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通往“契丹”之路——16—17世纪英国人寻找来华海道的经过

《英国16世纪的航海业》中说：“探寻契丹确是冒险家这首长诗的主旨，是数百年航海业的意志。”英国人从15世纪末起就试图寻找一条从海上通往中国的捷径。1500年左右，西欧进入到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西欧人积极走向海外，进行远洋探险和殖民征服，伴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东西方之间的文化、贸易交流开始大量增加，过去处于相对隔绝状态的各地区之间建立起直接的联系，世界开始连为一个整体。在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位于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最早开始航海冒险，因此也占尽先机。1492年，西班牙王室赞助的航海家哥伦布航抵美洲，发现新大陆。1497—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率领船队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从西欧绕非洲到达东方（印度）的航行，开创了东西方之间最短的海上航路。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发现了向西航行通过太平洋到达亚洲的航路，他的船队还完成了人类史上第一次绕全球一周的航行。两个国家很快就走上了殖民征服的道路，并且因为新发现地区的主权归属问题发生冲突。1493年，在罗马教宗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Ⅵ,1492—1503)的仲裁下，以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以西100里格的子午线为分界线，该线以西的一切土地归西班牙，以东的一切土地归葡萄牙。此后，葡萄牙人获得了绕道非洲到东方（印度）去的航路上的所有据点。1514年，葡萄牙还获得教宗列奥十世(Leo Ⅹ, 1513—1521)授予的在亚洲的保教权(Patronatus missionum)。因此，欧洲与中国之间的商业往来和信息交流主要是受到葡萄牙人的控制。西欧的其他国家在海外殖民扩张的道路上相较葡、西两国还是落后的，尤其是英国。其实，早在都铎王朝(1485—1603)亨利七世(Henry Ⅶ,1457—1509)统治时期，英国就已经积极扩展海外殖民地和贸易活动，开始组织向东方的远洋探险，以便与伊比利亚人争夺海上霸权，打破西班牙人对于新世界(New World)的贸易垄断。1496年，亨利七世给热那亚航海家约翰·卡伯特(John Cabot,1450—1499)和他的儿子签发了许可证，命令他们从英国出发，向西航行，寻找一条到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航线。第二年，卡伯特父子从布里斯托尔港出发，向西航行，发现了纽芬兰岛(Newfoundland Island)，又沿着北美的部分海岸进行了考察。嗣后宣告，在亚美利加地方，即自勒布拿多(Labrador)到佛罗里达(Florida)，皆为英国属地。1498年，约翰·卡伯特之子色伯勋(Sebastian Cabot)继续从北美向东部探索，以期找到通往中国之路，但也没有成功。尽管卡伯特探险队已经发现了北美东岸，但由于此时西班牙占据着海上霸权，又依据教皇子午线将美洲及太平洋诸岛划入本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如果想向西航行而不与西班牙发生冲突，只能是寻找一条从北方通往中国和东印度群岛的道路。主要就是走西北航道(The Northwest Passage)，即沿北美北部海岸穿过加拿大北极群岛，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穿过北冰洋）的海路。而沿挪威和西伯利亚北极海岸的东线被称作东北航道(The Northeast Passage)。1508年，色伯勋再次航行去寻找一条西北航道，但未获成功。

1520年，麦哲伦率船队首次通过南美洲大陆最南端和火地岛、克拉伦斯岛、圣伊内斯岛合围而成的海峡，进入太平洋。后人为了纪念他的贡献，把这段海峡称为麦哲伦海峡(Strait of Magellan)，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这条海峡都是大西洋与太平洋之间的唯一通道，并且由西班牙人所控制。在当时欧洲人的眼中，海峡南岸的火地岛是一个南方大陆的北端，也没有其他路径可以西航。英国人只能继续寻找通往东方的北部航道。

