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导读
纪念北宋交子诞生一千周年兼论纸币发行约束问题

易纲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货币起源于商品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出现使商品交换和市场经济的效率大大提高。货币经历了从商品货币（主要是贵金属货币）到信用货币的发展过程。信用货币经历了民间信用货币、国家信用货币、国家法币的发展过程。贵金属货币本身有价值，然后充当一般等价物去衡量其他商品的价值，大大提高了商品交换的效率。而纸币本身没有价值，纸币代表的价值要靠纸币发行过程中的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体现，可兑换纸币的信用制度就是承诺用发行的纸币兑换金属货币，不可兑换纸币主要靠国家信用或中央银行制度来维系其币值的稳定。

北宋交子的发展历程

研究纸币最早且完整的案例是一千年以前诞生的北宋交子。交子是中国最早的兑换券，只要交付铁钱，便发给交子，随时可以兑现，但兑现时每贯收手续费三十文，即百分之三的手续费。

北宋交子的发展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发产生阶段。北宋初期（10世纪末），在今天四川成都地区（益州），为解决铁钱携带不便等问题，有商家设立交子铺户，开出的兑换券即交子，也称私交子，这一阶段的史料记载并不是很详细，值得进一步研究发掘。第二阶段是政府许可下的大商户联合发行阶段（1010年前后）。针对自由发行产生的一些乱象，当地政府对交子铺户进行整顿，指定十六家富户联保特许经营发行交子，形成了类似行会的组织。此时交子已有统一的印制规格和发行制度，其货币职能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承认。第三阶段是政府发行阶段。天圣元年（1024年），北宋朝廷设立益州交子务，交子的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由政府发行，也称官交子。

交子在经过一百多年的流通后，在北宋崇宁大观年间实行了币值改革，把交子改为钱引，钱引就是领钱的证书，也是兑换券的意思。在大观元年（1107年）正式改交子务为钱引务。大观元年第四十三界还是使用交子旧印，到大观三年的第四十四界才改用新的钱引印制。在交子存在的一百余年里，基本实行二至三年一界的分界发行（彭信威，1958年）。

交子存在了一百多年，在私交子阶段，交子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即“见交付钱”。天圣元年成为官交子后，交子的可兑换程度越来越低。在庆历五年到七年（1045—1047年）发行第十二界时，交子制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之后交子逐步成为不可兑换的纸币，其贬值的速度也有所加快（高聪明，1999年）。

北宋交子的币值稳定安排

纸币根据其信用种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可兑换成金属货币的兑换券；另一种是不可兑换的纸币，后者由国家政权强制流通，必须有国家信用支持。纸币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就有一个如何约束发行的问题，交子作为最初的纸币，从一开始就设有一系列信用制度安排来支持其币值的稳定。

第一，发行限额和准备金制度。官交子发行有一个限额，开始每界是一百二十五万贯，有现金准备，是用四川通行的铁钱，要求每界三十六万贯，即现金准备大约为百分之二十八。发行限额和现金准备是保障兑付现金的制度安排，提高了交子的可信度。

第二，官交子是分界发行，界满以新交子换回旧交子，三年为界。当时三年一界是指三个年头，有些像中国的虚岁，可以理解为满两年就换界。用分界发行来管理交子累计发行的存量，不断地废除旧交子，使市场上流通的交子存量可控。私交子可以随时兑现。官交子按界发行，其可兑换程度却越来越差。

第三，交子也保持了一些飞钱的性质，即在一地出交子，在另一地购买商品或领钱。

南宋会子和“称提之政”

南宋发行的纸币会子一开始就是不可兑换的信用货币，是靠国家信用支撑的纸币。与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流通代表铁钱不同，会子主要在东南沿海流通代表铜钱。南宋会子也叫东南会子，起初也是民间开始发行的，叫作便钱会子。南宋名臣钱瑞礼主持临安府期间，将会子收为官营，后来钱瑞礼调为户部侍郎，由户部接办会子，时间大约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会子在东南广泛流通，纳税和市场交易都可使用。会子作为纸币，其流通范围和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过北宋交子，几乎成了南宋的法币。

13世纪初，南宋财政困难，1201—1207年，有会子三界并行。嘉定初年（1208年），三界会子总数达一亿四千万贯。会子由于大量发行而不断贬值，旧会子已经贬值到五百文以下（何平，2019年）。当时人们用“称提”的概念来讨论纸币价值稳定问题。称提是指在不同物品之间达到一种对等平衡关系，比如会子是纸币，铜钱是金属货币，同时在流通，大量印会子造成其贬值，如何稳定会子价值，是称提之政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我们来总结一下南宋政府是如何靠称提之政给会子以信用支持的。概括起来说，称提之政的主要内容有：在总量政策上增加金属货币的供给，用来回笼和减少纸币会子的流通量；在结构政策上规定会子的特殊用途，在纳税和购买大宗商品时强制使用会子。

第一，以货币和财政措施回收会子。以铜钱兑付会子，调整铜钱与会子的比例。当时的语言是“子母相权”“虚实相称”。铜钱是母，会子（纸币）是子，母子所以相权也。如果会子没有铜钱相对应，则是“无母之子”，不符合母子相权原则。

