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序言

中国进入我思想景观的过程极为缓慢。起初，它对我来说是一个抽象、遥远的概念，这归结于其难解的复杂性。中国承载的数百年乃至数千年历史使它令人生畏。正如俗话所说，它过于悠久了。然后，慢慢地，我意识到两件事。首先，鉴于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我发觉再也不可能继续忽略这样一种文化，它既享有过往的威望又全面复兴，用英语来说就是蓬勃发展（boom）。中国变得无法回避。接着，我以更加具体的方式摆脱了抽象，与这个国家建立起人文联系，这是唯一真正重要的联系。我开始读一些书。越来越多从中文译成法文的书对此颇有助益。有小说，有随笔，一些名字在我脑海中回荡：巴金、王安忆、博学的李敬泽[1]，等等。还有一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在国际上的反响越来越大。不过，尤其令我印象深刻并使我更加熟悉中国的，是与中国人的相遇。其中有许多来自西安的大学生，他们经常到我所在的利摩日大学交流学习。他们是我最早的对话者，尽管我们的交流往往十分短暂。从课堂上为其他学生和我本人打开一扇通往中国之门的报告，到比较文学方向硕士论文的撰写。其中往往有对拼音发音的说明，对于一个对汉语一窍不通的西方人而言，这简直高深莫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渐渐地，我熟悉的并非中国——那有些言过其实——而是一种观念，即对于像我一样，在开眼看向外部之前主要研究西欧语言的人来说，中国并不是无法企及的抽象事物。撰写《地理批评》时，我正在得克萨斯州的拉伯克市休学术年假。这座城市几乎位于我的第二故乡利摩日和南京中间，尽管从利摩日出发前往中国要向东走，而从拉伯克出发要向西走。然而，中国还是几乎没有出现在我的论著中，相反我时常提到美国，提到那些我能在图书馆里现场查阅的，在美国高校中孕育出的理论。中国出现得更晚。我依然记得，正是在拉伯克，我阅读了人生中第一部中国小说，故事情节发生在后现代的上海。这便是一个简单的开端。

我们认为，地理批评是一种考察虚构空间之再现的方法，无论这个空间是文学的、电影的、艺术的、摄影的还是其他形式的。另外，地理批评力求在再现和有时被我们称为现实素的事物之间建立联系。后者是构成现实的元素，是充当“模型”的载体，即使现实从来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模型，因为它也会被其自身产生的文本、视觉或声音等再现所塑造。可以说，在不同元素之间、在我们习惯定义为真实的不同层面之间，可能存在着一种互动。要是没有众多的中外作家、艺术家和电影导演，北京、上海或南京将会是什么样？是他们将北京、上海或南京搬至台前，并最终使这些特大城市为一些人所熟知。在从书页上或电影银幕上了解这些城市之前，这些人或许从未到过那里。有一本有趣的书，题目叫《旅行》（Travelling，2019），讲述了克里斯蒂安·加尔桑（Christian Garcin）和唐吉·维埃伊（Tanguy Viel）两位作家兼旅行者不乘坐飞机的环球旅程。二人恰好提到了上海，他们是从日本的一个港口乘船到达那里的。对于他们，或者对于两人中写出以下文字的人来说，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这样一个名字就好像百老汇电影海报上的夺目标题，或者像一座剧院厚重的帷幕，人们以为事先知道了剧目的主题，但还缺乏任何感性的厚度。”[2]作者随即补充道：“这种有人在上海生活、睡觉、早晨起床的切实感受，这种那里有街道、有人走在人行道上的真实意识，总之就是这座城市存在着、有生有死的这种想法，事实上，从来没人告诉过我这些，没有。”[3]我们对世界明确的认识是微乎其微的；我们几乎总是透过我们所拥有的再现的滤镜来生活，它就像昏暗剧院中的厚重帷幕。加尔桑和维埃伊抵达的黄浦江与西飏作品《河豚》（2000）中主人公夫妇阿舟和林雁所抵达的黄浦江毫无关联。相比两位法国游客，这座城市的存在对于后两者来说必然真切得多，尽管他们是纸上的人物，充其量只是一部写得很好的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在游记和小说之间，在上海人的内生视角和来自法国或别国游客的外来视角之间，上海熠熠生辉。对外国游客而言，这座城市长期笼罩着重重迷雾，既令人神往又难以捉摸。地理批评应该能带来某种理论启示，将构成我们再现系统的不同层面联系起来。