1530年左右，布里斯托尔商人罗伯特·索尼(Robert Thorne)和地理学家罗杰·巴洛(Roger Barlow)向亨利八世提出直接穿过北极到达中国的计划，但没有引起国王的兴趣。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1547—1553)，一群英格兰商人于1551年组建了一家名为“前往新世界的商人与探险家公司”(The Company of Merchant Adventurers to New Lands)，采取股份制，当时掌政的诺森伯兰公爵(John Dudley,1stDuke of Northumberland,1504—1553)是主要赞助人。公司最初的成员包括理查·钱斯勒爵士(Sir.Richard Chancellor,1521? —1556)、色伯勋、休·威洛比爵士（Sir Hugh Willoughby, 1554年逝世）等航海家。他们计划探索一条通往中国的东北航道，来开拓英格兰的羊毛纺织市场。此举虽未成功，却建立了与俄罗斯之间长期的贸易关系。公司于1553年注册，虽然资本只有6000英镑，但却是英国的首家特许公司（1555年），并改组成为“莫斯科公司”（Muscovy Company或Russian Company），垄断了1555年至1698年间英国和俄罗斯之间的贸易，直到现在依然作为慈善组织存在。1553年5月10日，休·威洛比作为指挥官，率领三艘探险舰船沿挪威海岸航行，钱斯勒担任首席领航员和副指挥官。但是航行不顺，威洛比带领的两艘船迷失方向，在折返时于科拉半岛遭遇严寒，被困海岸，最终无一生还。钱斯勒所搭乘的“幸运爱德华号”(Edward Bonaventure)虽然遭遇风暴，但却幸运地找到白海的入口，在俄罗斯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附近登陆。沙皇伊凡四世（即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闻讯后将钱斯勒等人请至莫斯科宫廷。当时俄罗斯尚未取得波罗的海出海口，海上贸易的利益皆被瑞典、波兰立陶宛联邦、汉萨同盟等强权所控制。钱斯勒认为俄罗斯市场值得开拓，英格兰的羊毛可以交换俄罗斯的毛皮和其他商品。沙皇愿意赋予英格兰商人进入俄罗斯白海港口的贸易特权。钱斯勒于1554年夏季返抵英格兰，他的支持者诺森伯兰公爵已被玛丽一世女王处决，但钱斯勒未受追究。1555年，新改组的“莫斯科公司”派遣其重回白海，他在俄罗斯待了一年，组织贸易，同时研究通往中国的路线。1556年7月，钱斯勒启程返国，并与俄罗斯第一任驻英格兰大使奥西普·涅佩亚(Osip Nepeya)偕行。但船队在挪威海岸遇到风暴，钱斯勒搭乘的“幸运爱德华号”在暴风中失散，他本人也不幸丧命。涅佩亚却历经艰难于1557年2月抵达伦敦，作为首位访英的使节受到热烈欢迎，他在英国期间以及回程的费用都由莫斯科公司支付。玛丽一世赋予俄商在英自由贸易权，减免税费（海关税除外）等特权。1557年5月，涅佩亚返俄，回程船队由莫斯科公司的代表安东尼·詹金森（Anthony Jenkinson,1529—1610或1611）指挥。虽然已经建立了对俄罗斯的贸易，但莫斯科公司的商人们并没有忘记建立与中国之间商业联系的最初目标。1556年，另一个探险队被派往白海以东海域探险，但到达瓦伊加赫岛（the island of Vaigach，俄罗斯北部沿海）后，由于航行条件危险，被迫掉头返回。正是由于这次海上任务的失败，导致人们对探索东部陆路航线的兴趣更加浓厚。1558年，詹金森在获得伊凡四世允许后，率队沿着伏尔加河向南旅行，经过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等新被俄国征服地区，在穿越里海后继续向东南行，在钦察草原上的诺盖汗国旅行了几个月，在沙漠中击退土匪后抵达中亚的布哈拉（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在那里他得知从布哈拉到北京大约有九个月的路程。在和平时期，曾有中国商队到这里来进行贸易。但是由于詹金森来之前，那一带发生了战争，中国商队就不去了。所以此次想与中国商人进行直接贸易的尝试没有实现，不过却打通了到波斯的商路。詹金森一行于1559年回到莫斯科，次年返回英国。在此次旅行中，他还绘制了一张俄罗斯和鞑靼的一些领土的地图，不过图中也有错误，比如认为咸海是里海的一个海湾。他的地图后来被收入到著名的奥特里乌斯地图集《寰宇全图》（Ortelius'atlas Theatrum orbis terrarum，又译作《地球大观》，该地图集被认为是世界首部现代地图集）中。此后，詹金森也一直积极参与寻找通往中国航道的活动。1565年，他向女王指出了寻找一条通往中国的东北航道是可取的。1576年，他又成为三委员之一（其他两人为William Winter和Michael Lock），筹备考虑弗罗比舍第二次航行所需的一切东西。

