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辽朝的华严学匠及主要著作

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于北宋佛教研究史料，与辽朝佛教和华严宗僧人相关的史料是相当缺乏的，并无专门的辽朝僧传或寺志存世，如明代释如惺的《大明高僧传》及明河的《补续高僧传》等涉及宋元佛教的僧史中都罕见辽僧的传记[101]。因此，本书在此将主要以现存的辽代佛教著作序文，及当时的碑铭、题记等碑石文献为讨论依据；试图通过这些有限的资料[102]，勾勒出辽朝华严学匠的大致生平及主要活动。

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辽朝前期（主要是太祖、太宗、世宗、穆宗、景宗五朝）几乎不见与华严学匠有关的记载。以当时佛教发展的情况来看，包括华严学在内的佛教义学可能并不兴盛，因此这一时期辽朝华严学匠的具体情况较难考察。圣、兴、道宗和天祚帝四朝的一百多年时间则是辽朝华严宗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间涌现出众多的华严学高僧，尤以道宗朝为盛，现存与辽朝华严学匠有关的文献资料也多为这一时期的作品。目前所知的重要辽朝华严学匠主要有以下几位：

（一）海山大师思孝及其著作

海山大师思孝是辽兴宗时期重要的佛教思想家和华严学匠，被日本学者野上俊静称为“辽代第一流高僧”[103]。但现存的诸类僧传中都没有他的传记，只在金朝王寂所著的《辽东行部志》[104]中记述有他的大致生平经历，但遗憾的是没有其生卒年和师承关系的记录。王寂在金明昌元年（1190）二月十九日得到《海山文集》后追述了著书者海山大师思孝的经历，文称：“是日得《海山文集》，乃辽司空大师居觉华岛海云寺时所制也。故目其集曰‘海山’。”[105]此时距思孝所在的辽兴宗时代（1031—1055）已经有一百多年的时间，但思孝的文集和事迹仍然流传，由此可知他在辽朝佛教中的重要地位和巨大影响力。此文记载其大致生平为：

师姓郎名思孝，早年举进士及第，更历郡县。一日厌弃尘俗，祝发披缁，已而行业超绝，名动天下。当辽兴宗时，尊崇佛教，自国主以下，亲王贵主皆师事之，尝赐大师号，曰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凡上章名而不臣。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师自重熙十七年离去海岛，住持缙云山，兴宗时，特遣閤门张世英赉御书并赐香与磨丝等物。[106]

根据此文的记载，思孝在当时的称号是“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这是辽兴宗皇帝的赐号，道宗时沙门广善所撰的《妙行大师碑铭并序》则称其为“海岛守司空辅国大师”[107]，金代王寂仍称其为“辽司空大师”，则后世所称的“海山大师思孝”，应当是受《海山文集》影响而后来出现的。

由此文的记载可知，思孝年轻时以儒学为业，并且参加科举“进士及第”，此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担任地方郡县的官员；从“早年举进士第，更历郡县”“一日厌弃尘俗，祝发披缁”等文字推测，他大约是中年时才出家为僧；从“行业超绝，名动天下”可知，思孝对佛教义学及实践修持具有颇高的颖悟。当时正值辽统治者崇奉佛教的时代，所以有许多皇族宗室都成为思孝的弟子。

思孝传法的地点，现在可考的主要有三地：觉华岛海云寺、缙云山、上京。觉华岛海云寺为思孝最主要的驻锡地之一，思孝常住于海云寺，并自称为该寺僧人。思孝在其所撰《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序文》中署名为：“觉花岛海运（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思孝奉诏撰”[108]，在其所集的《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中也署名为“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孝思集”[109]（“孝思”为“思孝”之误），而他的称号“海山大师”及“海岛大师”也得名于觉华岛及海云、龙宫寺，如王寂在《辽东行部志》中便称：“是日得《海山文集》，乃辽司空大师居觉华岛海云寺时所制也。故目其集曰‘海山’。”[110]而王寂文中也特别提到“重熙十七年离去海岛”，可知觉华岛海云寺为思孝最主要的传教地之一。

