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新发展格局相关理论和政策

一、政策内涵

改革开放初期，根据国内资源禀赋呈现劳动力充足而资本和技术相对匮乏的特点，我国将对外开放确立为国家发展战略，通过引进外国资本从事国内加工贸易，充分利用了国内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同时补充了国内资本和技术的不足，促进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形成，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增长（林毅夫 等，2003）。在空间上，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表现为从沿海地区到内陆地区的逐步开放；在体制上，我国的对外开放战略表现为从体制试点到全面建设的转变（马永伟 等，2018）。随着对外开放战略的不断推进，我国的对外贸易快速发展，外贸依存度在2006年达到64%，国际大循环的主导地位特征较为明显，但加工贸易带来的原料和市场“两头在外”的外向型经济弊端也逐渐显露。此外，我国国内资源禀赋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人口红利和劳动力成本优势逐渐减弱，土地成本、环境与生态成本、技术创新成本显著上升，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经济增长越来越难以为继；在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导致国际市场需求不足，国内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长期疲软，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刘伟，2016）。为了解决新常态背景下我国经济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变化不相适应的结构性矛盾，2015年中央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的角度出发，扩大有效供给，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提升经济增长质量（黄群慧，2016；方福前，2017）。

与此同时，国际形势正在发生明显变化：一方面，我国经济的崛起和技术力量的增长对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产业领导地位带来了冲击，西方发达国家为维护其在全球产业发展中的霸权地位而对我国进行了打压和制裁；另一方面，受危机冲击而陷于困境的发达国家为重塑竞争优势和经济增长动力开启了“再工业化”进程，这不仅引起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回潮，而且与我国在制造业领域形成了越来越多的直接竞争。除此之外，世界范围内传统产业的渐趋没落与新科技革命下新兴产业的初露峥嵘也使得产业分工格局面临新一轮的洗牌（张宇燕，2019；王一鸣，2020）。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对我国产业升级与未来经济发展形成巨大挑战，2020年在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大变局演变，使得大国博弈更加激烈，国际经济、科技、政治等格局持续复杂深刻调整（汤铎铎 等，2020）。2020年，根据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央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对“十四五”规划和未来更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实际上，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继承和延续，并扩展到生产、分配、消费、流通各个方面（徐奇渊，2020）。从供给侧角度来看，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通过经济体制改革、结构优化调整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强化技术创新能力，推动经济从数量型增长转向质量型增长。从需求侧角度来看，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通过推动更深层次改革，打破国内市场中的要素流通障碍，推动消费市场的持续扩大和升级，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充分挖掘国内统一大市场需求潜力，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实现国内经济从高度依赖国际循环向主要依靠国内循环转变（黄群慧，2021）。双循环在强调国内大循环的同时，更加注重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联系和互动，新发展格局下我国将推动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为国内大循环向更高层次发展提供动力和支撑（江小涓 等，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