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对全球形势深刻变化、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一带一路”建设规划把中国的大多数东、中、西部省份都吸纳了进来，连成片、形成带，横向贯穿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纵向连接主要沿海港口城市，并且不断向中亚、东盟延伸，尤其是使很多西部省份及中部省份成为国际物流通道的节点，大大增强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动力和对人才的吸引力，有利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自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这一重大倡议以来，中国已同171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了205份共建合作协议，共同开展了2 000多个项目，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沿着高质量发展方向不断前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家从基础设施建设、财政扶持、人才培养、创业就业、对外开放等多方面给予了大力扶持，政策的驱动效应十分明显。丝绸之路经济带由中、西部地区作为新的牵动者，这些中、西部省份一跃由内陆变前沿，与东部地区一起承担着中国“走出去”的重任。2020年以来，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显著增强。中国同有关国家守望相助、共克时艰，贸易往来保持增长，投资合作不断深化，自贸区建设取得新突破，机制平台更加健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实践充分证明，“一带一路”建设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新渠道，为国际贸易提供了新平台，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方面进行了新实践，更为沿线各国的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使得沿线国家受益的同时，更为中国在新发展阶段中的高质量发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第一，“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巩固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合作，促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一带一路”倡议的施行无疑使其沿线国家在资源、劳动力、资金、技术等方面的往来更加密切，贸易交往更加频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能够帮助我国产品“走出去”，也利于我国对其他产品“引进来”，并且这些沿线国家也会在与我国进行贸易的同时，刺激他们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为中国的发展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进一步推动我国对外开放，促进外向型经济的发展。第二，“一带一路”建设有助于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促进产业转型升级以及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施了加快沿海地区发展战略，并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设立经济特区，这也使得我国东部地区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出高速发展的繁荣局面。而中、西部地区深居内陆，经济发展大大落后于东部地区，我国的东、中、西部呈现了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西部内陆地区提供了重大发展机遇，为弥补我国东、西部发展不均衡做出了巨大贡献，更加有利于我国开放型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正与其他沿线国家一起共同推动新亚欧大陆桥、中国至中亚至西亚、中蒙俄、中国至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中巴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国西部地区俨然成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为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大机遇，让西部地区不再受限于位处内陆所带来的劣势，加速推进西部地区成为我国新的对外开放先行区，促进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开启跨越式发展新阶段，有效带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缩短了其与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另外，“一带一路”建设加快了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的步伐，从而带动了中、西部地区百姓就业，改变了西部地区传统的资源主导型产业结构，促使东部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资金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大大优化了我国的产业布局结构，使得我国经济发展更加协调、均衡，促进了我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第三，“一带一路”建设有利于促进我国的商品、资本以及货币的输出，推动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目前，我国的钢铁行业、水泥产业等都积累了较为庞大的过剩产能。有关数据显示，我国钢铁、煤炭等传统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仅有70%~75%，光伏产业的产能利用率不到60%。产能过剩问题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一大挑战，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为我国开辟了更加广阔的市场，为商品输出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渠道，加速传统产业的整合发展，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有利于化解我国的过剩产能。并且，“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拥有较为丰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但受到自身产业不足、科技创新能力偏低等相关劣势影响，无法通过产业发展为国家经济发展奠定基础，而我国的产业类型较为丰富，技术手段相对先进，可以有效帮助沿线国家解决生产落后、技术欠发达等相关问题，多方携手可以促进沿线国家劳动力资源、自然资源等相对优势资源向我国流动，通过多方互补可以有效解决欧洲产能过剩和沿线国家技术欠发达等问题。基于此，我国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充分发挥我国产能优势。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成熟的技术、雄厚的财力，加之我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钢铁、水泥等产业领域存在过剩产能，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既发挥了我国的产能优势，又解决了这些国家基础设施落后的问题，对各方都有好处。帮助沿线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基础设施的畅通，有利于各国充分发挥资源优势，进而实现共同发展的美好局面。