海云寺位于兴城县觉华岛（今辽宁省兴城市觉华岛），为辽中京地区重要的佛教寺院。据许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记载：“第十八程自来州八十里至海云寺。离来州三十里即行海东岸，……寺去海半里许。寺后有温泉二池。望海东有一大岛，楼殿窣堵波在，上有龙宫寺，见安僧十数人。”[111]海云寺在岸边，而与之相邻的还有龙宫寺，坐落于岛上。此外，1956年于辽宁兴城县白塔峪乡塔沟村出土了大安八年（1092）的《觉华岛海云寺空通山悟寂院塔记》，可知海云寺在兴城地区还有其他下院，该碑铭记载了海云寺僧人于空通山悟寂院佛塔地宫中奉安舍利的经过，称“镌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九圣八明王八塔各名”[112]，明显属于密宗的仪轨；又天庆二年（1112）释慧材所撰《释迦定光二佛舍利塔记》末载办塔主僧为“觉华岛海云寺业律沙门志全”[113]，由此可知海云寺同时存在密宗和律宗僧人，而非单纯的华严寺院，这一现象也符合辽朝佛教诸宗融合的实际情况。

缙云山，据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海山大师思孝“自重熙十七年离去海岛，住持缙云山”[114]，缙云山又称缙阳山，位于儒州（今北京市延庆区，辽时属西京道管辖），山中有缙阳寺。据寿昌元年（1095）《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记载，该寺古为禅院，创建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辽圣宗曾驻跸此寺，辽兴宗、道宗皇帝都曾巡幸此寺，兴宗于太平年间赐寺名“缙阳”[115]，思孝住持的寺院应当就是这里所说的缙阳寺。

虽然现存史料中未见思孝在辽首都上京等地活动的记录，但从王寂文中“兴宗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一句可知，思孝经常出入于宫廷，即活动于上京临潢府城内。辽兴宗重熙二十二年（1053）思孝奉诏撰《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又称《一切佛菩萨名集》），此后史料中未见其活动记载。两年后的清宁元年（1055）辽道宗登基，道宗为辽代最为崇佛的皇帝，对高僧颇为尊宠。思孝为兴宗国师，“名动天下”，若道宗时仍然在世，史书中应当会有加封、召见之类活动的记载；此外，王寂文中记载兴宗皇帝与思孝往来的事迹很多，却无道宗皇帝与思孝往来的记录，由以上种种事迹分析，思孝有可能逝世于兴宗末年，即1054年前后。

思孝与兴宗皇帝的密切关系值得注意，其称号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其中“崇禄大夫”和“守司空”是荣誉性的职衔，辽朝的职官制度一部分承袭自中原官制，以太尉、司徒、司空为三公，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师。赐高僧以三公、三师等高级职衔是辽朝的惯例（这一做法始自唐朝，如唐朝密宗高僧不空就曾被唐代宗敕赠“司空”）。辽兴宗经常封高僧以官职，如重熙十九年（1050）“春正月庚寅，僧慧鉴加检校太尉”[116]，史载当时“僧有正拜三公、三师兼政事令者，凡二十人，贵戚望族化之，多舍男女为僧尼”[117]。就现有资料来看，思孝是现在所知的兴宗时代被授以三公称号的两位高僧之一，由此可知统治者对他的尊宠。

