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早期经历与企业战略决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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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早期经历对个人的性格特质和行事风格具有重要的影响,关注高管的早期经历对了解企业决策背后的逻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已有研究基于高阶梯队理论、烙印理论等,从贫困饥荒经历、自然灾害经历、知青经历以及从军经历等角度研究高管早期经历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从军经历作为一种既特殊又重要的人生经历,对高管的认知模式、价值观以及行事风格的影响不容忽视。本书关注的高管早期经历即高管的从军经历。中国作为世界军事强国,现役军人规模庞大,军人退伍后进入企业等市场经济组织后,将成为中国市场经济中特殊而又重要的一类群体。基于中国“新兴+转型”期的市场制度背景,中国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仍不健全,公司面临的外部环境和自身的战略布局均存在特殊性,这使得高管在企业决策中的“人治”作用尤其突出。因此,研究中国上市公司高管从军经历对企业战略决策的影响是一项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主要研究内容

从军经历塑造了高管激进的性格特质与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势必在企业的战略管理中有所体现(以下将具有从军经历的高管统称为“军历高管”)。战略定位作为企业战略管理过程中的关键环节,目的在于创造一个独特的、有价值的竞争地位。战略定位为企业战略目标的制定、战略决策的执行提供了依据,同时也反映出高管以往经验和背景所形成的认知特征和行事风格。因此,军历高管所在企业的战略定位有何特点成为本书首要明晰的问题。

进一步地,战略定位的关键在于企业资源往往是有限的,为了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企业势必在资源投入的过程中有所取舍。因此,本书将研究视角从企业战略定位转移到具体的战略性投资。战略性投资是与企业战略发展密切相关的,有助于实现企业长期战略目标的经济资源投入。市场化战略与非市场化战略对企业获取与维持竞争优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且两者在资源投入方向上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此,本书区分了市场化战略投资与非市场化战略投资,重点考察军历高管对这两种战略性投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市场化战略强调企业边界内的资源属性与能力,因此市场化战略投资着重在企业内部生产经营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资源投入。战略性并购作为企业市场拓展、战略调整的有效手段,在获取战略资源、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和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具有关键的战略意义。因此,本书基于战略性并购的视角对军历高管与企业市场化战略投资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考察。

相较于市场化战略投资强调企业边界内的资源属性与能力,着重在企业内部生产经营能力建设等方面进行资源投入,非市场化战略投资则强调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社会公众、媒体等)建立关系,着重在“关系建设”等方面进行资源投入。中国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其资本、技术以及产品等市场机制仍不十分健全,法律契约等各项正式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除了市场化战略投资外,中国企业也愿意营造对企业发展有利的非市场环境,进行非市场化战略投资。慈善捐赠作为典型的非市场化战略投资,可以为企业带来声誉、关系等战略资源。基于此,本书从慈善捐赠的视角深入考察了军历高管与企业非市场化战略投资的关系。

二、主要研究结论

本书以2007—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上述研究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基于战略差异度的视角,本书考察军历高管与企业战略定位的关系。本书研究发现:第一,军历高管与企业战略差异度呈显著正向关系,即相较于非军历高管,军历高管所在企业战略定位与行业常规战略相比差异更大。第二,由于高管自主决策权受到企业体制的影响,军历高管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正向关系在国有企业中有所削弱。第三,由于高管决策偏好会随着任职期限的增加而有所改变,军历高管与企业战略差异度的正向关系随着高管任职期限的增加逐渐减弱。

基于战略性并购的视角,本书考察了军历高管与企业市场化战略投资的关系。本书研究发现:第一,相较于非军历高管,军历高管实施跨区域并购的概率更大。第二,这种正向关系在战略风格较为保守的公司中更加明显,即军历高管行事风格在战略风格较为保守的公司中更容易体现。第三,收购方公司所在地区税负较高时,军历高管与跨区域并购的正向关系更加明显。第四,目标公司所在地区税负较低时,军历高管与跨区域并购的正向关系更加明显。第五,并购双方同属于高税负地区或低税负地区时,军历高管与跨区域并购的正向关系不显著,说明区域性税收优惠是军历高管实施跨区域并购的重要因素之一。第六,相较于非军历高管,军历高管实施跨行业并购的概率更大。第七,这种正向关系在行业平均业绩较高时更加明显,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军历高管“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战略意识。第八,并购双方均属于高新技术企业时,军历高管与跨行业并购的正向关系更为显著。

基于慈善捐赠的视角,本书考察军历高管与企业非市场化战略投资的关系。本书研究发现:第一,相较于非军历高管,军历高管进行慈善捐赠的意愿更弱,捐赠规模更小。第二,相较于资源禀赋较为匮乏的非国有企业,在资源禀赋较为丰富的国有企业中军历高管与慈善捐赠的负向关系更强。第三,通过对国有企业样本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相较于非垄断性国有企业,垄断性国有企业中军历高管与慈善捐赠的负向关系更强。第四,相较于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国有企业,在不与消费者直接接触的国有企业中,军历高管与慈善捐赠的负向关系更强。

综上所述,军历高管对企业战略决策产生了影响。本书研究发现,军历高管更倾向于实施差异化的战略定位,体现出军历高管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本书将研究视角从企业战略定位转移到具体的战略性投资后发现,军历高管特立独行的行事风格在战略性投资中得以延续。具体而言,为了寻找和确定适合企业生存与发展的理想位置,出于有限资源的考虑,军历高管更倾向于市场化战略投资,即在“生产能力建设”上投入企业资源,而不倾向于非市场化战略投资,即不倾向于进行“关系建设”。因此,军历高管对企业战略性投资的影响并不能一概而论。对企业市场化战略投资与非市场化战略投资,他们表现出“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特点。本书的研究有助于厘清军历高管影响企业战略决策背后的逻辑,对军历高管有更加深入的了解与认识。

三、致谢

本书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企业战略性慈善行为:基于不确定性环境的保险策略”(项目批准号:71702041)的资助,对相关单位及个人表示感谢。同时,本书参考了很多专家学者在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包括在互联网上未正式发表的工作论文。本书尽可能标注了引用或参考的资料来源,大多数以脚注或参考文献的方式列出,但也有一些地方难以一一注明。在此,我们对所有提供资料来源的作者、出版单位和相关网站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错漏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王文姣 傅超

202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