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革命建设年代中的曲折成长

如果说，在1920至1930年代，中国妇女走出闺房或锅台者还不多，加之当时战乱、贫困等因素，介入社会和写作的自然也不会很多。晋域女性文学的新一波出现，是伴随着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启蒙而来的，即从1940年代解放区宣传实践的“妇女解放”，到1950年代共和国成立后妇女“半边天”的定位，女性写作大大增多，她们毕业后入职文化领域做编辑，这便有了王樟生、段杏绵、郁波、李霞裳、彦颖的女性文学。据1960年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省文联（作协）工作的侯桂柱在《火花十二载》中回忆：当时编辑部的中层骨干却是一帮女性，“编辑部主任为段杏绵，副主任郁波。小说组组长李霞裳……诗歌组组长彦颖……理论组组长王樟生，四川大学中文系毕业，经常以青稞的笔名发表诗作”6。这表明在1960年代前后山西一代女性作家的活跃。应该说，她们的创作是晋域女性文学新的现代性表征。近年有研究者对山西女性作家做代际划分，把这一代作家看作第一代，其实如果从整个山西现代女性文学发轫处算起，虽然人数少或迁外地，也应是石评梅等为第一代，这代作家应该为第二代了。其创作时间跨度主要自1950年代至1970年代，现大多已去世或歇笔。

可以发现，这茬女作家数量也不是很多，特别是她们的创作在文学性、女性色彩上都很黯淡，既不同于之前的石评梅等，也不同于之后的蒋韵、葛水平们。她们所经历的是共和国建立初期到1970年代末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虽然女性地位空前提高，但由于大一统的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女性解放被视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女性视角与表达基本上湮没在男性意识或革命建设的主题之中，其作品也表现出“男女都一样”的“雄性化”和“无性化”的教化倾向。例如被称赞为写作“飞毛手”颇有影响的王樟生，除了写过充满时代豪情的《给一群四川姑娘》《青春颂》等诗歌，主要作品即是1959年与李霞裳一起采访写的《同蒲风光》等；段杏绵作为1944年投身革命工作的文化人，主要写的都是革命作品，如中短篇小说《地下小学》《临时工作》、长篇纪实文学《刘胡兰的故事》《一个自强不息的女性》等；郁波的《青春的光辉》《钢花红满天》、李霞裳的《三八妇女节有感》《寒夜星火》、彦颖的《贵儿媳妇》《乡村小景》等，也都充满革命年代的战斗气息。其中除了王樟生在改革开放后被选为山西省女作家联谊会第一任会长，作为女性的个人空间写出追怀自我一生的散文集《重逢在台湾》和纪实小说《流亡童年》。总体上看，这代女作家的共同特点是那个时代集体意识形态的反映，她们创作的自主性、女性意识被同化于追求政治性、革命性、教育性的社会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