据王寂《辽东行部志》记载，兴宗皇帝“每万机之暇，与师对榻”，还因为思孝不肯为其作诗，“先以诗挑之曰：‘为避绮吟不肯吟，既吟何必昧真心，吾师如此过形外，弟子争能识浅深’”，思孝不得已和诗“为愧荒疏不敢吟，不吟恐忤帝王心。本吟出世不吟意，以此来批见过深”。后来在兴宗皇帝生日天庆节时，思孝还进呈《松鹤图》祝寿，并题诗“千载鹤栖万岁松，霜翎一点碧枝中。四时有变无此变，愿与吾皇圣寿同”[118]。这些事迹一方面反映出兴宗皇帝对佛教高僧的尊宠，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思孝对皇权的巧妙利用，他深知“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119]的道理，即佛教只有得到皇权的支持才能发展。对思孝和辽兴宗的密切关系，王寂感慨道：“非当时道行有大过人者，安能使时君推慕如此。然亦千载一遇，岂偶然哉！”[120]

关于思孝的著作，高丽义天所编的《新编诸宗教藏总录》即《义天录》收录有多种，此外还在房山石经、应县木塔中发现其著作的残篇，现整理如下：

（1）《义天录》完成于1090年（宋哲宗元祐五年，辽道宗大安六年），是距离思孝时代最近，且收录辽朝华严宗作品最完备的一部佛教著作目录，其中著录的思孝著作有：

《大华严经》：《玄谈钞逐难科》一卷，《修慈分疏》两卷，《略钞》一卷，《略钞科》一卷；

《大涅槃经》：《后分节要》一卷；

《法华经》：《三玄圆赞》二卷，《圆赞科》一卷；

《般若理趣分科经》：《科》一卷；

《大宝积经》：《妙慧童女会疏》三卷，《科》一卷；

《观无量寿经》：《直释》一卷；

《报恩奉盆经》：《直释》一卷；

《八大菩萨曼陀罗经》：《疏》二卷，《科》一卷。[121]

以上据该书卷一记载。

《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大乘忏悔仪》四卷，《近住五戒仪》一卷，《近住八戒仪》一卷，《自誓受戒仪》一卷，《诸杂礼佛文》三卷，《自恣缘》一卷，《释门应用》三卷，《持课仪》一卷。[122]

以上据该书卷二记载。

（2）《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卷十录有思孝著作一种：

《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沙门思孝集。[123]

（3）金代王寂所著《辽东行部志》载思孝著作一种：《海山集》。

（4）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佛像腹中发现的辽代写经中有思孝著作一种：

《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款题“觉花岛海云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赐紫沙门孝思集”，“孝思”为思孝的倒误，卷数失载）。[124]

以上所列著作有二十六种，但绝大多数已经佚失不存，现存作品除应县木塔发现的《毗奈耶藏近事优婆塞五戒本》残卷外，思孝的《发菩提心戒本》三卷和《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二卷曾刊刻入房山石经，现存于北京云居寺[125]；此外，在黑水城出土有思孝所作《往生净土偈》残本[126]。

由这些著作的名称可知，思孝的著述涉及当时佛教义学的各个方面，而尤以华严学见长。他作为辽朝的华严学匠是当之无愧的，可惜的是这些华严学著作都已经散佚，使我们无法了解其具体的思想内容。

（二）圆通悟理大师鲜演及其著作

鲜演是活动于道宗和天祚帝时期的重要佛教义学高僧和华严学匠，现存的僧传中没有他的传记，所幸1986年鲜演大师的墓碑在内蒙古巴林左旗（原辽上京地区）被发现，这篇墓碑文成为研究鲜演大师生平经历的主要资料。该碑文[127]的撰者自称为“奎”，但未书姓氏，他自称“乡系析津，职縻潢水”，可知奎为析津（今北京市）人，任职于潢水（辽上京地区），此文即为他在上京地区任职时受托所作。

据碑文记载，鲜演大师籍贯为“怀美之州”（即辽上京怀州，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俗姓“出于陇西之郡”，姓李氏。碑文记其卒年为辽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但未言其生年及具体年龄，但从文中“和光顺生，寿逾六纪；示相托疾，时过七旬”[128]可知，其年龄在七十二岁（六纪）以上，则其生年当在重熙九年（1040）或之前；碑文又称“清宁五年（1059），未及弱龄”，弱龄指二十岁，则其生年当在1040年或其后；综上可知，鲜演大师的生卒年大致为辽兴宗重熙九年（1040）至辽天祚帝天庆二年（1112）。

