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编《诗》

孔子有没有删《诗》，有没有编《诗》呢？清方玉润《诗经原始·自序》说：“且孔子未生以前，《三百》之编已旧，孔子既生而后，《三百》之名未更。吴公子季札来鲁观乐，《诗》之篇次悉与今同（惟《豳》次《齐》，《秦》又次《豳》，小异），其时孔子年甫八岁。迨杏坛设教，恒雅言《诗》，一则曰‘《诗》三百’，再则曰‘诵《诗》三百’，未闻有‘三千’说也。厥后自卫反鲁，年近七十。乐传既久，未免残缺失次，不能不与乐官师挚辈审其音而定正之，又何尝有删《诗》说哉？”孔子既没有删《诗》，也没有编《诗》，那末《诗经》是谁编的呢？说《诗》是谁编的，已无法考证，只能考《诗》是哪个机关编的。当时是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到鲁国来聘问，他知道周朝把周乐送给鲁国，就向鲁国大夫叔孙穆子请求一观周乐。周乐用《诗》的《风》《雅》《颂》作为歌辞，所以季札听了周乐，也听了《诗》的《风》《雅》《颂》。编周乐的周朝大乐官也把《诗》编成《风》《雅》《颂》，他是按照《风》《小雅》《大雅》《颂》的次序排列的。《风》是十五国，他把十五国的歌谣排在第一，这是很难得的。当时周朝有采诗的官，周朝可以派他到十五个诸侯国去采集歌谣。像鲁国，只是一个诸侯国，就不能派官到各个诸侯国去采集了。所以说孔子编《诗》是不对的。方玉润《诗经原始》谈《邶风》说：“武王克商，分自纣城朝歌而北谓之邶，南谓之鄘，东谓之卫，以封诸侯。邶、鄘始封及后何时并入于卫，诸家均未详。”“惟邶、鄘地既入卫，诗多卫诗，而犹系其故国之名，且编之卫国前，《序》与《传》都莫名其故。……范氏处义曰：‘先《邶》而后《鄘》者，岂以其亡之先后欤？’”季札听了邶、鄘、卫诗，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原来邶、鄘已并入卫，已没有了。可是周代编《诗》的乐官不承认卫国并吞了邶、鄘，还写明是《邶风》《鄘风》。

再看方玉润论《唐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为唐侯。南有晋水，至子燮乃改国号曰晋。……十七传至晋侯缗，为曲沃武公所并。然武公能灭晋之宗而不能灭唐之号，能冒晋之号而不能继唐之统。君子欲绝武公于晋而不可，故总名其诗为唐以寓意焉。”

再看方玉润讲《商颂》：“愚谓颂之体始于商而盛于周。……而乃先周而后商者，何哉？盖先周者，尊本朝，后商者，溯诗源，编《诗》体例应如是耳。”

从吴公子季札观周乐就听到许多诗看，从方玉润论邶、鄘风诗及《唐风》、《商颂》诗看，知第一组编《诗》的人就是编周乐的周朝乐官。从季札观周乐看，季札在听到《齐风》后，就听《豳风》，他听了《豳风》说：“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大概季札听的《豳风》，只有《七月》一首诗，下面的《鸱鸮》诗他没有听到。《鸱鸮》诗说：“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倘季札听到这诗，谈不上“乐”了。倘季札听《豳风》，只听见《七月》一首诗，那把它放在《齐风》后面，没有不合。不过鲁国的乐官听了，一定很不满意，把相传周公作的诗附在后面，成了方玉润讲的《豳风》。方玉润说：“案《豳》仅《七月》一篇，所言皆农桑稼穑之事，非躬亲陇亩久于其道者，不能言之亲切有味也如是。周公生长世胄，位居冢宰，岂暇为此？且公刘世远，亦难代言。此必古有其诗，自公始陈王前，俾知稼穑艰难并王业所自始，而后人遂以为公作也。至《鸱鸮》《东山》二诗，乃为公作。《伐柯》《破斧》《九罭》《狼跋》则又众人为公而作之诗。以其无所系属，故并附《七月》后，而统而名之曰《豳》，凡以为公故也。……且诗以《风》名，有正不能无变，既漓又当返淳。天下淳风，无过农民，此《七月》之诗所以必居变风之末者也。”这是又一次编《诗》，当出于鲁乐官之手。孔子在季札观周乐时只有八岁，未必参与第二次改编的事。第一次编《诗》的本子既到了鲁国，鲁国的乐官听了季札的评《豳风》，一定很不满意，把相传周公作和他人为周公作的诗，附在《七月》后，按照方玉润说的道理，把《豳风》放在十二国风最后，可能是出于鲁国乐师之手。这是第二次的改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