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五年四川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机遇、挑战与形势判断
一、未来五年四川发展面临的时代背景
（一）国内外环境
1.国际环境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传统的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日趋复杂，大国关系发生转折性变化，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
一是全球秩序加速变革。随着经济实力的变化，国际体系与世界力量对比的“东升西降”“新升老降”趋势明显。二是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出现转折性变化。自2008年以来，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受金融危机影响，经济减速、政治动荡、社会撕裂更趋明显，民族宗教问题频发，美国还不断选择向外转移矛盾，中国将面临政治、经济、外交、舆论以至于军事等多方面前所未有的压力。三是科学技术推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深刻变化。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生产力变革，推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发生根本性变化。四是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对全球经济与社会运行造成巨大冲击，并将加剧全球变局，疫情防控效果也成为检验各国治理成效的重要标尺，对全球治理带来重要影响。
国际环境未来趋势不明朗，作为国内战略后方基地，四川的经济发展与我国经济安全有着紧密关联。
2.国内环境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政策工具多的基本特点没有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多方面优势和条件。
一是制度优势显著。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有利于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又有利于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统一，不断实现共同富裕。二是物质基础和人力资源雄厚。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拥有1亿多市场主体、14亿人口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加之需求多元和市场空间广阔有利于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经济更具活力。三是市场空间广阔。我国城镇人口超过欧洲总人口，中等收入群体超过美国总人口，我国拥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人口，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所形成的规模庞大、供求多元、创新活跃、拉动力强的内需市场优势进一步凸显，正在成为全球要素资源的强大引力场。四是发展韧性强劲。我国制度优势显著，治理效能提升，社会资源动员能力、抵御外部冲击能力和处置重大风险能力持续增强。与此同时，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
四川作为西部多项指标排名第一的大省，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方面具有非常关键的作用。四川未来五年的发展，对于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解决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二、未来五年四川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一）面临的机遇
1.重大区域发展战略机遇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四川发展的战略动能将更加强劲。
（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第四极建设的机遇
一是提升四川战略新位势的重大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有利于促进产业、人口、创新等资源要素加快流入，有利于进一步优化全省生产力布局和加快转型升级步伐，推动在西部形成带动全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动力源，形成强大的战略后方，增强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和经略周边的能力。二是优化区域发展新格局的重大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强调推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突出中心城市的带动作用，推动成都东进和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将有利于推动各市（州）主动对接中央、省委的战略部署，推动全省区域协同发展走深走实，极大拓展全省发展空间，加速形成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三是蓄积改革创新新动能的重大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强调推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为四川系统集成协同高效推进改革、参与国际科技创新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宝贵机遇和平台，将极大优化四川创新制度和政策环境，有利于汇聚高端创新要素资源，构建创新引领的现代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建成国际知名的原始创新策源地和新兴产业集聚地。四是构建全域开放新态势的重大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强调推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将大幅度提升四川大进大出大交换的能力和水平，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大循环，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推进开放，助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加快实现四川从战略后方到内陆开放战略高地的根本性跃升。五是创造宜居生活新品质的重大机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国家战略，强调推动整个区域协同发展，将大幅提升便民利民惠民水平，持续吸引人口和经济活动向成渝地区集中集聚，促进成、渝两地群众安居乐业，在全面小康道路上率先示范。
（2）国家重大战略交汇的机遇
习近平总书记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要求四川抓住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机遇，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国家战略，推动内陆和沿海沿边沿江协同开放，打造立体全面开放格局，努力走在西部全面开发开放前列。成渝地区处在“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西部陆海新通道的联结节点上，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重要战略支点，面临推进一体化发展、打造全国新的重要增长极的重大历史机遇。
2.新发展格局下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加快的重塑机遇