鲜演出身于一个信佛的家庭，其母杨氏“先以儒典诱师之性，次以佛书导师之情”，可知他幼年时受到过儒学和佛学的教育，并表现出很高的天赋。当时上京的太师大师见到幼年的鲜演大师后说：“虽小藏器，用之太遂，乃方便诱化，自然省悟”[129]，对其佛学天赋表示肯定。因此鲜演拜太师大师为师，出家于上京大开龙寺。

碑文未记这位太师大师的僧名，太师为官号，辽朝皇帝多赐高僧以官爵，可知此太师大师亦为当时著名高僧。从碑文所记时间来看，太师大师当为兴宗时人，检索《全辽金文》等文献中的碑铭资料，此人应当就是《非浊禅师实行幢记》中提到的“守太师兼侍中圆融国师”[130]，即前述兴宗、道宗朝著名律学大师奉福寺澄渊，与道宗朝律学高僧非浊同门。而从非浊兼通律学和净土、鲜演兼通诸家佛教义学的思想特点来看，太师大师澄渊也是一位兼通律学及佛教各宗义学的高僧，这从其“圆融国师”的称号中也可见一斑。

综合上述碑志等史料的记载，可知鲜演大师的大致生平为：早年师从太师大师澄渊在辽上京开龙寺学习经论，清宁五年（1059）十九岁时“试经具戒，擢为第一”；此后他游历辽中京和南京地区，访师求学，参加佛学论场的讨论，在辽佛教界中的声名逐渐提高，当时秦楚国大长公主邀请鲜演入居燕京竹林寺“永为讲主”，他从此开始受到辽皇室的注意；清宁六年（1060）“声闻于上”，道宗皇帝特赐鲜演紫衣以及“慈惠”德号，成为辽佛教界的重要高僧，“自尔名驰独步，振于京师”；辽道宗咸雍三年（1067）巡幸燕京时，高僧通赞疏主守臻[131]向皇帝荐扬鲜演，他因此得到皇帝的召见，并充任上京大开龙寺暨黄龙府讲主；开龙寺位于辽上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为辽上京重要寺院，统和四年（986）辽圣宗在对宋战争胜利后，“又以杀敌多，诏上京开龙寺建佛事一月，饭僧万人”[132]，可见开龙寺具有上京地区华严学和佛教义学中心的重要地位。大安五年（1089），道宗特授鲜演“圆通悟理”四字师号；大安十年（1094）冬，鲜演奏请将自己的籍贯系于兴中府兴中县；寿昌二年（1096），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鲜演与道宗皇帝关系密切，两人常讨论佛法，“常以冬夏，召赴庭阙，询颐玄妙，谋议便宜”。

天祚帝即位后“眷兹旧德，锡尔新恩”，对鲜演大师继续尊宠，加官晋爵，恩荫其弟子及亲眷。乾统元年（1101）天祚帝加鲜演特进阶、守太保；乾统六年（1106）迁特进、守太傅；乾统四年（1104），追封鲜演父为太子左翊卫校尉，追封其母为弘农县太君；鲜演弟子兴操、兴义、兴密等人被赐以紫衣德号；鲜演俗弟李亨、俗侄李永安等人也恩荫得到官职，真可谓“缁徒爵号，庆萃一门；俗眷身名，光生九族”[133]。鲜演的显赫经历，实际上正是辽朝佛教兴盛及帝王佞佛的缩影。

