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大礼议”与嘉靖士人的生存困境

学界对唐宋派历史文化背景的探讨和认知，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前七子文学复古运动之反动，阳明心学的兴起，科举制度及八股文的影响，嘉靖朝的政局和士风。其中，关于唐宋派与前七子诗文理论及创作之关系，已有全面而透彻的研究。阳明心学对明代中后期文学思想的整体影响，及其对唐宋派本身之影响，也得以深入的探讨。其间一些细微的异同尚可作进一步的辨析，将于具体的理论阐释中展开。至于科举与明代文学的关系，尽管我们深信其间必有深刻之关联，却很难将其落到实处。此一问题姑且悬置，俟来日做专门之研究。正德、嘉靖两朝的政局动荡与士风变化，包括嘉靖初“大礼议”的性质与影响，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唐宋派诸人的生命价值取向和文学宗尚的转变，均与“大礼议”及其所影响的嘉靖朝的政治生态和士人风气密切相关，尚有待做具体的探析。

关于“大礼议”的性质，学界有种种解读，或视之为皇权与阁权的冲突，或认为是道统与政统之争，或理解成阳明心学与程朱理学的较量，还有学者将其解释为革新派与守旧派之间的交锋。[1]笔者认为，上述解读除“革新说”较为激进外，其他或是着眼于对抗双方之政治力量，或是着眼于其背后的政治伦理或思想文化，均能在特定层面有效地阐释“大礼议”的性质。倘若回到事件本身，详审各方势力在此事件中的动机、手段与作用，及其对明代政治文化与士人心态的影响，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些更加具体、也许也更加实质的问题。历史学界已经对“大礼议”事件之过程与性质作出详尽的考述，本文着眼于议礼过程中各方势力之消长，着重从不同阶段的推动力、各方的议礼动机和解决纷争的手段等方面，审视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展现的政治生态及其对嘉靖朝士人风气的影响。

一 “大礼议”的几个阶段：政治势力之消长

以嘉靖皇帝推尊兴献王之进程为着眼点，宽泛意义的“大礼议”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嘉靖即位之初至嘉靖三年（1524）“左顺门事件”前后，以定兴献王尊号“恭穆献皇帝”、嘉靖改称其为“皇考”为结果，可以将其概括为“加皇称考”；第二个阶段则由此至嘉靖二十四年，以“献皇帝”嘉靖十七年定庙号为“睿宗”和嘉靖二十四年升祔太庙为标志性事件，可概称为“称宗祔庙”。“加皇称考”历时短，却是激荡起伏，又包含若干具体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定的推动力。“称宗祔庙”的阶段持续时间长，却没有太过激烈的冲突，可以视为前一阶段的延续。

（一）从“兴献大王”到“兴献帝”：初步的试探与妥协

早在继位的过程中，皇帝与礼部官员就在入门、登基礼仪的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这是君臣之间最初的试探与交锋。正德十六年（1521）四月二十一日（壬寅），朱厚熜自兴邸抵达京师，因不满礼部所拟入门、登基礼仪而止驾于京郊。按照礼部所拟礼仪状，朱厚熜当以藩王身份从东安门入居文华殿，以皇太子即位礼登基。然而，他本人却认定是以嗣天子而非孝宗嗣子的身份继承皇位，拒绝了礼部的安排。二十二日（癸卯）内阁首辅杨廷和等人奔赴行在说明原委，朱厚熜依然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僵持之下，慈寿皇太后出面斡旋，命礼部妥协，改在行殿受笺劝进，由大明门（明皇城正南门）进入皇城，即皇帝位。劝进笺称：

奉《皇明祖训》之典，稽兄终弟及之文，佑启圣人，传授神器。敬惟殿下聪明天纵，仁孝性成，以宪宗皇帝之孙，绍孝宗皇帝之统，名正言顺，天与人归。[2]

通常来说劝进笺只是官样文章，但这段文字却是暗藏玄机。首先，笺文再度明确了选立新君的宗法依据——“兄终弟及”。其次，表明了继位者身份的独特性——“以宪宗皇帝之孙”“绍孝宗皇帝之统”。此处强调“宪宗皇帝之孙”，却避言其与孝宗、武宗之关系；只声称“绍孝宗皇帝之统”，却不明言究竟是继承其君统还是宗统。朱厚熜显然是抗拒孝宗皇帝嗣子身份的，只承认继承了他的皇位。劝进笺的写作过程我们已不得详情，无疑是继任皇帝与内阁、礼部相互妥协的产物——在这事关帝国治乱安危的关键时刻，谁也不敢节外生枝。朱厚熜不敢公然否认他与孝宗皇帝的宗嗣关系，内阁诸人也不敢强迫他明确承认嗣子身份，首要之务是保证皇权的顺利交接，其他事情只得留待来日从长计议。[3]在与内阁和礼部的初次较量中，嘉靖皇帝明显占据了上风。他既在官方文献中含糊地处理了其与孝宗皇帝的宗统关系，又在登基过程中成功地规避了册封皇太子的环节，直接以嗣天子的身份即皇帝位。这就明白地传递出这样一种政治信号：他的皇帝资格，不是源于他与孝宗的关系，而是因为他是宪宗皇帝之孙；换言之，在武宗皇帝既无子嗣又无同胞兄弟的情形下，他因自身的皇室血统与伦序地位获得了继承皇位的资格，而这血缘来自他的父亲兴献王和祖父宪宗皇帝。这种姿态为他日后在兴献王尊号的问题上加皇称考、称宗祔庙的行为定下了基调。更重要的是，自此他正式成为大明帝国的皇帝，便拥有了最高的权力与权威，再没有人能够轻易对他形成真正的挑战和威胁。事实上，自张太后与杨廷和议定并公布皇帝继任人选之日，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主动权，因为武宗遗诏一旦颁布就绝无更改之可能。至于其中一些有争议的问题，最大的解释权终究属于新任皇帝，而不是拟定遗诏的杨廷和等人。[4]

甫一完成登基大典，嘉靖皇帝就急迫地发起关于兴献王尊号问题的讨论。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戊申），嘉靖皇帝即位五日，即敕谕礼部集议正德皇帝尊谥，同日命礼部集议兴献王主祀及封号。廷臣主张以宋代“濮议”为范例，以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兴献王妃为“皇叔母兴献王妃”。嘉靖皇帝十分不满，反复命其再议，而其本人却不能提出明确的主张。直至七月三日（壬子），观政进士张璁上疏反驳杨廷和等人的意见，主张“继统不继嗣”、以兴献王为皇考，嘉靖皇帝才获得理论的支持，并提出自己的主张，欲追尊兴献王为“兴献皇帝”，兴献王妃为“兴献皇后”，祖母邵太妃（宪宗贵妃，兴献王生母）为“寿安皇太后”。[5]对此，杨廷和等阁臣坚决反对。嘉靖皇帝也不打算继续妥协，一度以退位相威胁，最终假借昭圣皇太后的名义，尊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兴献王妃为“兴献后”，邵太妃为“皇太后”。张璁又进呈《大礼或问》，详尽论证了其“人情论”的理论和“继统不继嗣”的主张，受到鼓舞的嘉靖皇帝则再度要求在兴献帝、后的尊号上追加“皇”字。内阁首辅杨廷和、吏部尚书乔宇等极力反对，君臣双方僵持不下。直至嘉靖元年正月十一日，兴献后居住的清宁宫发生火灾，群臣纷纷宣称此乃天降警示，嘉靖皇帝的意志遂有所动摇，暂时与廷臣达成妥协，以孝宗为皇考，昭圣皇太后为圣母，上邵太妃尊号“寿安皇太后”，本生父母尊号“兴献帝”“兴国太后”，“诏告天下，咸始闻知”。[6]

