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我为什么要写司马光

印在一本书最前面的话，通常是最后写成的。

从2011年开始，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为司马光作传成了我生命中最主要的追求。开始是“我要为司马光作传”，然后是“我必须为司马光作传”，再然后，“我欠司马光一个传”。曾经想过置一方闲章，上刻“涑水门下走狗”，来表达我对司马光的景仰——只是这景仰需附加一个条件：“不包括做了宰相的司马光”。生命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就像王安石当年不顾一切地推倒旧法一样，司马光一股脑儿推翻了王安石所有的已变之法。苏轼大声抗议：“当年韩琦做宰相（决策有误）……您是谏官，极力反对。韩琦不高兴，您一点都不在意。这件事我曾听您详细说过。难道说您如今做了宰相，就不许我说话了吗？”（《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许人说话”的风气一去不返，官僚集团的政见之争、政策之争演变成剧烈的派别之争，党同伐异，小集团的利益取代了国家利益、民族利益，到最后，甚至连皇帝也丧失了“中立”，再没有谁能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考虑问题，宋朝的政治走上了不归路。

我真正想写的，不只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司马光的生命跨越了真宗（997—1022年在位）、仁宗（1022—1063年在位）、英宗（1063—1067年在位）、神宗（1067—1085年在位）、哲宗（1085—1100年在位）五个皇帝。

1038年，司马光进士第六名及第，进入官场。这个时候，距离宋朝建国已经过去了七十八年，军队规模庞大，养兵费用居高不下，官场人满为患、人浮于事，利益集团挤压普通官僚的生存空间，侵占百姓利益，矛盾堆积，不平之气在郁积，在发酵。就在司马光这一榜的科举考试过程中，开封府解试落第举人集体抗议考试不公，仁宗不得不亲自下令取消了五名宰相、副宰相子弟的录取资格。而这只是宋朝国家内部矛盾的冰山一角。同样在这一年，宋夏战争爆发，战事一举击中宋朝武装力量建设方针——以对内防范武人威胁政权为主调——的死穴。经历了一连串的惨败之后，科举出身的文官儒帅终于稳住阵脚，保住了疆土，恢复了和平。范仲淹、韩琦和司马光的恩师庞籍也因为边功卓著积攒了“入相”的资本。由于战争，朝廷不得不加大对社会资源的征发或者说掠夺力度，社会矛盾加剧，部分地区“盗贼”横行。

这样的问题非宋朝所独有，乃帝制时代之通病。任何一个朝代，在建国之初、建国四十年、建国八十年等不同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所呈现的状态都各不相同。一个显明的例子，是用人。建国之初，朝廷招录、提拔官员的力度通常极大。宋朝建国十七年、二十年两榜（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五年）所录取的进士，竟有不到十年从普通人升至宰相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我的《千秋是非话寇准》，电子工业出版社，2012）。而这样的“奇幻”经历，司马光一代，只能想象，无法企及。即使是他的父亲司马池，开国四十五年之后进士及第，也硬是十七年才混到中层。通常来说，个人的命运很难超脱他所处的世代，而一代人的命运与这一代人在那个朝代中所处的阶段息息相关。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我固执地相信，就在那个时代，在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1043—1044年，在仁宗的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但是，细读历史，你会发现，“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改革需要决心和勇气，也需要对现状的尊重，需要长途跋涉、长期战斗的耐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11世纪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我花了大量的篇幅描述这种气候，我承认我充满赞美之意，甚至为此甘冒有损历史学者理应保持的中立的风险。

在我看来，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

我一直在强调，这是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最好成绩，皇帝制度是我们认识那个时代的最大前提。让我们不带偏见地、“中性地”来看“帝制”。至少有两重皇帝，第一，是作为朝廷国家象征的“抽象的皇帝”；第二，是宝座上的那个人——“具体的皇帝”。在帝制国家，“抽象的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是唯一可以超越任何利益的主体，因而是政治斗争中唯一可称“公正无私”的最高仲裁人。当然，宝座上那个具体的人能否承担这种责任是另外一回事。“抽象的皇帝”与“具体的皇帝”之间的矛盾，或者更准确地说，“具体的皇帝”无法满足“抽象的皇帝”的要求，是帝制国家永恒的问题。

