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家”

无论从什么角度说，一九五〇年代初给《亦报》等报纸写文章的周作人，都可以算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专栏作家。

周作人给报纸、杂志写文章，由来已久，从《新青年》时期算起，除了抗战胜利后在南京老虎桥蹲大狱的那一段，几乎就没断过。不仅写，而且写得极勤。像《语丝》《骆驼草》这样的同仁杂志不必说，另如一九三〇年代的《论语》《人间世》，沦陷时期的《古今》，上面都频频见到周作人的文章。不过彼时周作人算不得专栏作家：其一，尽管有时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但他显然不受什么限制，不管是内容，还是篇幅；其二，周作人并不以此谋生，周作人的职业身份，在二三十年代，首先是北京大学的教授，沦陷时期，是北大图书馆馆长、文学院院长，还有伪华北政府教育总署督办之类的头衔，稿费从来不是他的主要收入来源。

一九五〇年代初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此时周作人虽已出狱，但还是戴罪之身，教职自然是没有了，也不可能有哪个“单位”接纳他，要找事做，只有笔耕一途。虽说他在还未回到上海以前即上书最高当局，为己辩解之余，也有请求安排活路之意，但这是没准的，事实上也是多次上书之后，一九五五年才得批复：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书，预支稿费。

对周作人而言，笔耕并非苦事，他曾在文中不止一次对友人将写作比作“母鸡下蛋，生而后快”的说法表示欣赏（虽说也抱怨写文章是无中生有，比下蛋难），写作于他也确乎有近于生理行为的一面。即使在老虎桥监狱里，他的笔也没停过，或译书，或写打油诗，写作竟像是他的日课。他有隔段时间将所写文章编辑出书的习惯（这一点也像鲁迅），狱中几年也没留下空白，译作之外，还有《儿童杂事诗》，只是出不了，出不了就不能“变现”。他后来一直是强调“道义事功化”的，写作在他固然有“道义”的一面，却也有“事功”的一面，窘境之中，这一面尤不可少。一九四九年十月他邀其时已成忘年交的徐滏住八道湾（徐后来也是《亦报》的撰稿人，当时在北京谋职），言明自己生计尚无着落，一日三餐须其自理。这显然不是八道湾主人一贯的作风，也就见得他当时的窘迫。这时候《亦报》唐云旌邀他给报纸写稿，对他而言，实有雪中送炭的意义。

周作人的文章过去是各家报刊争着要的，通常都是大报，或大牌杂志，用今天的话说，都是“主流媒体”，或同仁刊物。他虽曾自号“京兆布衣”，却从来未有意识地面向市民写作。林语堂一系的《论语》《宇宙风》之类，可以算作商业性杂志了，对象却是读书人，也还是雅人深致。《亦报》就不同，从主事者到一众写手，市民化得多。像郑逸梅、张慧剑、唐云旌这些人，都属广义的鸳鸯蝴蝶派，若称为报人，也是小报的干将，放在过去，周作人肯定不屑为伍。即如后来被称作《亦报》“三绝”中的另二人，张爱玲和丰子恺，他也未必放在眼里。张爱玲的《十八春》，他曾在文中提到，态度毋宁说是俯就的；丰子恺的画不入他法眼，文章也未必入眼，他在一九六四年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审读丰子恺《源氏物语》中译本时，日记中颇多贬语，如三月五日有谓：“略阅《源氏》校记，丰子恺文只是很漂亮，滥用成语，不顾原文空气相合与否，此上海派手法也。”这里说的是译文，倘对丰氏文章看得顺眼，断不会做此“酷评”（丰子恺其实和他在《亦报》上也有一段因缘的，丰氏在《亦报》上的部分画作即是应报社之约，为周的《儿童杂事诗》配的图）。

