也是个有胆色有血性的。曹利用跟其他中央领导一商量，“得孤寒中有声望才节可以服人者与之，则中旨可塞矣”[6]。要想堵住太后的中旨，只有从那些没有任何背景、家世清寒的官员中选拔有声望、才能气节可以服众的人来当这个群牧判官！

曹利用向刘太后上报了两个人选，一个是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另一个是庞籍。这两个人跟曹利用，跟朝中的任何势力都毫无瓜葛。刘太后欣然点头。司马池、庞籍最终走马开封，就任群牧判官。

司马池和庞籍战胜走后门的人，必定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中间少不得有高层的权力平衡术。然而，能有这样的结果，就足以说明，尽管有拿着中旨跑官的，尽管争权夺利的戏码从未停止上演，但是当时的宋朝官场并没有被利欲彻底熏坏了鼻子、熏瞎了眼，人们还是能够分辨美丑，还是能够认识到原则、正义这些美好东西的价值。

这一年对司马池和司马光来说都意义非凡。司马池终于进入中央工作，司马家和庞家的通家之谊也正式开启。这一年司马光八岁，他搬到了开封，见识了首都的繁华。更重要的是，他小小年纪，就亲眼见证了声誉在一个人的官僚生涯中所起的积极作用。那些苦心经营的关系、那些靠出卖原则编织的人脉、那些肮脏的条子，统统让位，声誉、才能、气节才是最终的胜利者。

在群牧判官任上，司马池和他的顶头上司枢密使曹利用之间发生了一次有趣的小碰撞。当时，很多大臣从群牧司买马，都是赊账。群牧司的账面上欠款很多。曹利用派司马池去追债。讨债，堪称古今中外第一难办的事，司马池却只用了几天时间就顺利完成了追债任务。他是怎么办到的呢？司马池查过账之后，第一个就找到曹利用，说：“古语说‘令之不行，由上犯之’。您欠的买马款还有很多，您不先把欠款缴纳了，我怎么去追别家的债呢？”曹利用闻言大惊，说：“下边的人骗我说都缴过了。”随即命人补缴了自家的欠款。司马池连曹利用的欠款都敢追，还有谁的款是他不敢追的呢？！曹利用都还了，又有谁还敢继续拖欠？！

“令之不行，由上犯之”，主管领导带头遵守，制度才能顺利执行，这番道理谁都明白。但是，敢于开口向顶头上司讨债，这般勇气，能有的人恐怕不多。在开口向曹利用讨债之前，司马池已经做好了得罪上司、被穿小鞋、受挤对的思想准备，曹利用能如此痛快地接受批评、及时还款，又不能不让司马池由衷地敬佩。在餐桌上、在父母的闲谈之间，年幼的司马光耳闻目睹了讨债的过程与司马池情绪的变化。开封政坛给司马池和司马光上的这头一课，非常正面。

但是，开封的水太深了，若有人觉得满目青山秀水、蓝天白云，只能说是此人走马观花、浮光掠影，还没有真正介入开封的政治生活。

司马池进入群牧司工作不到一年，1027年阴历正月，曹利用倒台了。先是被革职罢官，解除了枢密使之职，而后被一贬到底，押送房州（今湖北房县）安置（限制居住）。走到襄阳驿站的时候，在押送宦官的一再刺激之下，最终上吊自杀。开封得到的报告是曹利用“暴病”身亡。消息传来，举国上下为之唏嘘，“死非其罪，天下冤之”[7]。

曹利用是谁？大英雄！1004年，契丹举国来犯，气势汹汹。宋真宗在宰相寇准的支持下亲征，至澶州。两军对垒，战场上形势未分。曹利用奉命出使，达成了寇准所主张的三十万岁币的谈判目标，两国订立“澶渊之盟”，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了困扰多年的边境问题，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安宁。在“澶渊之盟”的订立过程中，如果说寇准是战略上的英雄，体现了领导者的气概，那么曹利用就是外交战场上的英雄！曹利用犯了什么罪？真宗晚年，他参与过对寇准的迫害，当时，刘太后跟寇准两派正在争夺对皇太子，也就是当今皇帝的监护权，曹利用打击寇准，实际上就是帮了刘太后。所以，到这个时候为止，打击寇准还是曹利用的“功”，不是他的“罪”。他最大的罪过，不是别的，而是得罪了刘太后和她身边那群宦官，“初，太后临朝，威震天下。中人与贵戚稍能轩轾为祸福，而利用以勋旧自居，不恤也。凡内降恩，力持不予，左右多怨”[8]。