儒家信奉君子政治、贤人治国，那么，谁有资格判定人物贤愚，区别君子小人？说到底，只有皇帝。宰相大臣的判定资格是不完全的，一个不避群议、以选优汰劣为己任的宰相，最有可能受到的攻击就是“结党营私”。唯一可以为他辩白的人只有皇帝，而皇帝最忌讳的恰恰是朋党。“庆历新政”的搁浅，范仲淹、富弼的下台皆植因于此。宰相大臣不结党，政见可以不同，却能共商国是，皇帝保持中立，君臣间保有起码的信任，国家才有出路。对于这一点，司马光有着精准的认识。如果《功名论》这篇文章真的是他在十七岁时完成的，那么，司马光在思想上的早熟是令人赞叹的。

作为一个熟知历史、尊重历史、通达古今之变的人，司马光深知，在宋朝之前，没有一个朝代做到了长治久安。诚实的历史观察与大宋忠臣的美好愿望始终矛盾。从实践上看，司马光选择的是规劝、引导“具体的皇帝”扮演好“抽象的皇帝”的角色。从担任礼官开始，司马光积极参与批评朝政缺失，特别是皇帝以私欲干扰原则的行为。只不过，同包拯的大炮轰鸣、欧阳修的敏锐高调相比，司马光的谏议风格是温和理性的，他总是站在皇帝的立场、说着为皇帝打算的话，他甚至能够把皇帝尚未做出的英明决定描绘成一幕歌功颂德的话剧，最终把皇帝拉回到正确的立场上来。司马氏谏书真是提意见的最佳范本，值得学习。司马光是宋人公认最优秀的监察官、谏官和皇帝老师人选，“司马公，所谓‘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者，以御史大夫、谏大夫执法殿中、劝讲经幄，用则前无古人矣！”（邵博《闻见后录》卷二〇）

然而，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他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父亲去世后又得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的话，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说到这里，还得回到“时代”的话题——到司马光开始参加工作的时候，完全没有家庭背景的人已经很难上来了，司马光是“官二代”，王安石也是。“官二代”意味着优质的教育条件，广阔的人脉资源，以及自幼的耳濡目染——即使选拔制度完全公平，他们也有更多机会胜出。仁宗朝的游戏规则还算公平。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痛苦不堪。恩师庞籍违反制度，私藏文书，让司马光免于处分，给他带来了一生之中最大的痛苦和纠结。他的纠结多半来自内心，是内在的崇高道德标准与灰色现实之间的冲突，我们甚至可以说司马光有“道德洁癖”。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这也许并非好事。

我想要以司马光为中心呈现一个时代，时代面貌在“司马光的故事”中展开、呈现。首先是作为“司马家孝子”的司马光，然后是在恩师庞籍照拂下的司马光。从家到国，从人子到臣子，忠孝兼顾，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一般成长逻辑。我们离那个时代太远了，这种远，是时间上的暌隔，更是观念上的隔膜生分。我们和宋代，从“人”的概念到生存的意义，从家庭伦理到社会关系，从政治思想到生活方式都发生了决裂式的变动，所以，有的时候，我不得不停下来解释那个时代的基本观念，比如“天人感应”，比如孝道。我曾经说过，我是个细节控，至少在现阶段，我相信历史学相较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

以上，是我为本书的前身《司马光和他的时代》所作的序言，写作时间是2013年11月26日，地点在北京大学李兆基人文学苑历史学系我的研究室。我非常罕见地在早晨思如泉涌，一气呵成。现在是2023年10月9日，同样是早晨，我在香港教育大学的宿舍。台风“小犬”过境，大雨不止。经历过超级台风“苏拉”，我已不再恐惧，只是大风啸叫，不容安卧，于是干脆起来，为本书的前言增补一些说明。

在本书之前，2020年，我出版了《大宋之变，1063—1086》，它力图展现司马光生命的最后二十四年间北宋政治文化的变迁过程。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慷慨，惠允我使用其中的部分文字，它们构成了本书的第五、六两章；《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则构成了本书的第一至四章。我对全书文字进行了修订疏通，希望呈现完整涵盖司马光生命历程的北宋政治文化史。

