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运动

弗洛姆对人类的爱并不仅仅表达在语言和书籍中，而是落实在实际的行动里。弗洛姆非常关心社会，也热衷于参加政治活动，他对许多精神分析工作者对社会环境的漠视感到痛心。

在冷战时期，弗洛姆在《代达罗斯》（Daedalus）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武器控制和裁军的文章，引起了美国总统候选人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1917—1963）的注意。弗洛姆在文章中表示最终目的是消除所有的核武器。在弗洛姆的后半段人生中，他始终为核武器的问题而感到忧心忡忡。肯尼迪就职总统后，便提议国会建立军备控制和裁军署，并要求顾问考虑弗洛姆持续向苏联政府施压的建议。于是肯尼迪的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McGeorge Bundy）收集了弗洛姆关于苏联和德国政治的数篇文章，放入总统办公室的作战指示材料里。后来1963年6月，在一次美国大学的重要演讲中，肯尼迪明显放弃了一贯的鹰派言论，强调了与苏联和平共处以及裁军的必要性，以此作为避免全球性毁灭的手段。

冷战最危险的时刻，全球性的核毁灭随时可能会发生，弗洛姆做了许多场公开演讲，并通过他的书籍和捐赠来为世界无战事而努力，这也鼓励了许多和平与人权活动家。他帮助建立并资助了国家理智核政策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a Sane Nuclear Policy），而且积极领导这个组织。

在很多有影响力的官员那里，弗洛姆的地位举足轻重。富布赖特（James William Fulbright，1905—1995）、哈特（Philip Aloysius Hart，1912—1976）等人常在国际事务中求教于他。他获取和分析重要德国文件的能力，也为他在外交政策辩论中创造了一个适中的位置，政府官员相当重视弗洛姆的意见和分析。

这也是弗洛姆复杂生活其中的一个面向，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和平活动家，但同时他也在尽力地参与政治运动。他并不是一个“站在外面批评它”的人，而是愿意成为一个“走进里面改造它”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折射出他对宏观世界，对人类的爱的一种深切和投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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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里希·弗洛姆有着丰富的身份，无穷的精力，丰沛的热情。他像一颗多面的宝石，在其80年的岁月里，不断地呈现自身的新面向并让之闪耀。他是一位多产的作家，如同他所描述的生产性性格一样，他毕生都在寻求自身的绽放，他热忱地投入他所触及的每一个领域：宗教、精神分析、社会研究、政治行动、家庭生活……他如自己所说和所期望的那样，让爱尽可能地灌注在他生命的每一个领域，在有限的时间里尽情欢享。他也以自己情感充沛、真诚并犀利简洁的言辞，将经由他深邃心灵所洞察到的世界、人心和关系，分享给全世界的人。即使他去世已经超过了40年，但是他对人类处境的思考，对社会制度的思考和探索仍然能够洞穿时空，给当代的我们带来持续的启发。

他是当之无愧的探索者，也是一位持续不断追求着爱与自由的先知，他所提出的“爱是解决人类生存问题的唯一令人满意的答案”，或许也将会成为当今和未来诸多人类问题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