成都地处“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以及“中巴经济走廊”“中印缅孟经济走廊”的腹心地带，是连接“一带一路”的枢纽与咽喉，也是向西开放的重要支撑点。四川早在商周时期就开辟了“滇缅道”，即由成都经凉山地区达云南而后入缅甸、印度的“蜀身毒道”。因此，以成都为起点、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向西向南开放战略通道建设，具有可行性与现实意义。成都市必须强化担当、顺势而为，高水平规划建设西部国际门户枢纽，推动互联互通、聚势赋能，为“一带一路”建设发挥重要作用，成为“一带一路”建设重要支撑点。2018年，成都市出台《中共成都市委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构建国际门户枢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意见》和《建设西部对外交往中心行动计划（2017—2022年）》，明确了到2022年进出口总额、航线总数、客货吞吐量等多个任务目标，彰显了成都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高水平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和内陆开放经济高地的决心。成都要聚焦“四向拓展”战略通道优势，大幅增强国际通达、洲际中转和国内连通能力，全面贯通“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和长江经济带，构建全方位立体口岸，建设以成都为核心的供应链体系，完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实现服务贸易的跨越式发展，凸显“一带一路”重要节点地位，全面提升对外交流和国际传播能力，推动成都与世界人文相通、交流互鉴。到2022年，成都市国际（地区）客货航线总数将突破120条，形成48条客运、14条货运、30条文旅航空战略通道和7条国际铁路货运通道、5条国际铁海联运通道，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7 000万人次，航空货邮吞吐量突破110万吨。

成都建设国际门户枢纽城市有助于全面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成都市应不断提升其经济开放水平，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倡议。

第一，成都应完善国际立体大通道体系。成都要构建空中丝绸之路，2020年1月，成都召开“解读市委十三届六次全会暨市委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新闻发布会”，会上明确提出要坚持以全球视野构建国际通道体系，加快构建以成都为核心的“空中丝绸之路+陆上丝绸之路”立体大通道体系，坚持量质并进、质效并举，全面增强通达和中转能力，进一步提升全球资源配置和市场覆盖水平，为建成泛欧泛亚门户枢纽城市、实现新时代成都“三步走”战略目标贡献积极力量。2020年8月，商务部印发《全面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总体方案》明确布局“第五航权”，支持具备条件的试点地区开通第五航权航线，成都等试点地区负责推进。双流航空经济产业功能区依托空港优势对产业进行科学明确布局，以枢纽型航空产业、临空型国际贸易、空港型国际商务为主导产业方向，大力发展航空运营、航空维修、航空总部、跨境贸易等产业。成都国际铁路港经济开发区建立临港产业生态圈，依托中欧班列（成都）发展临港制造、先进材料、国际商贸物流等产业，打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示范区。从城市规划与发展、产业结构与能级来看，成都的国际营商环境和高端产业优势有助于加快实现第五航权的落地和发展，使其尽快成为反哺城市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今后，成都应继续发展国际通程中转联运航线，重点培育欧洲与东亚、南亚、东南亚以及澳新间经成都中转的洲际航线，积极争取第五航权航线开放，全力打造航空货运转运中心。四川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推动四川对外形成“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格局。《成都市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三年行动计划（2019—2021年）》明确提出，成都要优化国际班列“四向拓展”网络布局，加快布局境内外枢纽节点，完善覆盖欧洲主要铁路场站的线路和网络。成都要拓展陆海联运走廊，要以“南向”“西向”为重点。“突出南向”是成都开发开放的主攻点和突破口，是我国西部内陆连通南亚、东南亚、欧洲等地区的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作为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四川的南向开放具有广阔的空间和潜力。南亚和东南亚拥有超过2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历来与成都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和良好的合作基础，四川与南向国家的贸易额占全省外贸总额的1/4左右。成都应向南加强与中南半岛、孟中印缅、中老泰新等国际经济走廊衔接，稳定开行成都—钦州铁海联运班列和成都—凭祥—越南“南向”班列，提前谋划成都至老挝跨境铁路直达东盟的国际班列。通过优化中欧班列通道能力进一步达成“深化西向”的目标，发挥成都“双机场”“多航线”的西部国际航空门户枢纽优势，从而推动国内对欧高端合作，进一步巩固成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支点的战略地位。加快建设成都至西宁铁路，优化西北地区铁路网布局，大幅度提升青海、甘肃、四川三省的交通通达度、畅通度。向西大力推进经阿拉山口至蒂尔堡、经霍尔果斯至伊斯坦布尔的泛欧铁路大通道建设，尽快打通进出印度洋阿拉伯海最近的铁海联运通道。