此外，鲜演大师与高丽僧统义天的交往也值得注意[134]，义天为高丽王朝文宗大王的第四子，后出家为僧，精通佛教诸宗义学，并旁及孔老百家之学。义天仰慕中国佛教文化，因此于1085年（宋神宗元丰八年、辽道宗大安元年）至1086年入宋巡礼问道，至汴京、杭州和天台山等地问学，还在杭州慧因寺拜见华严宗大师净源并执弟子礼[135]。义天归国后派人在北宋、辽和高丽等地收集佛教诸宗的经律论章疏，并撰成目录《新编诸宗教藏总录》（《义天录》），高丽《续藏经》即据此刊行，其中收录有许多辽僧的佛学著作。

《鲜演大师墓碑》文中有“高丽外邦，僧统倾心”的记载，高丽僧统即指义天（义天十三岁时被赐号“祐世僧统”），可知两人关系较为密切。从现有资料来看，鲜演与义天的主要交往形式是佛学著作交流。首先，据道宗寿昌三年（1097）辽御史中丞耶律思齐给义天的书信[136]记载，鲜演大师的《安乐伊集》曾在高丽及辽朝雕版印行，耶律思齐还曾将辽朝雕印本寄赠给义天，文称：“大保鲜演大师亦安乐伊记文，因彼处雕印进呈了后，亦令大朝雕印流通也。其鲜演大师过生，知感，不可俱陈。为此时将到本寻读了，被抄写人笔误、音同、错字不少，又令将新印行一部来献呈。”[137]可知鲜演在世时其著作已经在高丽雕印流传，这说明鲜演在高丽佛教界也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其次，鲜演仅存的著作《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六卷通过高丽传入日本，从而得到保存并被收入日本《续藏经》；该书卷二末保存有早期写本题记：“高丽国大兴王寺寿昌二年丙子岁奉宣雕造”[138]（寿昌为辽道宗年号，寿昌二年为1096年）。这些证据表明，鲜演和义天之间的佛学交往颇为密切[139]，而这一交往本身也反映出鲜演本人在当时辽宋高丽三国佛教义学界中的重要地位。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义天录》是目前所知收录辽朝华严宗及其他宗派佛学著作最为完备的目录，但其中并无鲜演的著作。此书完成于1090年，因此可知义天与鲜演的佛学交往主要集中于1090—1101年（此年义天逝世）之间十年左右的时间，从现有资料看，鲜演大师应当有大量著作传入高丽，但遗憾的是未留下相关的目录和文献资料。

关于鲜演大师的著作，《鲜演大师墓碑》记录有多种（但多未记卷数），该碑文是了解鲜演著作情况的主要资料，其中著录的著作有：

《华严经玄谈决择记》、《仁王护国经融通疏》、《菩萨戒纂要疏》、《唯识论掇奇提异钞》、《摩诃衍论显正疏》、《菩提心戒》（暨《诸经戒本》）、《三宝六师外护文》十五卷。以上所列七种著作中只有《华严经玄谈决择记》存世，收入《大藏新纂卍续藏经》，但名字略有不同，称《大方广佛华严经谈玄决择》[140]。

从鲜演的生平及著作可知，他也是一位精通华严、密、律、唯识等各宗义学的佛教思想家，其现存的华严学著作《华严经谈玄决择》是了解辽朝华严思想的重要资料，对此下文将进行论述。

（三）道宗耶律洪基及其著作

从现存的辽朝佛教文献中可知，辽道宗耶律洪基也是一位对华严学深有研究的华严学匠。辽人赵孝严称颂道宗：“研释典，则该性相权实之宗。至教之三十二乘，早赜妙义；杂花之一百千颂，亲制雄词。修观行以精融，入顿乘而邃悟。肇居储邸，已学梵文。有若生知，殊非性习。通声字之根柢，洞趣证之源流。欲使玄风，兼扶盛世。”[141]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从中可知辽道宗对华严、唯识学及密宗经咒都有深入的研学。而据耶律孝杰撰《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引文》称：“我天佑皇帝位联八叶，德冠百主，睿智日新，鸿慈天赋。儒书备览，优通治要之精；释典咸穷，雅尚性宗之妙。”[142]称颂道宗对儒学和佛学经典都有深入研究，并特别重视华严学（“性宗”）；而道宗时代的华严学高僧法悟也在《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中称：

