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
早熟而难以取悦的艾米莉·狄金森成长于一个老式的舒适的大宅子里。她从小跟哥哥和妹妹还有许多朋友们亲密无间，可是到了20多岁以后，她的交往圈子渐渐缩小，以至从那个学院小城的社交礼仪世界里退隐了。在家人的劝说下，她离家旅行过几次，其间仍不断给家人和朋友写信，除此之外，她便一直安全地躲入家宅，在这个避风港里观察周边的世界并精心加工她独一无二的诗歌艺术。
这位新英格兰人在世时深居简出，如今她的诗歌却不胫而走，传遍全球，被翻译成几十个语种，她今日的声名已不亚于美国19世纪的另一位伟大诗人沃尔特·惠特曼，而惠特曼所代表的趣味刚好是狄金森所反感的。“把锁头从房门上卸下来！”惠特曼在《自我之歌》中宣告，就如同宣布了谦逊、得体、压抑和隐私的终结。“干脆把门从墙壁上卸下来！”
狄金森的世界则离不开有形和无形的门、墙壁以及各种栅栏，以保护她的隐私。惠特曼为纽约城开放的公路和随意偶然的现代性喝彩，狄金森则惧怕敞开。她不但避开不必要的接触，而且拒绝发表作品。有客人来访，她避之唯恐不及。浮光掠影者想当然地认为，闭门谢客必定会损耗她的创造力，殊不知这反倒滋养了她的创造力。对于狄金森的诗歌天赋和艺术追求来说，躲开世人反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
这个留下了近两千首诗作的奇特女人究竟有怎样的一生？生活中发生的种种事件、她不同寻常的个性以及她遇到的麻烦、挫折、失望和冲突，如何走进了她的艺术世界？它们真的走进了她的艺术世界吗？狄金森的读者总是一而再地提出这样的问题。这样的问题显得有些粗浅，而且未免过于打探，势必侵犯诗人一向珍藏的隐私，更不用说威胁到生活和艺术的界限。不过，这也无妨，这些问题是难免的也是合理的。对于她欣赏的女性作家，比如艾米莉·勃朗特和乔治·艾略特，诗人本人也曾渴望多多了解她们的私人信息。她不但特别留心阅读她们的早期传记，而且还获得了一些深入的、令人满意的洞见。她读了勃朗特的传记，给一个朋友写信说：“自《简·爱》以来，没有哪本书让读者如此震惊，像触电一般……如此奇异的力量。”
对于传记作家所展现的狄金森的奇异力量，我本人总觉得不太满意：若读起来像触电一般令人震惊，细查之后则发现，多出自主观臆断，不够信实；若出自信实的材料，则读起来死气沉沉。1994年我刚刚完成了首部传记（关于老亨利·詹姆斯），便决意尝试写我自己的狄金森传记。当时我是堪萨斯大学的英语系教授，承担着各项日常教学任务。我希望完成一部信实、全面、深入的诗人生平传记，一方面考察现有资源，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挖掘新的材料，而且我很有把握地认为我一定能找到一些新材料。我意识到完成这个项目至少需要五年的努力，而且必须专心一意、不受干扰，只要仍在大学里任职，我就永远不可能安心从事这项工作。
我和妻子在俄勒冈州人烟稀少的地带拥有一块土地，我们那几年正利用暑假在那里修建一个小木屋，当时尚未完工，也没有接通电力（最近的电网在一公里以外），不过，电话已经有了，其他方面也基本上能满足我们的日常需要了，何况我们向来生活节俭。于是，我辞去了教职，卖掉了房子，同妻子来到西部，开始了我们的新生活。
我妻子一直渴望移居于此，我也是，这样我就能全身心地投入狄金森传记的写作了。不过，与此同时我也未免忧心忡忡，因为新环境也丧失了不少便利：与大学同事和学生的面谈，近在手边的大学图书馆，随时可以利用的网络。妻子主动提出帮我查找资料，可我还是担心，在相对孤立的条件下工作，且不依靠任何机构的支持，我有能力完成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吗？
这是一个巨大的赌注，回头看，最后的结果比我当初所期望的还要好。一个离家90英里之外的州立图书馆允许我使用那里的资源。一个农夫租给我一间有电网覆盖的空房子，这就成了办公室，我每天在这里打开文字处理器。不过，在动笔之前，我有几百个问题要咨询各种图书馆的特藏中心和资料中心，我把它们打印出来，并邮寄出去。当时，人们开始普遍使用电子邮件通信，有几家图书馆无可非议地表示用老式的邮件来回复未免太麻烦。于是我及时地认识到，最好在信封里附上一个贴好了邮票、写好了地址的信封，以方便人们给我回信。