《地理批评》是一部侧重方法论的论著。写作时，我需要对过去几年针对不同场所（以地中海地区居多）再现的研究做一番理论总结。为此我投入了大量精力。这项工作的关键在于，尽力证明文学以及模仿艺术依旧能够言说我们充斥着“科学”精确性的社会（技术至上的神话，这是另一种神话）。同时，还要对抗强有力的成见和顽固的陈词滥调，破除一切僵化的自我封闭结构，并与潜藏在我们每处论断周围的种族中心主义的巨大危险做斗争。如今我发现，这本书的内容和十五年后我所成为的那个人的想法保持了步调一致。我从未试着修改这本书，哪怕是部分修改。这绝不意味着我将此书视为大获成功，而是得益于它呈现在我面前的框架，每当我采纳新的路径时总会感到安心。它带给我一种理智上的保证，使我不会陷入重复和无聊。如果说近年来我认识到一件事，那就是地理批评并不只是一种一劳永逸的“方法”。于我而言，它滋养了一种精神状态，其关键词始终是好奇心，是探索的渴望，是意识到我们的文化、人文环境是无限的——这将促使我们在对任何事情做出论断时都要抱以最大的谦卑。地理批评构成的理论指导使我得以探索自己的思想景观，这种思想景观本身，也在同我不断努力游历的世界的接触中不断变化（当你住在一个外省城市，而它在中国的地图上可能只是一个大村落或一个小圆点，久而久之，这会让人深感疲惫）。

因此，《地理批评》标志着今后一段坚定旅程的出发点，它既是地理的，也是科学的。方法已经有了，还需要内容——为了获得内容，就要增加对世界的体验，或者如瑞士大旅行家尼古拉·布维耶（Nicolas Bouvier）曾经所言，是对世界的使用[4]。去旅行吧，尽可能多地旅行，但也要通过他人的文本和知识遨游，去阅读，去借助人在面对吞没他的无限时所拥有的微弱方法来认知世界，二者缺一不可。面对这种情况，不管人们是希望累积或是已经累积了全部的学识，他们能再现的东西极少，微不足道。然而，这种“微不足道”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并投身于充满雄心甚至是鲁莽的创举中。此间，我再次渴望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哪怕就缩短一点这段遥远的，却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距离。这值得一试，太值得了！就比如说，程抱一是法国最为杰出的中国传统文化摆渡人之一，正是通过阅读他的作品，我发现了两位北宋末期的画家，夏圭和马远[5]。此二人习惯将人物置于所描绘风景的细微隐蔽之处，似乎是为了更好地明示，人类只是从宇宙和涌动的无限能量中汲取了微不足道的样本，是后两者偶然的观众。可以说，这两位艺术家融入笔下的情感，就是我穿越世界时所体悟到的。些许迷失，轻微眩晕，对陌生化带来的事物抱以无限的尊重，摆脱民族中心主义的本能反应。