树倒猢狲散。曹利用倒了，司马池是曹利用提拔起来的，司马池不会受到牵连吗？曹利用的党羽的确遭到了打击，但是，司马池并不包括在内，因为没人觉得他是曹利用的人。虽然曹利用提拔了他，虽然曹利用支持了他的讨债工作，但是，司马池跟曹利用的关系一直是公对公的，“非公事未尝私造”。对于这个当时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司马池始终保持了应有的距离。所以，当曹利用倒台、他的党羽纷纷落马的时候，司马池逃过了一劫。

在常人看来，这是绝对值得手摸胸口，长出一口气，念一声“阿弥陀佛”的万幸之事，而司马池平静如常。“利用贬，其党畏罪，从而毁短者甚众。”[9]“墙倒众人推”，从前那些抢着巴结曹利用的人，利用各种机会撇清自己。人人都赞美司马池的先见之明，“众美其先见而免”。而司马池却淡然一笑，说：“前在洛闻召，谓入为御史，非所乐，故辞。苟知曹公举佐群牧，登即行矣。”言下之意是，他若早知道是曹公推举他做群牧判官，立时三刻就来了！“自是不出一语彰曹之短，诵言嗟痛之。”[10]在曹利用冤死之后敢于声称自己愿意接受他的辟召，并且多次为曹利用的遭遇鸣不平，司马池凭的是什么？

勇气，不畏权势、不贪富贵的勇气。“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也。”正因为不畏、不贪，当曹利用大权在握的时候，司马池可以做到不巴结；同样也是因为不畏、不贪，当曹利用倒霉的时候，司马池能够为他说上一句公道话。变化的是曹利用，是周围形势，不变的是司马池的操守。官场的“万变”，以这样的“不变”，都可以因应。

除了勇气之外，司马池对曹利用应该还有一分真心佩服。曹利用骄傲自大不假，但是这个人有原则，有胆气。刘太后身边那些得宠的宦官个个都是“通天人物”，曹利用竟然毫不姑息，太后的条子，曹利用也从来不给面子。这样的胆气，不是谁都有的！

扳倒了曹利用，宦官们乐了。刘太后身边的得宠宦官皇甫继明，还兼管着估马司，专门负责给马匹定价，然后收购。皇甫继明提出，自己掌管估马司有盈利，请求论功行赏，给自己升官。估马司是群牧司的下属单位，有没有盈利，得群牧司核查确认。核查的结果是“查无此事”。盈利是谎报的，可是鉴于皇甫继明是太后身边的大红人，群牧司上下都打算顺情说好话，“与人方便，自己方便”，让皇甫继明升官得了。但是，这件事最后愣是没能成。因为有一个人拦着不签字。曹利用倒了，群牧司还有人敢坏宦官的事吗？有，这个人就是司马池！

司马池坏了皇甫继明的好事，皇甫继明能让他安生吗？没过多久，司马池群牧判官任满，按惯例应当升任开封府推官。任命状都从皇帝手里批下来，到了皇帝的收发室兼礼宾司——閤门（司），就差送达司马池了，愣生生让皇甫继明的党羽给截下来，堵回去了。司马池好端端的开封府推官，改成了耀州知州！

司马光也只好跟着爹妈搬出了开封城，离开首都，搬到耀州去。小孩子搬家，大概如同过家家，自有乐趣。司马池此次离京，毕竟是受了迫害，他究竟作何想法，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猜司马池的心情多半还是平静的，因为在他的心中隐藏着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有着让他安心的绝对力量。

[1]脱脱等撰，中华书局编辑部点校：《宋史》卷二九八《司马池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903页。

[2]庞籍：《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见清雍正《山西通志》卷一九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见庞籍：《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

[4]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水心文集》卷一四《忠翊郎致仕蔡君墓志铭》，见《叶适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254页。

[5]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水心文集》卷一四《忠翊郎致仕蔡君墓志铭》，见《叶适集》第254—255页；《忠翊郎武学博士蔡君墓志铭》，见《叶适集》第257页。

[6]司马光：《太子太保庞公墓志铭》，见《温国文正公文集》卷七六。

[7]李焘撰，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中华书局，2004年，第2498页。

[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第2491页。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〇七，第2493页。

[10]庞籍：《天章阁待制司马府君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