嘉靖皇帝显然是“大礼议”的发起者。起始阶段，议礼各方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在初步的较量中暂时达成妥协。以内阁、礼部为首的文官集团，坚持皇帝以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嘉靖皇帝则要为兴献王争取“兴献皇帝”的尊号。以张璁为代表的“人情派”支持皇帝的主张，并进一步提出以兴献王为皇考的主张。一番较量之后，暂时达成妥协——以孝宗为皇考，称兴献王为“兴献帝”。嘉靖皇帝主动发起这场论争，虽未能尽遂其愿，却明确地传达出其政治意图，并获得部分文官的支持。张熜等人虽势单力薄，并遭受政治打压，却成功地吸引了皇帝的注意，为日后的异军突起埋下了伏笔。

（二）从“兴献帝”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嘉靖皇帝的步步为营

嘉靖皇帝虽然以诏告天下的方式论定大礼，却显然并不满意于这一结果。在随后的一个时期内，他不断地通过更定礼仪细节，逐步强化兴献王作为皇帝的身份特征。嘉靖元年十二月，邵太后薨，二年二月葬于茂陵。按照明代礼制，只有皇帝元后或后继君主的生母才有资格祔葬。邵太后是宪宗贵妃，她能祔葬宪宗，就意味着兴献帝是宪宗的继任者。嘉靖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乙未），命兴献帝陵庙改用黄瓦；四月二十四日（乙未），命兴献帝家庙乐用八佾；三年三月十二日（丁丑），改松林山墓为显陵。这一系列举动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逐渐把兴献王塑造成一个“真正的皇帝”。这些行为，一方面在事实上提升了兴献王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是在传递一种政治信息——皇帝不满于现行关于兴献王身份的官方定位。他在等待时机，既是等那些反对他的力量逐渐消退[7]，也是等人领会他的心思再度发起大礼之争[8]。

嘉靖二年十一月，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正大礼疏》，主张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兴国太后为圣母，在大内立庙祭祀兴献帝。[9]嘉靖三年正月二十一日（丙戌），嘉靖皇帝命文武群臣集议前后奏章，再度发起大礼议。礼部尚书汪俊等极辩桂萼等议礼之非，疏上留中。同时，嘉靖皇帝亟召桂萼、席书、张璁、霍韬进京[10]。二月，杨廷和黯然致仕。面对嘉靖皇帝的强大威压，群臣试图与之妥协。吏部尚书乔宇等提出称孝宗为“皇考”，称兴献帝为“本生考”，以求两全。[11]礼部尚书汪俊等则提出可以为兴献帝和兴国太后的尊号追加“皇”字，以示尊崇。[12]不料，嘉靖皇帝不惟照单全收，且得寸进尺——三月一日（丙寅），嘉靖皇帝敕谕礼部，圣母昭圣皇太后加尊号为“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同日降谕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并降旨“于奉先殿侧立一室，以尽朕以时追孝之情”，即于宫中为兴献帝立庙祭祀。[13]较之先前“兴献帝”的称号，“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主要有三层变化，一曰加“皇”，二曰去“兴”，三曰称“考”。如果说加“皇”主要是提升其尊崇程度，那么去“兴”则意味着消除藩王身份，称“本生皇考”则是明确父子关系，为撇清与孝宗的宗嗣关系张本。而立庙大内则意味着嘉靖皇帝将继续担负兴献帝的祭祀活动，在事实上维持了其宗嗣关系。

礼部尚书汪俊再度上疏，反对立庙大内，并提出应该保留“兴”字以别正统，而对“本生皇考”的名分已不敢提出异议。即便如此，还是令嘉靖皇帝震怒，责令自陈，汪俊不得已具疏伏罪。三月四日（己巳），翰林院修撰唐皋、编修邹守益、礼科都给事中张翀、御史郑本公等纷纷上疏，反对称兴献帝皇考、立庙大内，同样遭到嘉靖皇帝的严酷打压。三月五日（庚午）、十四日（己卯）汪俊两度上疏，三月十五日（庚辰）掌詹事府事翰林学士石珤上疏，二十一日（丙戌）吏部尚书乔宇等上疏，均反对立庙大内，但也都回避了“本生皇考”的问题。三月十七日（壬午）、十八日（癸未），内阁大学士毛纪、礼部尚书汪俊先后请求致仕，未允。三月二十八日（癸巳），礼部拟上昭圣康惠慈寿皇太后、章圣皇太后尊号仪注，意味着廷臣事实上已经妥协，最终接受了嘉靖皇帝更易兴献帝、后尊号的主张。无奈之下，首辅大学士蒋冕提出致仕请求，言辞颇为激烈。嘉靖皇帝表示挽留，但同时坚持“建室礼仪，朕自有处置”[14]。四月十九日（癸丑），嘉靖皇帝颁诏天下，正式追尊兴献帝“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15]。五月八日（壬申），定奉先殿西室名为“观德殿”，用以奉安献皇帝神主。

此一阶段是“大礼议”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桂萼等人主动配合皇帝，再度发起大礼之争。皇帝则顺水推舟，提出新的主张，并频频施加威压，迫使廷臣步步退让。于是，嘉靖皇帝逐渐占据了上风，为兴献王争取到“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明确地宣示了其宗嗣关系。与此同时，开启了人事的调整与布局，听任杨廷和、汪俊致仕，并特召张璁、桂萼、席书、霍韬等人赴京任职，逐渐改变议礼双方的力量对比。此后，人事纷争遂成为“大礼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去“本生”，改“皇考”：颠覆性的转变

嘉靖三年（1524）三月二十一日（丙戌），嘉靖皇帝将先前张璁、桂萼主张称孝宗为皇伯考、兴献帝为皇考的奏疏下礼部集议。礼部尚书汪俊再求致仕，嘉靖皇帝责以“违悖正典，肆慢朕躬”[16]，准其致仕。吏部推举吏部左侍郎贾咏、右侍郎吴一鹏接替汪俊，嘉靖皇帝却下特旨召南京兵部右侍郎席书出任礼部尚书。前此，嘉靖皇帝以大礼已定，诏令张璁、桂萼不必来京。当时二人已在凤阳道上，遂上疏主张去“本生”二字[17]。至此，复命其来京。见此情形，群臣纷纷弹劾张璁、席书等人。四月一日（乙未），给事中张嵩、曹怀、张侨、安磐等上疏，请斥逐张璁、霍韬、席书、方献夫、桂萼，并及立庙事，疏下所司。四月四日（戊戌），九卿吏部尚书乔宇等合疏，请皇帝收回成命，挽留汪俊，宽宥言官，席书等人各任原职，疏入报闻。四月八日（壬寅），礼部会文武群臣，请罢建室之议，立庙安陆，将张璁、桂萼付法司论治，嘉靖皇帝严厉斥责他们党同欺君。四月二十二日（丙辰），吏部尚书乔宇等上疏，抨击席书等“以曲学邪说妄议章典”，桂萼、张璁“朋奸乱政”[18]。张璁、桂萼也作出反击，指责廷臣欺君罔上。