他会有屈就之感吗？然而事关稻粱谋，舍此恐怕也很难找到更好的机会，所以周作人对与《亦报》的关系很是珍惜。这可以从他的勤勉上看出来。他给《亦报》开的专栏，起初是隔日一篇，很快就天天有作，几乎从不间断，而且很多时候，一天有两篇，一九五〇年二月八日这天，居然有三篇同时发表，一为《航船与埠船》，一为《行孝的故事》，一为《护生的意见》。除《亦报》之外，他有时还给《大报》写稿。从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二年三月，不到两年半的时间，周作人发表的文字竟达九百篇之多（《亦报》这年十一月并入《新民晚报》副刊，不知何故，三月十日起便不再见到他的文字），考虑到他已是望七的老人，如此高产，确实令人惊讶。

当然，在周作人，这也算不得什么难事：读书多，腹笥广，且原本就是宇宙之大，苍蝇之微，无所不谈。我们仅从一篇篇文章看，他写来真是浑不费力。随便抓过一个题目，便即娓娓道来，不疾不徐，意到笔随，起落无迹，收放自如。他从来作的都是冲淡文章，《亦报》随笔虽然与此前文章有所不同，但老手颓唐之类，倒也说不上。

因此之故，不少论者都不无理由地认定，该时期周作人散文的写作又进入一个高潮。然而这话也要看怎么说。从数量上看，不消说得，此前周作人似从未在两三年间保持这样的写作频度；从质量上看，他亦始终维持在相当高的写作水准。不过，他这时的写作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谓限制，大的方面，如意识形态的命令，自不必说，另一方面，却是他现在的专栏作家身份。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两个方面，借他的术语，不论“载道”还是“言志”，多多少少，都打了折扣。

关于“写什么”，报纸本身并未提出特别的限制，周作人可以任意而谈，“饭后随笔”传达的信息，闲适而已。以当时意识形态氛围，“闲适”尚有存身的余地，而周作人在很多人的眼中，恰是善作闲适文章的。

但是小报专栏，又自有它的限制。其一是字数的要求。上海小型报有一传统，即一篇文章通常只有数百字，一个版面要容纳尽可能多的文章，这是出于版面美学的考虑，更是维系读者注意力的招数。周作人自一九二〇年代声称文学店关张之后，即在“自己的园地”里经营小品文，长篇大论是不作了（沦陷时期写《中国的思想问题》等文是例外），所写文章，自然有长有短，通常在两三千字上下，从给《雨天的书》所写序言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写短文绝对是高手，翻看他的文集，也可看到一些文章，长短与为《亦报》所写相仿佛。但那是一个“随物赋形”，行其所当行、止其所当止的问题，他似乎并未刻意求短，尤其没有受到如小报副刊这般严格的字数限制。

《亦报》如何规定专栏文章的字数，我们也许可从周作人《文章的包袱》里看出些端倪：“我很想把文章写得短，写得简单明白，这个标准看来容容易易，做去却是烦烦难难，努力好久，才从六百缩到五百至四百五十字以内，这比较预定的三百字还差得远呢。”想把文章写得短些，恐怕是真的，只是短到什么程度，他恐怕不会有一定之规。同文中还说，“我最佩服小学教师，在规定的时间内讲规定的一课书，使得小孩满足了解……小学教员的讲书，此外还有艺人的说书，大概都可以为写文章的模范，问题是这很需要学习，一时也急不得”。对手艺人“进乎技”的羡慕，在周作人，都有某种程度的真实性。问题是他不大可能有近乎游戏的心境，悬三百字为鹄的，来做文字实验。倘若稿件是按字数计酬的话，他就更不可能没事找事，自减稿费。所以“预定的三百字”肯定不是他自我设限，乃是报纸方面提出的希望。上引文章中的话我们固然可以看作是真心话，当作曲里拐弯的抱怨去听，也未尝不可。

当然，不论从稻粱谋的角度，还是从发表欲的角度去说，他都乐于就范。

如此这般，螺蛳壳里做道场，对郑逸梅这样的“补白大王”，当然是驾轻就熟，熟极而流，而周作人虽文章写了无数，也还需要“努力好久”的过程。他在《亦报》上发表的文章，起初大都在六百字以上，往后越来越短，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每篇当真就在三百字上下。只是不知为何，在给《亦报》撰文的最后一段时间里，他的文章又长回去了。这倒让我越发相信，报纸编者对他有相当严格的规定，而此时大约是松动了一些，否则就不能解释，他好不容易在三百字上修成了“正果”之后，何以又自废武功，回到起点。

