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
数字经济,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对于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重塑国际竞争新优势,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裕、加快强国建设,具有重大现实作用和重大战略意义。
数字经济发展成效显著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45.5万亿元,比上年增长16.2%,占GDP比重达39.8%。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数字产业化。2021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8.4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占GDP比重为7.3%。二是产业数字化。2021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7.2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占GDP比重为32.5%。三是数据价值化。从数据资源化到数据资产化再到数据资本化,数据成为继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知识、管理之后的又一关键生产要素,全国多个省份设立名称不同的大数据管理部门,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提出组建国家数据局。四是数字化治理。“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政务办理实现“掌上办”“指上办”“跨省办”“即时办”。智慧城市建设加速落地,数字乡村建设接续推进。此外,数字领域国际合作稳步拓展。2020年,我国可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达2939.8亿美元,居全球第五;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与23个国家建立“丝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跨境电商进出口规模达1.98万亿元。
近年来,我国持续夯实5G、千兆光网、物联网等新一代通信网络基础设施,稳步推进数据中心与算力设施建设。2021年,我国新增5G基站65.4万个,每万人拥有5G基站数达10.1个,千兆光网具备覆盖超过3亿户家庭的能力,3家基础电信企业发展蜂窝物联网终端用户13.99亿户。国家新型算力网络格局加快完善,“东数西算”“陆数海算”工程加速推进,目前,我国算力规模位居全球第二。
数据基础制度建设事关国家发展和安全大局。目前,我国数据基础制度,可概括为“一条主线,四项制度”。“一条主线”是促进数据合规高效流通使用,赋能实体经济;“四项制度”分别是数据产权制度、流通交易制度、收益分配制度、安全治理制度。202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提出了数字中国建设的“2522”整体框架,即夯实数字基础设施和数据资源体系“两大基础”,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深度融合,强化数字技术创新体系和数字安全屏障“两大能力”,优化数字化发展国内国际“两个环境”。
突破瓶颈释放生产力
数字经济正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同世界数字经济大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今后,应从三个方向发力:一要加强数字经济基建,强化数字平台和数字人才的力量,加大全产业链数字化建设力度,促进数字经济发展质的提升。二要优化数字经济结构,就“两化”而言,产业数字化发展迅速,而数字产业化发展较慢,必须大力推进数字产业化发展;就“四化”而言,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较快,而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发展较慢,必须大力推进数据价值化和数字化治理,实现数字经济结构优化。三要推动数字领域国际合作,构筑数字空间命运共同体,提升国际标准制定能力,深化全球数字合作伙伴关系,拓展数字贸易开放协作空间,促进我国数字经济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高水平对外开放。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依托消费互联网,数字化在供给侧、产业链中的渗透存在不平衡、不充分、不深入等问题,亟须健全数字经济产业生态,进一步释放数字经济新动能。一要建设高速泛在、天地一体、云网融合、智能敏捷、绿色低碳、安全可靠的智能化综合化数字信息基础设施生态;二要打造数据全产业链生态,包括数据生产、数据流通、数据消费,这是构建“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的关键所在;三要构建数据产业、算法产业、算力产业“三位一体”生态系统,打造基于“数据+算法+算力”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重点是数字核心技术自立自强。数字核心技术突破,不仅包括芯片和光刻机制造、算力设施等硬科技领域,还包括操作系统、算法模型、全真互联等软技术领域。一要提高数字技术基础研发能力,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有针对性地开展高端芯片、操作系统、人工智能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注重原始创新和生态培育;二要加快布局前沿技术,围绕元宇宙、区块链、人工智能、量子通信、神经芯片等前沿技术创新,建设国家重点实验室,聚智汇力加速战略性颠覆性技术发展;三要强化创新生态建设,深化产学研融合,实现科技成果有效转化。
数据的最大价值在于应用,而应用的前提是安全。必须坚持数据使用和数据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一要建立健全数据安全规则,统筹数据开发利用、隐私保护和公共安全,加强涉及国家利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数据保护,强化数据资源全生命周期安全保护;二要大力加强网络安全保护,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提高网络安全保障水平,强化关键信息基础设施防护,加大核心技术研发力度,加强网络安全预警监测;三要切实有效防范各类风险,强化数字经济安全风险综合研判,防范各类风险叠加可能引发的经济风险、技术风险和社会稳定问题。
抓住机遇开辟新赛道
从发展数字经济到建设数字中国,数字化发展已从经济领域拓展到非经济领域,加快推进数字技术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度融合。数字政务层面,要强化数字化能力建设,促进信息系统网络互联互通、数据按需共享、业务高效协同;数字文化层面,要大力发展网络文化,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提升数字文化服务能力;数字社会层面,要促进数字公共服务普惠化,推进数字社会治理精准化,深入实施数字乡村发展行动,普及数字生活智能化;数字生态文明层面,要推动生态环境智慧治理,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倡导绿色智慧生活方式。
在新时代,数字化和绿色化协同发展既是必须也是必然。国家层面上,要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我国西部地区“风光水电”等清洁能源丰富,让西部的算力资源支撑东部的数据运算,降低能源消耗,推进“东数西算”:建立海底数据中心,将沿海城市产生的数据放在附近海底计算,解决数据中心高时延、高耗能、高耗水等问题,推进“陆数海算”。产业层面上,传统高耗能产业亟须多环节实现用能结构转型、提质增效,数字技术的赋能作用势必逐渐强化;同时,数字技术领域的高速发展需要以绿色低碳作为前提,并须促进自身技术不断创新升级。以数字化赋能绿色化发展,以绿色化牵引数字化升级,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
数字技术促进共同富裕既体现在做大“蛋糕”,也体现在分好“蛋糕”。一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经济模式,催生新型经济形态,赋能实体经济发展;另一方面,要利用数字技术,助力“学有优教”“病有良医”“老有颐养”,夯实民生根基,合理分享“蛋糕”。为此,应加强四个方面的工作:一要加快数字技术创新,破解制约数字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二要加强数字技术伦理建设,破解“数据孤岛”“数据烟囱”问题,消除“数字鸿沟”,保障数字技术使用公平公正;三要推动数据价值化,科学实现数据收益分配,保障全民分享数据红利;四要发挥平台企业在引领发展、创造就业、国际竞争中的积极作用,完善平台经济监管体系,推动平台企业健康持续发展。
数智时代,劳动层面“机器换人”,从真实员工转向虚拟员工;土地层面“网络换地”,从物理世界转向虚拟世界;资本层面“数据换资”,从资金投入转向数据投入。由此,经济活动的劳动约束、时空约束、资源约束逐步打破。与工业时代专用技术革命不同,数智时代通用技术革命已从单点突破转向群体爆发,即“新技术群”革命,而且各种新技术之间不断融合、聚合、组合、整合,产生叠加效应、乘数效应、指数效应、倍增效应,既对供给侧赋能又对需求侧赋能。这是一场全新的技术革命、产业革命、社会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思维方式。因此,必须打造与数智时代相契合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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