嘉靖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戊子），张璁、桂萼抵京，双方争斗日趋激烈。张、桂二人联名上疏，条陈“七事”，继续论证去本生、以献皇帝为皇考，改称孝宗为皇伯考的合理性，批评廷臣“始之以不学无术，终之以相助匿非”，阴指杨廷和等大臣“擅拥立功”“欺天甚矣”[19]。六月五日（戊戌），礼科都给事中张翀等三十余人连章上奏，猛烈抨击张璁、桂萼，斥责他们“赋性奸邪，立心险恶，变乱宗庙，离间宫闱，诋毁诏书，中伤善类”，“诡言巫诞”，“妄意更张”，“乘机献谀，阳流议礼之文，阴怀干进之路”，比之汉之冷褒、段犹，宋之章惇、蔡卞。[20]六月九日（壬寅），张璁、桂萼复同上疏，批评廷臣“相率甘为权臣鹰犬，甚可耻也”[21]。嘉靖皇帝也开始有所行动，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态度。六月十三日（丙午），任命桂萼、张璁为翰林学士，方献夫为侍读学士。于是翰林院学士丰熙等上疏乞归，拒绝与之同列。御史刘享谦称桂萼等“曲学偏见，骤得美官”，“天下士自此解体”，“宜赐罢黜，以惩奸党”[22]。吏科给事中李学曾等二十九人、御史吉棠等四十五人并疏，讥刺桂萼等“以一言之合骤迁美秩”，“以传奉而及学士”，“其为圣德之累不小”。御史段续、陈相又特疏极论席书等人罪状，正请典刑。刑部尚书赵鉴也主张置诸法司论治。[23]张璁、桂萼也不甘示弱，条陈“十三事”，罗织廷臣十三条“欺妄”罪状。[24]廷臣在抨击张、桂的同时，矛头又逐渐指向皇帝本人。六月十八日（辛亥），吏部尚书乔宇上疏，批评皇帝降内旨超擢席书、桂萼等人的做法，言及“大内降恩泽，多施于佞幸之人”[25]。七月六日（己巳），试监察御史王时柯则直接批评皇帝“乏包荒之量”[26]。

面对张璁等人以退为进的辞呈，嘉靖皇帝温旨宽慰。而对那些参与议礼或批评张璁、桂萼等人的言官，其态度则越发强硬，或切责，或罚俸，或责令对状，或贬谪，或下镇抚司拷讯。对吏部尚书乔宇和刑部尚书赵鉴也丝毫不留情面，或切责，或勒令自劾，最终于七月六日（己巳）听任乔宇致仕。与此同时，似乎他已经下定决心要按他个人的意志彻底解决大礼问题。嘉靖三年七月十二日（乙亥），降谕礼部：“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七月十六日恭上册文，遣官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即具仪以闻。”[27]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圣母去“本生”，随之而来必然是“本生皇考”去“本生”，进而改称孝宗“皇伯考”，这就彻底推翻了之前的议礼结果。此诏一下，举朝震惊，朝臣纷纷上疏，极言“本生”二字万不可去。疏入，俱留中。内阁大学士毛纪、石珤也上疏力谏，得报有旨而已。七月十五日（戊寅），群臣跪伏左顺门，乃至哭谏，试图迫使皇帝收回去“本生”之成命，最终引发了影响明代士人心态至为深远的“左顺门”事件。嘉靖皇帝震怒，严惩跪伏群臣，四品以上停俸，五品以下一百三十四人，及修撰杨慎等首倡哭谏者七人廷杖；编修王思、给事中张原等十七人杖死，翰林学士丰熙、修撰杨慎等十一人充戍，给事中安磬等三人削籍。内阁大学士毛纪致仕，吏部左侍郎何孟春调南京工部，亦因“左顺门”事件所致。经此变故，坚持“濮议”论的官员大受挫折，中坚力量损失殆尽。嘉靖皇帝和主张“人情”论的势力则彻底占据了上风：七月十六日（己卯），更定圣母尊号“章圣慈仁皇太后”；七月二十一日（甲申），迎献皇帝神主至京师，奉安于观德殿，上尊号“皇考恭穆献皇帝”[28]；九月五日（丙寅），始定大礼，称孝宗为“皇伯考”，昭圣皇太后为“皇伯母”，称献皇帝为“皇考”，章圣皇太后为“圣母”[29]；九月十五日（丙子），“布告中外，咸使闻知”[30]。至此，嘉靖皇帝既为兴献王争得“皇帝”的尊号，又明确了其“皇考”的身份，获得暂时的满足。大礼之议，告一段落。

这是“大礼议”的高潮阶段，廷臣与皇帝及张熜等人的斗争进入白热化，又迅速地落下帷幕。此前，经过不断的妥协与退让，廷臣基本接受了兴献王“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称号，但以孝宗为皇考是他们要坚守的底线。当嘉靖皇帝在张熜等人的支持下，试图突破这一底线时，他们爆发出惊人的力量，发起激烈的抗争。然而，他们的抵制不断升级，皇帝的震怒与威压更是不可阻遏。他们的坚守与节义，面对专横、暴虐的皇权，几乎全无抵抗力，迅速地败下阵来。嘉靖皇帝得偿所愿，摆脱了“孝宗—武宗”之宗统，并开启了“宪宗—‘献皇帝’—嘉靖”的帝系的建构之路。

（四）“称宗祔庙”：帝系的篡改与虚构

嘉靖皇帝通过暴力手段沉重地打击了反对他的廷臣，赢得大礼之争。然而他却没能取得舆论上的胜利，大部分廷臣受武力震慑，不敢再议大礼，但在观念上并不认同皇帝的做法。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嘉靖皇帝本人，还是主张“人情”论的官员，都需要在理论上证明朝廷行为的正当性。于是在嘉靖皇帝的主导下，先后编纂《大礼集议》《明伦大典》，以官修史书的形式在舆论上给“大礼议”定了调，同时又完成了人事的清洗，支持他的加官进爵，反对他的公开定罪并严加惩治。[31]无论是个人意志之实现，还是实际的权力运作，嘉靖皇帝都实现了其预期目标，似乎应该心满意足了。然而，独夫之心，何厌之有？况且，他刚刚在政治运作中尝到甜头，既稳固地掌控了朝廷的局面，又熟练地掌握了恩威并施、进退自如的操控之术，自然不肯就此收手。兴献王被追尊为“皇考恭穆献皇帝”，却毕竟只是一个虚名，既无庙号，也不能入祀太庙。于是，如何在礼制上彻底消弥兴献王与真正的皇帝之间的差异，就成了嘉靖皇帝下一个目标。

早在嘉靖元年九月二十六日（己巳），吏部听选监生何渊即上言，请依周祀文王遗意，于太庙东北立世室，奉兴献帝神主。嘉靖四年春，时任光禄寺署丞的何渊再度上书，请为献皇帝立世室，入祀太庙。下礼部议，遭到包括席书、张璁等人在内的群臣的反对。四月十九日（戊申），礼部尚书席书等议覆，力驳何渊之谬。他指出世室之缘起，乃因周文王、周武王有开国之功，故建世室于三昭、三穆之上，与始祖后稷之庙皆百世不迁。而献皇帝由藩王追称帝号，未为天子，未有庙号，自不当入祀太庙，更不可比拟于太祖、太宗。[32]嘉靖皇帝却坚持立世室，甚至派宦官私下转告席书：“必祔庙乃已。”[33]君臣双方僵持不下，几经反复，最终达成妥协，以“建世庙”替代“立世室”，于太庙临近之地别立祢庙，以天子礼祭祀献皇帝。按照礼部的意见，世庙出入不可与太庙同门，方位不可与太庙并列，祭祀世庙当于太庙次日。[34]然而，在嘉靖皇帝的一再坚持下，最终世庙与太庙同门[35]，祭用同日[36]，祀用八佾[37]，几乎具备了完全同等的规制。

其后的二十年中，嘉靖皇帝又先后主导了郊祀、庙制、明堂制的变革[38]，通过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终于在嘉靖十七年六月使得献皇帝获得享祭太庙的资格[39]，并于同年九月获庙号“睿宗”，谥“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40]。然而，这时候“献皇帝”还没有真正入祔太庙，其神主依旧供奉于太庙一侧的“献皇帝庙”中，只是在行大祫礼时才得与孝宗同居昭位接受祭祀。嘉靖二十年四月五日（辛酉），太庙遭火，群庙俱毁，献庙独存。[41]嘉靖皇帝趁机恢复“同堂异室制”，并正式将“睿宗”皇帝供入太庙中。嘉靖二十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定太庙位次，太祖居中，左四成祖、宣宗、宪宗、睿宗，右四仁宗、英宗、孝宗、武宗。[42]至此，兴献王最终称宗祔庙，正式跻身于明代帝王的行列。嘉靖皇帝也最终遂了心愿，此后再无重大变更。

