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董仲舒的《孝经》学

董仲舒为西汉最有影响之大儒，班固《汉书·五行志》评价其“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1]，而《汉书》本传篇末推尊《左传》的刘歆评价董仲舒“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2]。至东汉王充虽批判董仲舒天人感应论，但《论衡·超奇》仍谓“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近人李源澄谓：“周末以来，政治学术皆有由分而合之趋势，政治上产生汉武帝，学术上产生董仲舒。董仲舒之学术，实与武帝之政统相应，武帝完成大一统之政统，仲舒……造成‘天不变，道亦不变’之学统，在思想上影响之大，与武帝之在政治上相等。”[3]就董仲舒建立西汉之学统而言，足见其思想在两汉之世的深刻影响。据此就《孝经》学之发展而言，董仲舒并未注解过《孝经》，但是《春秋繁露》中却可以看到董仲舒屡屡援引《孝经》。不夸张地说，在《春秋》之外，《孝经》俨然成为董仲舒思想理论建构借以展开的重要文本。以至于清人王仁俊在《玉函山房辑佚书续编》中将董仲舒有关《孝经》之说辑为《孝经董氏义》，发明董仲舒之《孝经》学。清末章太炎、曹元弼，以及民国时署名“世界不孝子”的《孝经救世》等均注意到了董仲舒《孝经》论说的精彩。更值得称道的是，清初康熙时人张叙撰述《孝经精义》，认为《孝经》“是故孔子以是传之曾子，曾子以是传之子思，子思以是传之孟子，孟子后，愚不知其谁传焉。董子述之天人策，盖得其传与”[4]，一改宋明理学家对董仲舒的评价，从道统论的层面肯定了董仲舒思想的重要地位。总体说来，董仲舒《孝经》论述的影响极为深广，在很多方面奠立了两汉《孝经》论述的基本主题和格调，欲究明汉代以降《孝经》学之发展，必然不能置董仲舒而不言。

汉代盛行“《春秋》与《孝经》相表里”的观念，这一观念的流行实与西汉董仲舒对这两部典籍内在义理的解释有关。过往的研究者多认识到董仲舒与河间献王对话的《五行对》是解释《孝经》的重要篇章，但除此之外，《为人者天》《立元神》亦堪称是两篇“《孝经传》”，其中对儒家的德政教化思想做了精彩阐发。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也贯注于他对《孝经》的理解中，以此为基础，对于当时所争议的尧舜禅让、汤武放伐之间的冲突做了有效的调和，为汉家政治合法性做了论证。他以《孝经》的“博爱”贯通《春秋》和《孝经》之义，对儒家仁学做了进一步发展。但其以五行思想为基础提出的“圣人之行，莫贵于忠”，不仅歪曲了《孝经》“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而且其形上化色彩使得忠君思想也得到了空前的强化，在某种程度上遮蔽了孝的真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