第二，利用换界发行，以新兑旧，按成倍数的比率收回旧会子。比如嘉定年间，规定嘉定四年（1211年）新发行的第十四界会子，按1∶2兑换第十一至十三界旧会子。后来第十八界会子以1∶5兑换第十六界会子。类似政策至今仍在使用，不少现代国家在对抗通胀时，以新币换旧币，兑换时有抹去四个零的案例等。

第三，保证征税中有一定的会子比例。南宋著名的“钱会中半”的赋税征收方式就是一个典型，要求在纳税时铜钱和会子各占一半，以此来维持会子的支付能力和价值稳定。还有更细的结构性政策，比如“按亩征会”，凡有田一亩者纳会子一贯，再比如“品搭盐钞”，要求商人用盐钞购买食盐时必须品搭会子。这些政策类似于通货膨胀税的早期试验，而且在结构上使有田者、盐商等富人承担了更多回笼会子的成本。

第四，“阴助称提”，即通过抛售专卖物资或者行政许可资产来收回会子。这一政策有些像今天货币当局的公开市场操作，南宋政府通过出售黄金、官诰、度牒以及盐、茶、酒等重要生活物资的专卖许可权证来收回会子。

所有这些“称提之政”都是从会子发行和会子使用两方面调控的。一方面，由于财政压力，会子发行太多了，称提的重点是想方设法收回流通中的会子。另一方面，用政府权力规定会子的使用也非常重要。首先政府收税接受会子，然后在拍卖各种专卖权许可证时接受会子支付。这样从发行和使用两方面用国家政权赋予会子信用，起到了缓解会子贬值的作用，使会子在相当长的时期，在广泛的范围大规模使用，也在相当长的时期保持了会子币值的基本稳定，解决了大量财政问题，成为政府治理经济的有效工具。但历史上纸币走上政府发行的轨道后，由于财政赤字、战争军需、民间赈灾、官员腐败等，往往最终都走向滥发、大幅贬值的结局，逃不脱纸币不可持续的宿命。从交子、钱引、会子到蒙元中统钞，再到大明宝钞，虽然都有当时先进的信用支持制度安排，有的维持了上百年的广泛使用，但最终都走向了难以维系的结局。直到明朝万历年间（1580年前后），明朝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实质上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货币和税收银本位制度，才给从宋初到明中叶六百余年的纸币伟大试验画上了句号，也深刻影响了之后二百年世界白银的流向。

应该指出，宋、元、明三朝在纸币广泛流通的同时，始终有铜钱伴随，是一种钱钞共存的流通制度，纸币的盛行并没有影响铜钱的重要地位。纵观中国几千年的货币史，铜钱始终处于重要地位，是老百姓日常市场交易使用的主要货币，在有些朝代官制铜钱管理得比较有序，有些朝代私铸铜钱泛滥。所以，从中国货币史的总括看，铜钱是一条重要主线。北宋也是铸造铜钱最多的时期之一。宋朝都市商业发达，客商数量巨大，因此宋朝的货币数量和铜钱数量也比前朝大大增加。北宋铜钱铸造额比唐朝增加十倍到三十倍（彭信威，1958年）。宋朝铸铜钱主要是在北宋，从考古出土和现存情况看，宋钱中百分之九十八是北宋铸造的，南宋钱只占百分之二。北宋铸造大量铜钱并出现了交子，说明当时货币需求增长很快，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朝都市商业和市场经济规模的快速增长。

宋代纸币试验的货币金融学启示

没有约束的纸币发行必然导致通货膨胀和纸币贬值，金本位和银本位可以是贵金属货币的本位制度，也可以用来约束纸币的发行，可以通过制定纸币的含金量或含银量来实现，即建立纸币兑换金银的承诺机制。这种兑换承诺在一段时间是硬承诺，在大多数历史时期则是软承诺，即实际上兑换金银的可操作性较小，也可以理解为交易成本很高。

在中国古代货币思想史上，历代王朝试图垄断货币发行的思想长期占主导地位。官员们不仅主张朝廷垄断货币发行，而且把货币发行作为维护社会经济秩序的重要手段。从史料上看，宋、元、明三朝大一统政府都试图发行纸币作为官方信用货币，因为发行（印制）纸币的成本最低，纸币也最能反映官方政治意图，不受贵金属存量和增长的限制。从货币发行和维护的主要职能看，朝廷首先考虑的是完纳赋税，货币成为确认国家政权和老百姓关系的工具，而货币作为市场交易中介的考虑被放在次要位置。产生这一主导思想的历史环境是，我国历史上的大一统政府在设计和制定纸币发行制度时采用的是大一统框架，和欧洲历史上存在多国在货币铸造发行上有制度性竞争的格局完全不同（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也存在多国发行货币，从而有制度竞争的局面）。但国家发行纸币都逃不脱财政滥发导致货币贬值和通货膨胀的魔咒，也就是说纸币发行最终还是受到了自古以来就有的经济规律的约束。