此一阶段似乎是嘉靖皇帝的独角戏，席书、张璁、夏言、严嵩等权臣偶尔提出不同的意见，也会很快在皇帝的威逼利诱下顺从他的旨意。经由“左顺门”事件，以及《明伦大典》的颁行，嘉靖皇帝基本肃清了朝中在大礼问题上反对他的力量。那么，他为何不直接为兴献王拟定庙号并堂而皇之地奉入太庙，而是如此周折迂回、耗时费力地完成这一过程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尽管那些奋力抗争的官员被逐出朝堂，但他们所依恃的宗法制度及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人的头脑中，即便是席书等人乃至嘉靖皇帝本人，也不得不不同程度地受其左右。可以讲，在这一漫长的时期，嘉靖皇帝是在同深植人心的宗法观念作斗争，而他本人同样依存于这一强大的传统之中。

二 动机与手段：政治伦理之潜移

“大礼议”显然不是单纯的礼仪争纷问题，而是一场复杂的政治博弈，博弈的三方分别是嘉靖皇帝、皇帝的反对者和皇帝的支持者。三方的态度都很明确，而各自动机则要隐秘而复杂得多。深入探析其动机及手段，能够最大程度上揭示事件的深层本相。

（一）嘉靖皇帝的意志与策略

嘉靖皇帝的动机是最明确的。尽管他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具体诉求，并且总是不断地掩饰其真实动机，但基本思路却十分清楚，那就是通过不断地抬高兴献王的政治身份，确立自身的正统地位，并强化皇帝个人权威。在这样一场旷日持久的政治角力中，嘉靖皇帝体现出极强的耐力和意志力，随着事态的变化不断地调整策略，目标却始终如一。

最初，作为皇位继承人的朱厚熜，拒绝执行礼部拟定的入门和登基礼仪，坚持以嗣天子而非皇太子的身份完成登基典礼，即十分清楚地透露出他的政治意图——明确其皇位之来源，源于祖宗，源于天命，而非源于武宗与孝宗。即位之初，他就急切地欲议定兴献王的主祀与封号，同样是在传达一种政治信号，通过虚构兴献王的政治地位，并明确其与兴献王的父子关系，间接地否认其与孝宗、武宗的宗嗣关系。只有摆脱了其与孝宗、武宗的关联，才能强化其皇权的独立性。与之同时，为了证明其皇权的合法性，他把自身的宗统追溯到宪宗皇帝，而在他与宪宗之间显然有一个不可回避的环节，那就是他的父亲兴献王。因此，给兴献王一个皇帝的名分就是不可或缺的了。在内阁的主导下，礼部官员引经据典，主张尊称兴献王为“皇叔父兴献大王”。显然，这完全不符合皇帝的心意，但他又无力批驳，提不出明确的建设性意见，只能愤愤地说道：“父母可更易若是耶！”[43]这大概是嘉靖皇帝一生之中最孤立无援的时刻了，然而他依然在倔强地等待时机。直到张璁提出“继统不继嗣”的主张，并系统地论证了“人情”论的合理性，嘉靖皇帝才得到理论的支持，遂坚定了其推尊兴献王的决心。此后，经过长达二十余年的不懈努力，最终把兴献王的神主送进太庙，获得完全的皇帝的称号与祭祀礼仪。

在此过程中，随着事态的变化，嘉靖皇帝不断地调整其策略与手段。他最初试图打温情牌，通过拉拢大臣实现其政治意图。正德十六年七月甲子，召杨廷和等，礼遇有加，谕之曰：“至亲莫如父母，卿等宜体朕意。”[44]九月丙子，复谕杨廷和等：“朕受祖宗鸿业，为天下君长，父兴献王独生朕一人，既不得承绪，又不得徽称，朕于罔极之恩何由得安？始终劳卿等委曲折中，为朕申其孝情。务加追尊美号，于安陆立祠，以为永久奉养，使朕心安而政治，父神有所依倚。”[45]十二月己丑，面对杨廷和等人的劝谏，嘉靖皇帝道：“卿等所言至意，朕已悉知。但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极之恩，报亦无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肠，慎无再拒，勉顺施行。”[46]戊戍，又道：“卿等所言，皆推大义；朕之所奉，昊天至情。不必拘于史志，可为朕申明孝义，勉录皇号施行，庶安朕母子哀心。卿亦毋托此为辞，宜照旧办事，辅襄国政。”[47]可知，最初嘉靖皇帝并未打算在道理上与廷臣论辩，也不拟采取强硬措施，而是回避争议，委婉恳求，试图以人情打动他们。面对诸大臣的抗章求退，也一律优诏慰留。然而，他的柔软姿态并未换来廷臣的退让，于是就逐渐改变了应对方式。

引经据典，他自然不是儒臣的对手。而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人事调整是他最有力的武器。面对大臣以退为进的致仕请求，他不再一味勉留，而是顺水推舟，听任其便。嘉靖三年二月，杨廷和黯然致仕。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信号，也是一个转折点。嘉靖皇帝位登大宝，杨廷和居功至伟，他在士人中亦有极高之威望，是“大礼议”中反对皇帝的核心人物。嘉靖皇帝在这个时候听任杨廷和致仕，显然是要排除异己力量，坚决推行自身意志。此后，他一改初期温和的态度，先后切责吏部尚书乔宇、礼部尚书汪俊、刑部尚书赵鉴等大臣，并听任汪、乔及内阁大学士蒋冕等致仕，对那些直言切谏的御史、给事中、翰林院等中下层官员，则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予以打击，或切责，或罚俸，或贬谪，或下镇抚司拷讯，不一而论。与此同时，先后召张璁、桂萼、席书等人赴京任职，并不断地破格拔擢。于是，君臣之间，反对者与支持者之间，围绕“大礼”问题的人事斗争愈演愈烈，皇帝的态度则日趋强硬。[48]最终，经由“左顺门事件”沉重地打击了反对派官员，并逐步完成彻底的人事清洗。嘉靖皇帝彻底掌控了局面。

嘉靖皇帝主要是依靠强权获得“大礼议”的胜利，但他不肯落下一个专横、粗暴的名声。因此，他所有的政治运作都尽可能在现行的体制规则下进行。如其在与群臣的争论中反复申辩“朕承奉宗庙，正统大义不敢有违”[49]“朕恭膺天命，入继大宗，祇奉祖考，孝养宫闱，专意正统，罔敢违越”[50]“朕奉太庙宗祀，岂敢间越”[51]“朕祇奉宗祀，罔敢违礼”[52]，其初也的确奉孝宗皇帝为皇考、尊昭圣皇太后为圣母。他不惟清楚地了解宗法制度之要求，且以尊奉“正统大义”相标榜，但这并不符合他的真实想法。之所以有这样的表态，一方面大约是由于他对朝廷的掌控尚不十分牢固，另一方面应该是一种主动的策略——努力获得廷臣的认可，在此基础上徐徐图之、层层渗透，最终体面地实现自身的目的。事实上，他所有的决策，都试图通过礼部来完成。正因如此，他才会不顾群臣的抗议，坚持任命席书——他最忠实的支持者——出任礼部尚书。而当其“立世室”的主张遭到席书反对时，则通过私下施压的方式逼其就范，并最终以“建世庙”的方案达成妥协。在其后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嘉靖皇帝以制礼作乐的姿态，在效祀、太庙、明堂制度上大费周章，正是要在礼法制度的体制中实现其政治目的。其实，他孜孜不倦地坚持为兴献王“正名”，本身即是其宗法观念的体现，只是他要在宗法的躯壳下树立自身的宗统。

