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改革开放时代的异峰突起

然而，即使如此，尚有女性作家和女性文学的生产，其后却是万马齐喑的“文革”十年，即从1966年到1976年的天下荒芜。在此情形下，山西的文化环境和文学生态同样遭到冲击，整个文坛陷入创作低谷，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批女作家也基本歇笔。然而，历史的脚步不会停止，无论历史的逻辑运动和必然规律，还是文学自身的内在要求，都在酝酿、积蓄、蓄势待发。因而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大地之时，文学界也如春风化雨般受到雨露滋润，很快迎来创作的春天。即如中国作协副主席闫晶明先生在《山西文学十五年·绪论》中所说：“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历史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改写。文学，这个批判旧时代、讴歌新时期的急先锋，自己也因此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进入新时期，山西文坛迅速与全国文坛同步，首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山西作家成一的《顶凌下种》就榜上有名，全国第三届短篇小说评奖，又有柯云路的《三千万》、马烽的《结婚现场会》、张石山的《镢柄韩宝山》中选……历史刚刚转折，身处内陆的山西作家就以他们成功的力作，成为全国文坛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7这段话颇为准确地概括了当时整个晋域文学的发展与高涨。在这个改革开放的春天，不仅老一代“山药蛋派”作家的创作复活，诸如马烽、西戎、孙谦、胡正以及中年作家义夫、焦祖尧、谢俊杰等创作了大量有影响力的作品，同时，一代新人“晋军”崛起，例如成一、柯云路、郑义、张石山、韩石山、李锐等的作品于1985年在全国掀起反响，而这其中就包括新一代“晋军”女性作家的异峰突起。所以说，晋域女性文学的再度复兴是进入改革开放之后的历史新时期。

首先是1980年代伊始即登上文坛的蒋韵，她以《我的两个女儿》这样典型的女性写女性的小说宣告了女性文学的一种凸显和新生；接着是雪珂探索女性作为社会角色的重要性、自立自强和敢于改革工厂管理的《女人的力量》，很快她们俩与成一、郑义、柯云路、李锐等男性作家构成了“晋军的崛起”，成为新时期最早一批体现文学新元素的时代先声；此后又有程琪、高芸香等女作家出现，她们的《拉骆驼的女人》和《吴成荫买分》都产生较大社会反响并获奖。当然，晋域女性文学作为一个整体现象受到关注，应该说是1990年代尤其是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以来的事，这就是紧步蒋韵等而来的一茬又一茬女性作家的涌现。从改革开放到这个时期已经走过了三十年，有意思的是，相应地，大约每一个十年总是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一茬女作家，若按代际顺序而下，当属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矣。

不像第二代与第三代之间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文学断层，致使前者创作实绩平淡、后者影响力微弱，这几代作家衔接得很紧，且形成一种交叉汇合的整体态势。如以葛水平为代表的一批“晋军新锐”女作家喷涌而出，其中，既包括写作时间较长的第四代作家张雅茜、高菊蕊、陈亚珍等，也包括近年来的第五代作家小岸、曹向荣、孙频、李燕蓉、李心丽、陈年等人。葛水平与蒋韵在中国当下文坛一同列入排行榜、一同获鲁迅文学奖，而小岸、孙频、李燕蓉等也频频以其新锐之作获得转载和好评，这就使得晋域女性文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鼎盛局面。由此，构成了空前交叉汇聚的女性作家群落，也即如《山西晚报》在采访其领军人物蒋韵后的一篇醒目报道《山西女作家这个群》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