本书前四章的叙事时间截止于仁宗朝庞籍过世，司马光学而优则仕，在实践中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士大夫；主导彼时政坛的，是范仲淹一代，他们“以通经学古为高，以救时行道为贤，以犯颜纳说为忠”（苏轼《六一居士集叙》），作成“本朝忠义之风”（朱熹语），开创了华夏政治文化史上的“造极”（陈寅恪语）之世。

后两章的叙事时间起于英宗即位，止于哲宗初年司马光过世，中经神宗朝波澜壮阔的大变法时代。一代新人换旧人，司马光—王安石代际的士大夫开始占据开封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成为宋朝政治的主导力量。先是王安石得君行道，推行新法，以“富国”促“强兵”，新法成为压倒一切的政治正确，反对派受到排挤打压，“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三不足”精神的指引下，“具体的皇帝”被从笼子里放出，趋向专制，士大夫的议政空间受到压缩，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司马光退归洛阳，做了十五年的“历史学家”，成就了一部不朽的史学巨著《资治通鉴》。神宗驾崩之后，司马光重返朝堂，获得了主导朝廷国家政治走向的权力，试图在政治上重返仁宗朝，可惜他志大才疏，回天乏术。一方面，他对王安石新法的实施效果不加调查辨析，一概视为害民之法，试图全面推翻，由此导致了官僚集团的认识混乱，加剧了分裂；另一方面，他希望推行和解，重建“异论相搅”的多元政治，却又不能约束台谏官对异己势力的排斥打压。最终，司马相业“寥寥焉无一实政之见于设施”（王夫之《宋论》），只有破坏，没有建设。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本书，我改变了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本文的开头，我这样写道：“生命最后的一年零四个月里，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颟顸、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这是我在2013年的认知。到了2016年，在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的支持下，我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是一以贯之的，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执政的司马光与王安石，外在行迹固然相似，内心理念其实相悖。王安石求仁得仁，司马光种瓜得豆。仁宗朝宽容政治培养出来的两位政治领袖，以不同的方式，联手破坏了宽容政治。每念及此，能不太息？！

1943年，避难于广西桂林雁山园的陈寅恪先生充满深情地写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就政治文化而言，我一向服膺此说。而我的观点又比陈先生微细具体，我以为，宋朝之取得帝制时期儒家政治的“造极”成绩，只在仁宗朝，之前是积累，而这种“造极”之势，可惜也未能长久，王安石变法之后宋朝政治出现法家转向，好景不再，迤逦以至金元明清，每下愈况，遂成近代之前中国之精神面貌。宋代何以“造极”？陈先生有过一句很简短的话，似可为说，“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

是为记。

赵冬梅
2023年10月9日
香港教育大学职员宿舍

我曾有幸近距离反复端详司马光《资治通鉴稿》残卷（高仿），忽然想明白了“残卷”和“长编”乃至“广本”之间的关系：首先，助手作“长编”，司马光对着“长编”，一边读一边把可以修入正文的部分自己用笔另纸标记下来，标记方式是每一事只记起首和结尾字样。这一环节的草稿，或可称为“标记稿”，“残稿”（残卷）即属此类。其次，抄书手利用“标记稿”的指示，将“长编”中需要保留的部分抄出，（极有可能）成为“广本”。再次，对“广本”做进一步修订（可能在广本上直接做），即成为定本。此前我一直对“残卷”的性质存疑，主要是因为司马光自述修书功课是每三天删定一卷，每卷四丈长。我误以为他是在“长编”原稿上直接删修，而“残卷”的内容相较于“长编”，显然简单得不像话。我因为对“残卷”的性质感到含糊，所以在《大宋之变，1063—1086》第一次印刷的文本中没有做处理，后经孙文泱先生提示，加了一个注释，略做说明，然而也未能明其所以。后蒙《春妮的美好时光》不弃，得与国图张志清馆长、善本组长李坚学妹共话《通鉴》，不想竟有此悟。下次讲课可以说得明白，诚意外之喜。

——作者新浪微博“八八级的赵冬梅”，2022年4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