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辽朝的文化选择及其时代课题
从辽朝历代统治者的崇佛活动、正统观及辽朝佛教义学的兴盛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从辽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及辽朝的政治体制来看,辽政权试图在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谋求综合与统一。
辽朝正统意识的确立与其巩固政权的需要密切相关,但相比于北宋和后来的金朝,辽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念并不强烈。以同属于少数民族政权的金朝为例,其统治者曾深入讨论过与正统观密切相关的德运问题[92],即金政权究竟应坚持传统的“金德”说,还是承宋火德的“土德”说,或承辽水德的“木德”说,反映出女真政权对汉文化的全面接受[93]。而在现存的史料中,虽然不乏辽朝标榜自身正统的史料,但却看不到辽朝对于德运问题的争论。这反映出辽朝统治者并不打算完全以中国帝制王朝自居,而更愿意保持北方民族王朝的地位,即坚持草原文化的立场。辽金“中国观”的差异也可以反映出这一倾向,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辽朝在自称“中国”的同时并没有否认北宋的“中国”地位,而是以“南北朝”的方式保持双方的平等[94];而金朝占领中原后,则自视为唯一的中国正统政权,并将南宋视为藩属。这种既称“中国正统”而又不排斥北宋“中国”地位的思想,实质上正说明辽朝统治者及契丹民族试图在契丹文化与汉文化之间谋求综合和统一。此外,辽政权在政治体制上并没有完全采用中原官制,而是结合本民族的原有制度“因俗而治”,如“南北面官制”“捺钵制”“宫卫制”等政治制度,从而“始终带有北方游牧民族的某些特殊性”[95]。这也反映出辽朝统治者和契丹民族在吸收引进汉文化的同时,试图对原有民族文化进行保留与传承,同时建设一种有别于中原王朝的“契汉结合”的文化体系。
第二,在精神文化领域,辽朝统治者更为重视佛教思想文化,反映出与中原王朝不同的文化选择。
由上文的论述可知,辽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及其对待佛教的态度都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发展过程。其中,正统观属于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而佛教及其思想文化也是中原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佛教与儒学在辽朝的传播发展都是辽政权及契丹民族学习先进中原汉文化的重要表现,但佛教在辽朝社会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并成为包括帝王贵族和普通民众在内的辽朝民众的普遍信仰。与之相比,儒学在辽朝的影响则主要限于政治文化领域,契丹民族对儒家思想文化的吸收也不够深入。自圣宗以后,辽朝帝王开科举,读儒家经典,促进了儒学在辽朝的传播,而辽朝统治者的正统观及中国观的发展也与此有关。其中,辽道宗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儒学的措施,如“诏设学养士,颁《五经》传疏,置博士、助教各一员”[96],“诏求乾文阁所阙经籍,命儒臣校雠”[97],“诏有司颁行《史记》《汉书》”[98]等,因此有学者认为道宗时期是儒学大盛的时期,儒家的政治思想在当时辽朝的统治思想中已占据主要地位[99]。但需要补充和进一步说明的是,虽然儒家政治思想占据了重要地位,但儒学在辽朝的发展主要表现为训诂章句的“汉唐经注之学”,并局限于上层的士大夫阶层中;与此同时,辽朝思想界未出现有代表性的儒学思想家及著作,而代表儒学发展新成就的北宋理学也基本未对辽朝社会产生影响。但从传播范围及社会影响的角度来看,佛教无疑更受辽朝统治者和契丹民族的青睐。这种现象反映出,在精神文化领域,辽朝统治者和契丹民族选择中原大乘佛教文化作为主体,而与北宋政权以儒学为核心的思想文化体系不尽相同。
第三,辽朝对佛教文化的选择在本质上是其社会现实及时代课题的反映。
契丹民族与辽政权选择中原大乘佛教文化而非儒学思想文化作为其精神文化的主体,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契丹民族本身的社会发展水平所决定的。辽朝建立之前,契丹民族经济生活的主体是游牧经济,没有城市和定居生活;在精神文化上,契丹民族的主要宗教信仰是原始的萨满信仰,文化发展水平较低,例如,契丹建国后依然保留有“祭山仪”(祭祀天地)、“瑟瑟仪”(祈雨仪式)、“拜日仪”(礼拜太阳)、“岁除仪”(拜火神)等仪式,属于原有萨满信仰的遗存。中原大乘佛教文化中虽然包含着具有深刻理论思辨的哲学思想,但也存在着大量神灵崇拜、法术仪式、净土天国与地狱世界等思想。与儒学思想相比,佛教文化更接近契丹民族原有的萨满信仰及文化传统。儒家文化中虽然也包含有祭祀祖先和天地、宣扬天命等内容,但儒学思想在整体上更具理性色彩,属于哲学而非宗教思想[100];儒家文化对于家族血缘和忠君孝亲等道德伦理的强调,也是与农耕经济、定居生活和集权制国家相适应的。因此,对于处于游牧经济向农耕经济过渡阶段并保留着原始萨满信仰的契丹民族来说,佛教思想文化无疑更适合于该民族在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
实际上,辽朝统治者将佛教文化作为精神文化的主体,与其政治文化上“因俗而治”的目的是一致的,即在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方面学习儒家的政治文化,而在精神文化方面学习中原大乘佛教文化,并与原有的部落制和萨满信仰遗存相适应。可以说,两者都是辽朝社会时代课题的反映:即如何学习和引进先进文化以促进本民族和政权的发展,同时在兼容并包的基础上建设具有个性的民族文化体系,并为巩固政权服务。佛教思想文化的引入正与这一时代课题的解答有关,具体来说,辽朝佛教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特点如何,佛教思想与辽朝社会之间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佛教思想最终为辽朝社会的时代课题做出了怎样的解答,对此下文将做进一步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