第二，成都应构建国际经贸合作服务体系。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推动电子信息、汽车、轨道等优质“成都造”产品出口，积极拓展东盟、南亚、拉美等新兴市场。推动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着力打造一批航空发动机保税维修、中医药服务贸易等样本企业和重点项目，依托信息软件、动漫游戏制作等优势建好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加快培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外贸综合服务等新业态新模式，支持引进国内外知名、市场占有率高的跨境电商平台、供应链综合服务平台、第三方服务商等企业在蓉设立区域运营中心和物流分拨中心，以形成新的外贸增长点。准确把握疫后全球产业发展趋势，针对不同类别企业的敏感要素，精准招引世界500强企业、全球细分行业领域的“单打冠军”“隐形冠军”，引培区域总部、专业总部和功能性总部。积极引进一批具有产业带动力的优质外资项目，对在航空航天、节能环保、人工智能等先进制造业和金融、文创、旅游等现代服务业加大投资的企业，按照“一项目一议”予以重点支持。大力支持以核心竞争力和重要知识产权为目的的兼并收购、资产重组等，加快建设中国（成都）—白俄罗斯产业园、中国（成都）—柬埔寨商贸园等境外经济合作区，推动优势产业、企业、技术、品牌向境外输出。

第三，成都应建设高能级开放平台体系。强化三大开放高地的引领功能。增强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试验田作用，对标国际最高标准，鼓励在生物医药、航空制造、汽车产业、金融服务等关键领域进行制度创新先行先试。增强天府新区开放主引擎功能，依托西部（成都）科学城和天府实验室，与欧洲等沿线国家（地区）共建科技园区、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创新平台，打造“一带一路”科技创新合作区和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增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创新主阵地功能，聚焦电子信息产业功能区和天府国际生物城等重大载体，联合国际顶级科技园区打造链接汇聚全球优质创新创业资源要素的国际化平台。强化六大国别园区的示范作用。中法园区加快推动智能网联测试基地和智能网联创新中心建设，努力打造全球节能减排和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中德园区要突出构建中小企业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世界级“国际生态精工新城”。中意园区应加快推动以文化创意为主，打造链接旅游、时尚、会展、艺术博览等关联产业的国际化产业集群。中韩园区要着力构建全国领先的创新创业服务体系，打造国际一流的创新创业众创空间聚集区。中日园区要深入推进中日（成都）城市建设和现代服务业开放合作示范项目建设。新加坡—中国（四川）园区着力推进AI创新中心运营。强化多层级开放平台的有效支撑。健全“3+N”境内外招商网络等海外成都综合服务平台，持续打造保税物流中心、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国际邮（快）件处理中心等国际贸易平台。加快建设“中国—欧洲中心”以及中国（四川）—东盟自由贸易合作中心，打造一批兼具人文交流、信息沟通、展示展销、技术合作、经贸往来等功能的国际合作平台。

第四，成都应构建高端资源要素配置支持体系。持续深化人文交流。拓展友好交流国际网络，积极争取“一带一路”沿线重要大国、关键小国在蓉设立领事机构。要以产业互补为方向争取新增更多“重量级”友好城市，积极争取设立更多驻蓉商务代表处、国际组织分支机构等涉外机构，打造亚洲重要的国际性机构集聚地。积极承办或申办国家主场外交活动，持续举办公园城市全球论坛等高端国际会议，进一步扩大原创IP的国际影响力，打造国家级国际交往承载地。促进高端资源聚集。依托桐梓林、大源、麓山等为代表的国际化社区建设，为国际高端创新人才营造宜居宜业的类海外环境。依托天府中央法务区、“一带一路”金融服务中心等载体建设，以高新区、天府新区及周边为核心区域，加快吸引“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科技人才团队、知名创业孵化机构、高端国际商业服务和知识产权、法律、财务等中介机构入驻，形成面向海外的“一带一路”国际创业创新高端要素集聚区。另外，建设“一带一路”开放高地，应对标开放先行城市，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开放高地建设战略机遇，科学系统地提升城市能力与水平，全面提升战略性主导产业国际竞争力、全面提升跨国公司在蓉投资规模和水平、全面提升国别园区的承载力和影响力、全面提升成都新经济品牌国际影响力、全面提升营商环境的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水平。如今，以成都为枢纽的国际通道串联起西部12省（区、市）广袤腹地和泛欧泛亚广阔市场，使成都成为世界城市体系的重要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