恩威并施是嘉靖皇帝的惯用手段。对反对他的官员，他自然是毫不留情，轻则切责、罚俸，重则下狱、拷讯，“左顺门”事件中更是施以重手，廷杖、充戍、削籍，无所不用其极。对依顺他的官员，则是不断地破格拔擢，席书、张璁、桂萼等人骤至显贵，卑鄙小人如陈洸、何渊辈，也能肆无忌惮、指手画脚。当然，他对待张璁等人乃至后来的夏言、严嵩，亦非一味地恩宠有加，时时施以威吓以震慑之。虽其态度变化无端，规则却是始终如一，那就是是否顺从皇帝本人的心意。于是，皇帝的个人意志逐渐左右了朝廷的发展态势，是否持有足够的恭顺态度也日渐成为皇帝在重要职位上的选人标准。

（二）廷臣的意图与依恃

嘉靖初以内阁为首的文官集团，坚决反对皇帝推尊兴献王，自然不是刻意忤逆皇帝的旨意，也与兴献王朱祐杬的个人品行无关。从表面上，其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汉定陶王、宋濮王故事，一是“为人后者为之子”的经学阐释，即六科给事中俞敦等“稽经订史，酌古准今”之谓[53]。但这两点理由都不是无懈可击，遂遭到了张熜的理论挑战。在这种情形下，杨廷和将其上升到天下大义的高度，曰“为人后者为之子……盖天下万世之公议，诚不可以一人之私情废也”，是将“公议”与“私情”对立起来。[54]其所谓“忘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正是主张崇大义而抑私情。[55]其后论及“大义”，则往往落在“正统”上，如乔宇等所论“正统大义，惟赖皇字以明，若加于本生之亲，则兴献、正统混而无别”[56]，毛澄所言“于正统之亲混同无别，恐不可以告于郊庙，而播之天下也”[57]，皆是此义。其所谓“正统”，自然是指从太祖到孝宗再到武宗的皇明正统。嘉靖皇帝本人也屡屡称“虽传序之统义有所专，而天性之恩自不容已”[58]“正统大义不敢有违，本生至恩情欲兼尽”[59]。故知，廷臣坚持嘉靖考孝宗，反对其推尊兴献王，主要是出于维护皇朝正统的目的，从根本上亦是对皇权合法性以及对核心政治秩序的维护。鸿胪寺右少卿胡侍在与张璁、桂萼的辩论中论道：“若皆以未尝受命为子，曰吾自继统非为后也，而不以臣子之礼事其先君，则将使后世亡嗣者皆不忍以国与其宗，而宗人之乘其崩殂之时，无论疏亲昭穆皆可援以自立，是兆祸无穷也。”[60]更加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目的。可知，廷臣如此一般坚持他们的意见，虽或不免有维护孝宗、武宗正统地位的意图，亦或接受武宗朝的教训，有意管束好年轻的皇帝，避免正德乱政的再现，应该也有对个人名节的追求乃至执念，少数位高权重者大概也能从中体验操纵权力的快感；但他们决无更大的政治野心，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要维护明王朝正统的传续与稳固的礼法秩序，他们所依恃的则是传统礼制和祖宗法度，以及他们对朝廷的忠诚。

然而，在嘉靖皇帝看来，他们对明王朝的忠诚，远不如对他本人的恭顺更重要；而他们在理论方面的论证并不周密，既未能切中肯綮，也未能对相左的意见做出及时的回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他们只是反复强调正统大义之正当性，理所当然地认为应该重大义而轻私恩。张璁则依据《礼记》所论“礼非从天降，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充分强调人情的重要性；又区分“统”与“嗣”，称“统乃帝王相传之次，而嗣必父子一体之亲”，从而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今孝宗之统传之武宗，武宗之统传之皇上，一统相承，万世无穷者也。又何必强置父子之名而后谓之继统也哉？”嘉靖皇帝亦据此要求兼顾大义、私恩，如其所谓“卿等所言，皆推大义；朕之所奉，昊天至情”[61]，“正统大义不敢有违，本生至恩情欲兼尽”，正是堂而皇之地主张大义与私恩并重。这些言论似乎并未引起杨廷和等人的重视，他们只是泛泛地强调“本生所后，势不俱尊；大义私恩，自有轻重”[62]，“若私厚于本生”，将“紊一代纲常，拂万世公论”。[63]这些空洞的口号，较之张璁的论辩，显然缺乏足够的说服力。直到嘉靖三年，方有薛蕙、胡侍、何孟春等作出系统的回应，却是大势已去了。至如他们所树立的汉哀帝、宋英宗的典范，张璁指出他们都是“预立素养，明为人后”，与今日之事体“大不相类”，轻而易举就动摇了其合理性。进而又论证历代故事之不足征：“以经议礼，犹以律断狱，则凡历代故事，乃其积年之判案耳。苟不别其异同，明其是非，概欲以故事议礼而废经，犹以判案断狱而废律也。是又何足与议也！”[64]进一步断了他们以故事作比类的理路。关于“兄终弟及”的宗法依据，无论内阁还是礼部，都理所当然地理解为嘉靖当以武宗嫡亲兄弟的身份继承皇位，所以也就没做任何解释。张璁则曲折、盘绕地将其套用于孝宗与兴献王的关系上[65]。张璁的论证并非无懈可击，但他显然在理论阐释上做足了功夫，故能处处占据主动。况且，他所论证的，正是皇帝预期的；双方的论证目标，无非是说服皇帝；而作为仲裁者的皇帝本人即有鲜明的立场，则文官集团自然是步步被动了。这对他们的士气，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们也试图通过人事或舆论手段打压异见者，但人事上自然不是皇帝的对手，舆论压力也未能左右皇帝的意志。杨廷和一度把张璁发往南都，却无法阻拦皇帝将其召回并委以重任。嘉靖三年春、夏间，廷臣对张璁、桂萼等发起强大的舆论攻势，口诛笔伐，必欲逐之而后快，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在皇帝的偏护下步步超擢。迫不得已，他们或以辞官，或以强谏的方式，发出最后的搏击，终究似飞蛾扑火，惨烈地败下阵来。廷仗而死者自不必言，那些充戍、削籍的官员，大都终嘉靖一朝也未得到皇帝的宽恕。文官集团在“大礼议”中的败落，对嘉靖士风的消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三）张璁等人的动机与手段

以张璁为代表的皇帝的支持者，其议礼动机着实更加复杂、微妙。我们无法否认他们的确有那样的理论认知，礼本人情在儒家的思想体系中自有其理论依据，当下事体与历史成例具体情形也不尽相合，兴献王的尊号问题或许也的确有灵活处理的空间。但这并不意味着张璁等人的议礼动机一出于公心。详览其数篇奏疏，确有高明之处，亦多妄生穿凿，刻意迎合皇帝并借以打击对手之意图也十分明显。