在16世纪下半叶伊丽莎白一世女王统治时期(1558—1603)，英国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宗教改革成果巩固，击败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挫败了天主教徒的阴谋，一个统一、繁荣的英格兰逐渐成为西欧的大国，海外扩张的势头进一步上升。著名的中英关系史学家普里查德(Earl H.Pritchard)指出：“英国人民在伊丽莎白时代也许比18世纪中叶之前的任何时代都显示出对中国更大的兴趣。文艺复兴的冒险精神、国内的经济发展、香料贸易的可能性以及个人获取利益和荣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在英国人当中产生了一种探索马可·波罗曾经到过的那块神奇、陌生的土地及其财富的欲望。”

据说在1562年，航海家约翰·霍金斯(John Hawkins,1532—1595)率领船队东航，寻找中国。中途因风受阻，停泊在非洲海岸。他在非洲贩运黑奴到西印度群岛，开贩奴先河。

1573年，威廉·伯恩(William Bourne, ? —1583)发表《论海上霸权》(ARegiment of the Sea)一书，这是英国第一部关于航海的著作。该书的1580年版提出从英国到中国的五条可能的线路：其一，取道好望角，由葡萄牙人开辟；其二，取道麦哲伦海峡；其三，西北航道；其四，途经俄罗斯的东北和北部航道；其五，北极航道，很可能通过北极。实际上，前面两条航道已经分别被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垄断，而鉴于此前多次探寻东北航道失败的经历，实际上只有西北航道可供英国人尝试。航海家汉弗莱·吉尔伯特爵士（Sir Humphrey Gilbert，约1539—1583）是西北航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566年冬，他和支持东北航道的安东尼·詹金森（曾航行到俄罗斯，穿越俄罗斯到达里海）在伊丽莎白女王面前就极地航线(polar routes)的关键问题进行辩论。吉尔伯特宣称，北极附近的天空因为持续的雾气而变得非常黑暗，没人能够看得清，无法指挥船只、指引方向。吉尔伯特的主张赢得了支持，伦敦商人迈克尔·洛克（Michael Lok或Michael Locke,1532—1621）在1576年主导筹备了一支由著名的航海家兼海盗马丁·弗罗比舍爵士（Sir Martin Frobisher,1535或1539—1594）率领的探险队，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伊丽莎白女王也对他们的探险活动加以鼓励，让人带话，表示“喜欢他们的作为”，当船队于6月7日在布莱克沃尔(Blackwall)起锚沿着泰晤士河顺流而下时，女王从格林威治宫的窗户向船只挥手致意，鸣炮敬礼，人群欢呼。不过结果让人失望，探险队只到达了巴芬岛(Baffin Island)，弗罗比舍带着当地的黑石作为发现新土地的证据回到英国。洛克找到侨居伦敦的意大利炼金术士乔瓦尼·巴蒂斯塔·阿涅洛(Giovanni Battista Agnello)检测，后者称矿石含金，洛克将这一消息写信密告女王，又利用评估结果来劝说投资者为下一次航行融资。伦敦的商人们认为可以找到黄金并继续寻找通往中国的航道，于是在1577年组建了“中国公司”（The Cathay Company或The Company of Kataia），准备进行更大规模的探险。连女王都将200吨的皇家海军舰艇“艾德号”（Aid或Ayde）借给了（一说为卖掉）中国公司，并投资了1000英镑。可是，弗罗比舍在1577年第二次探险和1578年第三次探险都失败了，他没有找到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采集回来的大量黑石后来经过化验，被证明是一种毫无价值的角闪石。中国公司因此遭受巨大损失，洛克也数次被送进债务人监狱。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英国和其劲敌西班牙展开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斗争。当时的西班牙垄断了美洲殖民地的贸易，控制了美洲与西欧之间的制海权，西班牙还是一个对于天主教具有狂热信仰的国家，与信奉国教的英国之间存在宗教分歧。因此，从16世纪60年代开始，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英国海盗常常在大西洋上劫掠从美洲载运金银回国的西班牙船只，以此作为打击西班牙的手段。其中以德雷克和霍金斯这对表兄弟作为代表性的海盗，被称为“皇家海盗”，因为他们都得到了女王的默许甚至鼓励，拿到了官方授权的劫掠许可证(Letter of Marque and Reprisal)。