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带来区域经济布局和对外开放格局加快重塑，四川发展的战略位势将更加凸显。
一是产业转移和产业升级的新机遇。“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意味着国内产业布局与市场格局会发生较为显著的调整，东南部资金、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会进一步向西部转移，将有助于四川经济产业发展。二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给四川“新基建”带来的新机遇。自2020年以来，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防控的阶段性转换中，服务机器人在医疗、配送、巡检等方面大显身手。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西部地区仍然存在巨大的投资空间，特别是对于四川来说，新发展格局以及其他重大战略的交叠，也为四川的基础设施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创造了发展条件。三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给四川农业发展带来的新机遇。自2020年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导致全球农产品生产出现危机，部分国家限制粮食出口，这让四川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战略地位更加突出，自力更生种粮、自给自足储粮显得尤为重要，为四川创造了促进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仓储、物流全产业链发展的新机遇。四是消费市场带来的巨大机遇。“双循环”战略将助力挖掘四川庞大的消费市场潜力，确保生产、供给、分配、流通、消费等各环节畅通和要素流动。五是对外开放格局加快重塑的新机遇。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影响，全球产业链失序问题突出，因而必将迎来下一阶段的深度调整，这种调整对四川对外开放而言伴生着重要的机遇。
除此之外，国家推动引领性创新、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绿色化转型等重大政策交汇叠加，四川发展的战略支撑将更加有力。
（二）面临的挑战
1.经济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动力不足，与东部沿海地区差距较大，面临做大经济总量和提升发展质量双重任务
2020年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5.8万元，居全国第16位，经济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及重庆、湖南、湖北、陕西等中部及西部省份，仅为北京的35.25%、浙江的58.04%。按全国5%、四川6%的经济增速测算，预计我省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或超过全国平均水平还需20年以上。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能力还未充分释放，创新投入偏低。202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仅2%，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4%），更低于上海（41%）、江苏（2.85%）、浙江（2.8）等省份。战略性新兴产业总体规模偏小、引领性不足，高新技术产业占比较低。2020年，全省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仅为15.5%，低于广东（31.0%）、重庆（19.1%）等省份。
在产业结构方面，从国外经验来看，制造业对于较大体量经济体的重要性不容低估。从国内经验来看，自2015年以来，我省历年的第二产业占经济总量比重为44.1%、40.8%、38.7%、37.4%，存在持续下降的趋势，2019年为37.3%，低于同期广东、浙江、江苏的40.5%、42.6%、44.4%。因此，努力在“十四五”期间稳住制造业，包括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对于我省高质量发展极为关键。
农业现代化水平还不够高。在产业体系方面，区域间农业产业存在个别规模过大、品种过于单一，三产衔接不够紧密，产业链下游发展不足，农民收益不高等问题。在生产体系方面，我省主要粮油生产加工储运方面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耕地保有数量逐年减少2.85万亩，同时，农田质量也呈现平原高、丘陵山区低，部分市（区）县城标准农田建设不达标的情况；在生产和仓储技术、农机使用等方面，我省整体发展还相对滞后。在经营体系方面，当前，种粮新型经营主体和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数量和服务水平，总体呈现平原高、丘陵山区低的特点，个别地方还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
当前我省发展与东部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在未来的发展中这种差距还可能会不断扩大。“十四五”时期东部地区转型升级发展成效预计更加充分展现、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作用也将更加充分发挥、新发展格局预计也将率先形成。针对我省经济大而不强的实际，如何顺应新的内外环境、竞争格局，更加凝神聚力，是新时代我省需要着重思考的关键问题。
2.市场机制建设不完善，市场主体实力不强活力不够，促进现代市场体系建设仍是重要任务
当前我省营商环境发展很不平衡，成都高新区等办事效率与东部地区相比丝毫不差，但成都以外项目落地难度较大，部门之间缺乏衔接，服务意识不强。从多方面来看，我省与东部发达省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将直接对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带来重大影响，在“十四五”时期深入推进营商环境优化建设是个巨大挑战。
在市场主体发展方面，一是市场主体还需进一步提质增量。从中长期来看，我省市场主体虽增势良好，但密度和质量仍有待提升，全省每万人拥有776户市场主体，居全国第22位、西部第8位。二是国有企业整体上大而不强。从中长期来看，我省国有企业整体实力增强，但地方国有企业质量有待提升，营业收入能力和盈利水平均不及在川中央直属国有企业。三是民营企业发展态势不稳定，还需进一步加以扶持。四是外资企业基数小且增量不足。从中长期来看，我省外资企业总体稳定，但基数较小。随着国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的蔓延和中美脱钩的加速，外资企业投资的不确定性将进一步加大。
3.巩固与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任务艰巨，城乡发展还存在明显差距，农民农村共同富裕仍然是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压力依然较大，25个国家级、25个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地方财力薄弱、产业发展刚刚起步、农民收入较低，脱贫人口存在规模性返贫风险，对130多万易地扶贫搬迁脱贫群众还需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社区治理等全方位后续帮扶。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明显，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现代农业园区建设大多处于起步阶段，农业产业化水平较低，2020年末尚有46.5%的乡镇不通三级及以上公路，36.5%的30户及以上自然村不通硬化路，超过95%农户未通天然气，近20%农户未通自来水，已建成高标准农田仅占耕地面积的44.66%，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1.9，低于全国2.2的平均水平。城乡融合发展有待深化，城乡要素流动障碍仍然存在，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意愿与落户政策不够匹配，2020年全省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个百分点左右，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尚未全面推开，资金、人才留在乡村、流向乡村的机制还不健全。