如上文所述，张璁等人在理论阐释上下足了功夫，在与廷臣辩论的过程中取得明显的优势，但他们毕竟无法回避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嘉靖皇帝究竟依据什么获得皇位的合法继承权？其最直接的依据当然是杨廷和拟定的《武宗遗诏》，其中涉及皇位继承问题的文字如下：“皇考孝宗敬皇帝亲弟兴献王长子厚熜，聪明仁孝，德器夙成，伦序当立。已遵奉祖训兄终弟及之文，告于宗庙，请于慈寿皇太后与内外文武群臣合谋同辞，即日遣官迎取来京，嗣皇帝位。”[66]这段文字中有两个关键词，一是“兄终弟及”，一是“嗣皇帝位”。“嗣皇帝位”宣告朱厚熜将继任大明皇帝，这一点是明白无疑的。“兄终弟及”则是说明选定朱厚熜的理由，他乃是以武宗皇帝之弟的身份继承大统。《皇明祖训》对“兄终弟及”有明确的说明：“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者，虽长不得立。”[67]庶母所生尚不在考虑之列，遑论叔伯兄弟。因此，“兄终弟及”原则之适用，有一个潜在的前提，那就是朱厚熜必须过继到大宗，名义上成为孝宗之嫡子、武宗之胞弟。或许在杨廷和等人看来，这一点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武宗遗诏》中没有明确指出朱厚熜当以孝宗嗣子的身份入继大统。张璁先是在“兄终弟及”的定义上做文章，其于《大礼或问》中论道：“方武宗宾天，群臣定议，以迎我皇上也。遵祖训也，兄终弟及之文也。何也？孝宗，兄也；兴献王，弟也。献王在则献王天子矣，有献王斯有我皇上矣。此所谓伦序当立，推之不可，避之不可者也。”[68]强行将“兄终弟及”套用在孝宗皇帝与兴献王的身上，其牵强附会显而易见。汪俊等云：“祖训兄终弟及指同产言，则武宗为亲兄，皇上为亲弟，自宜考孝宗、母昭圣。”[69]其义甚明。桂萼则又提出“统为重，嗣为轻”，称夏、商之时皆立弟以及子，是立贤而长者，是“重继统之得人，而不重己之得嗣”；若“以继嗣私情为重”，则“国无长君而宗社沦丧”，是以太祖皇帝“深惩其失，独取法于二帝、三王，以兄终弟及之文定为祖训”，故嘉靖皇帝以“以兴献帝长子缵祖宗之统，事法三代，义合唐虞，无容议矣”[70]。是以“兄终弟及”比拟三代之制，实属无稽之谈。礼部《建室议》直斥其非：“当大明传子之世，而欲做尧舜传贤之例，拟非其伦。”[71]桂萼、张璁至京，复同上疏云：“夫献皇帝实孝宗亲弟，虽未尝有天下以传皇上，而皇上之有天下实以献皇帝之子也。高皇帝虽未尝以天下授皇上，皇上之有天下实以高皇帝之训也。”[72]依然是模糊处理“兄终弟及”的概念，避开正德与嘉靖，绕到孝宗与兴献，并将皇位继承的合法性直接追溯到太祖高皇帝，不可不谓深得嘉靖皇帝之心，而其左支右绌、刻意逢迎之态也毕现无遗。至如其于凤阳道中亟论当去“本生”，终获诏入京任职，更可见其投机干进之心。

张璁、桂萼在迎合皇帝的同时，处处架词诬控，有意激起他对廷臣的愤恨，用心颇为毒辣。张璁于南京任上疏云：“皇上遵祖训入继大统，固非执政大臣之所能援，亦非执政大臣之所能舍也。”既投其所好，强调嘉靖因祖训而入继大统；又含沙射影，暗批执政大臣擅援立之功。继而又批评“言者不顾礼义，党同伐异，宁负天子而不敢忤权臣”[73]，既抨击了言官，又把矛头引向执政大臣。入京之后，更是直论大臣“擅拥立功者，欺天甚矣”[74]！廷臣攻之甚急，复上疏辩解：“今臣等所据者，先王之礼也。群众所挟者，奸臣之权也。奸臣之权敢以胁天子，先王之礼独不足以臣权臣乎？祖宗言官之设，为天子耳目。乃今相率甘为权臣鹰犬，甚可耻也！”[75]抨击权臣协迫天子，言官甘做权臣鹰犬，处处挑动皇帝的敏感神经。后复论礼官“十三欺妄”，中云“古者三公论道，九卿分治，台谏明目达聪，今连名之疏，岂议论尽同哉？朋党比周耳”，几欲将朝臣一网打尽。复云：“祖训皇后许内治中宫，宫门外事毋得干预。立君继统，实遵祖训。议者假昭圣懿旨为词。”不惟诬陷廷臣，且将祸水引向昭圣皇太后。无怪乎廷臣怒斥其“赋性奸邪，立心险恶”！[76]

别有意味的是，尽管张璁等人不惜与整个文官集团为敌，极力迎合皇帝的旨意，但他们的认知毕竟还有底线，而这些底线其后却一一被皇帝所突破。张璁《大礼或问》论道：“今别为兴献王立庙，所以祭祢也，非毁庙，不当复立也。何天灾之足惧乎？谓别立庙，则固未尝升兴献王主于太庙也。何两庙争较之嫌、鲁僖跻闵之失乎？不其谬哉！”[77]方献夫《大礼论》亦云：“夫皇上虽继武宗而考献帝者，不以尊尊害亲亲也；虽考献帝而不得入太庙者，不以亲亲害尊尊也。然则昭圣、庄肃、兴国相接之礼若何？曰：孝宗传之武宗，武宗传之皇上者，外之统也；昭圣传之庄肃，庄肃传之今皇后者，内之统也。兴国虽得称母，而不得抗礼乎两宫，犹献帝虽得称考而不得入太庙，此正统之别也。”[78]“左顺门”事件之后，霍韬犹奏曰：“臣愿陛下以臣等建请之情上启圣母，曰昭圣慈寿皇太后实大统嫡宗，至尊无对，伏愿圣母时自谦抑，以示尊敬至意。庄肃皇后母仪天下十有六年，圣母接见之仪不可轻忽。凡三始贺寿，圣母每至谦让，不敢受纳之意。俾宫闱大权，一归昭圣，而圣母若无与焉，则天下万世称颂懿德，与天无极。”[79]孰料昭圣皇太后几陷于嘉靖皇帝之手，“兴献帝”最终也堂而皇之地跻身太庙之中。在此过程中，席书、张璁等人也曾提出反对意见，却最终屈从于皇帝的威逼利诱。这实在是一个莫大的反讽！

在“大礼议”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嘉靖皇帝的意志始终是最根本的推动力。尽管在某些关键阶段，比如议礼之初嘉靖举棋未定之时，及其暂时满足于“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尊号时，张璁等人的支持令其获得继续推进的理由与动力，但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意志的呈现让投机者看到了值得冒险的机会。张璁等人也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随着皇帝熟悉了游戏规则并稳固地掌控了权力，他们也就彻底沦为他的棋子。在整个过程中，两种力量是相互促成的，缺少任何一方都可能会导致不同的结果，但最终还是取决于皇帝的意志。以内阁、礼部为核心的文官集团，怀着对国家、社稷的忠诚与“崇大义而抑私恩”的信念，执著地与一任私恩的皇帝做抗争，或许能在一定阶段一定程度上抑制皇权的无限膨胀；但当面对完全掌控权力且意志坚定的皇帝时，他们的抵制显然是苍白无力的。吊诡的是，嘉靖皇帝似乎比明代其他任何一个皇帝都更加重视礼法，他的目标就是以礼法的形式确立其新的皇统，也试图在礼法的框架下实现这种政治意图；而他的实际行为，却是利用强权不断地破坏现行的礼法制度。正德、嘉靖两朝专制皇权对士人摧残之惨烈可谓旗鼓相当，而嘉靖朝“大礼议”及相关政治事件对明王朝政治秩序和士人风气的破坏却又远甚前者。如果说明武宗更多地是以蛮横、顽劣之姿态，凭一自之力以及依附于他的宦官或武将，与整个文臣集团相对抗，搅乱现有的相对稳定的政治秩序，那么明世宗则以更高明的政治手腕，威逼利诱，分化士人群体，通过经典阐释和礼制革新，执拗而持续地涂抹明王朝的宗统，从根本上动摇了整个权力体系赖以存在的宗法制度和政治体制。或许，这就是封建专制制度无可逃避的宿命。