1577年12月，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率领五艘船启程前往太平洋探险。1578年9月，船队进入麦哲伦海峡遭遇风暴，只有德雷克的旗舰“鹈鹕号”(Pelican)通过了海峡，为了纪念此事，他将船改名为“金鹿号”(Golden Hind)。德雷克在这次航行中还发现了一段位于南美洲智利合恩角与南极洲南设得兰群岛之间的海峡，连接着南大西洋与南太平洋，是世界上最宽的海峡，但由于海相恶劣，最后并没有航经该海峡。不过后人依然用发现者的名字来命名它，即“德雷克海峡”(Drake Passage)。德雷克进入太平洋后扬帆北上，在南美洲西海岸一路抢掠西班牙人的船只，又继续沿着墨西哥西海岸和美国西海岸向北航行。在离巴拿马不远的海面上俘获一艘西班牙商船，上面有两个领航人和各种各样的航海图。这两个领航人被新西班牙总督派到巴拿马，目的是要引一个西班牙官吏到菲律宾去。德雷克在获得这两个领航人和航海图后，能够更加顺利地横渡太平洋。在危地马拉海岸又劫掠了一艘满载中国丝绸和瓷器的西班牙船只。德雷克于1579年底到达摩嘉鹿群岛，在底那丹岛(Ternate)上见到一位自称Pavsaos的中国人，那人自称来自中国安徽省(Paghia)，出身洪武家族(Hombu)，这个家族在中国已经连续统治11代，长达200年的时间。当时的国王万历(Bonog)是在兄长从马上摔死后登基的，为第12代。那人说自己的年龄是22岁，家中有母亲、妻子和一个儿子。因为被人诬以重罪，即将被处死时，万历皇帝准许他流亡海外，等等。他建议德雷克率探险队到中国去一趟，他本人愿为向导。并说如果这样，估计自己回国后能得到皇帝重赏。德雷克犹豫了一番最终没有答应，那人只得失望而去。此后，德雷克船队继续西行，绕过好望角，于1580年回到英国，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环球航行。

英国人继续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同样是在1580年，莫斯科公司派出亚瑟·庇特(Arthur Pet)和查尔斯·杰克曼(Charles Jackman)继续寻找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他们组成探险队，驾驶两艘商船从伦敦出发寻找中国，计划在马可·波罗所说的“行在”（Quinsay，即杭州）度过冬天，再去日本。但是此次航行又失败了。1582年，伊丽莎白一世给吉尔伯特一份文书，准许他探寻通往中国的西北航道。同年，中国公司进行了最后一次寻找通往中国航道的尝试，探险队由爱德华·芬顿(Edward Fenton, ? —1603)负责指挥，目的是绕过好望角航行至摩鹿加群岛和中国，他还被指示在不妨碍贸易活动的情况下获得任何有关西北航道的知识。不过舰队只航行到巴西海岸就遇到了强大的西班牙舰队，被迫回航，还损失了一艘船。1583年，航海家约翰·戴维斯(John Davis,1550—1605)向女王的秘书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Francis Walsingham)建议寻找西北航道。1585年，沃尔辛厄姆赞助了他的探险。戴维斯沿着弗罗比舍的路线到达格林兰岛，绕过法韦尔角(Cape Farewell)，向西只到达巴芬岛。此后1586年、1587年两次探寻都没有成功。

英国多次尝试从北方寻找通往中国的航道都以失败告终，有些人也开始尝试从陆路抵达中国。1583年2月，约翰·纽伯瑞(John Newberry)、拉尔夫·费奇(Ralph Fitch)、威廉·利兹(William Leedes)和詹姆士·斯托利(James Story)等商人乘坐“虎号”(the Tiger)前往叙利亚，再转陆路东行。他们还带着两封伊丽莎白女王分别致印度莫卧儿皇帝阿克巴（Akbar，或Echebar king of Cambaya）和中国皇帝(King of China)的信件。4月抵达的黎波里(Tripoli)，从陆上到阿勒颇(Aleppo)、巴士拉(Basra)，再到霍尔木兹（即忽鲁谟斯），在那里被葡萄牙人发现而逮捕，后被送到果阿(Goa)，一段时间后幸得耶稣会士交涉才被开释。他们去了印度北方的阿格拉(Agra), 还宣称在1585年的夏天觐见了阿克巴。商人们在这里分道扬镳，纽伯瑞不知所终，但是费奇却一度游历了孟加拉、缅甸、马六甲等地，在途中遇到很多中国人，对他们的习俗很感兴趣，直至1591年4月才返回英国。他后来向兰彻斯特提供了有关印度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费奇的这段冒险经历在英国流传很久，莎士比亚在1606年的戏剧《麦克白》(Macbeth)中还写到此事，剧中一个女巫提到某个水手的妻子，说：“她的丈夫是‘虎号’的船长，到阿勒颇去了。”

