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才是真正的“无穷大”

侦探思维，简单地说，是一种看问题的方法，有了它，我们的思绪可以跨越一切学科领域。学会了侦探天狗食月式的提问技巧，你或许不会再发愁写论文没思路。

举个例子。台湾历史学者、文学家、资深编辑唐诺先生有一本讲《左传》的学术随笔集，名为《眼前》。唐先生从一开始就探出了福尔摩斯的触角，把《左传》读成了一部悬念迭起、处处谜团的侦探小说。他说，这是一部国别史，主叙的是鲁国史事，可奇怪的是，书中着墨最多的却并非鲁国的当权者，而是离鲁国十万八千里的一个边远小国——郑国的掌权人物子产。

——这就是天狗食月：故事被咬下的第一个角。接下来，“唐侦探”展开了他的逻辑思维，接二连三地抛出疑问：

为什么一部鲁史的主人公，会是一个郑国人？即便选用一位鲁国公卿，哪怕是那个纷争时代的“老大”——春秋霸主齐桓公，也比一个从未强盛过的，甚至可以说风雨飘摇的小国家的，并不特别受彼时国民和史官待见的政客更说得过去，不是吗？ 而且，为什么子产所占据的历史篇幅和讲述地位仅仅出现于《左传》，在后来几乎以《左传》为楷模的司马迁的《史记》当中，他就只剩下一个模糊的背影了？……

这些疑问，把读者的胃口吊起来了。作者接下来的娓娓铺陈则让答案一点点图穷匕见。此处不便细表，只能说，这答案既精彩又抒情，渗透着唐诺对《左传》幕后“操盘手”之一的孔子的情感，而更加震撼我们的则是：为什么这本评议遥远时代的著作之书名，会叫作《眼前》。

再如，历史学家孔飞力先生在其清史名作《叫魂》里，精彩绝伦地让乾隆皇帝化身成了“爱新觉罗·福尔摩斯·弘历”，将彼时的官方、知识精英和大众对那件民俗大案的“罗生门”式反应，演化成了对整个清代史的深刻反思。

还有被称为“艺术史理论界的福尔摩斯”的美术理论家巫鸿先生，也以天狗食月的侦探思维，将其学术视角竖贯传统与现代、横探东方与西方。美术史著作要写得严谨缜密不难，但与此同时，想象力也瑰丽绝伦的则属罕见。他的横向跳跃思维，激活了很多学者不敢用，或者用老了的范畴，常令人感慨：一生对苦行僧的研究其实荒废在第一步——问题都没问对！

显然，只要习惯于运用侦探般的眼光，擅用推理作家制造悬念和揭晓答案的方式，便能帮助我们在各种专业领域找到切入口和下刀处。就像福尔摩斯提醒华生的那一点：“为什么狗在那时没有叫？”（柯南·道尔的《银色马》）或者奎因笔下人物的致命一问：“为什么门上的铃会响三次呢？”（埃勒里·奎因《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一个好的发问，便会构成创意的起始点。

在一切都短平快的时代，我们的专注力是如此宝贵，而侦探思维就像那个撬动地球的支点，那条递到手里的鱼竿。真正能被记住的知识之路，从来都是在受到谜团的诱引后，我们自己抓住线索、自己摸索着走完的。

这就是侦探推理小说带给读者最宝贵的财富：它锻炼了我们对自身存在的反思能力。把百科全书背下来干什么呢？打动我们的，永远是了解到在某个特定环境下的生命是如何思考和生活的，并由此发现事物升起和消灭的规律，这些规律包括了外在的环境和内在的人性，当内与外水乳交融的时候，才是阅读侦探推理小说的无上醍醐。

不论题材是谋杀、革命、落榜还是失恋，这种文类都可能带给我们惊喜，因为它最擅长发现“习见”与“常识”的边界和脚迹。在某篇推理小说中，作者阿加莎·克里斯蒂说，因为我们通常不会去辨认老人的个体特征，所以一个老太太总是很像另一个老太太，正是这种思维盲区，方便了凶手在众人的眼皮子底下实施诡计。所谓日用不知、习焉不察，鱼不知水、人不知风，熟悉的事物、固化的思维，是最难于觉察和撼动的存在。我们以为奇怪的谜团、荒谬的案件，往往由最常见的观念而致。而侦探推理小说总是一针见血，突破我们在传奇和日常之间设置的那道心理墙壁。当微小的认知错位成为解谜的关键，便提示了自我与他人的差异，从而使我们看待世界时更具智慧。

读多了某位作家的作品，我们猜对凶手的概率会越来越高，虽然这只是对故事套路的直觉，不是科学意义上的智商，但在各种套路之间参照、揣摩，却也真的可能擦出思想和见地的火花。因为，侦探推理比其他文学类型更容易接近哲学的终极问题，也更接近生活的某种原质。无论你是哪个行业的专家，时空、视角、记忆、叙诡……推理小说当中的诸多元叙事要素，都有可能对你的本职工作有所启发。这就是为什么，在这种类型的书迷榜上，我们总能发现来自各个领域的如雷贯耳的名字：比如，哲学家和语言学家维特根斯坦，现代精神分析学的奠基人弗洛伊德，文化学者和哲学家本雅明、德·昆西、米歇尔·福柯、罗兰·巴特，戏剧家布莱希特，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甚至包括二十世纪上半叶绝大多数的英国首相和美国总统。

回到文学领域，那些享誉世界的现代文学大师，往往也跟侦探推理小说血缘相近。小说家奥斯特、帕慕克、加西亚·马尔克斯、阿兰·罗布－格里耶，诗人奥登、T.S.艾略特，都是因为对世界的庞大好奇心和强烈的解谜欲望而成为侦探小说的拥趸。他们的纯文学创作丝丝缕缕地渗透着侦探小说的养料，而他们的文学‍“咖位”和对侦探故事的哲学注解，也给这个通俗文学类型镀上了形而上的光泽。可以说，正是侦探推理和哲学、艺术、政治学的互相喂养，才造就了现代人文学科史上无数的美妙碰撞和跨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