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第一单
第七章完成第一单
徐建抵达海口后，我们顺利地完成了公司的注册。按递交上去的董事会章程，公司名称：沪日科技公司，叶社长为董事长，我任总经理，徐建副总经理。据闻是与日资合作，引起了报社的关注。在采访过程中，程馨将审计报告中的资金换算成了日元。一万日元合好几百元人民币，资金规模在数量上有一长串的零，报纸发稿时，不知怎么多写了一个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新公司尚未正式运营，便已声名大噪。紧随其后，第一批订单下达。交大的编程团队迅速投入工作。订单虽无难度，却十分耗时。所以才转包给了我们。我们赚取的是人工差价，还有汇率，利润算是丰厚的。
在赶工期间，社里已经在催了，问什么时候能赚钱？调查问卷和入户访谈的内容已经准备妥当。一旦开始印刷和分发，就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值得庆幸的是，交大技术团队的能力足够，成品的质量得到了高度认可，不须返工，回款也迅速到账。
钱到了，应该先偿还程馨的借款，还是优先考虑课题呢？这点资金还顾不上首鼠两端。可是，课题一上马，资金需要是持续不断的，此时不还，意味着以后也未必能还上。就得让程馨垫付并折算股份，这意味着打开了股权交易的大门。这得由所里决策。
王辉从日本打来电话，说我太太肖敏的语言学校和担保人都已经办妥，要我回去安排一下。说录取通知一到，是说走就走的。于是我决定立即返沪，两件事一起办。
肖敏已经在整理东西了。对她来说，这是人生的转折，是过一种另一样的生活，是走进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衣食住行，各种用品摊了一地。她每天都要出去买东西。还时不时地去各家告别。
那时虽然出国成风，但真能办成的毕竟是少数。金钱、渠道、关系都会遇到问题。凡是办成了的都能招来羡慕的目光。肖敏在大楼里一直感到自卑，总觉得被人看不起。这下可扬眉吐气了。每次出门时都打扮得花枝招展，行动夸张，生怕人家不知道她是一个要出国的人。似乎一旦出国，就意味着有资格俯视别人。
在国内社会生活中，城里人比乡下人高一等、大城市比小城市高一等。干部家庭比工人家庭高一等，现在如果谁家有海外关系了，马上又能上一等级。出国呢？也自然会被看高一等。这是一个阶层变动的时代。也是我们的课题所以被如此重视的原因。说穿了，在人们的内心世界，几千年的等级观念，并没有变。只是内容变了。所谓门当户对，就是指的等级相当。肖敏这些年，动辄歇斯底里大发作，大概跟住进干部大楼有关，是在释放一种等级之间的压力。
孩子该上小学了，我得为他物色学校。理想的是附近的凤阳路小学，它们师资力量雄厚。听说最近从毕业班调来一个金老师，要接手新生的班主任，并且一路跟上去。说对学生如何如何好，家长们趋之若鹜。我把这事交给了所里，请办公室通过教育局联系一下。
街道办事处的邢树发是我多年的朋友，久不联系了，这一天忽然打电话找我，说有要事面谈。我不敢怠慢，立即前往。
“听说你太太肖敏要去日本？”朋友见面，不必寒暄，他直奔主题。
我惊奇地说：“消息都到你这里了？有问题吗？”
“现在还没有，如果有了，她就出不去了。”邢认真地说。
我听出事情严重，她如果出不去，我怎么离婚哪！这对我来说可是天大的事。忙问：
“你说的问题是指什么？”
“有居民举报，你们家开黑灯舞会，好像是厂里的男男女女。派出所已经上门警告了。”
“会影响出国吗？”我焦急地问。
“如果再被发现，你太太会被拘留。如果有案底，就出不去了。”邢看来我一眼。我明白，这是朋友间的关照。我千恩万谢地离开。肖敏在家办舞会，我并不惊讶。那年月有一阵流行交谊舞、摇摆舞什么的。按肖敏的做派，自己要出国了，在家办个舞会显摆一把也不奇怪。这当中有什么出格的事，比如黑灯舞、贴满舞什么的，我不敢想，也不想知道。我跟她已形同陌路，她能离开，就谢天谢地了。
回到家，我并不想追究她做了什么，我只是告诉她，区局已经通知过我了，如果派出所再上门，她可能被拘留。有案底的人是拿不到签证的。出现这种情况，不能怪我没有办成日本，不应该成为拒绝离婚的理由。肖敏没有像往常一样狡辩，显然她已经知道利害关系，用文人的话来说，我这些话就是勿谓言之不预也。
第八章内斗开始/会计
