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赋名的权力与污名化

一 命名与归因：为“杠精”找到归属

每个人都渴望回声，渴望心灵上的回声；人们也渴望秩序，秩序是安全感获得的前提，它意味着绝大多数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不可预测的会被纳入“脱轨”序列，会得到惩罚与纠正，会被区隔并贴上异族的标签，甚至会被归为精神类疾病的序列。正如沟通交流是一个社会性的互动，批判性思维和语言的传递也同样是社会交往的流动与共建。只是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别人对他们的思考过程逐一提问，他们也常把别人的提问当成不怀好意、没事找事，将对方视为不遵守某种社会游戏的异类，标签化、符号化交流的另一方。

有人会认为，“杠精”的形成兴许跟某些人格障碍相关，如《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为DSM）——一本在美国与其他国家中常用来诊断精神疾病的指导手册。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对他人不信任和猜疑，总体倾向于把他人的动机解释为恶意的；将无恶意的谈论当作隐含贬义或威胁意义的批评；在没有足够依据的情况下，总感到自己的人格受到打击和冒犯，且迅速做出愤怒的反应或反击……拥有以上特征的人可以被归为患有偏执型人格障碍。道德感过强，过分迂腐，拘泥于社会习俗，刻板和固执，不合情理地坚持要求他人严格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或者即使允许他人行事也极不情愿……拥有以上特征的人可以被归为患有强迫型人格障碍。尽管精神类疾病在我国的发病率较高，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已经超过了心脏病和癌症，但并非所有中国网民都被精神上的疾病困扰，也并非所有的精神困顿都可以被归为上述两种。

人们转而求解于心理测试，将所有问题归因于性格的偏差。近年来，话题“MBTI”在新浪微博的阅读次数达16亿，抖音平台相关播放量超11亿。“你的MBTI是啥”已经成为年轻人社交热身的热门话题。MBTI全称“迈尔斯-布里格斯类型指标”，是美国作家伊莎贝尔·布里格斯·迈尔斯和她的母亲凯瑟琳·库克·布里格斯在20世纪40年代编制的一种人格测试，可以说它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性格测验，并成为企业培训、职业培训的指标。该测试火爆的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契合了人类大脑的加工规律和某些社会心态。也因为人格测试被简单化、娱乐化后，成了一种定义的符号，定义语言、传达等的风格，当碰到那些爱提问、爱争论不休的人，就直接将他们定义为INTJ或者ENFJ。只不过心理学远比人格测试复杂得多，人类的性格类型也远远不止16种，该测试只是体现了某种归因和命名的肆意自由。

任何语言词汇背后都是话语权力的彰显，沃尔夫·莱布尼兹(Wolf Lepenies)指出，自17世纪末以来，人们谈论“自然”（造物主塑造的所有事物，即那些既存的、未经人类理性和技能雕刻的事物）时，言语中总是充斥着攻击性的概念和隐喻。比如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就根本没给人们留下任何想象空间：“自然应该被征服，并尽可能地为人类的利益和便利服务，这远比弃之不顾好得多。”勒内·笛卡尔把理性的进步与对抗自然的一系列胜利相提并论。对此类进步的抵抗经常被用来证明穷人懒散，以及强硬、严格、不留情面的工厂纪律在道德上的必要性。让穷人和不思进取的人工作，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更是一项道德任务。

二 污名标签的力量

并非所有的标签化的行为都是正向的社会肯定。雅各布曾提出“污名-标签”理论框架，认为一系列与刻板印象相关的特征标签的集合构成了污名。由此我们可以得知，污名通过集合标签的方式进行自我呈现，“贴标签行为的实质是社会现状与权力”。

正因为属实害怕被套上“杠精”的“歪帽子”，“非杠勿喷”成为许多人见解的前缀。

污名的概念作用一直持续到现在，而人们对自己可能遭受到的污名化倾向十分敏感，从个体层面，人们会直接拒绝污名化的标签，不愿承担被社会污名化的风险，在众人面前失控。

在此，必须说明的是污名与权力的关系。这是因为：一方面这样的说明使我们的论述和研究对象更具有客观性，以此证明杠精群体并非一种客观存在的群体对象，并非我们所认为的乌合之众，而是更为客观的群体本身，意味着权力关系的转移；另一方面，“杠”也并非一种集体无意识行为，也可以是一种自由自主力量的表达，是新生代挑战权威、自我证明的基础。

正如其本义，杠精的特征之一便是，即便面对不利证据，他依然会倔强到底，以对话者不能理解的方式进行论述，“你这么说，那我偏要那么说”；也就是说，他们重视的不是逻辑本身的对错，而是人与人之间话语权力的对抗。正因为中国人习惯于如此看待争论，拿“杠精”来给人扣帽子的人也越来越多了。这变成了一个很好用的污名化标签，哪怕你其实是想按逻辑来跟人好好讨论，但却仍可能被理解为你只是想进行权力博弈，即你争的不是“理”而是“力”。吊诡之处在于：这种话语看似厌恶杠精，但实际上和抬杠一样，是没有逻辑和不遵循规范的发言，是本能地把对话看作权力对抗。这正可以提醒我们，原有的那种传统，在中国人的意识中渗透到了何等深入的程度。

语言本身具有一种现实的力量，话语争夺其中一个维度就表现在争夺语言词汇上。因为大众文化或主流文化的媒介传播方式是对大众实施通知霸权，所以大众媒体自然也成了话语争夺的角斗场。网络技术为人们构筑了一个众声喧哗的世界，人们可以自由聚集、自由活动，拥有了对公共事务进行评论交流的话语权。但是语言最重要的表征就在于形式和建构符号，每个场域都是权力尤其是话语权力争夺的场所。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力量都集合在网络生态体系中，从热点事件到热点现象，无一不说明对话语权力的草根式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