排日作五六百字的短文，已属不易，要将五六百字减至三百字，又还不损其意，稍有写作经验的人都知道，大难。一般人写起来，不免于字数上损之又损，如同较长文章的压缩版。周作人调理文字的功夫绝对是大师级的，不仅完成了他的减法，不损其意，而且丝毫不显局促，仍有从容不迫、左顾右盼的风致。较早时候那些五六百字的文章，多分为两三节，三百字上下的文章则大多不分节，读起来的感觉，就像读旧时尺牍高手作八行书，成竹在胸，一笔到底，不加点窜，写满一纸，恰是八行。笔记体的文字，当然也短，几十字的都有，但札记、笔记之类是片断化的，论条，论则，不论篇。周作人的《亦报》文章尽管不拘格套，随意挥洒，却还是要论篇，还是他所谓的“文章”。笔记与短篇文章之间的区别，此处未便详论，只要将《书房一角》《药堂语录》中的文字与他为《亦报》所写做一对照，当即了然。笔记是留待读书人的，对于《亦报》面向的读者大众，当然不宜。

单是字数限制这一项，已经让我们见出周作人的不能从心所欲，但他的“烦烦难难”其实还不在这里。他面对的读者群变了，或者说，报纸拟想的不是原来他的那些读者。这就要求他写得简单明白。周作人为文，固然追求简单平易的境界，这却不是通常小报副刊文字要求的那种明白畅晓。当年他谈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文，称胡适、冰心的文字是明畅一路，好固然好，却还不是他最欣赏的文章，他所欣赏的，是文章于“简单味”之外，还有“涩味”，照他的标准，这才有回味。所谓“涩味”，至少对周作人而言，根底里乃是源于他的怀疑主义和悲观主义。这些都已是不合时宜的了，不管是什么样的怀疑，哪一意义上的悲观，政治的，历史的，即使是人生观上的也不行。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新中国的天当然更加明朗，也就要求一切的书写都是明朗的。周作人的文章以“寄沉痛于悠闲”为特征，此时“悠闲”暂还有存身之地，“沉痛”则是断断不可的。所以周作人也要让他的文章明朗化。不能说《亦报》随笔因此就没有一点回味，不过“苦雨”“苦茶”之苦显然被尽可能地过滤掉了。

情调上的苦涩之外，文字上的涩也在尽量过滤。“为工农兵服务”的导向尚未贯彻到《亦报》这样的都市小报，可报纸拟想的读者群的要求在悄然改变周作人的文风——我指的是他纡曲的文风，令其遣词造句趋于通俗化。文字上的明朗化，说来也简单，便是有话直说，周作人的文章恰恰是径一周三，言近旨远的。《亦报》随笔可能是周作人散文中写得最明白如话的文章。将文章写得近于说话，是周作人欣赏的一种境界，但他的“话”里其实颇多句式的周折和文言成分的化用，这些此时都大为收敛，显然他不能继续“不佞”下去了。

如此看来，为《亦报》撰文的周作人，是，也不是那个原来的周作人了。说是，是因为资深一点的读者一看便知，这仍然是知堂文字，别人写不出来；说不是，盖因这个周作人是打了折扣的，此前他的文章没有这么写，以后有了机会，比如在境外发表《知堂回想录》，他也不会这么写。是故《亦报》随笔是周作人对周作人的一次偏离，倘若不是为稻粱谋，顺乎自然地写下去，周作人的文章会是怎样的面目呢？时势没给他这个机会，不过要想象一下也不难——大约是曾被林语堂等人诟病，也为很多人激赏的“文抄公体”吧？说他此时进入了写作的又一高潮期，若不按量化的标准，那就唯有在一个意义上成立——瘦死的骆驼比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