三 嘉靖士人的生存困境

关于“大礼议”对明代政治风气的影响，学界已有很多论述。通常认为，“大礼议”导致皇权的加强，酿成谄谀之风，激化了官僚集团内部矛盾，加剧了正、嘉以降至明末的政治危机。胡吉勋认为，世宗皇帝通过一系列的人事布局和舆论宣传，将朝廷的政治伦理“从遵从和忠于文官制度和礼法向对皇帝个人表达忠心上转变”，进而导致政治风气的变化，“朝中增长了越来越多的以揣摩皇帝心意为主的现象”，“朝臣也更多地以私益结成不同的政治团体，形成愈演愈烈的党争”[80]。尤淑君指出皇权的私化使得官僚体系无力藉由祖制或礼法来约束皇帝先私后公的行径，也难以劝阻皇帝不得破坏政务推行的公义原则，君臣关系趋向冷漠疏离的状态；官僚体系中政治资源的分配也越来越不平均，容易造成党争的渊薮。[81]均是十分深刻的学术见解。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审视其对嘉靖朝士风与文坛的影响。

“大礼议”对嘉靖士人最直接的影响是对其仕途的打击。嘉靖三年的“左顺门”事件，以及前后系列人事变动，对朝中士人群体造成莫大之冲击。早在“左顺门”事件爆发之前，内阁大学士杨廷和、蒋冕、毛纪，礼部尚书毛澄、汪俊，吏部尚书乔宇，刑部尚书林俊，兵部尚书彭泽等已先后因议礼致仕。“左顺门”事件中，先后遭逮系及待罪者二百二十余人，四品以上罚俸，五品以下廷杖，十七人杖卒，十一人充戍，三人削籍。其中不乏学术、政绩或文学卓然可观者，如王思、毛玉、丰熙、杨慎等。杖卒者惨烈死去，削籍者终身不获起用，充戍者大都卒于戍所，或得释归，复冠带者毋德纯一人而已。还有很多参与哭谏的官员，虽未即刻获罪，却在其后的仕宦生涯中不断地受到打压，或外任或贬谪，不一而论。嘉靖七年六月，《明伦大典》书成，敕定议礼诸臣之罪：

比者命官纂理《明伦大典》，书成进览，其间备述诸臣建议本末，邪正具载。奉天行罚，以垂戒后之人，乃朕今日事也。然犹不欲为已甚之举，姑从轻以差定罪。杨廷和为罪之魁，怀贪天之功，制胁君父，定策国老以自居，门生天子而视朕，法当戮市，特大宽宥，革了职，着为民。次则毛澄病故，削其生前官职。又次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革了职，冠带闲住。林俊也革去生前职衔。何孟春虽佐贰而情犯特重，夏良胜虽系部属而酿祸独深，都发原籍为民。其余两京翰林、科道、部属大小衙门官员，附名连佥入奏，然有彼人代署而己不与闻者，有心知其非而口不敢言者，事干人众，情类胁从，间有四五党助之者，亦原于势利所夺，俱从宽不究。其间实有出辅臣之门，受其指使，号召众人以济其恶者，当时已正法典，或边戍充军，或削职为民，兹不再究。呜呼！叙典秩礼，圣贤之大道；赏善罚罪，天子之大权。若一概置而不问，无以彰上天讨罪之公，必如是而或可。[82]

表面上看，只是严惩杨廷和、毛澄、蒋冕、毛纪、乔宇、汪俊、林俊等主要大臣，以及何孟春、夏良胜等最坚定、最激烈地反对皇帝的官员，其余翰林、科道、部属等大小衙门官员则视同“情类胁从”，“势利所夺”，“俱从宽不究”。但事实上，嘉靖皇帝并没有放过他们，前后数年间，在张璁、桂萼等人的配合与协助下，通过封疆之狱、陈洸案、李福达狱、科道互纠、翰林外除等一系列事件或举措，展开了持续而相当彻底的人事清洗。[83]我们不妨通过陈洸案来管窥议礼官员的处境与心境。

关于陈洸案之始末及政治影响，胡吉勋已有详尽的探讨，兹择其要，观照当时朝政之畸态。《明世宗实录》嘉靖三年八月载：

癸巳朔。命原任给事中于桂、陈洸、史道、阎闳、御史曹嘉等俱复原职，降南京太仆寺少卿夏良胜三级，调外任。先是洸奉使回籍，居二年，始复命。在道已闻升湖广佥事，犹以旧衔上疏，言：“主事张璁等危言论礼，出于天理人心之正。而当道者目为逢君，曲肆排沮，且群结朋党，必欲陛下与为人后，亏父子之恩，又短寿安皇太后之丧，使陛下不得伸承重之仪。”又言：“内阁、铨衡，所系自重，宜择人居之。今尚书乔宇、郎中夏良胜，用舍任意，挤排豪杰，今缺则专于己，外补则推于人。科道于桂、阎闳、史道、曹嘉素称刚直，或升外任，或摈远方。陛下取用席书等，交章拥足，以为不由吏部会推，专擅可见。乞削去宇、良胜官职，召还桂等，以作敢言之气。”章下吏部，侍郎何孟春言：“洸已外补，犹冒旧衔，假以建言，紊乱国典，宜行究问，以绝他觊。”上不从，特命桂等复职，而出良胜为茶陵州知州。[84]

首先，陈洸上疏的时机与动机耐人寻味。他在家居二年之后，回朝复命途中，得闻转迁湖广按察司佥事，遂上疏攻击吏部尚书乔宇和文选郎中夏良胜。其真实动机自然是留任京职，却采取迂回策略，先从大礼论起，改变其早期立场，转而支持皇帝，以换取其支持。随后话锋一转，剑指吏部，诋诃乔宇、夏良胜“用舍任意”“挤排豪杰”“专擅可见”，进而为同是科道官而调外任的于桂、史道等人鸣不平，其用意不言自明。这种情形与前此张璁、桂萼于赴京途中上疏去“本生”何其相似！其次，他准确地揣摩并巧妙地利用了皇帝的喜恶。他之所以要借助于桂、史道等人的翻案实现自己留京任职的目的，首先自然是因为他们有相似的遭遇，都是由科道官而调外任；更重要的是史道、阎闳和曹嘉曾于嘉靖元年上疏攻击杨廷和，而出于对杨廷和的愤恨，嘉靖皇帝无疑容易对史道等人产生好感。他攻击乔宇、夏良胜的重点是“专擅”，且专门拈出席书出任礼部尚书受阻一事，故意以“不由吏部会推”激起皇帝的愤怒。当然，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嘉靖皇帝对乔宇、夏良胜在议礼问题上不合作态度的愤恨。陈洸此举果然奏效，一度成功地留京任职，同时也给皇帝提供了打击议礼诸臣的借口。八月甲寅，改任给事中的陈洸再次上疏，公然以议礼挑起党争：

近日议礼之臣，大肆欺罔，甚至跪门叫哭，致伤国体。皇上虽罪谴数人，犹未尽其党。如大学士费宏持本生之议而主其决，礼部左侍郎吴一鹏助汪俊之忿而抗廷论。以杨廷和心腹而得司马者，兵部尚书金献民也。往复内阁，而强毛纪等已出跪者，礼部右侍郎朱希周也。侍郎汪伟以汪俊亲弟而居吏部，是谓朋奸。尚书赵鉴承毛纪风旨而欲置桂萼于狱，是为比党。倡率跪门，高声叫哭，则礼部郎中余才、吏部郎中刘天民。附和礼官，妄排正论，则吏部员外郎薛蕙、给事中郑一鹏。之数臣者，皆为邪党，乞亟赐诛谴。臣又访得致仕南京兵部尚书廖纪之清介，服满南京礼部尚书邵宝之正守，皆尝因议礼而见忘于权奸。服满吏部右侍郎胡世宁之刚明，养病祭酒鲁铎之德学，致仕都御史林廷玉之才略，皆素以名望而见嫉于邪党。养病南京吏部郎中姜清，兵部员外郎梁焯，御史马津，服满监丞蔡宗兖，致仕参政王济，朝贺到京参议方鹏，佥事李阶，皆卓然有见而达此礼者也。原任左给事中今升参议熊浃，原任都给事中今升参政邵锡，原任御史今升副使张瀚，皆建议此礼而被外迁者也。乞将廖纪等急赐起用，姜清等行取来京，方鹏、李阶即留京改用。仍乞敕谕廷臣，自兹以往，务和一德，开诚布公，共图政理。[85]