德雷克环球航行的成功也鼓舞了更多的英国冒险家。航海家托马斯·卡文迪什(Thomas Cavendish,1560—1592)决定追随德雷克爵士，突袭西班牙在太平洋的港口和船只，环游世界。1586年7月，他乘坐“欲望号”(Desire)带领另外两艘船从普利茅斯港出发，渡过麦哲伦海峡，在巴哈半岛圣卢卡斯角附近俘获了一艘600吨重的马尼拉大帆船(The Manila Galleon)“圣安娜号”(Santa Ana)。在被俘的船员中，卡文迪什挑选了两名日本水手(Christopher and Cosmas)、三名来自马尼拉的仆人（其中一人为黑人），一名熟悉中国的葡萄牙人(Nicholas Roderigo)和一名西班牙领航员(Alonso de Valladolid)与他继续同行。其中那位葡萄牙人曾经到过中国和日本，从他手里还获得了一幅大而详细的中国地图。卡文迪什率领船队跨越太平洋，于1587年初抵达菲律宾群岛。他在这里打听到一些中国和日本的情况，还袭击了西班牙在伊洛伊洛定居地的首府阿雷瓦洛，这也是英国首次入侵菲律宾海域。他甚至想将菲律宾群岛从西班牙人手里夺过来，作为英国对华贸易的基地。卡文迪什船队后来沿着德雷克所航行的线路，经过摩鹿加群岛，绕过好望角，于1588年9月回到英国普利茅斯。

1588年7月，英国海军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海上力量。此后，伊丽莎白一世改变防御政策，积极反对西班牙商业霸权与海上霸权，逐步夺得了大西洋航线的控制权，为向美洲扩张开辟了道路。同时，英国再也不用顾忌西班牙（包括1580年被兼并的葡萄牙）对于通往远东航道的控制和贸易的垄断了。

1591年，劫掠船船长詹姆士·兰彻斯特(James Lancaster,1554—1618)率船队绕过非洲南端的塔布尔湾（又译作“桌湾”, Table Bay），船行至马来半岛，于6月到达槟榔屿(Penang)，在这里打劫商船数月，还到达过锡兰等地，后满载胡椒、中国瓷器、丝绸等回到英国。这支由三艘船组成的队伍也是最早前往东印度群岛(The East Indies)的英国探险队。他的这次成功探险也成为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一个动因。

1592—1593年间，卡文迪什和戴维斯两人率船队渡过麦哲伦海峡后，在太平洋上分道扬镳，卡文迪什计划去中国，而戴维斯则要从太平洋上探索北美沿岸是否有通往中国的海峡。不过两人的航行均未能继续而中途折返，卡文迪什死于途中。1593年，约翰·霍金斯之子理查德·霍金斯(Richard Hawkins,1562—1622)驾驶“精致号”(Dainty)西行，意欲前往日本、中国、菲律宾群岛和摩鹿加群岛，但渡过麦哲伦海峡后，仅及南美而返。

1592年，英国舰队在亚速尔群岛附近俘虏了一艘由印度开回欧洲的葡萄牙商船“圣母号”(Madre de Deus), 并且押送回达特茅斯。这艘船在当时堪称巨轮，长50米，重1600吨，可运载900吨货物。有七层甲板，除其他武器外还有三十二门炮，600—700名船员，而货舱里装满来自东方的珠宝、金银币、各种香料、布料更让英国人大开眼界。船上还有一本用拉丁文撰写，于1590年在澳门出版的有关东方国家（包括中国）的书籍，其中还介绍了中国、日本、印度等地贸易的信息，对英人来说尤为珍贵。这些财富进一步激发了英国人参与远东贸易的想法。