4.居民收入水平偏低、差距较大，就业形势不明朗等问题交织，就业和增收的压力并存
居民收入水平不高且增速放缓。2020年，我省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7万元，居全国第18位，仅为北京的38.20%、上海的36.72%、浙江的50.62%；同时，受经济增速放缓和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我省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波动中逐渐放缓。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较2015年下降了2.3个百分点、1.0个百分点。城乡收入差距较大。2020年，我省城乡收入绝对差距达2.2万元，较2015年增加了0.6万元。按照国家统计局中等收入界定标准（三口之家年收入10万~50万元）估算，2020年我省城乡居民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分别为47.6%、5.6%，相差42个百分点，全省中等收入群体中城镇居民占91.7%，农村居民仅占83%。财产性收入占比偏低，仍以工资性收入为主，占比达49.1%，财产净收入仅占6.5%，低于浙江省52个百分点，尤其是农村居民财产净收入占比仅为3.2%。
在就业方面，一方面，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下，整体就业形势堪忧。虽然2020年全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为3.8%，经济总额达到48598.8亿元，城镇新增就业人数96.2万人，但可以说，这是众多保就业政策叠加的效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边际效益还会逐步下降，同时一些临时性的政策并不具有持续性，在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影响下，“十四五”期间就业稳定面临的挑战巨大。另一方面，结构性失业特别是重点人群失业或将是今后面临的重大挑战。据有关方面统计分析，“十四五”期间，我省人口增长将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有效参与劳动人口数量逐步下降。按照当前我省经济恢复的趋势，居民就业处于弱平衡，随着经济下行压力的加大和产业结构进一步更迭和升级，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可能更加突出，低技能高年龄人群就业势必会更加困难，居民就业可能面临更大的挑战。
5.公共服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相适应
供给不足问题依然存在，教育事业支出偏低，地区间发展不平衡。2019年，我省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占比仅为15.26%，排名全国第18位，低于山东省近5个百分点。公共文化投入不足。2019年，我省人均文化事业费仅5638元，居全国第21位、西部地区倒数第三位。“一老一小”基本公共服务保障供需缺口较大。全省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1张，每千人口婴幼儿托位数1.5个，均低于国家标准。部分领域服务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医疗服务机构“小、散、弱”问题突出，三甲医院占比仅3%，进入全国综合医院100强的医疗机构仅2家，远低于北京（21家）、上海（18家）等地。全省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仅为3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38%）。城乡区域间资源配置不均衡，城市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下沉延伸不够，农村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现象较为严重，城市小学教师本科学历以上比例是农村的1.6倍。部分欠发达地区公共服务短板仍然突出。甘孜藏族自治州每千人医疗床位数仅4.6张（成都市为93张），巴中市每千人口拥有3岁以下婴幼儿托位数仅0.5个（绵阳市为5个）。
6.生态文明建设压力巨大，环境保护存量和增量问题共存
内外部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多，统筹发展和保护的难度不断加大。在“十四五”时期，全省发展与保护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较为突出，中央和省级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发现问题的整改有些还不到位，大气、水环境治理成效不稳固，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存在短板，有的地方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有差距，执法监管水平不高、力度不够，对我省绿色发展转型、碳达峰碳中和、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等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
污染治理边际效用递减效应逐步显现，环境质量改善空间逐步减小。在“十四五”时期，污染治理将进入深水区，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运输结构、用地结构的调整以及社会生活涉及的吃、穿、住、行等行为习惯的改变，都是今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点。这些调整和改变将面临周期长、认识难以统一等难点，环境质量持续稳定改善的难度加大。
新型环境问题不断出现，传统治理技术与治理方式面临新要求。在“十四五”时期，生物多样性保护形势依然严峻，农业面源污染依然突出，臭氧污染日益突出，碳达峰任务艰巨，内分泌干扰物、全氟化合物、微塑料等新型污染物不断增加，传统治理技术与治理方式已无法满足新时代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
三、未来五年四川发展形势判断
在“十四五”时期，四川整体上将进入七个时期，分别是：①经济高质量发展期，实现经济实力大幅提升，保持年均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创新驱动能力明显提升，现代产业体系加快构建；②高标准市场建设期，发展活力充分迸发，高标准市场体系基本建成；③全域立体全面开放期，“四向拓展、全域开放”立体全面开放态势更加巩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基本形成，研发经费投入强度提升幅度高于全国，建成国家创新驱动发展先行省；④社会文明建设攀升期，人民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明显提高，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文化产业体系更加健全，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基本建成；⑤生态环境和建设夯实期，生态环境持续改善，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利用效率大幅提高，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减少，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安全屏障进一步筑牢；⑥民生福祉提升期，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新期待得到更好满足；⑦治理体系和能力强化期，治理效能显著增强，更高水平的法治四川、平安四川建设扎实推进，城乡基层治理制度创新和能力建设取得新成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不断健全，发展安全保障更加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