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国家的命运和大学的命运是如何交融、交织，大学在国家发展中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以北洋大学——中国第一所现代性质的国立大学作为重点研究对象，来开展一系列长周期的研究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任务。基于这种认识，我们邀请众多专家学者共同研究。此前已举办过数届以“北洋大学与天津”为主题的研讨会。最初参与研讨会时，我还不是天津大学党委副书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和各位专家成了朋友。我也曾想我们对历史、文化的挖掘有一天会不会枯竭，再无可研究的，我是个读理工科的人，但是我因为参加了这五届“北洋大学与天津”研讨会，看到了参会专家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看到一届又一届的学术研究活动中有价值的成果像清泉一样涌出来，看到《北洋大学与天津》的学术论文集一年比一年厚实，我真的是感觉到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欣闻研究的主题从“北洋大学与天津”扩展到“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将更为深入地探索近代历史上大学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历史，了解北洋大学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也能够为我们当下如何发展高等教育提供重要参考。

教育对于国家而言，意义非凡，强国需先兴学。盛宣怀在120多年前提出：“自强之道，以作育人才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设立学堂为先”，北洋大学是在近代中国有识之士救国图存的背景之下诞生的。而回顾近代历史上的北洋大学，学校的发展推动着社会的进步，不仅为社会输送各专业领域的人才，也促进新的理念、思想的传播。

我印象当中，在120周年校庆的时候，征集天大和北洋故事的时候，书的卷首有一篇文章这样提到：北洋大学的成立，是一个时代的表达，预示着在那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年代，国家要找到复兴之路，解救民族于危亡的道路，必须要创新，必须要打破陈旧的桎梏，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引之下，这样的一所大学诞生了，北洋大学就是中国创新求发展、创新求变革的时代印记。

今天，125年过去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国家就在我们选择的道路上砥砺前行。在这样的时代节点，我们再一次去研究“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这样一个话题，是非常重要的。回顾一百多年的天津大学的发展历史，可以看到我们是有利于历史发展的。当年邓小平同志在塘沽提到“开发区大有希望”，而我们也是特别重要的发展地区。

2018年我挂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的时候，我始终认真学习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天津是开创高等教育先河的地方，也始终走在继续教育的前列。我们天津的工业体系，在新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之上，率先恢复了制造业等。到了今天，怎样为天津赋能、为天津找到发展道路，实际上作为大学的学者我们也承担着不可推脱的历史使命，所以前一阶段，天津市专门研究了在天津如何推动创新，如何让高校从创新的边缘走上创新的主战场。过去我们仅仅为创新创业提供人才支持，现在要求大学要走上创新的主战场，所以需要我们大学去研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率先开创研究型大学，为当时的中国开创的制碱业、水泥工业、材料工业、矿业工业等一系列新经济新产业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多的支持；到了今天，如何用那样的魄力继续为助力区域经济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这是我们在今后研究“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这一课题时，必须要思考的问题。我想这些工作都需要我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倾心投入。

传统文化的研究一定要继承家国情怀。从北洋大学诞生的第一天起，我们和西方中世纪教会和行业学会大学最大的不同就是，我们将大学的命运和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把兴学救国、兴学强国的使命作为中国大学的精神之元始和基因之所在。我们在研究“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的时候，我们应考虑如何更加坚定地走中国道路，把我们的道路自信、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发扬起来，总结凝练出更多更新的理论成果。所以我想今天和大家一起，在“北洋大学与天津”的基础上，继续共话“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

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节点上，再去看待这样一个话题，它的内涵变得格外深厚，它关照的世界变得格外宏大，这个话题所蕴含的力量变得格外深刻。在此对所有参与这一课题研究，以及给予我们支持帮助的社会各界专家学者、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特别期待各位学者继续围绕“北洋大学与近代中国”这一主题，围绕大学精神与社会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产出更为丰富的研究成果。

雷　鸣

2020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