当然，若考虑到另外两个事实，这些难处可谓不值一提。第一个事实简直再好不过：我可以全身心地、自由地投入工作，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或借口来拖延时间了。我可以随时根据需要飞到新英格兰，去阿默斯特学院或哈佛、耶鲁以及布朗大学，探寻丰富的狄金森藏品。若有什么手稿保存在其他机构，我也可以随时出发前去查考。那位狄金森资料的伟大发现者杰伊·莱达在20世纪50年代所发掘的档案，我也可以去探访了。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自由地根据我自己发现的线索和思路去追踪考察，特别是狄金森的学者们从未想到过的地方，比如教会保存的资料，它们揭示了诗人早年遭受到强大的宗教压力；又如政府档案揭示了她父亲的法律和财务运作情况；再如税务和破产记录揭示了发生在诺克罗斯亲属中间的几件严重的、令人窘迫的财务案件，而诗人与这几位亲属交往密切。另一个事实则艰难无比、费时费力：我需要一卷一卷地翻检报纸的微缩胶片，它们几乎全都没有经过数字化处理。
如今回望这一切，我有时会禁不住自问：我当初放弃教职最为迫切或者说最为强烈的“心理驱动”是否就是为了这个唯一的最好的理由——获得工作自由？我放弃了稳定的大学工作，是否就是为了做好准备（而不知道是否准备好了）去面对并尽可能理解一个独特的自主的人？移居到偏远的俄勒冈“失落的草原”，我是否就是为了把自己安顿在那里，以便能够同情式地理解一种从容选择的终其一生的隐居状态？
我只能用一个确切而清醒的“不是”来回答以上问题。我少年时代所接受（长大后不再相信）的宗教信条，有助于我理解狄金森本人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部马萨诸塞州的福音派传统中的成长经历，对此我不觉得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可是，我无法声称自己跟她有任何特殊的个人的同情或契合，而且我也要劝告读者警惕那些传记作家的夸张之辞：诸如强烈的情感契合、靠直觉的飞跃顷刻间化解难解之谜之类。每个传记作家都与他/她的传主迥然有别。没有谁卸掉了狄金森房门上的锁或从墙上拆除了她的门。秘密的核心绝没有被解开，哈姆莱特就曾这样骄傲地对自己说，他当时斥退了那两个被派来探秘的大学朋友。
撰写《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我的目标无非是把我们所能知道的关于狄金森的一生写出来，特别是她的生活和作品之间的裂缝。如果说本书确实让读者进一步看清了那个裂缝，皆得益于我的职业生涯和训练：一方面来自于我作为19世纪美国文学的读者和教师的心得体会，一方面来自于我之前在传记创作中的辛勤耕耘。当然也来自于我个人的付出：时间的赐予，以及我获得了一个尽我所能去工作的机会。
十年之后，《我的战争都埋在诗里：艾米莉·狄金森传》中译修订版的出版为译者和我本人提供了一个机会，以纠正第一版所犯的不经意的失误。这里，我想特别指出的是，关于诗人的嫂子苏珊·吉尔伯特·狄金森在1861年短期雇佣的保姆阿比·肖，我的描述有所修正。阿比确实是奴隶出身，在南方的女主人听来，她的非洲名字听起来就像阿布（Abo、Abbo 或Aboo）。但当她受雇为苏珊的孩子做保姆时，她并不是印第安果园的居民，印第安果园是春田镇郊区的一个产业工人阶级聚集区。根据人口普查报告和包含肖的来往信件及相关信件的私人档案显示，她当时与已故女儿的丈夫（理发师）和他们的孩子住在春田镇。她在北方的生活既不边缘也不贫困。
我们已有现代搜索引擎助力，不再需要向读者逐一列举与狄金森有关的网站。但仍有一个资源我必须提请读者注意，那就是克丽斯丹娜·米勒和多姆纳尔·米切尔新近编辑的诗人书信集，将于2024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行。这部杰出的新版书信集将在文本的准确性、完整性和纪年方面树立一个新的标准。在此之前，我们有玛贝尔·卢米斯·托德于1894年编订的两卷本书信集和托马斯·H.约翰逊和西奥多拉·沃德于1958年编订的三卷本书信集。新版书信集是一个高峰，但它并不能完全取代1958年的版本，因为1958年版采用了三卷本，可以容纳丰富的辅助文本。哈佛大学出版社为新版选择了单卷本，这大大限制了注释的范围，因此，仍建议读者参阅约翰逊对大量典故和书信段落的有益评论。
最后，我希望向本书的译者表达我的谢意，感谢她彬彬有礼的来信和不辞辛苦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跨越语言和地理的障碍跟中文读者交流。能够以这样的方式跟你们说话，对我来说是一个新鲜而动人的体验。这里，谨向中国读者献上我诚挚而美好的祝愿。
阿尔弗雷德·哈贝格
写于俄勒冈州失落的草原
首版于2013年4月
修订于202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