陈洸于此主动激化矛盾，鼓动皇帝严惩议礼诸臣，称“虽罪谴数人，犹未尽其党”，乞请“亟赐诛谴”，词及大学士费宏，尚书金献民、赵鉴，侍郎吴一鹏、汪伟、朱希周，郎中余才、刘天民，员外郎薛蕙，给事中郑一鹏，以及已经致仕的杨廷和、毛纪、汪俊等。又荐举廖纪、邵宝、胡世宁、鲁铎、林廷玉、姜清、梁焯、马津、蔡宗兖、王济、方鹏、李阶、熊浃、邵锡、张瀚等在议礼过程中支持皇帝或对议礼新贵相对温和的官员。十月壬寅，复上疏荐举致仕大学士谢迁以及前述廖纪、胡世宁、姜清等，并弹劾新任吏部尚书杨旦以及汪伟、吴一鹏、刘天民等。吏部侍郎何孟春为杨旦等辩解，斥责陈洸“皆目为小人，欲一网尽去之”，并揭发陈洸居乡秽行，“以外补夤缘还职，乃复诪张大言，欲以‘微暖’风闻，变置公卿，援立私党”，认为“必有奸邪欲得其处，故嗾洸使言”。[86]据《明世宗实录》，“先是陈洸奉使回籍，居二年，始复命”[87]，则嘉靖元年至三年间，陈洸大部分时间居乡，因此无论是对大礼议的参与还是了解程度，都不足以支撑他做出如此精确的打击与依附。况且，他复职后出任户科给事中，虽是言官，毕竟只是小臣，却公然对朝廷的人事布局大肆指画，勇气何由而至？无怪乎何孟春指斥他“诪张大言”“援立私党”。然而，这等荒诞不经的奏疏，却获得嘉靖皇帝大力的支持——杨旦、汪伟致仕，刘天民外调，并切责何孟春“阿私奏辩”[88]。廷臣被陈洸的无耻行径激怒，交章论其居乡恶行，虽有皇帝百般回护，但其罪行历历俱在，还是落得“发回原籍为民”的处置。[89]然而，陈洸的苦心经营并非全无用处，一来已经被从宽发落，二来博得议礼新贵的亲近与同情，为此后的翻案埋下了伏笔。嘉靖六年，在张璁、桂萼等人配合下，嘉靖皇帝借李福达案再度打击议礼过程中反对他的官员。桂萼等人嗅察到为陈洸翻案的机会，遂奏请重审，并再度得到嘉靖皇帝的支持。陈洸果然成功地翻了案，而那些参与审理或弹劾过陈洸的，如叶应骢、周宣、熊兰、涂相、唐升等一众官员，几乎全都遭受惩治或打压。嘉靖皇帝何以如此不遗余力地袒护陈洸这样一个风评甚差的官员呢？在其此前的仕宦生涯中，既没有做出突出的政绩，也没有体现出过人的品节，甚至明显地暴露出见风使舵的墙头草属性。嘉靖皇帝在为他辩护时称“洸乡行不能无过，第狱情起于议礼，朋比成冤”[90]。可见皇帝亦知其案情属实，转而强调因议礼而兴起狱情，故因朋党比周造成冤案。这种说辞自然难以自圆其说，却明确地透露出皇帝的真实态度——只要在议礼问题上支持他，就会获得他的庇护，哪怕是如陈洸这般品行不端的人。他庇护张璁，庇护桂萼，庇护席书，庇护郭勋，是因为他们在大礼议中为他立下汗马功劳。而陈洸只是在大局已定的形势下，带着明确的目的性，跳出来摇旗呐喊。即便如此，嘉靖皇帝还是坚定地维护他。而那些正直的官员，如叶应骢、熊兰等，却遭受到无情的惩治或打压。则此一事件所传递的政治信息，无论是表层还是深层，都是十分消极的。表面上看是政治原则的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实质上则是大礼议的延续与影响。那些在大礼议中反对皇帝的官员，遭受来自皇帝或议礼权贵直接或变相的打击报复，以及奸佞小人无底线的倾轧、构陷，其无助与愤懑心境不难想见。

事实上，无论是“封疆之狱”还是“李福达狱”，都比“陈洸案”的影响大。“封疆之狱”直指致仕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及所谓以其为中心的“蜀党”，并导致内阁大学士费宏、石珤致仕，已致仕刑部尚书金献民落职。“李福达狱”更是导致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大批官员遭受逮系、榜掠，判处戍边、削籍、革职闲住者四十余人，其中不乏尚书、侍郎、副都御史、寺卿、少卿等高阶官员，内阁大学士贾咏也因受牵连而致仕。其实，李福达只是一个小人物，并不足以引起皇帝的眷顾。案件本身也不复杂，初审结果也得到皇帝的认可。只因郭勋徇私涉案，招致朝臣弹劾，乃声称因议礼遭受廷臣的诬陷、报复，以谋求皇帝的庇护。于是，在嘉靖皇帝的亲自干预下，张璁等人罔顾事实，强行翻案，并借机打击了一大批在议礼中反对皇帝的官员。谷应泰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永嘉、安仁是举也，果为平反冤狱乎哉？亦党武定，仇诸台谏尔。当其议大礼时……游言一唱，鼓簧宸聪，则帝亦以勋为心膂臣矣。及福达狱起，而台谏诸臣乃力攻勋，必欲置之连坐。此其所以反覆追谳，必翻释而后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为福达，为武定耳。武定获伸，则诸臣之窜削有弗恤矣。”[91]则案情之判断，实与事实本身无涉，完全取决于议礼中的立场与态度。诚如孟森所言：“兴献皇帝更以称宗祔庙为终极，而凡附和大礼者，皆可挟为颠倒是非报复恩怨之用，其事不胜列举。”[92]陈洸狱以此，李福达狱亦以此。由此，大礼议的影响可以延伸到朝廷事务的每一个角落，皇帝的意志与喜恶，以及那些迎合皇帝的议礼新贵们的利害倾向，会很大程度上替代公理与公义，成为判断人事是非的标准。当然，政治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理念的产物，通常是公义与私利、群体与个体、规则与权变相互妥协的结果。然而，如果个体意志与私利从隐蔽处走到明面，体制与规则遭到公然的蔑视与破坏，那么政治秩序就很容易走向极端或混乱；尤其是在以仁道与礼法为支撑的政治思想体系中，这种现象很容易导致正统士人思想信念的迷茫与倾颓。“大礼议”对明代士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对士人生命价值的系统性地割裂。皇权日趋私化，内阁依附皇帝，朝廷无公是非，士人惟顾私欲，党争之端遂启，门户之见日深，的确是明代政治与士风的一大转捩。在这种情形下，嘉靖士人政治热情的消退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遂形成生命价值取向的转向，其生活的重心或从积极的政治参与转向性命之修养，或竟致于走向颓放、逸乐。嘉靖朝的文坛格局动荡乃至文学趣味转移均与此有密切之关联，唐宋派也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形成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