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亨利·鲁斯把本世纪宣布为“美国的世纪”后仅过了25年，美国人的自信就已坠入了谷底。不久前还梦想着称霸全球的人，现在却为管理一个纽约市而绝望之极。越南战争的惨败、经济的萧条以及日益迫近的自然资源的枯竭，在社会上层产生了十分悲观的情绪，继而又在人们对领袖们的普遍不信任中传染到整个社会。丧失信心的危机同样也折磨着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在欧洲，共产党力量的增强、法西斯运动的复苏、恐怖主义的兴起都从不同角度证实了现存政体的虚弱和现存传统的没落。即使是长期以来一直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坚强堡垒的加拿大，也因魁北克的分裂主义运动而面临着危及本国生存的威胁。

这种全球性的不景气表明，问题不仅仅是美国已失去了勇气。资产阶级似乎在任何方面都已才尽智竭、心力交瘁，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愿望来面对以排山倒海之势威胁着它的那些困难。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反映着一种西方文化的更为普遍的危机，这在人们对现代历史应该何去何从，或者说应该如何将它纳入理性的轨道而感到普遍绝望中显示了出来。自由主义这一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政治理论早就不能对由福利国家和跨国公司组成的这个世界加以解释，而且也还没有任何新理论来取而代之。自由主义理论无论从政治上还是从理智上说都已破产。这种理论培养出来的各门科学曾踌躇满志，自信能驱逐几世纪的黑暗，今天却不再能为它们立志阐明的现象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新古典经济学解释不了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社会学不再试图构思出一套关于现代社会的普遍理论；学院派心理学也从弗洛伊德提出的挑战中退却，终日埋头于研究细枝末节。曾是如此不可一世的自然科学也急急宣布自己对社会问题并不能拿出什么灵丹妙药来。

在人文科学领域，道德腐败之盛使人们普遍同意，人性研究根本无助于理解现代社会。哲学家不再解释事物的本质，也不再自称能教导我们该如何生活。文学专业的学生不再把文学看作对真实世界的再现，而把它看作艺术家内心世界的一种反映。历史学家承认“历史具有一种不相关性”，或者用大卫·多纳德（David Donald）的话来说，“我们现在进入的这个新世纪暗淡无光，一片荒凉。”因为人文科学总是严重依赖于历史研究，所以，这种科学的崩溃可以从对历史的不信任中找到尤为尖锐与深刻的例证。正是由于过去信任历史，使记录下来的公共事件都带上了一轮道德尊严、爱国主义和政治乐观的光环。过去史学家认为人可以从以往的错误中吸取教训、增长学识。现在未来既已显得曲折艰难、捉摸不定，那么过去就是对那些终生研究它的人来说也显得“不相关”了。多纳德写道：“富裕的时代结束了。美国的过去提供给我们的‘教诲’，今天看来不但不切实际而且是危险的……或许，我最有用的职责就是把学生从历史魔法的约束下解救出来，帮助他们看清历史的不相关性……并提醒他们认清人类仅在多么有限的范围内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这就是来自上层的观点——对未来彻底绝望的观点。这种观点现已被那些统治社会、左右公共舆论、监督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科学知识的人所广泛接受。另一方面，如果我们问一个普通人对其前途有何想法，我们可以得到大量的证据来证实现代世界没有任何前途；不过我们也应看到事物的另一面，它既证实这种悲观的印象又指出西方文明仍有可能产生出超越这场危机的道德源泉。对当权者普遍的不信任使社会更难统治，统治阶层一再抱怨，却不理解它自己对造成这种困难负有责任。然而同样是这种不信任却有可能使人们培养出自治能力，最终使当初导致了一个统治阶级产生的那种需要完全消失。那种被政治科学家视为选民无动于衷的态度实际上可能代表人们对当众撒谎已成为流行病和惯例的政治体制所持的一种十分健康的怀疑。不信任权威可以有助于减轻依赖权威的心理，因为权威会使人们的自治能力丧失。

现代官僚主义已蚕食了早先地方依靠自己采取行动的传统，而只有这种传统的复苏与发扬才有希望使一个道德社会从资本主义这堆残骸中萌生。上层统治阶级的无能为力迫使人民从下面寻求出路。对政府官僚机构的不信任也开始发展为对各种公司官僚机构，即对当今社会真正权力中心的不信任。在小城镇，在拥挤的城市居民区，甚至在郊区，人们开始试行小规模的互助合作，以对付政府及各种公司，捍卫自己的权利。被企业与政府首脑视为“逃离政治”的现象可以说明公民越来越不愿意作为预定好的闹剧中的观众参加到这种政治制度中去。换言之，它可以表明人们并不是要逃避政治，而是要展开一场全面的政治反叛。

在美国，新生活的迹象正在涌现，一言难尽。然而，此书要阐述的却是一种正在死亡的生活——一种崇尚竞争的个人主义文化。正是这种腐朽颓败的文化把个人主义的逻辑引入了一场人人皆敌的混战，把对幸福的追求引入了只以自我为中心的自恋主义死胡同。自恋主义的生存策略打着把人们从以往压抑状态中解放出来的幌子得以抬头。它引发了一场“文化革命”，并重新生产出它声称要加以批判的那种日趋没落的文明中的许多糟粕。文化激进主义成了时髦之举，而它于无意中给予现存制度的帮助又是如此有害，以致要对现代社会作出任何有深度的批判，就必须同时批判目前在激进主义旗帜的掩护下的许多勾当。

