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问题的提出

一 问题来源

1． 为什么研究经济权力

对经济权力的关注，一方面来源于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这一现实，另一方面来源于相互依赖条件下军事权力的作用空间不断缩小而经济权力的作用空间越来越大这一形势。按照GDP计算，中国的GDP从1990年的4045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9.47万亿美元，2013年是1990年的23.4倍。在1990年，中国的GDP只有美国的7.1%、日本的13.1%;2013年，中国的GDP已经达到美国的56.4%、日本的19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据新的购买力平价计算法，估算2013年中国GDP为16.1万亿美元，仅比美国少6000亿美元。2014年10月，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称，根据最新定义的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的GDP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中国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是密不可分的。20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美苏冷战两极格局虽然制约了世界大战的爆发，但是也使整个世界笼罩在军事竞争的气氛之下。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以后，特别是伴随着新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军事力量的地位下降，经济和科技优势成为国际竞争力的核心。也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邓小平作出了世界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的判断，并适时地提出改革开放，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经济才开始迈向大发展。

从学术研究上来看，1977年《权力与相互依赖》出版时，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和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已经认识到了经济权力越来越重要。时至今日，研究经济权力的必要性已经毋庸置疑。正如奈所言，“经济权力将成为世界政治中成功的关键”,“胡萝卜日益比大棒重要”。并且中国经历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经济规模从世界第十上升到世界第二，堪称“经济奇迹”。因此，中国经济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研究议题。但是受到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也受到学科分类的限制，国际关系研究长期以来关注政治多于经济。经济学对中国经济有广泛的研究，但其关注点是经济本身，即中国经济为何高速增长以及如何持续高速增长。其实，不同学科对同一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或不同的观察视角，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则可以“跳出经济看经济”，去探究如何将经济实力用作外交手段以维护和增加国家利益。

2．为什么研究吸引性经济权力

吸引性经济权力，即经济权力的吸引力方面，是相对于经济制裁即经济权力的强制力而言的。对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研究，不仅有理论发展的需要，也有中国外交的现实需要。从已有的文献来看，关于经济制裁的研究比较丰富，而对经济吸引的研究相对缺乏。正如戴维·鲍德温(David A. Baldwin)在《权力的悖论》(Paradoxes of Power)一书中指出的，“关于积极利诱（positive sanctions，也即吸引性经济权力）在权力关系中的作用，不是政治学家说错了什么，而是他们什么都没说”。在关于权力的研究中，政治学家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权力的吸引力方面，而惯性地把权力定义为强制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经济权力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学者关注更多的是经济的强制力而不是吸引力。包括奈也在硬权力与软权力的区分中，把经济力量作为硬权力的一部分。而在后来的著作中，他才把观点修正为：“经济资源既能产生软权力也能产生硬权力。”经济权力的强制力方面当然非常重要，因为在国家争端的解决中，即便是经济制裁的使用也比武力更温和。但是，经济权力的吸引力方面也不容忽视，因为在全球经济高度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经济制裁的使用也要非常慎重，即使成功的制裁也不免“杀人一万，自损三千”。所以，对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研究兼具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另外，本书研究的主体是中国，对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从中国外交对经济权力的使用中观察展开的。中国的外交方式偏向防御，中国的外交传统偏向内敛，中国一贯倡导和合而不是攻伐。中国外交中的这些表现与中国的文化积淀不无关系，如“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体现了我们倡导依靠自身魅力吸引他人而不是依靠武力胁迫他人。所以，本书认为吸引性经济权力的研究虽然是普适性的理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从中国特色的外交方式中提取出来的理论。

3． 为什么研究吸引性经济权力的运用

经济实力(capability)不能等同于经济权力(power)。潜在的资源并不会无条件地转化为现实的权力，同样的资源在不同的环境下假以不同的策略也会产生不一样的权力结果，这就是鲍德温所讲的权力的“悖论”(paradox)所在。奈也指出，当人们谈到中国、印度这些崛起大国的时候，通常指的是它们巨大的人口规模和不断上升的经济军事力量，但是这些力量如何转化为想要的结果则需要一定的环境和技巧。诚然，经济实力不会自动转化为经济影响力，它需要的机制和条件就是经济实力的运用。从权力的使用向度来讲，运用方式可以分为吸引性运用与强制性运用。上文已经阐述了为什么要研究吸引性经济权力以及中国为什么把吸引性经济权力用作外交手段，所以本书将直接关注吸引性经济权力的具体运用方式。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如此大规模的经济总量以及中国巨大的市场，都是中国可兹利用的吸引性经济权力的来源。因此，如何将这些存量经济利益盘活，如何将其有效地转化为外交影响力，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