叶社长见我来到上海，办了酒席为我庆功。酒席上说这次我为课题立了大功，要聘请我做课题组的副组长，我婉言谢绝，说做个编外研究员吧。同时，叶社长还了解了程馨的情况，说股权交易的事，他不懂，要我征询一下徐建的意见。还说这次多亏了程馨的30万，不然这一单就错过了。希望能面见程馨，认识一下。他的重点是财务问题，说公司的财务要掌握在自己人手里，要可靠。并推荐他在常德的弟弟，说他是学财会的，做财务多年，人很老实。社里的其他人也都附和着，觉得这样顺理成章。
我把叶的意见跟在海南的徐建通了气，他说扩股其实没有问题。以后公司业务扩大了，扩股是必然的。但关于财务，他坚决反对由社长的亲戚担任。说当心公司变成家族公司。
叶社长，湖南人。原来在团中央工作。平反后，当了社长。写得一手好文章，在业内是有些名气的。虽有一把年纪了，仍风度翩翩。我跟谢所长的关系可以说十分融洽。曾经就婚姻的不幸互吐苦水。他说一辈子婚姻不幸福，苦恼得很。离又离不掉。去日本访问时竟然和一日本女人一见钟情。后来用英文互通书信，但他英文不好，只得借助字典，不辞辛苦。他对我感慨地说，日本女人，真体贴啊！但凡能谈各自女人的男人，关系都不一般。当年招人，我没有学历，就凭几篇发表的论文就破格录取。我一直心怀感激。对徐建关于财务人选的担忧我倒也不以为然。而且，我也看不出他是那种会背后做小动作的人。财务是我直接管的，没有我的签字，钱能跑到哪儿去？程馨是财务总监，不是临时拆借也做不到吗？所以没有把徐建的话当回事。
我通知程馨到上海来一趟，说董事长要见她。我倒觉得如果能把程馨挖过来，公司发展会有更多的机会。
办公室通知我，孩子上学的事解决了，而且就在金老师的班里。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院部通过教育局得到一个特批的名额。说是为了支持课题组这个国家重点项目。
这天回家，肖敏带回来一个女孩，四岁。倒是挺讨人喜欢的，说是王辉的女儿。她妈妈一直在日本和王辉一起做生意，孩子从小就是奶奶带大的。舅舅最近在准备结婚，奶奶一时忙不过来，肖敏就帮着带几天。
程馨很快到了上海，自然是我去接。一进宾馆，放下行李，她就把我抱住。喃喃地说，你不娶我，我也跟着你。我对她似乎欠了许多债，我多次后悔那天不该拒绝她，让她尴尬。但事到临头，我还是不敢造次。我们相拥，我们接吻。但我仍觉得自己的身体像只笔，再深入下去，就是在合同上签字。我还没有离婚，就是离婚了，我也没有再度进入婚姻的准备。她是找终身伴侣的，如果我还没有决心忠诚于她，就不应该耽误她，浪费她的感情。那一天，我们什么都做了，唯独没有做爱。程馨没有生我的气，反而在我耳边轻轻地说能够理解我，说她有信心，让时间说明一切。
叶社长跟程馨谈得很好，程馨愿意加入我们公司。投入的资金折成股份，第一期回款全部投入课题。课题正式开张，一切都如愿以偿。
程馨回海南后没几天，徐建打来电话，说叶社长的弟弟叶实已经人到海口，看上去人还老实，不过，徐笑着说：“是湖南老乡”。我知道他是说：“乡下人”。上海话里的“乡下人”有傻里傻气的意思。不过，徐间明遗憾地说，你们实在不懂，我也没有办法。对于股份公司而言，双重关系是犯忌的。还说，他自己是要去留学的，不会在公司待得太久，要我好自为之。
我这时也觉得有些不同寻常，感慨社长的动作会这么快。那天对我封官许愿是不是为了交换会计这个位置？虽然我不愿意把所长看得那么有所图谋，但从公司治理结构上来说，的确不合理。如果有一天，在财务上我跟他有了分歧，会计会听谁的？如果他们家，而不一定是社长，真的谋起私利来，我用什么阻拦？我不在海口时，支票本不可能带在自己身上，肯定得盖好章，签好字交给他的。他如果擅自转账，我又能如何？
于是我打长途征求程馨的看法。程馨说，股份公司是不兴这么做的。如果将来股东成员扩大，股东大会也不会批准。说她所在的房地产公司其实就是个家族公司，人家也没有敢这么做，会闹出很多矛盾。
于是我去找谢所长，转达了他们俩的看法，认为让家属占据会计这个位置，会增加公司内部的冲突。时间久了，怕出现麻烦。社长看了看我，面无血色，停顿了许久。也许他讨厌我在公司管理上也像做学问一样较真；也许他恼怒我竟会挑战他的权威，他一个董事长，连这么点事都决定不了？不过，毕竟不是我一个人反对，而且也是言辞凿凿。学者的理性使他不便发作。他的脸渐渐恢复正常，语气十分和缓地说，你们说得都有道理。只是人已经到了，而且他在单位也辞了职。现在暂时过渡一下，总可以吧？我只得同意，但还是开出了条件：由程馨做财务总监。社长没有反对。后来我意识到，这其实是一次关键的较量。姜还是老的辣，他不瘟不火地坚持下来，为以后的事理下了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