1596年，英国商人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en)与托马斯·布罗姆菲尔德(Thomas Bromfield)想要尝试去中国通商，负责此次探险的是本杰明·伍德(Benjamin Wood, ? —1598)，他受罗伯特·达德利爵士(Sir Robert Dudley,1574—1649)委托，率领三艘船途经麦哲伦海峡和菲律宾群岛前往中国。探险队还带去了一封伊丽莎白女王致明朝万历皇帝的信件。以往学者的说法是，女王知道两位商人要去中国，就趁机让伍德作为使臣同去，并且带上自己致中国皇帝的信，由达德利爵士率领此次航行。此种认识显然有误。但伍德没有按计划穿越海峡，而是沿着1591年兰彻斯特所走过的航线东行，一艘船在好望角（一说是在非洲之角）附近沉没，剩下两艘船一路沿着东非海岸航行，穿过印度洋到达印度东部，最终到达马来半岛。在马六甲海峡还曾遭遇一支葡萄牙舰队，在经历8天的激战后，许多英人战死，于是剩下的人都集中到较大的一艘船上，而焚毁了较小的船。1598年，这艘船继续向北驶向中国，却又在缅甸南部的马达班(Martaban)遭遇风暴沉没，最后只有一名法国水手幸存下来。因此，伊丽莎白致中国皇帝的信又未能送达中国。

1598—1600年，约翰·戴维斯在一艘前往东印度探险的荷兰船上担任领航员。这艘船到达位于今天印尼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亚齐(Achin)，这里在当时是马来群岛的贸易中心。戴维斯在亚齐见到了许多中国商人，他也是第一位报告此地情况的英国人。1598年，英国航海家威廉·亚当斯(William Adams,1564—1620)搭乘荷兰人的船只从鹿特丹出发，几经周折，于1600年抵达日本，他是第一位到日本的英国人，受到德川家康的赏识，担任其外交顾问，还被封为武士，获赐姓名“三浦按针”，在日本和英国建立贸易关系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虽然英国人已经可以从伊比利亚人开辟的航线前往东方，但是一些航海家似乎对于西北航道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情结。时值17世纪初，英国人开始在北美东部和附近岛屿建立殖民地，同时借机寻找经北美通往中国的航道。1607—1611年，亨利·哈德逊(Henry Hudson)先后受雇于莫斯科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数次寻找西北航道未果，但却成功勘探了加拿大部分地区，发现了哈德逊湾。1612—1613年，皇家海军指挥官托马斯·巴顿爵士（Sir Thomas Button，约1576—1634）率领两艘军舰去寻找西北航道，无功而返。1612—1619年，威廉·巴芬(William Baffin, 1584—1622)数次探寻，但只到达北美洲东北部的海湾，即以他名字命名的巴芬湾。航海家们在北美东部始终寻找不到可以进入太平洋的航道。

商人们对于寻找西北航道去中国已经没有太多的兴趣了，他们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利用葡萄牙人开辟的那条绕过好望角的航线，来开展对远东地区的贸易。1600年，一个重要的商业组织出现了，这就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又译作不列颠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缩写：BEIC），别名为“约翰公司”(John Company)，它对于东印度贸易的垄断权长达两个世纪。它的成立也预示着英国人的海盗行为将会逐渐让位于正规的商业活动。毕竟，建立起一个合法的、常态化的贸易往来关系要远胜于那种容易引起国际争端、破坏正常商业秩序的劫掠活动。

就这样，英国人用了一百多年的时间来寻找通往“契丹”（中国）的航线，实践着所谓“契丹探险”(Cathay venture)的计划。无畏的航海家们前仆后继，探索东北航道与西北航道，虽然最终都没有成功到达中国，但英国人因此而更加熟悉“契丹”一类的名词了。更重要的是，在航海过程中不断地探索到达之前人类所未知的陆地和岛屿，促进了东西方之间的交流，也为日后不列颠的崛起和殖民扩张做了重要的准备工作。这些探险活动本身也成了西欧地理大发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组成部分。频繁的面向东方的航海活动，层出不穷的新发现不断地刺激着英国商业社会神经，让英国人对远东地区的商业利益充满着憧憬和期待。