众多的事实表明政教分离的批评方法及早期马克思主义大部分批评方法对于现代社会已经过时。很多激进主义仍然把愤怒的矛头对准独裁的家庭制度、压抑的性道德、文学审查制度、工作道德观和维护资产阶级社会秩序的其他一些基础。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早已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削弱甚至破坏。这些激进分子看不到“独裁制度的性格”不再能代表经济人的原型，而经济人又已经为我们时代的心理人所替代。后者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最后产物。折磨新一代自恋主义者的不是内疚，而是一种焦虑。他并不企图让别人来承认自己存在的确凿无疑，而是苦于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已从过去的迷信中解放了出来，但却对自己现在的存在发生了怀疑。他表面上很放松、宽容，对有关种族纯洁的教条不屑一顾，但与此同时却失去了一种对集体忠心耿耿时能够感受到的安全感。他把每个人都看成在一个家长制统治的国家中与之争宠的竞争对手。他对性生活采取放任的而不是清教徒式的态度，尽管从古老的禁忌中解放出来并没给他带来性的安宁。尽管他为得到无休止的赞许、喝彩不断竞争，但他却不相信竞争，因为他潜意识中已把竞争与不可遏制的破坏欲相提并论。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发展早期流行的竞争理论一概加以否定，甚至对体育运动中有限的竞争也持怀疑态度。他高度赞扬合作和集体工作精神，而内心却深植着反社会的本能。他提倡遵纪守法，但私下里却希望这些纪律法规对自己不适用。从他的愿望永无止境这层意义上说，他是很有追求的，但他不像19世纪政治经济制度下一个有追求的人那样，力图囤积起大量物资与必需品以备将来的不时之需；而是要求获得立刻的满足，并生活在一种烦躁不安的永远不会满足的欲望之中。

自恋主义者对未来毫无兴趣，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对过去也是兴趣索然的。他觉得很难让幸福的联想内在化，也很难创造出许多充满情爱的回忆并靠它来面对以后的生活，因为后半辈子即使在最佳条件下也总有着无尽的悲伤和痛苦。在一个自恋主义社会——一个不断推崇鼓励自恋主义特点的社会里，对过去文化的贬低不仅反映出盛行的意识形态是何等贫乏，因为这些意识形态完全把握不住现实，而且干脆放弃了把握现实的愿望，同时还反映出自恋主义者内心生活是何等空虚。一个把“怀旧”当作商品用于文化贸易的社会会不假思索地驳斥过去的日子比今天好的说法。人们早已把过去等同于过时的消费方式、等同于被摈弃了的时尚与观点而加以蔑视，所以今天他们对任何人在有关现状的严肃讨论中提及过去或试图以过去为标准评判今朝都极其反感。时下的批评教条把每一次提及过去都等同于怀旧的表现。正如阿尔伯特·帕尔所说的那样，这套理论“把靠个人经验获得的任何真知灼见和价值观都排除在外。因为这种经验总是来自过去，自然也就属于怀旧的范畴”。

把我们与过去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的讨论归结为“怀旧”代替了叫嚷要客观评判社会的口号。蔑视任何一个过去美好回忆的那种时髦态度，力图利用一个伪装进步社会所持的偏见来为现状服务。由于克里斯托弗·希尔、E·P·汤普森和其他一些史学家的著作，我们现在知道以往许多激进运动也是从更远古的黄金时代的神话和回忆中汲取力量和养料的。这一历史发现更加强了由心理分析得出的远见卓识：　美好的回忆是使人成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心理源泉，此外那些没有任何有关过去亲人间友爱和睦的美好回忆可依托的人会遭受痛苦的心理折磨。那种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说过去的时光更美好的信念决不是基于任何伤感的错觉，也不会导致政治上的倒退和反动。

我个人对过去的看法恰恰与大卫·多纳德的观点背道而驰。我把过去视为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力量（而不一定就是“教训”）以迎接未来的政治与心理财富，而不是什么无用的累赘。我们这一文化对过去无动于衷——这种漠然态度很容易就上升为仇视和排斥——最好地说明了这种文化的破产。目前盛行的态度从表面上看乐观并着眼于未来，却渊源于自恋主义的精神匮乏，同时也是由于无力把我们的需求建筑于成功满意的经验上。我们非但没有把需要建筑于以往的体验上，还听凭专家们为我们确定需要，之后又奇怪那些需要为何从来得不到满足。伊凡·伊里奇写道：“人们变得越发善于学习如何需要，以致根据以往体验到的满足来确定需要的能力成了豪富或赤贫的人们所具有的罕见能力。”

鉴于以上诸原因，贬低历史已成为文化危机的最重要的症状之一。本书将论述这种文化危机，并频繁地引鉴历史经验来解释现状的症结所在。对过去的否定、表面上的进步和乐观，我们只要对它们加以深入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包含着一个无法正视未来的社会的绝望和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