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不能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12]

科技部出了个第19号令，公布《科学技术活动违规行为处理暂行规定》。第19号令增加了对违规行为的威慑力，有了明文规定，“托人打招呼”的风气应当有所收敛，科技界的风气将会进一步好转。然而，不违规只是及格标准，不违规的科技人员只是科技界的良民。严惩科技违规行为是发展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促进科技发展的充分条件。围绕如何促进科技发展，我想讲两点感想。

一是良好的学风主要靠引导，不是管出来的。历史上大禹治水不是采用他父亲使用过的堵塞的办法，而是疏导成功的。人的心灵净化也主要靠远大理想和对真善美的追求来引导。我上初中时读过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其中有一句“不是槌的打击，乃是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这句诗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

媒体可能对科技界格外关注，出一件丑事就铺天盖地，满城风雨。出现丑事是有原因的，即使是《肿瘤生物学》集中撤稿这样的国际丑闻，也与前一段时间逼迫临床医生写SCI论文的导向有关，当然他们也受第三方公司所害。科技界的违规行为虽然有，但要相信大多数科技工作者在兢兢业业地做科研，不是在有意造假。至于申请“人才帽子”、评奖时打招呼托人帮忙，这是一股必须刹住又很难根绝的歪风。中国人的传统习惯常常是“情、理、法”，受人之托，总觉得难以驳人家的“面子”，我自己也常为此感到困扰。希望第19号令起到清洗剂的作用，横扫这股歪风。

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我们的评审制度造成的。如果不设这些“人才帽子”，评成果奖不需要本人或本单位申请，本人根本不知道评审的人在评什么成果，自然打招呼的人就少了。中国计算机学会的评奖基本上是背靠背的，采取推荐制，打招呼的人就少多了。相反，优秀博士论文奖因为要各个学校上报，就有人打招呼。

二是科技界迫切需要的是宽容。前不久，我参加中国信息化百人会高峰论坛，其中有一个上午与华为总裁任正非座谈。任总最近到几所大学访问，反复讲宽容出人才。他说得很明白：“要想将不同性格、不同特长、不同偏好的人凝聚在组织目标和愿景的旗帜下，靠的就是管理者的宽容。”这次与我们座谈，他提到两位被许多人认为科技活动“违规”的人才，一位是做基因编辑的韩春雨，另一位是被网上骂成“汉奸”的清华大学毕业的海外才女高杏欣。我国从事北斗研发的科研人员已经澄清，所谓“破解北斗卫星编码”是无稽之谈。任总认为高杏欣没犯什么损害国家利益的大错，这样的人才不要往死里打，应当吸引回国。韩春雨的论文撤稿，闹得沸沸扬扬，曾经是科技打假的大事。最近美国普渡大学一位研究人员在网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还没有在同行评审的刊物上正式发表），似乎支持韩春雨的研究方向。我不是生物领域的学者，不能对韩春雨的工作做评论。但这件事表明，开始的大吹大擂（“诺贝尔奖级成果”）和后来的无情封杀打压都有点过头，不利于基础研究。为什么不能宽容一点，既不要吹捧，也不要打压，而是“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时间做结论。

辨别一个科研成果的真伪和价值是件很细致的事，既要宽容又要耐心。老子讲，“治大国，若烹小鲜”，烦则人劳，扰则鱼溃。我觉得，管科研也如同“烹小鲜”，不要动辄扰民，更不要乱折腾。做科研需要一个静心的环境，应尽量少打扰。基础研究的结果很难预先安排，宏观上看，出人意料的重大成果往往是随机出现的，做了几年没有出很有价值的成果也是常有的事。

第19号令规定的违规行为有一条是“随意降低目标任务和约定要求”，这对于立了“军令状”的工程任务是适用的，但对于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就难以判断是不是“随意降低”。如果大家都做一定能成功的事，或者因为怕承担结题时降低任务目标的风险，申请课题时普遍打点埋伏，提前降低一点目标要求，真正有价值的成果就很难出现。

探索性的基础研究要想获得丰硕的果实，就要不拘一格地“广种”，充分地信任和包容，突破现有思维的边界。我称之为“广种奇收”，成果很可能出现在申请课题的目标之外。即使是高技术研究开发性质的课题，技术变化很快，3年之后原来设想的技术途径走不通了也不奇怪，调整目标和技术途径是正常的决策。如果过于看中签订课题任务书时的要求，刻舟求剑，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了。

总之，如果把所有的科研都当成修桥修路一样的包工队来管，违规的事肯定会减少，但科技是否真的能上去就很难说。我们的大目标是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心中始终装着这个大目标，用大道理管小道理，道路一定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