我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位纂四轮，道逾三古。蕴生知之妙慧，赋天纵之全才。性海深游，梁武帝空修福善；仁泽普洽，唐文皇自减音声。三乘八藏以咸该，六籍百家而备究。……至于禅戒两行，性相二宗，恒切熏修，无辍披玩。[143]

这段文字指出，道宗不仅精通华严学和唯识学（“性相二宗”），并且对律学和禅学（“禅戒两行”）也有修习。可见，在当时辽朝官僚和佛教界的心目中，道宗耶律洪基俨然是一位精通各宗义学的佛学大师，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佛教领袖的角色。

而从正史的记载中，也可以发现辽道宗对《华严经》的重视及其华严学造诣。据《辽史·道宗本纪》载：咸雍四年（1068）二月，道宗“颁行《御制华严经赞》”[144]；咸雍八年（1072）七月又“以御书《华严经五颂》出示群臣”[145]。除《华严经》外，道宗对《大乘起信论》及其注释书《释摩诃衍论》也给予了特别的重视。

可考的辽道宗华严学著作主要有以下几种：

《大方广佛华严经随品赞》[146]；

《华严经五颂》（已佚）；

《释摩诃衍论御解》[147]，即道宗对《释摩诃衍论》的注解，现部分保存于法悟的《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一书中。

此外，据道宗寿昌三年（1097）耶律思齐写给高丽僧统义天的书信中记载，耶律思齐“又将到前庆录大师集到《靡诃行论记文》[148]一部及《御义》五卷”[149]寄赠给义天，这里提到的《御义》五卷可能就是道宗耶律洪基对《释摩诃衍论》一书所作的注疏。而据《义天录》卷一记载，辽僧志实撰有《华严经随品赞科》一卷[150]（已佚），该书可能是对道宗《华严经随品赞》的注释书。

总之，从辽道宗耶律洪基对华严宗的支持及其华严学造诣来说，他作为重要辽朝华严学匠的身份是没有疑问的。

（四）诠圆通法大师法悟及其著作

法悟也是一位精通华严学的义学大师，但现存史料的缺乏，使我们很难全面了解法悟的生卒年及经论、著述，所幸他所著的《释摩诃衍论赞玄疏》（以下简称《赞玄疏》）一书存世，这也是可考的唯一一部法悟著述。该书共五卷，现收入《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45册，文前有耶律孝杰[151]奉道宗敕命所作的《释摩诃衍论赞玄疏引文》（以下简称《引文》）一篇，此外，民国喻谦所辑的《新续高僧传》中也有辽僧法悟的传记。以上资料使我们可以窥探法悟的部分生平事迹及其思想梗概。

法悟为道宗时义学高僧，曾应道宗皇帝旨意而作《释摩诃衍论》注疏五卷，书成后道宗皇帝赐名《释摩诃衍论赞玄疏》，该书的题名为：“中京报恩传教寺崇禄大夫守司空诠圆通法大师赐紫臣沙门法悟奉敕撰”，从这一题名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一是法悟的主要传法和驻锡地为辽中京（号大定府，位于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宁城县）的报恩传教寺，该寺也可能为当地的华严学传播中心；二是法悟具有“守司空”“崇禄大夫”等地位很高的官衔，将司空、司徒等“三公”官衔授予高级僧侣是辽朝的常见现象，由此可见，法悟也在辽朝最高级别的僧人之列；三是法悟的《赞玄疏》一书是在辽道宗皇帝的亲自授意下创作的。