交子和会子产生在宋朝绝非偶然。许多史料和证据表明，宋朝是我国历史上在科学技术、文化艺术、都市商业和市场经济等方面最发达的时期之一，最直观的证据包括《清明上河图》。市场的发达要求社会有相当程度的劳动分工，有相当比例的产品是商品且以在市场上出售为目的。商品交换以确立物权为前提，要有相当程度的法律体系和规则来保护市场交易的合法性和可预期性。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宋朝无疑是各朝代中市场经济的佼佼者。至于外部竞争，宋朝遇到的外部竞争非常激烈。北宋面对辽，南宋面对金，西北边还有西夏。在中国的编年史上，北宋和辽并列，南宋和金并列，是同时存在的，战争不断。历史上，大一统政府面对外部竞争的首要考虑往往是如何一统天下，所以外部竞争主要反映在政治上和残酷的军事战争上，经济上主要考虑的是资源占有，经济制度和货币发行方面的竞争是次要的。在面对外部强敌时的主导竞争逻辑是一统天下的军事逻辑，而不是在和平共存的基础上进行经济贸易货币制度竞争的逻辑。

一种好的、可持续的、有利于经济稳定和增长的货币制度是在有约束的条件下竞争出来的，全球历史上各种精美的贵金属货币（金币、银币和铜币）是多个国家竞争出来的，由制度设计来保障的货真价实的货币，会在市场竞争中赢得地位，尽管有时以被老百姓珍藏的良币为表现形式。金本位、银本位的制度安排也是竞争出来的。货币的竞争力和贸易摩擦，关乎战争与和平，所以二战后才有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安排。目前，大多数国家都采用把纸币作为国家信用货币（法币）的制度安排，这需要明确货币政策的目标是保持币值的稳定，因此建立和完善现代中央银行制度十分重要。

交子的重要意义及研究方向

交子是我国历史上重要的金融创新，交子之后又陆续出现了钱引、东南会子、蒙元中统钞和大明宝钞等一系列纸币，直到明朝中期之前，纸币一直在我国的货币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全球范围来看，交子也是从商品货币制度向符号货币制度转变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参考。交子出现后，波斯、印度、日本、高丽等国也都发行了纸币。可以说，北宋以来的纸币创新是中国对人类货币史的重要贡献。

在研究交子历史贡献的过程中，需要注重对细节的把握，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要特别关注私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在最初的自由发行时期，即私交子阶段，这些交子实际上是私人发行的“交易票据”，可以对应成英文的Exchange Bills。交子这张纸本身没什么价值，它代表的价值依赖于其背后的商业信用，也就是交子铺户的信用，这种信用又依赖于交子持有者在需要时可将交子成功兑换回金属货币的稳定预期。而且，交子铺还发现，如果不是所有人都同时提款，就可以额外多发一些交子，这进一步加强了交子的信用货币特点。在后续的联合发行阶段，交子的价值基础仍然是十六户富商的商业信用，即在政府首肯下的商业协会信用。民间市场基于商业信用发行兑换券，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交易票据，进而作为纸币进行流通，成为商品买卖的支付凭证，这一转变意味着将商业信用用于支付交易，相较于支付金银铁钱而言具有重大进步意义。

二是在益州交子务设立后，交子背后的商业信用转变为政府信用，即官交子阶段。以国家政权为依托发行纸币具有重要意义，这改变了交子的性质，具有政府背书等好处。正是由于以政府信用为背景，制定了一系列对交子的信用支持制度，不断解决交子出现的失信等问题，才有交子持续了一百多年的伟大历史。但发行权转移到政府手中后，交子也开始面临财政性超发问题，一旦发行数量脱离控制，交子就会贬值。这也是纸币被普遍使用以后，全世界政府面临的共同难题，即信用货币发行的约束问题。这里以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为例，对约束纸币发行和维护币值稳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进行了初步分析。

三是关于交子需要考证的一些细节问题。交子的起源是不是作为存款收据而开出的需要进一步考证。交子作为大宗交易的支付手段，其准备金率、流通量、支付量、兑现折扣率、流通范围等细节都很重要，值得着重考察研究。比如，交子用于交易或兑现的比例各占多少，一张交子在生命周期中作为支付手段被交易了几次，交子用于在四川北部边界购买粮食、食盐、皮货等时如何背书转让，交子从四川进入陕西、甘肃流通最后回到四川能否兑现，交子的信用支撑是怎么发展演变的，等等。

官交子从发行到2024年整整一千年了，交子之所以伟大、重要，是因为它开启了人类货币史上纸币作为信用货币的伟大试验。交子所遇到的问题和制度建设，在人类信用货币史上有共性，其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对货币政策和币值稳定措施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交子及其之后的纸币实践，对诸多货币理论和实践问题有深刻的影响，比如准备金制度、纸币换界、汇兑、真实票据、通胀预期、劣币驱逐良币、货币数量论、公开市场操作、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配合、反通胀政策等重要课题在交子的研究中都可以得到宝贵的启示，这正是我们今天纪念交子诞生一千周年的意义所在。

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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