这就是为什么我从未试图直接续写《地理批评》，反而是以分枝、树状的方式开展工作，以便为出乎意料的事情留有余地。对我来说，更紧要的是借助地理批评的方法论知识来调整我对世界及其文化的看法，而不是重新投入纯粹的理论操演。在2011年，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的《可能性世界》（Le Monde plausible）意在填补我的一项空白：我对过往时代了解不足，因为我所擅长的领域主要在当代。此书记录了一段有关空间和场所（英语为spaces和places）感知与定义的长期研究，研究范围从古希腊一直到欧洲所谓“现代”时期的前几十年。通过交叉阅读程抱一、贝尔克、朱利安及张寅德等人的作品，我第一次借助从中国文化里学到的东西，来更好地界定以欧洲为中心的分析特点。有时候，这种分析带有成为普遍的自负，而它却从未真正地普遍过。普遍主义存在于类比，而罕见于深层真理的表达。在2016年，午夜出版社出版了《子午线的牢笼——全球化时代的文学与当代艺术》。这部作品写于我在北卡罗来纳州夏洛特市长期旅居时期，面对的是宏观文化的问题，融合了对文本和图像的平行思考，二者在我看来是不可分割的——这是我从中国古典绘画中领悟到的，据我所知，画笔在唯一的、不间断的运动中勾勒出图像和表意文字。《子午线的牢笼》刚刚由济南山东大学的张蔷女士译成中文，该书尝试勾描出一种真正全球性的世界文学的认识论纲要，这显然是一个大胆的构想——因为随即便会产生一个问题，即同一个人，当他跨出自己知识与身份认同的舒适区时，如何能够理解世界的文化和文学而不迷失自我。这些地理批评路径的不同面向在历次学术会议中均有涉及，并在2019年被收录于《错乱的地图集——地理批评研究》一书中，仍然由午夜出版社出版。相较于之前的论文，中国在这部作品里占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诚然，自2018年春天乔溪女士在西安交通大学热情接待我以后，我终于有机会去认识这个国家，虽然仍旧是走马观花。况且，对于我这样一个文化上的天真汉，对于一个可能永远都不会学习鲁迅的语言的人来说，还能怎么办呢？逝去的时光啊，唉，于事无补；它只会削减可能性！

被翻译，是一种莫大的幸福。本身来讲，这是一种认可，因为这意味着我们所写的东西让操另一门语言的、有时还相距甚远的读者产生了兴趣。高方女士是研究中法文学关系的专家[6]，我十分感激她拿出宝贵的时间来翻译《地理批评》一书。中文本的出版还使我充满好奇。的确，我从未尝试去“锁定”人们对地理批评含义的解释。在我看来，这种方法显然可以获得多重解释，即使其中的某些原则仍然构成了不变量，换言之，就是时间和空间无法分割的关系、多聚焦、解辖域化、不同文化异质等级的连接性、陌生化的不断发力……总之，是一种被知识的好奇心和文化的开放所支配的精神状态的特点。几年前，我在一本美国杂志上提出一种“地理批评的地理批评”[7]。在诙谐的表达之外，还有一些严肃的东西，谈到这种方法论在接受中所受到的批评，以及在阅读和翻译中，对该书的阐释与其原本的构思已然不同。特别感谢高方教授的翻译，让我们看看中国会如何接受地理批评，这令我充满好奇。我发现在短短数行中，我就用了三次这个词（“好奇”）。我就以这个令人无比振奋且流露着真诚期待的问号，结束这篇简短的序言。

注释

[1]李敬泽的一部散文集在近期被译为法语。Hervé Denès et Li Ru:Relations secrètes.Réflexions insolites sur les relations entre la Chine et l'Occident au fil des siècles,Paris,Editions Philippe Picquier，2017.——原注（本书注释中未做特别说明的条目，均为原书注释。）

[2]Christian Garcin,Tanguy Viel,Travelling.Un tour du monde sans avion,Paris,JC Lattès，2019，p.195.

[3]同上，第196页。

[4]Nicolas Bouvier,L'usage du monde,Genève,Droz，1963.

[5]François Cheng,Vide et plein.Le langage pictural chinois,Paris,Seuil,coll.Points.Essais，1991，p.23-24.

[6]参见Gao Fang,La traduction et la réception de la littérature chinoise moderne en France,Paris Classiques Garnier，2016.高方在书中写道：“近些年来，全球化加速，文化多样性的种种问题被尖锐地抛出”，第218页。这是一个再正确不过的观点。当然，它会促使我们离开各自的舒适区，参与到和世界的接触以及世界的多样性中。现如今，这不仅仅是一种可能已经自足的知识的优雅，而是对一切“思考别处”的人都至关重要。“思考别处”来自于米歇尔·蒙田的著名格言。

[7]Bertrand Westphal，“A Geocritical Approach to Geocriticism”，in American Book Review,September/October 2016，vol.37，n°6：Focus:Geocriticism,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