奉道宗皇帝敕命注疏《释摩诃衍论》是法悟的主要事迹之一，据耶律孝杰为《赞玄疏》所撰的《引文》中称：

守司空诠圆通法大师，学逾观肇，辩夺生融。屡陪内殿之谈，深副中辰之旨。会因众请，获达聪闻。旋特降于俞音，俾广求于隐义。由是精涤慧器，密淬词锋。研精甫仅于十旬，析理遂成于五卷。适当进奏，果见褒称，乃赐号曰赞玄疏。[152]

对于应诏注疏《释摩诃衍论》一事，法悟在该书中也自述说：

法悟叠承中诏，侍讲内庭。凡粗见于义门，幸仰符于睿意。因兹诸释，特沥恳词。欲别制于疏文，期载扬于论旨。暨达圣听，爰降前音。且挥尘传灯无足称者，而操觚染翰何敢当哉。勉副宸衷，聊述鄙见云尔。[153]

从这些记述中可知，法悟是深得道宗皇帝器重的义学高僧，并经常在皇宫内廷中讲说佛法。《释摩诃衍论》是辽道宗特别重视的一部经论，他选择法悟对该论进行注释，疏成后亲自审阅疏稿，并钦定书名为《赞玄疏》。从这些方面来看，法悟的学识及地位非同一般，他与鲜演、道弼、守臻、觉苑等高僧同属于道宗的高级佛学顾问。

（五）通圆慈行大师志福及其著作

志福是辽朝的另一位著名华严学大师，但与法悟等人一样，其具体生卒年及经历已不可考；现在可知的主要是他创作《释摩诃衍论》注释书《释摩诃衍论通玄钞》（以下简称《通玄钞》）的事迹。在志福的著述方面，《通玄钞》是其已知的唯一著作，该书共四卷，现收入《大藏新纂卍续藏经》第46册，全书最前还有辽道宗御制《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引文》一篇。

《通玄钞》的撰著者题名为“大辽医巫闾山崇禄大夫守司徒通圆慈行大师赐紫沙门志福撰”，《通玄钞引文》则称志福为“东山崇仙寺沙门”。从中可知，志福的传法地主要在医巫闾山（今辽宁省北镇市医巫闾山）崇仙寺，并且也获得了“守司徒”“崇禄大夫”等辽朝高级僧侣拥有的官衔。对于志福注疏《释摩诃衍论》的事迹，据辽道宗御制《通玄钞引文》称：

朕听政之余，留心释典，故于兹论尤切探赜。今东山崇仙寺沙门志福，业传鹫岭，德茂鹏耆。乃谓斯文独善诸教，囊括妙趣，枢要实乘，期在宣扬，且资赞述。繇是寻原讨本，博采菁义，勒成《释摩诃衍论钞》四卷。爰削章而陈达，欲镂板以传通。虔沥恳悰，愿为标引，勉俞所请，聊笔其由，仍以通玄二字为题云尔。[154]

从这段序文中可知，志福的佛学造诣很高，并得到辽道宗肯定（“业传鹫岭，德茂鹏耆”），他有见于道宗对《释摩诃衍论》的特别重视，因此创作了《释摩诃衍论通玄钞》四卷，并且恳请道宗为该书御制序文并赐名。从中可知，一方面辽朝统治者与佛教界的关系密切，道宗皇帝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佛教界领袖的地位；另一方面，辽朝佛教界也注意为统治者和现实政治服务，佛教高僧善于迎合最高统治者的需要。

此外，据乾统八年（1108）耶律劭撰《兴中府安德州创建灵岩寺碑铭并序》记载，志福曾住锡于兴中府安德州（今辽宁省朝阳市朝阳县）的灵岩寺，并奏请朝廷为该寺铸钟，其文称：“有闾山忏悔、守司徒、通圆慈行大师志福，游憩于此。以其阙钟杵之音，失晨昏之警，飞奏为请。天旨下俞，征良冶于远方，贸精铜于异域，炉橐一故，大器告成。”[155]

除以上几位华严学匠外，辽代碑石文献中还保存着许多华严学者、华严学著述及华严寺院的片段信息，对此，下文将做简要整理和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